20万慰安妇的不幸；泪洗中国
2015-09-16 16:13:43  来源：铁血网  点击：  复制链接

　　20世纪30年代初，日军在其海外的最大基地上海，开始试探性地推行军队的性服务措施。根据联合国关于日本“慰安妇”制度罪行的报告，世界上第一个慰安所始建于1932年初的上海。是年1月，日本海军将虹口地区的“大一沙龙”等4家风俗店指定为海军特别慰安所。在“一·二八”淞沪事变中，日本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与长崎县知事等合作，征募和组织慰安妇团，在吴淞、宝山、庙行和真如等地建立了一批慰安所。慰安妇制度的始作俑者冈村宁次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在以往的战争中并无所谓的慰安妇，我很可耻地承认，我就是慰安妇的创始者。……昭和七年（1932）上海事变时，发生了两三起官兵强奸驻地妇女的事件，作为派遣军副参谋长的我，在经过调查后，只有仿效海军早已实行的征召妓女慰军的做法，向长崎县知事申请征召来华进行性服务的慰安妇团。”与此同时，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也开始在我国东北零星地设置慰安所。

　　日军的慰安妇制度正式确立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开始之后。日本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发出了设置军队慰安所的指示。1938年1月，日军在上海设立“杨家宅娱乐所”，标志着日军慰安妇制度的正式实施。从此，几乎有日军驻扎的地方，就有慰安所，就可以看到慰安妇的身影。日军在中国的慰安所有各种名称，如“皇军慰安所”、“慰安寓”、“娱乐所”、“慰安队”、“慰安团”、“行乐所”、“行乐宫”、“快乐房”、“慰安窑”等，是日军官兵泄欲的场所。1938年底，时任日军第11军司令官的冈村宁次在部队配备慰安妇后指出：“现在的兵团，几乎都有慰安妇团随行，似乎成为兵站的一个分队。”

　　日军在华设立的慰安所达数千个，加上日军据点强征的妇女，日军在华设立的慰安所高达数万个。日军慰安所遍及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山西、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海南、香港、台湾等地。在这些慰安所里，绝大多数都有中国慰安妇的存在。

　　日军侵华时期在上海设立的慰安所至少有83家。杨家宅娱乐所从1938年开业到1945年8月关闭。起初在慰安所里大多为朝鲜妇女和日本妇女。1938年后，这里多为被掳掠来的东北姑娘和上海姑娘，年龄在20岁左右。据当时住在附近的老人回忆，那时几乎每天可以看到穿旗袍的中国姑娘可怜兮兮的身影。该慰安所规定，入场的日本陆军军人、军聘人员应持有慰安所出入许可证并购买入场券进入指定的房间，时间为半小时。日军在上海北四川路开设的“行乐所”内，每间屋子里均躺着一丝不挂的中国女性，她们为苏州、无锡、浦东各地掳掠来的中国良家妇女，共有数百人。1939年开业的海军慰安所“海乃家”在1940年时拥有朝鲜慰安妇10人，日本慰安妇10人，中国慰安妇20人。

　　日军自侵入华北后，也随即开设了大量的慰安所。1938年6月，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冈部直三郎向所属的几十万部队发出了设置慰安所的指示。日军占领古都北平后，有许多日本慰安妇在这里“慰安在华作战受了辛劳的皇军”。日本华北警务部1939年7月1日调查所得，在北平地区的日本“艺妓、娼妓、酌妇”人数为：北京1185人，丰台43人，通州、古北口各21人，南口18人，南苑17人，长辛店15人。北平的慰安妇更多的是被掠来的中国妇女，“宣武门内六部口人民俱乐部的成立，想起来这是进步的组织吧，那里有我们几百个姊妹，‘快乐’地生活着，只有她们的皇军可以自由出入，去一次两角钱，但平均每人每次可以赚到十数元！”

　　天津是日军在华北的重要基地，第一个慰安所“军人俱乐部”设在槐荫里1号。

　　日军在南京开设的慰安所总计60多个。关于日军在南京设立慰安所一事，美国耶鲁大学图书馆所藏贝德士教授的文献中，有一幅1938年的广告写道：“支那美人，兵站指定慰安所，第四日支亲善馆；在秦淮河附近，沿河向前行六百米。”贝德士附记道：“这个特殊的两幅大牌示悬挂在中山北路，距新街口圆环不远；正竖立在一个大的女子学校对面，而宪兵司令部也在附近。” 原侵华士兵东史郎在其战地日记中记述了日军设在南京的慰安所里既有朝鲜妇女也有中国妇女，日军士兵按顺序排队进入慰安所。日军第116师团的工兵曹长证言，在南京他所接触的慰安所中，人数最多的是中国的慰安妇。

　　日军还在南京下关、浦口等地开设了“浪花楼”、“昭和楼”等慰安所。1938年7月汉口出版的《宇宙风》杂志第71期刊登林娜所写的《血泪话金陵》一文指出：“在（南京）城中设立17个慰安所，到外面强迫美貌女同胞做日人的牺牲品。在这些慰安所中，不知道有几万女同胞被蹂躏牺牲了。”1992年初，日本社会党国会议员伊东秀子向新闻界公布的一份史料表明，在侵华日军驻南京部队的第15师团中，约有940名随军慰安妇，其中四成是中国妇女。

　　日军占领武汉后设立的各种慰安所也有60多个。如“大和楼”、“军人会馆”、“菊水”、“新八千代”等慰安所。

　　日军在河南安阳、信阳、洛阳、考城、邓县等地皆设有慰安所。如信阳城内就开设了“日出”、“港馆”、“喜乐”、“金水”、“美好”等慰安所。这些慰安所里充斥着许多中国慰安妇。如邓县县城东河街的一个慰安所，里面全是被日军抓来的中国妇女。

　　日军在安徽省的合肥、安庆、巢县等地也设有慰安所。1943年2月，日第15师团对安徽巢县的从军慰安所进行了检查，共有朝鲜慰安妇11人，中国慰安妇91人。

　　在海南，日军建立了至少62个慰安所。在遍及海南各地的慰安所中，每个慰安所的慰安妇人数少则几人，一般为30多人，多则数以百计。在当时日军占领海南岛的16个县、1个建制市中，仅崖县、昌江县、八所、那大等两县两地日军慰安所的慰安妇人数达1300多人。

　　日军侵占广西柳城后，在县城设立慰安所，长期关禁妇女，供日军奸淫侮辱。在广东阳江设立的慰安所，慰安妇几乎全是中国人，约有三、四十人。她们编了号码，日本人编成小队，轮番挂牌前往。日军在安徽蚌埠、铜陵、凤台、滁县、合肥、芜湖、凤阳等地均设有“慰安所”。1943年2月，日军第15师团对芜湖地区慰安妇每日间的体检数，日本人为32、朝鲜人为26、中国人为39，总共为97人。

　　日军在湖南华容、岳阳等地设有慰安所。1942年，日军占据湖北峰口，设立了专供日军小头目淫乐的“慰安所”。

　　日军侵占山东后建立的慰安所几乎遍及全省，如青岛、曲阜、德州等地均设有慰安所。日军进攻时一路掳掠中国妇女，通过检查妇女的手掌心，如果是农民或劳动者的手，就当场将她当作玩物，然后“卖做慰安妇、有钱人家的小妾或女佣。白手心的女人，就被怀疑为是八路军的人，交给宪兵。经过拷问后，大都被虐杀了。”

　　日军在边远的云南腾冲、龙陵、芒市、拉孟等地设有慰安所，在这些慰安所里被迫充当日军慰安妇的中国妇女既有汉族妇女，也有傣族妇女。1944年2月3日的《新华日报》在“昆明通讯”一栏报道：“敌寇去岁屡次犯我腾北，遭到打击后，大部敌兵都感觉厌战。敌酋无法可想，只得以强拉民间妇女士兵娱乐来提高情绪。在腾城（即腾冲）西华街设立俱乐部一所，由汉奸强拉我妇女同胞14人，凡敌兵入内取乐，每人每时收军票5元，战地负伤者免费。该妇女等不堪蹂躏，忿而自尽。”

　　日军从1940年起，先后在内蒙古铁路沿线建立了若干个慰安所。这里几乎全是中国慰安妇，只有少数是朝鲜妇女和日本妇女。慰安所极其简陋，多是利用中国居民的土房子改建而成，又冷又湿。中国慰安妇被整天关在破屋子里，终日不见阳光，再加上营养不良，很多慰安妇患病死亡。

　　日军在东北各地设立的慰安所中，被迫为其提供性服务的有中国、朝鲜、日本和俄罗斯妇女。

　　日军侵占香港后，在湾仔建立慰安所，此处慰安所建了几百个鳞次栉比的房间，供日军淫乐之用。与此同时，日军在九龙旺角弥敦道原沦智中学内也设了慰安所。

　　日军在台湾的台北、嘉义等地建有慰安所。日本殖民当局在台湾通过中间人（掮客），以欺骗、强制等手段招募慰安妇。掮客中有台湾人、日本人及朝鲜人。他们全由日军选定指派，由日军告诉人数和慰安工作地点。另外，日本军部也通过役场（区公所）在各辖区范围内抽人头，从民家中抽，或以“奉公”的名义抽调台湾女子。役场并用欺骗的方式来鼓励台湾年轻女子，以“军部开的食堂端菜之服务生”、“卖面不卖身的艺旦”或“看护妇”（护士）或到军队去洗衣做饭等名义征召到华南、华北和东南亚各地充当慰安妇，有些妇女则被征募在台湾本岛为日军提供性服务。台湾的原住民妇女则大部份是被日本警察以打扫清洁为名哄骗至军中当慰安妇的。

　　从全面侵华战争以后到日本战败投降，日军强征的台湾慰安妇至少在2000人以上。根据日本外务省档案的不完全记录，日军曾从台北、台南、新竹、高雄、台东、澎湖等地征集台湾妇女到华南、上海、华北等地充当慰安妇。从1938年至1941年送往华南方面的台湾妇女为350名，从1938年至1939年送往上海方面的台湾妇女为53名，从1938年至1939年送往华北方面的台湾妇女为2名。实际上，台湾妇女被征集的数量要大得多，送往的地区也不限于华北、华南和上海，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她们还被送往东南亚日本占领地。

　　1942年6月，21岁的台湾台南人陈锦兰和其他6位姐妹被日军强征到海南岛当“看护妇”，1944年至战争结束，被迫充当“慰安妇”。陈锦兰坚强面对生命，立志活着回去，她说：“当生命中第一个男人（日军士兵）和我如此接近时，我的眼眶充满了泪水。赶紧抓起衣袖把它擦掉，当第二个，第三个……男人在我生命中出现时，我已经坚强的面对生命。1945年9月，我很幸运的搭上了美军开往台湾的第一班舰艇。”

　　日军企图通过建立“合法”的慰安所的方式减少军队中的强奸事件的发生，同时也是为了防止军队中性病的蔓延。这实际上是以整体的国家犯罪来代替军人的个人犯罪。更可恨者，日军居然以此作为提高日军官兵战斗力的一种手段。日本军方首脑强调“军队中的慰安妇，对于鼓舞将士的士气，完成圣战，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武器。”对于日军来说，中国慰安妇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据《远东审判案》备用资料第103册第51章第342页所载，日军情报部大雄一男认为：“用中国女人做慰安妇，会抚慰那些因战败而产生沮丧情绪的士兵，他们在战场上被中国军队打败的心理．在中国慰安妇的身上得到最有效的校正。这种心理作用，惟有中国慰安妇能给我们的士兵产生。她们能鼓舞士兵的精神，能够在中国尽快地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当日本武士道不能支撑崩溃的士兵时，中国慰安妇的肉体却能对复原治疗土兵必胜的信心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能在中国女人身上得到满足，必将能在中国领土上得到满足。占有中国女人．便能滋长占有中国的雄心。我们必须更多秘密地征用中国女人做慰安妇，从精神上和肉体上安慰我们的军人，树立他们必胜的信心。”一个侵华士兵在他的手记中写道：“上级号召士兵们首先要去‘养精蓄锐’。”“没有接触过女人的人，就打不了仗。”“所谓‘养精蓄锐’，就是要去体验女人，我们上陆后，便结队、成群地走向慰安所……为了满足性的欲望，不，为了培养一个像样的杀人部队，使之玩弄一下敌国的女人，那简直算不了什么。”东条英机在1941年10月18日接受美国记者约瑟·道格拉斯采访时，曾就记者所提出的日本是否有秘密强制日军占领区妇女充当随军妓女一事的问题，毫无掩饰地回答说：“我不能否认军队里会出现此种事情，就像你不能否认美国士兵能请假去驻军当地妓院一样。至于看法，我以一个东方人观念看，女人是一种战略物资，并且是对胜利不可缺少的独特营养的战略物资。”

　　二、日本强征中国慰安妇的主要方式

　　在中国战场和占领地，日军通过各种方式强征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这些妇女来自各行各业，她们中有教师、工人、农民、学生、职员、尼姑、修女、店员等。在中国慰安妇中除汉族外，还有黎族、傣族等少数民族。她们沦为慰安妇的时间短则数周，长则达7年之久。侵华日军强征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的主要方式有以下几种：

　　第一，日军以抢掠“花姑娘”的方式直接强掳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

　　在中国占领地公开或秘密抢夺中国良家妇女为慰安妇是日军最常用的手段。日军侵入上海掠捕中国妇女后，即当众“剥掉衣裳，在肩上刺了号码。一面让我们的女同胞羞耻，不能逃跑，一面又充他们的兽欲”。日本记者本多胜一在《进军南京的路上》一文中揭露了日军在镇江掳掠中国妇女设置临时慰安所的罪行：“从各村庄抢来的妇女一齐分给军队，一个女人供15至20人轮奸。在仓库周围，只要是太阳照着的合适场所，用带叶的树枝搭个场子，士兵们拿着盖有中队长图章的所谓‘红券’排好队，脱下兜裆裤等着……。不强奸妇女的军队是不存在的。强奸之后，还把她们杀光了。”

　　日军官兵侵占南京后，大肆抢掠妇女送往慰安所充当慰安妇。李克伦在《沦陷后之南京》中写道：“‘花姑娘’，成群结队的‘花姑娘’被捉到，有的送往上海‘皇军娱乐部’，有的专供敌人长官泄兽欲。”1937年12月16日，日军大尉宫本在给朋友吉川的信中写道：“晚上我们接到命令，让去军需部新建的慰安营接受慰安。”“慰安营是木板搭的简易房子，离下关煤炭不远，里面关押近300名慰安妇。毫无疑问，他们是这次胜利的战利品，也是当地征集的女人。”“待我们集合等待离去时，又有80多名当地女人被押进来，填补有些体力不支的慰安妇位置。”日军劫掠来大量中国妇女后，就会发到各部队临时建立的各慰安所中供日军官兵蹂躏。日军第114 师团的一等兵田所耕三回忆说：“女人是最大的受害者。不管是老的还是年轻的，全部遭殃。从下关把女人装上煤车，送到村庄，然后分给士兵。一个女人供 15—20 人玩弄。士兵们拿着有中队长印章的纸，脱下兜裆布，等着轮到自己。”

　　在扬州，日军占领了繁华的银座街的一幢3层饭店，抢劫了60名当地姑娘，从而设立了城里最大的慰安所。

　　日本战犯铃木启久自供：“我联队来到窠县以后，我命令副官掘尾少佐在窠县县城设置1个慰安所，并抓来20名中国妇女及朝鲜妇女充当慰安妇。窠县位于南京西南约100公里的长江北岸。按照当时日军的通例，都是由联队本部在其驻扎地开办并管理慰安所，有的联队在转移的时候也带着慰安妇一起转移。”他又供称：“按照日本侵略军的惯例，我下令在我团盘踞的5个地方（丰润、沙河镇及另外3个地方）建立了“慰安所”，并抓来60名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

　　日军侵占湖北洪湖新堤、峰口后，将四处抢劫的妇女送进“慰安所”，供日军淫乐。日军第39师师长佐佐真之助承认：“我师在湖北省盘踞期间，当阳县城有1家日本人经营的为日军服务的慰安所，我师支持了这家慰安所的经营活动。该所有10多名中国妇女都是被日军强逼着到那里当慰安妇的。当时，在宜昌和荆门也建立了同样的慰安所。这类的强逼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供日本侵略军蹂躏的重大罪行都是按我的命令犯下的，其罪责也应当由我来负。”

　　1937年10月，日军侵占河南安阳后，掳走妇女两汽车，充作日军慰安妇。1940年4月，日军在河南新乡抓走82名妇女，这些妇女在遭受百般凌辱之后，9名妇女上吊自杀，19名妇女在长时间蹂躏里相继被虐杀和摧残死亡。其余妇女被秘密送往山西大同“慰安营”，供日军发泄兽欲。

　　在湖南湘潭县银田寺驻扎这一带的250多名日军，将20多个青壮年妇女掳入万寿宫中，日夜进行奸淫凌辱，并在这所房子墙上挂着一块“快活林”的木牌。日军第2957部队占领湖南衡阳附近的村庄后，立即抓了两名美貌的十六七岁的少女回兵营，一个一等兵情不自禁地高呼：“从今日起开设慰安所，各位请来光顾。”

　　苏州沦陷后有2000名妇女被掳，无锡有3000名，在杭州有2万名妇女被掳。

　　日军占领芜湖后，公开抢夺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甚至到尼姑庵中抢夺年轻的尼姑，后又在对周边地区扫荡时强抢民女投入慰安所。1938年，日军在太湖县城附近抓到18岁至40岁左右妇女48人，关押在城北西风洞庙内，供日军轮流奸淫。1938年，日军在凤阳强制维持会修建“慰安所”，并在城里城外强抓良家妇女，除两次成批抓去30余名妇女外，零星抓捕妇女之事时有发生，连修道院的一名中国修女也被抓进“慰安所”。凤阳城内有3处“慰安所”，其中两所是强抓中国妇女作“慰安妇”。

　　在云南龙陵，日军命令汉奸维持会为其供应600个姑娘“慰劳皇军”，维持会当事人说，难予照办，日军就四处“扫荡”，将搜到的姑娘先行强奸，然后送往慰安所。

　　九江沦陷后，日军将藏在天主堂内的数十名妇女掳走，全部充作军妓，投入慰安所。

　　日军在江苏盱眙，掳掠妇女1000多人，以铁丝洞穿手掌，押运到日军驻地，供日军官兵淫乐，违者以刺刀剖腹，死者累累。

　　1939年11月，广州日军将拘留于黄德光医院的2000多名妇女编成“姑娘慰劳团”，送往各战场充当慰安妇。

　　1940年初，海南感恩县新街市日军慰安所成立，海口、文昌、嘉积、陵水、那大、临高等县市的40多名年轻貌美的妇女，被强行抽派，送往充当“慰安妇”。日军在海南还以“战地后勤服务”为名，下令横征强掠年轻妇女。1942年陵水县日军据点建成，日军下令汉奸挨村挨寨，强选美女，为其“后勤服务”。祖侾村17岁的陈亚扁等20多名黎族少女，被强征押入军营，长期遭受凌辱。1943年3月间，海南陵水县群英乡光国村黎族少女郑亚才和卓亚娘，被强征掠入抚黎村日军据点，分别为日军官佐“服务”，成为专人“慰安妇”。日军在海南崖县的十几处据点均有二、三十名慰安妇，总计约320人，多为从海南各地抓来的农村妇女。

　　日军第59师团第54旅团第110大队的伍长富岛健司曾回忆亲身经历的掳掠中国妇女为慰安妇的事情。1943年2月，两个小队日军在渤海湾搜索时，发现了8名年轻的中国女子。日军士兵高兴地狂叫：“这回可见到好东西啦，杀了她们太可惜了，这是妇女慰问团。”边说边开始强奸和殴打这些女子。

　　第二，以欺骗手段将中国妇女骗至慰安所充当慰安妇。

　　原日军特务永富博道公开证言：“1937年南京大屠杀期间，我作为日军特务机关的一名成员，专门负责诱拐中国妇女。部队从上海向南京进攻途中，我亲自负责设置了6个慰安所。在沿途，我把一些逃难的中国年轻妇女诱拐到慰安所。”

　　日本老兵东口义一证言占领南京时，他们小队谎称让妇女洗衣服而诱骗10名妇女，将其投入地下室，设立临时慰安所，60名士兵每天对她们进行轮奸，直到军队离开时，才把她们抛弃。 1937年12月 30日，6名妇女被以帮助军官洗衣为名从铜银巷带到城西，结果落入火坑，白天洗衣，晚上充当“慰安妇”，一夜被蹂躏10次到20次。年轻美貌的则达40次。

　　约翰·马吉牧师在致夫人函中讲述了日军欺骗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的情况。“昨天（1938年1月10日）在医院看到一名妇女，被砍了数刀，头都快要掉了。这名妇女同其他四名妇女一起被日本兵从金陵大学抓走，这些日本兵需要一些妇女为他们洗衣裳和服侍他们。据这名妇女说，她们中年轻漂亮些的白天洗衣服，夜晚还要被强奸40次，她本人和其他一些人白天干活，夜晚要被强奸10～20次。有一天，两个日本兵叫她跟他们走，他们把她带到一个空房子里，在那儿他们试图把她的头割下来。她没死真是个奇迹。幸运的是没有割到要害部位。她说伤害她们的人中有一些是军官。”麦卡伦牧师、金陵大学教授史迈士、威尔逊都提到了这件事，可见此事在他们心目中留下多么深的印象。

　　日军经常在占领一地之初，以招工、做饭、洗衣等名义诱骗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日军占领嘉兴、杭州、吴兴及浙西等地后，即以设立工厂招募女工为名，诱骗大批女青年到上海，然后强迫她们充当“慰安妇”。1940年春，武汉的袁竹林等中国妇女被以到旅社充当清洁工为名骗到鄂州充当慰安妇，她们每人分到一个房间，大约七、八平米，里面只有一张床和一个痰盂，从第二天开始她们就被迫“接客”。袁竹林初次“接客”，就足足遭受了10名身强力壮的日本兵的蹂躏。“一天下来，连坐也坐不稳，下身疼痛得像刀割一般。”1942年春，日军方通过香港“合记公司”，以招募赴海南当护士、医务人员为名，先后在广州、香港等地骗招300多名青年妇女，送至海南昌江县石碌铁矿山后，投入石碌日军慰安所。这些妇女最小的仅7岁，最大的20多岁，大部分是女大学生和女中学生。在海南岛，日军经常组织“战地后勤服务队”，他们唆使汉奸张贴广告，鼓吹说服务队的任务是给日军官兵洗衣服，照顾伤员和打扫营房卫生，诱骗妇女参加。甚至到上海、广州和香港等地招聘游说：“海南岛开办大医院，招聘大批姑娘学习当护士和护理，薪水高，到那里去做工有吃有穿，还有大钱寄回家。”于是有不少受骗妇女前来应聘，这些人到海南后，被全部押进慰安所，陷入暗无天日的人间魔窟。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还指出：日军在占领广西桂林期间以设立工厂为名招募女工，如此被招募的女工，被强迫充当日军慰安妇。

　　第三，指使汉奸组织和伪政权设立慰安所，让汉奸充当掳掠中国慰安妇的帮凶。

　　南京陷落时，日军曾指使傀儡组织利用发放良民证之际，扣押数千名妇女，到东北等地充当“慰安妇”。在南京，汉奸、“社会闻人”乔鸿年在日军的驱使下甘为日军走卒，为开设慰安所，3日之内即掳掠300名妇女。乔鸿年先后在南京开设了“上军南部慰安所”，“上军北部慰安所”，“人民慰安所”等。

　　北平沦陷后，直属日伪政府文教部的新民会在日本顾问的策动下“拐骗妇女作慰劳队，组织日军娱乐部”。在天津，汉奸王士海统率的武装别动队负责抢劫、绑架年轻妇女，定期献纳给日本防卫司令部，充当慰安妇。每批约二三十人，以3个星期为期，实行轮换。

　　1937年10月，上海沦陷后，汉奸维持会公然贴出告示，宣称要建一个慰安所，要拉200多名妇女供日军泄欲，他们将中国妇女绳索捆脚，送至设在城隍庙的慰安所。1937年12月，日军第三师团在攻占扬州城后，立即命令当地的治安维持会强制征集了47名中国女性，利用一家叫做“绿杨旅社”的4层木楼开设了军队的慰安所。

　　1938年在芜湖最早开张的“凤宜楼慰安所”内的慰安妇大多是汉奸姬斌在当地软硬兼施多方罗致的。以青帮汉奸任凤昌为首的“芜湖中央治安维持会”在日军的指使下，搜罗当地及从宜兴逃难来的年轻妇女，送到日军兵营，供日军官兵蹂躏。

　　日军侵占安徽蚌埠后，日军通过维持会伪政府的汉奸，在银行仓库等处，设立了“慰安所”，强迫120多名妇女供日寇蹂躏。

　　日军入侵湖南华容时，驻北景港的日军还令维持会设立“筛沽”洋行，将抓来的一批年青妇女编号供他们日夜奸淫，对其中有病者，日军士兵就一脚将她们踢下楼去，共死伤十余人。

　　1939年初，在日军的指使下，山西文水县的伪政权曾张贴布告，“奉皇军谕令”，在各村庄征用20岁左右的“确无病症”而又“颇有姿色者”的妇女。

　　日军占领山东曲阜后，随即指使汉奸设立维持会，规定他们每日必须提供100名妇女充当慰安妇，而且还要逐日轮换。

　　1943年春，日军扫荡江苏益林。益林汉奸、维持会会长等民族败类为了讨好日军，在仁泰庵庄设“军妓院”，从四乡抓来妇女，供日军发泄兽欲。

　　日军占领金门岛后在市区开设慰安所3处，各乡则以驻有人数多少，分别设置，勒令保长按户轮流提供妇女。

　　第四，征集中国妓女充当慰安妇。

　　在大城市，日军机关常常征用现有的妓女来充实其慰安妇的队伍。上海、南京、武汉、广州和天津等地，都有不少妓女被迫加入慰安妇的行列。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就是这些妓女并非自愿去做慰安妇的，她们往往被日军或汉奸政权强征，被迫充当日军的性奴隶，有些没有报酬，有些所得少得可怜。如天津日军防卫司令部为了满足前线部队的要求，强迫中国妓女充当“慰安妇”。1942年5月，日军天津防卫司令部命令伪天津特别市政府警察局，征用妓女前往河南“协助”“大东亚圣战”。警察局于30日指示天津市乐户联合会（即妓业联合会），迅速招募150名妓女去前线“慰劳”日军。1944年5月，日军天津防卫司令部强令天津乐户联合会征集150名体格健壮、年轻美貌的妓女前往河南开封一带“慰安”日军。一时人心惶惶，全市妓女以罢业相抗争。日军派伪警察到妓女家中强行抓捕了80名中国妓女，押送到河南前线去“慰问”日军，其中之痛苦不可名状。直到2个月后才放回，回到天津后，这些妓女不堪回首，从此不再涉足娼业。 1945年 5月天津日本防卫司令部通知天津市警察局：征集100名妓女送往军人俱乐部，交由该部管理人木村点收。这些妇女被征集来充当日军军妓。据木村供称：“该妓女等有家族自由探望，每月八日、二十日宣布为公休日，可以自由出人。他日．必须经木村许可方得外出，以便管理。每妓每月由军部发给白面二袋，有家族者每日另给小米四斤。”

　　第五，以俘虏充当慰安妇。

　　在中国战场，日军很少设立女战俘收容所，女俘虏除部分人经审讯后即被杀死外，其余的大部分被押解到华北、华中的偏僻、荒凉地区和前线充当“慰安妇”，以防止逃跑或与八路军等中国部队取得联系。如中共琼崖纵队第四支队第一大队的炊事员周某某，因下村筹粮被日军俘虏后投入慰安所。当这些女俘虏已不能再做性奴隶时，通常被日军新兵拖到空地上，做刺杀练习胆量的活人靶子。在河北的前线据点中，关押着许多女兵，她们大多是八路军女战士，被俘后被押到据点充当慰安妇。这些地方是日本或朝鲜慰安妇无法到达的情况恶劣的地区。这些据点四周都建有围墙，盖有炮楼，每个炮楼由一个小队左右士兵进行守备。这些被俘女兵的结局是极其悲惨的。

　　1938年，徐州一战中，日本华北方面军第2军独立混成旅第3旅团的小男一雄，将被俘的23名女战俘私自调往日军驻地，“秘密成立随军妓院，供士兵与军官淫乱。”这些女俘虏沦为慰安妇遭日军侮辱，有的便千方百计寻找报仇的机会，慰安所里曾发生中国女战俘刺杀压在她们身上的士兵或者割下敌人的生殖器的事件。因此，日军官兵对充当慰安妇的中国女战俘比较警惕。当这些女俘虏作为性工具没有利用价值时，通常被拖到空地上，作日军新兵练习胆量用的活人靶子。

责任编辑：易庆文 最后更新：2015-09-16 16: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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