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与抗日烽火
2015-04-15 14:07:14  来源：网络  点击：  复制链接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野心由来已久，早在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就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就把灭亡中国、统治亚洲、争霸世界作为国策。在1894年7月开始武力占领朝鲜，8月1日，清朝政府被迫对日宣战，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占领了朝鲜和辽东半岛的大片领土，强迫清政府签定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1900年，日本帝国主义与其它列强一起组成八国联军侵略我国，妄图瓜分中国。清代光绪26年（公元1900年），八国联军进北京后，英国军队从海上进攻山海关，火烧了老龙头附近的澄海楼，把宁海城做了兵营，现在那儿还留着一门大炮，就是英军留下来的。相继法国、德国、日本、俄国军队都在山海关驻军。在1901年9月7日，强迫清朝政府签定了《辛丑条约》，在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下，山海关完全失去了防御能力。1902年日本开始在平、津至山海关驻军。此后，日本与沙皇俄国激烈争夺我国的东北，甚至在1904年爆发了日俄战争。

　　在辛亥革命以后，在外国的支持下，中国开始了军阀混战，在公元1922年、1924年，日本支持的奉系军阀和英国、美国支持的直系军阀在山海关大战。1927年6月，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召开了“东方会议”以后，在向日本天皇提交的题为《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的奏折中就称“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征服，其它如小国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我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显然，灭亡中国的国策已提到具体实施的日程。1931年6月日本军部在制定的《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中正式确定对华“采取军事行动”的方针。此后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就不断在我国东北制造挑衅事件，以制造发动战争的借口。虽然，我国驻东北的部队执行了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忍让”、“不抵抗”的命令。但是，在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帝国主义仍然不宣而战，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在南京政府的不抵抗命令下，中国军队毫无准备，沈阳一夜之间陷于日军手中。此时，蒋介石和南京政府还完全寄希望于国际联盟能主持“公理”进行公正的“裁决”，仍继续执行不抵抗政策，命令我国东北驻军撤至山海关以内。但是，国际联盟不仅默许而且公开袒护日本的侵略行径, 日本侵略者利用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和国际联盟的绥靖政策，于10月又进犯黑龙江省，至1932年2月，日军占领了哈尔滨。仅四个月的时间，日本就占领了中国东北全境，并在1932年3月1日成立了伪“满洲国”。

　　占领全中国，进而占领全亚洲是日本的即定方针，占领东北后继续向华北进犯是其必然，要占领华北，就必须攻破自古就修建在中国北方战略要地上的防线──万里长城。在1933年元旦夜11时，日军开始向东北通往华北的咽喉要道，长城上的重要关口──山海关进攻。 当时，驻守山海关的是东北军爱国将领何柱国的部队，爱国官兵奋起反击，点燃了长城抗日烽火。因南京政府不予支援，守军不过千余，难抵日军凶猛攻势，他们唯一可依赖的是千百年前古人留给他们的城墙，是一个军队为民族、为个人争生存的信念！结果，双方展开了激烈巷战，中国守军第1营、3营将士，与日军坦克、步兵殊死拼杀3昼夜，全部阵亡，实现了他们用血肉之躯再筑长城的豪迈誓言。1月3日山海关失陷，举国震惊，民众哗然。

　　日军占领山海关后，河北北部的蓟镇、宣镇长城防线依然是日军进攻华北威胁和障碍，于是他们的进攻方向转向热河（包括今河北省东北部、辽宁省西南部、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共22个县）、察哈尔省（今张家口地区及内蒙古蒙古族自治区南部与河北省接壤地区）一带，力图先占领长城外侧广大地域，然后再夺取长城防线上的各战略要地，以形成南威逼华北，北占领内蒙古进攻外蒙古进而侵犯苏联的动机战略态势。由于南京政府依然对日执行妥协政策，承德于3月3日失守，中国军队退守义院口、界岭口、青山口、喜峰口、铁门关、罗文峪、冷口、古北口、多伦、张家口等100多个长城关口，战线长达1000多里，中国先后投入总兵力达35万多人。

　　3月5日，日军开始分兵进犯长城各口，遭到中国驻军的顽强抵抗，展开了长达80多天的激烈的阵地争夺战。

　　在喜峰口、潘家口，二十九军将士奋勇御敌，由500壮士组成大刀队于夜间潜登日军阵地，砍毙大量日军，大刀队亦多数壮烈牺牲，仅生还20多人。七个昼夜，日军多次强攻，伤亡达3000多人，终未得逞，不得不暂时后撤。喜峰口一役使日本国内大哗，日本各报刊登了这一惨败的消息，称此役“使日本皇军遭到奇耻大辱”。最恼怒的当属关东军司令武藤信义大将。他在给长城前线指挥官坂本中将电报中训斥道：“喜峰口一役，丧尽皇军威名！”在古北口，中央军关麟征所部二十五师和东北军王以哲部共同抵御日军进攻，经3昼夜的血战，中国军队伤亡达4000多人，退守古北口南五里的南天门，日军为此也付出了2000人伤亡的代价。日军也称此役为“激战中的激战”；在冷口，中国商震部黄光华师也与日军拼死血战，夺回被日军占领的关口阵地。日军占领长城各隘口的目地未能达到。

　　4月初，日军占领滦东后，再次向长城各口发起强攻。经月余浴血战斗，4月11日，由于冷口守军伤亡过大，冷口弃守；冷口的失守，使喜峰口守军腹背受敌，29日奉命撤退；从4月20日深夜，日军开始猛攻古北口以南的南天门中国军队防线，守军黄杰第二师等轮番上阵抵御，与日军血战八昼夜，至26日夜，日军以伤亡5000人的代价迫使守军后撤600米，守军也有3000多将士伤亡。此时，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即不愿战，又不能不战；想和又不能和，继续贯彻“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和“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投降外交。日本侵略者由于在长城沿线受到出乎意料的顽强抵抗，损失惨重；国内发动对华全面战争的准备和国际环境都还不成熟，继续执行“以战促变”、“武力逼和”的方针，以图达到“屈服华北当局”，“促使华中华南分裂”的目的。因此，当长城线上两军激烈战斗时，南京政府与日本侵略者在暗处进行着讨价还价的“交涉”，“交涉”的结果是守卫长城的爱国将士被出卖，长城防线被步步放弃，最后导致在1935年5月31日，南京政府与日本侵略者签定了丧权辱国的城下之盟——“塘沽协定”。这一协定使中国丧失了东四省的主权，使华北的门户洞开。

　　中国共产党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始终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号召发动人民抗日运动，并多次宣言，要求全国各阶层共同进行武装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共产党的正确主张受到了一切抗日民主力量的欢迎，也给国民党军队中要求抗日的官兵指明了联合抗日的方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的民众武装抗日斗争，也在各地曲折的前进，聚集力量，酝酿着新的斗争。

　　正当蒋介石和南京政府与日本侵略者签定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的时候，在察哈尔长城内外却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武装抗日运动。5月26日，国民党的爱国将领冯玉祥和原西北军将领、中国共产党党员吉鸿昌在共产党的帮助下，冯玉祥在长城重镇张家口通电成立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向全国“通电”，痛斥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宣布：“率领志同道合之战士及民众，结成抗日战线，武装保卫察省，进而收复失地，争取中国之独立自由”，号召“全国民众，一致奋起，共驱强寇，保障民族生存，恢复领土完整”。吉鸿昌等爱国将领也通电响应，表示“誓以满腔热血，洒遍疆场，保我河山，复我失地”。同盟军的成立受到了全国各界民众的欢迎和声援，许多爱国将领、蒙古抗日武装、抗日义勇军、工人、学生和其它抗日民众武装纷纷参加同盟军，很快发展到12万多人，大家公推冯玉祥为总司令。

　　6月21日，同盟军在方振武、吉鸿昌将军的率领下分路北上，向日军和伪军发动进攻，至7月1日收复了长城沿线的康保、宝昌、沽源三县城，毙伤日伪军1000多人，使“日军丧胆”。一部分残敌逃往多伦，一部分伪军摄于同盟军的凌励攻势，宣布反正，参加了同盟军。

　　为了不给敌军喘息的机会，同盟军不顾恶劣气候，粮食的困乏, 以高昂的斗志，于7月4日，马不停蹄的分三路直捣多伦，多伦位于滦河上游，扼守蒙古和华北交通要枢，自古是战略要地，有战国、秦、汉、金、各朝修筑的长城在此附近通过，元朝曾在此建上都，明朝初年曾在这里设开平卫，抗日时期，这里是热察两省的孔道，也是察哈尔省的商业重镇，成为日军攻战察哈尔和绥远的战略据点。

　　日本军队侵占热河，进而攻占长城各口以后，立即调派日军主力一千多名，驱策伪军于5月1日侵据多伦。得知同盟军成立的消息后，又调来日军骑兵二千多人及炮兵部队，并令一部分伪军集结在丰宁境内的黄旗一带，日军第八师团全部进驻丰宁，互为犄角。日军还在这一线上构筑了巩固的防御工事，在多伦城内外星罗棋布地筑了许多永久性和半永久性的碉堡，仅炮台就有32座，每一处可能攻城的地方，都被交叉火力严密封锁，决心死守多伦。

　　当同盟军先头部队7月4日迫近多伦时，敌人也在派遣重军再向多伦城增援，几支“精锐”的日伪军，也正从热河围场等地遮天盖地压过来。根据新的敌情变化，吉鸿昌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分兵三路，迅将多伦包围，力求速决。7月7日清晨，向多伦发起进攻。日伪军拼死坚守，经彻夜激战，8日拂晓时已经突破敌人两道外围防线。天亮以后，日军出动飞机、大炮狂轰滥炸，同盟军官兵奋力苦战，直到下午六时，迫敌大部退缩城内。这一天，敌人伤亡惨重，被活捉的有二百九十多名。

　　9日，吉鸿昌率军攻至城下，日军凭借坚固的工事，密集炮火，顽强抵抗，当各支部队刚运动到城下的时刻，敌军密集的炮火，急风暴雨一般倾泻过来，许多战士英勇牺牲。10日夜里，吉鸿昌亲临前线率敢死队奋勇爬城，多次冲锋都被城头敌人密集的炮火打退，敢死队伤亡很大，吉鸿昌也险些被手榴弹击中，攻城终末得手。11日拂晓，同盟军将士再次攻城，日伪军凭借飞机大炮之威力，多次进行疯狂轰炸，日伪守军在地面上紧密配合，城头的炮火异常猛烈，同盟军伤亡较重，敌机刚走，城内伪军趁势扑了过来。鸿昌看见情势危急, 扯掉上衣, 赤裸着肩膀，一手举刀，一手端枪，纵身跳出战壕，高喊一声：“弟兄们，跟我来，杀他个兔崽子！”带头向前冲去。全体官兵看到总指挥这般威武，勇气倍增，奋不顾身冲向敌阵，用大刀血肉相搏。正当同盟军紧迫伪军时，突然从敌阵里闯出一群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日军，同盟军官兵见日本鬼子，分外眼红，挥刀砍去，杀得敌人死伤狼籍。敌人无力抵挡，向后溃退。

　　12日凌晨，同盟军全线总攻。吉鸿昌仍旧赤裸着膀臂，手里提着大刀和手枪，冲向前去。指挥隐伏在战壕里的敢死队员以长竹竿支撑，呼啸着登上城头。在总攻前鸿昌曾经暗中派遣副官带领蒙族战士四十多名，假装伪蒙古军，携械潜入城内。等到同盟军爬上城头，即在城内鸣枪响应，经三个多小时的巷战肉博，日伪残部狼狈逃窜。沦陷72天的多伦，经过五昼夜的苦战，终为同盟军所收复，并乘胜追击，经三个星期的浴血苦战，将日伪赶出察哈尔省全境，收复千里失地。同盟军攻占多伦的战斗，是日军自从发动“九·一八”事变以来遇到的第一个沉重打击。日军损失惨重，中外震惊。

　　当同盟军成立“收复东北四省计划委员会”，准备进一步收复东北和热河失地之时。因同盟军联合共产党坚决抗日，违背了蒋介石和南京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政策和“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投降路线，引起蒋介石及南京政府却极度恐慌。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置民族兴亡、民众意志于不顾，用各种手段，甚至用军事进攻，破坏同盟军的抗日行动，迫使冯玉祥辞职，于8月14日离开抗日前线张家口。8月13日多伦再次失陷，同盟军在日伪军和国民党军队的围攻下，于10月中旬悲壮的失败了。代总司令方振武将军被迫流亡国外，吉鸿昌将军避居天津法租界。1934年被国民党杀害。至此，华北的长城防线被日军控制，华北门户洞开，日军控制了内蒙古东部，西部也已在日军窥视之下。

　　内蒙古自古就是中国北方的战略要地，其境内分布有战国、秦、汉、金、明各朝代的长城，累计长度在2万公里以上，是中国修筑长城的朝代最多，长度最长的地区。在日本侵略者心目中“满蒙”是日本的原料供给地、粮食基地、移民场所、以及商品和资本的输出市场；军事上是日本在亚洲的战略基地和对苏作战的跳板。因此，视其为“生命线”，妄图把它从中国分裂出去，变成第二个“满洲国”──“蒙古国”。

　　为了实施这一战略目标，日本侵略者在1934年至1935年，相继制造了所谓张北、察东、华北事件，强迫南京政府签定了丧权辱国的“秦土协定”、“张松协定”和“何梅协定”，使长城内外的大片领土伦陷，平津已受到严重威胁，分裂中国的华北自治、内蒙独立的阴谋也在紧张的进行。在日本侵略者的策动和扶持下, 1935年11月在河北东部22个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12月份干脆改称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1936年2月蒙古贵族德王（名为德穆楚克栋鲁普，察哈尔部正白旗人，锡林格勒盟副盟长，代理盟长，兼苏尼特右旗扎萨克亲王）和伪军头目李守信成立“察哈尔盟公署”、“蒙古军总司令部”。同年5月12日成立了所谓“蒙古军政府”，德王在成立大会上公开宣称这个政府之成立“是为蒙古建国之前，作好进军之准备，积极从事训民养民，扩充兵力，以谋求在友帮日本帝国的热心帮助下，驱逐党阀，蒙古建国”。日本公然分裂中国，汉奸背叛祖国的行径危及整个中华民族的生存，遭到了全国各界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强烈反对，也为南京政府所不容。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1936年2月20日在内蒙古百灵庙发动了反对德王背叛行径的百灵庙保安队武装暴动，使德王苦心经营多年军事武装趋于瓦解。

　　在日本对傅作义将军的威迫、诱降遭到拒绝之后，就决心武力解决绥远。于1936年8月初，日本帝国主义指使其在内蒙古扶植的傀儡政府先后出兵进攻绥远东部、北部地区。此时，中国共产党已于1935年12月召开了“瓦窑堡会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总方针，在共产党和全国民众的推动下，也为自身统治的利益，国民党政府和晋系军队首领阎锡山在对抗日的态度上，都有不同程度的向积极的方向转变。当时担任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国民党第三十五军军长傅作义，是一位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将领，赞成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相信中国共产党的诚恳态度。毛泽东同志在1936年8月和10月两次致书傅作义将军，呼吁联合抗日，书中说“先生北方领袖，爱国宁肯后人？保卫绥远，保卫西北,保卫华北，先生之责，亦红军，亦全国人民之责也。”这对他也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当遭到日寇、伪军及伪蒙军进攻绥远时，他决心拼死一战，抗击敌寇，毅然率部在明朝长城沿线的兴和、集宁、阳高、天镇布防抗击。11月16日至20日开始了红格尔图战役，击溃了日伪军的进犯，歼敌1000多人，迫使敌人全部退出兴和。红格尔图战役没有进行之时，傅作义将军已作出收复被占领的金朝长城上的战略要地──百灵庙的决定。当红格尔图战役刚刚结束，20日中午，傅作义即作出了奇袭百灵庙的战役布署，军队不顾数日战斗的疲劳，以迅速、隐蔽的集结到百灵庙周围，23日夜10时战役开始到24日9时30分，战斗结束，敌军伤亡800人左右，缴获炮三门、重机枪5挺，步枪400余支、电台3架以及大量的面粉、汽油等物资。绥远军队在打退日伪军反扑之后，立即东进，攻击锡拉木楞庙（也称大庙），12月6日开始进攻，在抗日军队连续胜利的威慑下，伪军纷纷瓦解，阵地反正或投降，顽抗的伪军大部被歼灭，27名日军军官全部被歼，至12月19日，汉奸王英的“大汉义勇军”彻底覆灭。这次绥远抗战，历时五个多月，前后歼灭和瓦解伪军一个步兵师、两个步兵旅和两个骑兵旅，收复了百灵庙、锡拉木楞庙等金、明两朝长城上的战略要地，肃清了绥远境内的日伪军，挫败了妄图建立“蒙古帝国”和其西侵绥远、宁夏、南下山西、华北的战略阴谋；同时也大大鼓舞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推动全国抗日阵线的更快形成。毛泽东主席对绥远抗战给予高度的评价，称为“全国抗战之先声”，“四万万人闻之，神为之王，气为之壮”。

　　自1935年起，国共两党为开始通过各种途径进行接触，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国共两党都在不断调整自己的策略和立场。1936年5月5日中共中央发布《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通电正式放弃了反蒋抗日的口号，第一次公开把蒋介石作为联合对象。1936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致中国国民党书》，对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宣言和蒋介石报告中的若干转变表示了诚恳的欢迎；同时希望国民党的政策能有彻底的改变，实现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组成坚固的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9月1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

　　1936年12月12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在共产党努力和多方面因素的作用下，西安事变得到了和平解决，这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它迫使蒋介石下令实现停止了对红军的进攻。基本上结束了反共的十年内战，对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准备了必要的条件，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

　　1937年2月15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南京召开。在这次会议上，由于国内形势的变化和国民党内部爱国人士的努力，通过的宣言和决议案表明国民党内外政策有了明显的改变，成为国民党最高当局由内战“剿共”、对日妥协，向和平、抗日转变的重要标志。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七·七”事变，全国人民和爱国的中国军队及各派政治势力纷纷发表政治主张，为保卫祖国而战。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就发出号召全民族团结抗战的通电，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

　　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国共两党的合作，7月中旬至9月下旬，由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与国民党就国共合作抗日问题进行了谈判。双方在南京进行的谈判主要围绕红军改编、两党合作形式和陕甘宁边区改制问题进行。并就红军改编和设立八路军总指挥部等问题达成协议。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公布红军改编的命令，将西北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命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参谋长叶剑英，副参谋长左权，政治部主任任弼时，副主任邓小平。下辖第115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第120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肖克；第129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全军4.5万人。8月下旬至9月初，三个师即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开赴直接对日作战的战场。在9月22日，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9月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表示国共两党合作抗日。至此，以国共两党合作为主体的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于1937年8月22至25日，在陕北洛川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会议指出，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是实行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克服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会议决定：人民军队实行战略转变，即由过去的正规军和运动战，转变为游击军和游击战；人民军队的基本任务，是创造抗日根据地，牵制消灭敌人，配合友军作战（主要是战略配合）；人民军队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在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1937年8月上旬，国民党政府也在南京召开国防会议，商议抗战大计。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等及各地方实力派代表也应邀参加会议。会议决定以军事委员会作为抗战最高统帅部，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何应钦为参谋总长；讨论并制定了持久消耗战的对日作战的战略方针，也就是采取以保守城市和战略要点为主要目标的阵地防御战；并将全国划分为五个战区，调整人民军队的部署，调集大量兵力，从华北到华东、华中，形成了正面战场的防御体系。

　　山西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从历史上看，谁能控制山西，即可控制华北，谁能占领晋冀，即能进取中原。

　　1937年7月30日，日军占领了平津后，进军的矛头就指向了内蒙和山西。9月初，日本侵略军兵分三路在华北展开全面进攻。一路以一个半师团的兵力沿津浦路南犯；第二路以一个师团的兵力沿平汉路南犯；第三路以三个师团的兵力沿平绥路东段、同浦路北段向山西进犯。第三路是其主攻方向，又分左右两翼：右翼一个派遣兵团和两个混成旅团占领明朝长城上的重镇大同后，准备出山阴县进犯长城名关雁门关；左翼第五师团集结怀来、宣化，分两路西进，一路经蔚县、广灵前进，一路经怀安、阳原向浑源进击，企图突破长城险关平型关与大同之敌会师雁门关。这两路日军总的目的是，由晋北打开通路，占领战略要地，攻占山西省会太原，以大迂回的动作，迫使国民党的军队撤退，达到不战而占领华北的目的。

　　1937年9月，在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亲自率领下，沿平绥铁路南进的日军派遣兵团配合板垣第5师团等部，首先扑向察哈尔。

　　一部日军沿平绥铁路向北京北郊，扼守平绥铁路咽喉的长城隘口南口、八达岭发起攻击。当时驻守南口的汤恩伯所部第13军，将士们凭险抵抗，以血肉之驱和手榴弹与敌坦克死拼，血战八天八夜，双方伤亡惨重，但日军仍不能突破防线。日军前线最高指挥官板垣征四郎感叹道“13军毕竟是支那军的精锐，皇军在南口遭到了顽强的抵抗。”

　　与此同时，中国方面增派卫立煌的第14兵团，17日，傅作义又率部增援南口。这时，东条英机率察哈尔兵团从张北出击，威胁张家口，并攻陷了长城神武台和坎诺次。20日傅作义只好回师驰援张家口，24日南口失守，汤伯恩奉命突围，傅作义也在张家口失利后被迫撤退。27日，东条英机率部攻占了张家口，接着，沿平绥线西进，9月13日攻陷大同。后于10月14日占领绥远，17日攻占了包头，很快控制了内蒙、河北、山西北部长城上的战略要地，进迫山西。

　　山西长城上的军事重镇大同失陷后，晋北门户洞开。10月初，日军发动以攻占太原为目标的作战。日军参战总兵力14万，由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统帅，以板恒征四郎指挥第五、第一、第十二师团等部、袭击繁峙、代县，径奔忻县；另以一部为东路，沿平汉路、正太路攻击娘子关，策应北路之敌，分进合击太原，开始了忻口战役（也称太原会战）。

　　1937年10月的忻口战役，是国共两党在军事合作上的一个重要战例。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开赴山西抗日前线以后，毛泽东电告在西安的周恩来，要他即赴太原会见阎锡山，商量八路军入晋后的活动地区、作战配合原则、指挥关系和补充计划等事宜，并与阎锡山、傅作义、卫立煌等冀察晋绥四省军政人员开诚晤谈，利用八路军新到，给他们壮胆打气，促使其努力抗战。

　　周恩来到前方会晤了国民党中央军和晋绥军队的将领以及其他要员。阎锡山为了“守土保疆”，愿意联共抗日，同意八路军的作战原则，派员协助八路军要求活动的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并决定给八路军补充物品。1937年9月初，平绥线上的战略要地先后失守，日军长驱直入。为挽回晋北局势，阎锡山准备在忻口地区与日军会战，希望八路军与之配合。

　　为了配合国民党部队的忻口会战，1937年9月初，八路军第115师奉命利用平型关一带的险要地势，给进攻平型关的日军进行伏击。平型关又名瓶形关，距山西省灵丘县城65公里，是滹沱河谷地与拒马河谷地通道之间的门户，介于紫荆关与雁门关的交通线上，为历代戍守重地。从平型关至灵丘之间有一条谷道──乔沟，两侧山势极为险要。

　　9月23日，聂荣臻率徐海东率领的344旅经五台山向东沿山间小路穿过龙泉关，从阜平北的丁家庄插到平型关东南的上寨村，并与林彪会合。战役布署是：23日独立团和骑兵营向灵丘、涞源、广灵地区开进，以牵制的阻滞增援之敌；第115师主力343旅的两个团主攻、344旅的一个团到平型关北面断敌退路；一个团作师的预备队，配置在平型关东的长城村。独立团于24日在灵丘与涞源之间的腰站与日军打了遭遇战，毙敌300多名。

　　二十四日白天已有日军可能于二十五日通过平型关的征兆，傍晚，又收到了阎锡山部队送来的“出击计划”，说他们将担任正面防御和堵截。林彪与聂荣臻命令三四三旅当晚二十四时出发进入白崖台一线埋伏阵地，三四四旅跟进。由于大雨，山洪下来，344旅只过去一个多团（687团）杨得志、陈正湘率领的685团、李天佑、杨勇率领的686团和344旅的687团乘夜幕冒着大雨埋伏在平型关至东河南镇（平型关东）约十多里长的沟道通路东南的山地上，同时又派一支部队迅速穿过沟道通路，占领东河南镇以北的一个高地，以便切断日军的退路，形成两面夹击的态势。师指挥所设在沟东南边的一个小山头上。9月25日5时左右，日军第5师日军板垣师团第21旅团由百余辆汽车和200余辆大车组成的辎重车队，后卫部队共4000余人进入埋击地带。清晨7时，下达了攻击命令，115师设伏部队突然发起猛攻，首先用火力杀伤敌人。接着，将日军分割包围后近战接敌，各个歼灭。经过半天的激烈战斗，一部分日军被歼，一部分向东跑池逃跑，由于原定在东跑池阻击日军的阎锡山部队没有按预定计划作战，傍晚，这股逃窜日军突破阎锡山部队的团城口防线逃跑。清查战场，此次战役，消灭日军1000余人，摧毁汽车100多辆，大车二百余辆，缴获九二式步兵炮一门，炮弹两千多发，机枪二十余挺，步枪千余支，战马50多匹及其它许多武器辎重，还缴获了一批日军作战用的地图和文书。此战，八路军利用平型关的险要地形，成功地伏击了日军精锐部队，这是抗日战争开始后中国军队的第一个大胜仗。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它唤起了全国人民和军队的抗战热情和胜利信念。对忻口会战产生积极的影响，正如国民党老同盟会会员，当时的第二战区战地动员委员会主任续范亭先生曾著文说“忻口战役敌人未敢贸然深入，我军士气高涨，未尝不是平型关歼灭战的影响。”

　　八路军在平型关的胜利，使国民党军队为之振备。阎锡山、卫立煌等人决心抗日，周恩来应邀参与了作战计划的研究，协调八路军与友军共同作战。为了打好这次战役，阎锡山调集了28万兵力，在忻口地区进行抵御；周恩来经中共中央同意，携带电台随阎锡山行动，以便及时协调八路军配合。

责任编辑：石江鹏 最后更新：2015-04-15 14:1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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