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八”淞沪抗日战争和上海市民义勇军
2016-05-13 15:32:35  来源：中国青年网 作者：颜杰  点击：  复制链接

　　（一）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的“淞沪抗日战争”，距今已有五十多年了。对于六十岁以下的朋友们来说，这已经成为往昔的故事。但在当时“一·二八事变”却是震憾帝国主义列强世界、激励弱小中华民族的空前重大事件。现在，和平民主，繁荣幸福的新中国，已屹立于现代国际社会。对于炎黄子孙来说，祖国的繁荣昌盛、欣欣向荣、蒸蒸日上无不感到无比的光荣、兴奋、骄傲。同时人们永不会忘记新中国所走过艰难的里程的历史，这里让我们重温辛亥革命以来，特别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无数革命先烈和千千万万革命人民流血牺牲、振救中华的一段史实，它对于当今的“龙的传人”不无俾益。　

　　最近，在上海市档案馆发现了珍藏已五十年的，王屏南先生所著的“上海市民义勇军经厉史”，现在重新出版，命我作序。作为当年在王屏南先生部下一名小兵的我，愿将自己亲身经厉，编写成的“一·二八淞沪抗日战争和上海市民义勇军”一文，聊允代序，并求教于社会贤达。　

　　屏南先生的“上海市民义勇军经厉史”是一本实事纪录。因此，可以当作一部史料来读，也可当作一篇报告文学来看。　

　　(二)　

　　“一·二八”淞沪抗日战争和上海市民义勇军。　

　　一八六八年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国内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很快形成了军事帝国主义，积极向外进行侵略扩张，它于一八七九年吞并了琉球(群岛)王国，一八九五年侵占我国台湾省，一九一零年吞并了友邦朝鲜。然后于一九二七年秘密制订了“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的侵略政策。经过短短四年时间的筹划，日本帝国主义趁着蒋介石反动政府集结重兵“围剿”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根据地之际，于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出兵进攻沈阳。由于蒋介石抱着“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对日军采取“绝对不抵抗”主义，命令东北军张学良部队撤至山海关以南。因此，一夜之间把东北大好河山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拱手让给了日寇，铁蹄之下的千百万东北人民(同胞)陷入惨无人道，水深火热之中，这就是中国抗战史上著名的“九·一八”事变。　

　　日本帝国主义在我国东北轻易得手之后，豁难填，旋即于翌年一九三二年一月廿八日又向上海进行挑衅。我十九路军爱国将士在全国人民要求抗日激励下，不顾蒋介石不准抵抗的命令，奋起抗战。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市工人举行罢工，动员各界人士大力支援十九路军淞沪抗战，这就是我国全民性的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第一个战役――抗日史上著名的“一·二八”事变。　

　　在“一·二八”淞沪抗日战争中，有一支人民武装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协助十九路军，奋战于杨子江和黄浦江口的宝山县沿海前线，虽然人数不多，但却沉着勇敢，藐视强大的日本战舰和登陆部队，拒之于十里海滩之外，用生命和鲜血固守阵地，使敌人始终不能靠岸，败退而去。这支人民武装就是当年的“上海市民义勇军”。本文作者少年时参加了这支武装的成立、训练、作战和被国民党政府勒令解散的全部经历，现就亲身见闻追记如下。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激于抗日义愤的上海市各界人士，在国民党反动政府、上海租界各帝国使者的阻挠压迫下，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正义影响和推动，由上海市商会、上海市民联合会等社会团体出面，成立了“上海抗日救国委员会”等爱国组织。中共中央发表“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号召人民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而斗争。但蒋介石却在南京市国民党党员会上发表演讲，说日本侵占东三省事件，全国人民大众应“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本文作者按，实即等待帝国主义列强来宰割)，这时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沪市罢工、罢市、抵制仇(日)货，群众集会、示威游行等抗日活动汹涌澎湃。上海抗日救国会成立了“救国义勇军委员会”全市工厂、商店、学校、街道等有志之士踊跃参加义勇军的业余训练、经冬不断，并曾在南市公共体育场举行检阅宣誓。我那时在虹口舟山路胜达呢绒厂当学徒工，时年十五岁，是参加义勇军业余训练的最年轻队员之一。　

　　东北三省沦陷之后，日寇继续攻占热河，窥伺平津。为了策应筹建“满洲国”和对华北的进犯，日寇悍然出动海军及其陆战队，继之以大队陆军进攻上海。　

　　在日本侵略者一再借故挑衅、提出蛮横要求、国民党政府被迫无条件接受之际，驻沪日寇仍按原定密谋，于一九三二年一月廿八日晚十一时突然向我淞沪线的天通庵站、宝兴路、宝山路发动了攻击。我十九路军在上海市人民大众直接鼓励下，不顾国民党反动派的阻挠，奋起反抗，我国现代抗日斗争史上著名的“一·二八”淞沪抗战就这样开始了！　

　　这时，上海抗日救国会(由市民联合会、市商会等团体组成)的义勇军委员会召开了临时紧急会议，公推该会负责人王屏南律师等三人，持公函至十九路军军部蔡廷锴军长处请缨杀敌救国，蔡军长介绍他们到正在闸北前线与敌激战的七十八师一百五十六旅旅长翁照垣处接洽，翁旅长指定丘国珍参某主任和丘秋星副官主任为上海市民义勇军觅一集合地点，于是义勇军委员会发出紧急通知，号召志愿参加上前线抗日杀敌者速到南京路西藏路口新世界国货商场内报到，我等即应征前往，至二月一日，先后报到的约有二百人随即分赴闸北平江公所待编。丘参谋主任认为义勇军同志虽然经过去冬短时期的业余军事训练、但未经实习作战，不便即赴前线，故决定开赴大场进行实地训练。于是已报到的人员编队开赴大场，但在行进途中与敌遭遇，队伍被打乱冲散，到达大场宝华寺驻地时，只剩下五十来人了，尔后又有不少志士相继奔集而来，至二月四日人数已达二百四十余名。随即由一百五十六旅司令部发给步枪六十四支，子弹一万二千发，正式成立了上海市民义勇军第一大队，大队长王屏南，第一连长李楷，第二连长王海清，其余编为补充排，这此队员多数是青年工人，其次为店员，学生，也有个别归国华侨青年。　

　　大队长王屏南律师，一八九三年出生，祖籍山西移居福建，家境贫寒，少年来沪谋生，自学成材，毕业于上海法政大学，即以律师为业，受当时民主革命影响，在此国家民族危亡之际，自誓仿效岳武穆，投笔从戎，以身许国，是一位具有民族革命进步思想的爱国主义者。他为人热心正直，严肃谨直，与队员们共甘苦，以义勇军事业的成败为己任，在前线战斗中表现沉着坚定，以身作则，因此受到大家的爱戴和尊重，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把二百几十名来自各方的志士们始终团结一致，形成一支坚强的生力军。　

　　大场宝华寺离前线不远，敌我交战的枪炮声清晰可闻，日夜不断。寺内大雄宝殿分为左右两廊，左为义勇军的食堂兼课室，右为队员宿营处；东厢房是大队部办公室，东厢以东有小花园，草木亭榭，整洁雅致，园东有宽约二丈的水沟，通向寺后水池，沟东为环寺之墙，侧旁修了战壕，墙外即是竹园和田野，由此东南行约四、五华里便是前线。　

　　由于离前线近，敌机常来临空扫射和投弹，我方没有防空火器，所以军民伤亡，房屋被毁，日有多起。为此，义勇军的训练改为日出之前及日落之后，抓紧进行。　

　　时值早春二月，严寒料峭，朔风刮过，冰冷澈骨。一场操练下来，经过起倒跪卧，跌打滚爬，不仅满身泥尘，而且遍体寒霜，许多队员手足冻裂，耳鼻红肿，但没人唉声叹气，大家只有一颗赤热的抗日爱国之心，满腔的誓死御侮之志。因而，虽然军衣单薄难挡寒冷，轻絮作被，稻草为褥，一日两餐，青菜米粥，照例东方未白而起，黄昏过后再练，每日三操二讲，白天讲课，头上有敌机轰炸，地下有敌军炮击，在这样困难严峻的条件下，义勇军的全体队员巍然不动，身愈苦而志愈坚，始终情绪饱满，斗志昂扬。

　　当时义勇军的供给情况和生活条件十分艰苦，由于国民党反动政府根本不想抵御外侮，处处同十九路军刁难，它在军事上不给援兵，政治上暗中向日寇屈膝求和，经济上不给一切补给。因此，十九路军本身尚且依靠全国人民的支持，特别是上海各界人士的直接捐助。而义勇军则更不必说了。为此，大队长王屏南通过上海市商会和市民联合会等团体的关系，求取援助，于是米菜被服之类得以供应，不致于冻饿而废于训练；医药方面亦是向上海市人民募捐而来。军队给养虽然不足，生活艰苦，但大家依然过得活泼愉快，常在日暮之时举行一些娱乐活动，如歌咏、讲故事、捉迷藏、武术表演等，队员中有人知道大队长会拳术，要他表演了“武当四金刚”和“柔术五龙手”，博得大家喝采鼓掌，于是有一技之长的队员，也纷纷起来表演自己拿手的一套玩艺，大家一时浸沉于团结欢乐之中，顿时忘掉了一切疲劳与困苦。　

　　经过短时间的基本操练之后，为适应实战，开始了“掘壕”作业，主要是帮助十九路军工兵继续挖掘尚未完成的工事作为实习，于是对营地附近的壕沟缺漏加以修补及扩充，我军上下齐心协力，颇有收获。敌机察觉我军掘壕筑垒、频频前来扫射和轰炸，我们则趁机练习防空知识和动作，意外地增添了一项新的军事实习科目。　

　　义勇军志士皆为抗日杀敌而来，他们之中多数人本来有职业、有家室、有老少；一不为官，二不为财，没有薪响，自愿义务服役。如今在前线附近，每日皆耳闻目睹敌寇狂轰滥炸，招致人民群众家破人亡，陈尸野外，莫不义愤填胸，怒火万丈，因而心急如焚，迫切要求参加杀敌。有一位南洋归国的华侨青年，每天一早天未亮就起床，在草坪上面对大树而立，以两掌内侧下边交替猛力砍树，直至出汗力衰方止，每日不断，渐见皮肉红肿，掌内瘀血，不以为苦。有人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练就一手铁掌的功夫，以便与敌人肉搏时应用”。象他这样作各种苦练的队员还有多人，足见志士们保家卫国的壮志和决心。　

　　二月二十日晚九时，我上海市民义勇军奉命开赴嘉定城防线，接替那里开赴前线的驻军。十时半由大场出发，有枪者荷枪负弹，无枪者各持大刀或梭镖(即红缨枪)等，行军锅灶由大家轮流抬，如此整队而行。天上月亮被黑漆漆的乌云遮住，星光也特别的暗淡，犬吠四闻，全体队员秩序井然，严肃急行，真有“卸枚疾走”之概。这是我部成立后的第一次夜行军，对于义务的业余军人和城市青年来说，也算是一次考验了。经过六个多钟的急行军，于第二天清晨五时到达嘉定县城，即驻入“启良学校”内，该校建筑颇佳，有假山池沼，亭台楼阁，花草树木，课堂舍宇宽敞，校内外各有操场。我们到了这里，视察布岗完毕，其余队员全部休息待命。　

　　说实在，当接到换防接替的命令时，队员们的情绪有些波动，都说我们要求上前线杀敌，如今反而向西后退下几十里，思想有些想不通，经一番分析，认识到既然有原驻部队开赴前方，要我们来接防，也就等于加强了前线的军事力量；再从地理上看，嘉定是四通八达的交通“要隘”，于是大家明白了自己肩负的重担，昼夜巡逻，维持治安，谨防变故，保障了前方的安全。　

　　前线，从闸北、江湾、庙行、蕴草滨到吴淞、宝山，敌我战事十分激烈，全线吃紧。我十九路军英勇顽强，二十多天来，日寇屡攻屡败，死伤甚众，始终不能前进一步。敌军不得不屡易主帅，急速增兵。敌军有先进的武器、飞机、大炮、军舰，我军基本上使用步枪、机枪及手榴弹。敌我军事力量悬殊，但我十九路军有全国人民及上海人民的直接支援，更坚强了全体将士为中华民族争生存的浩气，他们舍身取义，前仆后继，众志成城。　

　　一个星期过去了，二月二十七日上午，我部奉命开赴宝山前线参战。这是义勇军再三请求杀敌雪侮的好消息，大家磨拳擦掌，精神焕发，午饭后，我部整装出发，健步如飞，下午四时许即抵达宝山城内。大队部设于贫民教养院，第二连连部驻于魁星阁，我所在的第二连三排第九班，则住在城墙东门内侧的民房中。　

　　宝山县城处于杨子江口和黄浦江口的汇合处，由此南行十余里为吴淞重镇，扼人沪水路交通之咽喉；西去十来里为狮子林要塞，万里长江上游之门户；两地原来都设有炮台，但因历届政府腐败透顶，不修国防，因此只余废炮及弱兵，要塞徒有其名，形同虚设。　

　　宝山城廓很小，对穿不过一、二里，方圆不过五、六里；东门外约百米即为海滩，漫斜伸向海中，涨潮时海水也不一定能到达岸边，退潮后海滩露出一、二里浅水涉行可远去二、三里。城东南有土岗伸向黄浦江口，下有石塘即防波堤，城西北是一片树林。　

　　我部进驻宝山城后，大队长即率第一连长李楷、第二连长王海清，参谋余绍棠，副官林镇城、李向恒等人，由原驻军十九路军机枪连长赖作梁陪同下，观察海岸沿线和四郊各处的地形及军事形势。海雾迷漫之中，阴霾密布的深处，依稀可见日本侵略者军舰及战船，列队驻泊的及往来窜动的甚多，杀气腾腾，犹如凶豺恶狼，虎视眈眈。细问向导，据说昔日英国兵舰入侵上海时，是由宝山城东南隅防波堤附近登陆。波堤由石块筑成，但年久失修，已被潮水冲溃，变为水藻乱石堆。赖连长说此处是日寇登陆的要点，故埋有九颗地雷，分成三路引爆线，必要时可杀伤、阻击登陆之敌。交割完毕，赖连长即率机枪连急赴吴淞增援，仅留下半排步枪兵，计十八名战士防守东门外海堤。这里原由十九路军七十八师一百五十六旅第四团第三营加上机枪连驻守，现因吴淞吃紧，需要大量增兵，所以防守宝山城防的艰巨任务就由上海市民义勇军来承担。

　　这时城内只留下一些贫老残弱，无处可去的乡亲，入黑前我部通告大家闭门熄灯，实行军事戒严，只凭“口令”通行。即夜我们摸黑修补工事，布岗设哨，守护海岸，严加戒备。　

　　我所在的第二连第三排第九班全员十二人，任务是坚守城墙的东门，这里是全城凸向“两江”会合处的钝角，面对茫茫大海，门外即东南海岸，是我主要防线阵地；东门由粗铁棍编成栅栏铸成，左右两扇，门外是护城河，很窄，上有吊桥；护城河至海岸约百米内筑成战壕，掩蔽体等工事。门里边我班驻守处挖了防空窖，上盖铁板，设有交通沟通向门口岗位的护身堡。附近民房，就临时作为我班作息饮炊之处。　

　　到达宝山的第二天，二月廿八日上午八时，翁照垣旅长从吴淞给我大队长王屏南打来电话说：“现在宝山就交给你部防守，责任重大，望义勇军全体志士，为国效劳，全力以赴。”当晚旅部派军需员麦贤运送八箱手榴弹来，每箱五十颗计有四百颗。这种手榴弹是“香瓜型”全钢壳，表面如龟纹，黑色，很笨重，内装炸药，上有撞针以保险栓锁住，使用时抽出保险栓用力甩出去，即着物爆炸，杀伤力大，在当时算是近战中最有力的利器了。因为它外形如龟，所以同志们打趣地说：“大家好好带着，必要时送给日本侵略者当点心吃”。我们领到手榴弹后，即刻进行投掷训练，找些份量大致相等的铁球来练习，一时热情倍增，劲头更足了。　

　　二月廿九日拂晓，前哨从望远镜中见到驻迫于近处的敌舰由三艘增至五艘，新增两艘吨位较大，疑为主力舰，恐有向我阵组织进攻之势，当即报告大队长勘实，转告吴淞翁旅长。为了更好地打好守卫战，旅部答复说：“请你们来吴淞商议。”大队长王屏南即率副官林城镇去旅司令部开会，去吴淞途中，经过炮台湾，中国公学，同济医科学院等处，直至镇内，到处是弹孔炸洞，断垣残壁，道路阻塞，市镇荡平，一阵阵焦味扑鼻而来，往日热闹非常的市镇如今杳无人迹，一片？凉之情由然而生，这些足证日寇穷凶极恶，灭绝人性。　

　　入镇后见到战壕内十九路军战士们精神抖擞，严阵以待，令人肃然起敬，旅司令部设在镇西南一村庄后的竹林里，在值班参谋张君燮的引导下，来到竹林中，移开木箱，显出一条隧道，侧身而下进入丁字形的地窖内，这就是临时旅司令部。经过介绍敌我形势，最后议定：“义勇军应坚守宝山，与吴淞成犄角之势，阻敌登陆；至于增兵的要求，因一百五十六旅只来两个团，任务很重，自身兵力尚感不足，难以抽出士兵，希望义勇军勉为其难，善自为之。”于是大队长和林副官急回宝山，路上时有敌机扫射，及敌炮轰炸，回到宝山已是黄昏。　

　　傍晚，敌舰忽然发炮五响，击中宝山城鼓楼及南门关帝庙(大队部在庙的左边)，民房亦被毁不少，硝烟四起，还好城内十室九空，没有伤亡报告也未击中我防守阵地。　

　　这时军需官陈留青自嘉定押送军粮来到，也报告说罗店与宝山途中，敌舰炮弹落于粮车附近，粮队同志们险些遭难。　

　　前哨报告敌舰正在移动，由崇明方面驶来小火轮三艘，民船三十余只，集结在海岸阵前。这时旅部来电说：据侦察报告，宝山县境内发现青色烟火，必是敌方奸细所放的信号。综合形势分析，敌人正进行火力侦察及组织力量，估计敌人将向我阵发动攻击。大队长王屏南即召集连、排长以上军官紧急开会商议对策，布署兵力，直至深夜一时。　

　　翌日拂晓，即三月一日清晨，“一·二八”淞沪抗战关键性的一天来到了。　

　　黎明微雾，观察哨报告正面海中敌舰突然增至十五艘，正在移动。我全体官兵立即进入阵地，大家怒发冲冠，瞪目而视，弹上膛，刀出鞘，准备血战。雾中敌舰列成一字长蛇阵，旁有小火轮及民船百余只，正蠕动编排，似在组织进攻力量。我部与吴淞旅部保持联络，互相报告敌人调动情况。中午，敌舰开进吴淞口者有六艘，开往浏河者两艘，尾随商船两艘。其余七艘留在原处，舰首对准宝山，摆成横条一字形，炮口对准我阵地前沿；小火轮十余艘、民船百余只，渐渐迫近宝山岸边；仰视天空，廿四架敌机蜂鸣而至。大战开始了！　

　　下午四点钟。霎时间，敌舰炮击，敌机轰炸，敌船扫射，犹如山崩地裂，电闪雷鸣，震耳欲聋。　

　　我义勇军们沉着屏息，握步枪者频频瞄准；握手榴弹者准备拔栓甩出；持大刀、棱镖者紧握把手；守地雷导火线者按机待命；几百道复仇报国的目光一齐射向敌寇。　

　　此时，我军宝山阵地上只有我上海市民义勇军二百一十四人，步枪六十四支，子弹一万二千发，手榴弹四百颗，地雷九个，其余是大刀及梭镖，外加十九路军战士十八名。但面对着的敌人无论是数量、质量、武器都大大超过我方几十倍，加上战舰、飞机、大炮等。敌众我寡，优劣之势十分清楚。　

　　战士们深深感到肩负着祖国同胞的重托和上海市人民的希望。想到国家民族的存亡荣辱，大家同仇敌忾，那里还顾得上个人的生死安危？这就是我们敢于和强大敌人进行斗争的伟大精神力量。　

　　果然，在枪炮、炸弹的交响乐中，敌人开始进攻了，三艘满载精锐日寇步兵的小火轮向岸边冲来，尾随民船五、六十艘，蜂拥般迫近我阵地，敌人在其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东南隅石塘展开了猛烈的进攻。　

　　我军为节省弹药，在敌人进入我步枪有效射击范围时才下令开火，几阵子排枪齐发敌人纷纷应声落水。我第一连长李楷，枪法精良，专打敌人小火轮的司机，一枪一个，可真称得上“神枪手”了，于是由另外两个战士给他装子弹，他用三支步枪轮流射击，专打敌人的要害。这样的神射加上排子枪，打得敌人船队东倒西歪，阵势大乱。狡猾的敌军几次改变队形，组织抢滩都未得逞。　

　　敌人军舰虽大，但水浅不能靠岸，无法施展其优势，只是频频开炮助威。在当时，登陆必须依靠步兵，步兵不能登岸，阵地在我手中，敌寇就无可奈何。就这样激战了一个多小时，我部籍着战壕及掩体工事使日寇始终不能前进一步，敌方伤亡甚众，以不得逞而掉转头退去，准备组织第二次进攻。　

　　顿时，象我这样十五、六岁的几个义勇军小兵，天真幼稚，竟高兴得在战壕里手舞足蹈，大声叫好，以示庆祝，这时是下午五点多钟。在激战中我军也受了一些创伤。大队长表扬了战士们沉着应战，英勇杀敌，又能保护自己少受伤亡，打败敌寇，并下令抓紧时间整顿及修补前沿阵地，准备顽敌再度进犯。义勇军们不顾战后疲劳，积极做好阵地修整，准备着第二次恶战。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三个小时后，旅部传来“立即从宝山撤退”的命令。这似一盆冷水从头直浇到脚底，弄得大家目瞪口呆，群情大哗。都说：“我们以险、勇取胜，以生命及鲜血守卫宝山，挫败了敌寇的凶焰。为什么反而要后退，把阵地让给敌人，放弃要隘宝山城？”大队长再以电话请示旅部，要求说明原因，但回答乃是斩钉截铁的一句话：“快走为要！”无可奈何，义勇军们只得拖着十分沉重的脚步，怀着强烈不满的心情，依依不舍地从宝山县城南门撤出，向嘉定退去。“鸿鹄参天飞，展翅频回首！”留下的乡亲父老，难免要惨遭倭寇的残酷蹂踏，“士有壮志兮难酬！”(捍卫祖国)，这是谁的罪责？！　

　　深夜，阴云遮月。耳闻蕴藻滨前线枪炮声剧烈；遥望南天，大场那边火光四起。我们行至罗店途中，退兵如潮，互相探问，方知十九路军与第五军全线总退却，难怪刚才旅部要我们快走，否则我义勇军将与前线凸出部宝山城一起陷敌重围。　

　　原来，日本侵略军自挑起血战迄今，猛攻月余，死伤甚众，已三易主帅，增兵数万，一筹莫展。因此穷凶极恶，改派白川义则大将军为司令，率两个师团和特混舰队来沪，于三月一日向我发动全线进攻。但在闸北、江湾一线遭我阻遏，吴淞、宝山亦强攻不下，于是分从水路向西，在太仓县浏河镇七丫口登陆，迂回包抄，使我腹背受敌。　

　　国民党反动政府本来就无意抗日救国，对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事变拱手送掉东北三省一事，不但不作悔改，更一方面对十九路军的抵抗采取阻扰牵制，另一方面偷偷摸摸向日本侵略者屈膝求和。蒋介石为此就曾“手谕”蔡廷楷将军，胡说什么“其勇可嘉，其事必败，千万不可行！”因此我抗日将士在前线浴血奋战，而民族败类蒋介石、汪精卫、何应钦等则仰敌鼻息，有求必应，步步退让，媚外卖国，致使日军在我后方登陆，轻易得手，把美好的祖国江山让给了侵略者。国民党反动派用心之阴险、罪无可逭！　

　　我义勇军全体战士于次日(三月二日)拂晓到达嘉定城内，启良学校已由旅司令部占用，即移驻于关帝庙和粮仓内。　

　　清晨，尾随而至的敌机冲破了宁静的上空，不久又恣意在城内及东门一带投下炸弹多枚，我军民死伤颇多，房屋着火被毁不少。形势十分危急！我部接到指示要于傍晚开赴方泰镇西传村待命，但因我部在宝山奉命伧促撤退，军粮未及带出，故急至旅部请领，可是毫无所得，大军刚撤至嘉定城，粮草未及跟上，仅获发给步枪五十支，子弹一万发。这时敌机炸弹正投中我义勇军驻地粮仓，将东边房屋震塌，炸伤压伤我队员数人，城内各处伤亡不断增加。　

　　大队长王屏南和连长李楷、王海清、参谋余绍棠等人避入西侧竹林，商议伙食问题及行军计划。　

　　及晚，消息传来说旅司令部已经西行，嘉定城将成为空城。我部急切造饭，米少人多，大家将就吃了一点，于七时整队开拔。黑夜茫茫，星光全无。队员们跌倒摔伤、落水者众，加上受弹伤的队员，大家相扶而行，不能自己行动的如龚觉生等，因不见救护队，更无民夫可雇，只得由大家交替抬着走，一路探询西传村无人知晓，行至外岗镇，大家腹中饥饿，蒙当地保安团煮焦饭(俗称“锅巴”)以饷，再细问路经，方知已经迷途，与旅部失去联络。不得已唯有继续前行，天亮时抵安定火车站，早饭亦由保安团及热心人士捐给。　

　　大队部聚众商议，欲在安定筑壕据守，但既无命令又无后援，二百多人口粮亦成问题，此非良策；若西行，但去何地也无把握；不如南行至松江，再定目的地。另一方面，也可回沪筹备接济，解决给养问题。主意已定，即雇船从水路走，路过青浦县时又得保安团及公安局赠给饼干数十包权作充饥，当晚，我们就在舟行中渡过。　

　　三月四日上午到达松江县城，驻扎于西门外超果寺，伤者即由县政府给予医治，同时县政府答应供给十天的米菜，并得补充一些衣服，更得到民众的搞劳。于是义勇军们经过几天的激战和行军的疲劳得到休整，士气高昂，抗日救国意志更坚。于是，我们一方面派人到上海去筹募粮食，一方面组织人员上街头游行宣传，到学校、剧院等公共场所进行演讲，宣传抗日救国，劝告抵制仇货(日货)，反对对日妥协，要求收复失地！这时，有志之士来松江参加我义勇军的又有百余人，即将他们编为第三连，加紧训练。同时经过多方联系，得知旅部已撤至苏州以东的唯亭，四月五日王屏南大队长赴唯亭谒翁旅长。“宝山若非你部坚守，”翁旅长以感激的目光望着大队长，继续说：“倘若日寇登陆成功，我旅腹背受敌，必被包围撤不出来，后果不堪设想。”接着王队长报告了失散经过，并把我义勇军要求杀敌救国、收复失地的迫切心情告诉旅部，翁旅长沉思了良久，说道：“这个问题事关全局，当转报蔡军长和将(光鼐)总指挥裁决。”　

　　四月九日我部奉命赶赴唯亭归队，义勇军行至嘉善时，天色已晚，宿于腾空的粮库，这粮库蝎子很多，闹得大家整夜难以合眼，第二天清晨登船由内河经嘉兴、苏州等地到达唯亭报到，这时我义勇军已有三个连共三百一十八人。　

　　先后到达唯亭报到的还有大学义勇军和铁血军，于是由上海市民义勇军、大学义勇军和铁血军组成“三部义勇军联席会议”共同制订训练计划，三位大队长轮流“值星”以及开会时轮流担任会主席。　

　　我部在唯亭驻扎期间，做了以下几件大事：　

　　(一)参加修建大操场，在唯亭镇南端，占地约二十亩。并于洋澄湖畔建筑土垒，供实习射击之用。旅部则派迫击炮、机枪、手提机枪等利器来参加教练。　

　　(二)综合群众要求，经联席会议讨论通过，向蔡廷锴军长、蒋光鼐总指挥陈述理由，提出反攻建议。　

　　(三)上海市民义勇军出版油印小报《民力报》，宣传抗日救国，激励军心。不料此举与政府停战议和之旨不合，为上峰所忌，《民力报》刊至第七期即被“劝告”停止，并派人把张贴墙上的《民力报》尽行涮去，因此引起大家极度的不满，人心开始浮动。旅部对这一情况甚为注意，翁照垣旅长特于四月廿六日上午五时在大操场单独召集上海市民义勇军训话，语中谓“我有哭不得、笑不得、说不得之苦衷，”并说“诸君之间有欲回上海的，可先回去。”这样一来，大家有愤懑的，有失望的，有欲另谋他途的，当天就有六十五人办妥离队手续回上海，旅部闻讯大惊，以为他们是擅自往前线杀敌去了，事关重大，即派专人来查看明白方才息事。　

　　四月三十日，七十八师一百五十六旅旅长翁照垣奉上峰命令，改编上海市民义勇军为十九路军随营学生义勇军第二大队，以王屏南任中校大队长，但该部给养仍得自筹。改编上海大学义勇军为第一大队，以彭培亮任中校大队长，改编铁血军为第三大队，以戴天人任中校大队长。　

　　两天后，旅部召集三个大队军官开会，讨论义勇军给养供给困难一事，最后宣布第一、第三两个大队的供给发至半个月即五月十五日截止，能自给者留，不能自给者去。这时第二大队长王屏南中校表示先捐白米一百包，并自告奋勇愿回上海向各界人士筹粮。　

　　五月五日，国民党反动政府对日屈膝求和，妥协签署了“淞沪停战协定”规定中国不得在上海驻兵。　

　　五月十二日蔡廷锴军长来唯亭检阅义勇军并训话，在临走时说：“各部义勇军的军容都很好，我们救国杀敌的机会很多，大家在这时要特别注意研究军事学识，练习军事技术，准备将来需要时用上，愿大家努力。”蔡军长就这样结果了训话，但人们心里都明白身为一军之长，而“言不达意”足见其自有苦衷！　

　　五月十八日各部义勇军奉命开往无锡，分别驻于惠泉山麓烧香滨畔各姓宗祠，我大队设于薜家祠堂里。蒋介石把我们义勇军调到无锡惠山，并不是想要进行培训，准备继续抗日救国，而是怕我们这伙拿枪的青年人“闹事”，破坏了他们对日“求和”的计划。所以先改编为“随营学生义勇军”加以麻痹，接着调离前线另作处治。　

　　不出所料，过了几天传来消息，十九路军即将调往福建参加蒋介石指挥的对中国工农红军进行第四次军事“围剿”。他们对侵略者屈膝求和，反而把枪口对准自己同胞――中国人，可算是丧尽天良！　

　　六月九日“随营学生义勇军”被上缴了所有的枪支弹药，翌日又匆匆忙忙地在无锡社桥头(地名)江苏省立民众教育学院举行十九路军随营学生义勇军“毕业典礼，”接着宣告解散。就这样一场轰轰烈烈伸张民族正义、保家卫国的淞沪抗战，被国民党反动派彻底葬送了。　

　　上海市民义勇军，参加实战的人数不过两百余名，从自愿组成，直至被迫解散不过四个月零几天，虽然这支队伍被解散了，但他们在强大敌人的枪林弹雨中不怕艰苦，不顾安危，发扬了中华民族浩然正气和爱国主义的伟大精神，在我国抵卫外侮的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一支抗战队伍被勒令解散了，但千千万万的爱国人士，对国家民族的危机，怀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大无畏气慨，他们从各种不同的途径继续着艰苦漫长的抗战，写下了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　

　　蒋介石(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汪精卫(国民政府行政院长)、何应钦(国民政府军政部长)等一帮民族败类，出卖国家、出卖人民，屈膝于帝国主义，他们“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对外如兔，对内如狼”的反动政策，使中国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众所周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在中国土地上“抢光”“杀光”“烧光”灭绝人性的残忍手段，从此中国的美好江山大多被轰炸、破坏、烧毁；中国的天然资源、人民的财产被掠夺一空；中国人民的生命被视为草芥，被杀死的、被折磨的、妇女被强奸后杀死的、被饿死的以及被当作活把刺死的等等数不尽数……日寇在中国犯下了滔天的罪行！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中国共产党团结全国人民，经过曲折的斗争过程，小米加步枪，艰苦抗战了八年，赶走了日本侵略者！　

　　今天，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然我们没有忘记中国所走过的艰难岁月。去年(一九八三年)日本篡改第二次世界大战侵略的历史，引起了受害国家的公愤，一致谴责，在各地还有示威游行，集会及罢买日货运动，在强大的反对之下，日本政府一方面不得不假惺惺表示再度签订修改的历史教科书等，而另一方面却依然推卸责任，态度恶劣。　

　　其实近年来日本国内右翼势力抬头，修改历史课本只不过是其中之一，在电影方面同样如此，于去年八月(一九八三年八月)，日本全国上映《大日本帝国》，鼓吹军国主义，为日本战犯涂脂抹粉。难道日本军国主义又再度复活？

责任编辑：何青龙 最后更新：2016-05-13 15:4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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