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发奎与两广抗战(下)
2016-04-22 15:30:29  来源：《南方都市报》 作者：左双文  点击：  复制链接

　　桂南会战指挥失利

　　进攻粤北的日军主力西调后，桂南再度吃紧。1940年1月7日，蒋介石令张发奎将广东西江、东江、北江地区的指挥权移交余汉谋，转而指挥桂南。张发奎对取消其广东地区指挥实权的这一安排颇感失意，而白崇禧、陈诚、李济深这时都在广西指挥，他去能发挥的作用有限，故在10日交卸之后，11日回到始兴老家。其间，陈诚、白崇禧、张治中不断以电报、电话劝其尽快到任，张遂在1月20日启程。经衡阳、桂林、柳州于27日到达迁江桂林行营指挥所。

　　日军在昆仑关铩羽之后，从1月7日开始将粤北撤回的近卫旅团、第18师团运至钦州增援桂南，至22日集结完毕，预定于1月28日开始进攻。前来协助指挥的陈诚、李济深、张治中等均是同时到达，28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授命由张发奎负责指挥，陈诚“不居名义，在此协助张长官指挥作战”(《桂南会战文电》，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1月28日上午8时，日军进攻开始；2月2日，日军攻陷宾阳，3日陷昆仑关，之后攻势基本停止，会战遂告结束。

　　会战结束不久，2月16日，张发奎致电蒋介石自请处分。其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检讨桂南会战，追究失利的责任，张发奎被记大过。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张发奎说他是在战况不利的情况下被调来的，“桂南之战，实际非我指挥”，他在一切情况未明了之前，白崇禧等人就要求他签署一个正面部队撤退的命令。这个命令已经行营指挥所的人员预先拟定，张发奎说前面的战事并不是他指挥的，为什么要他签署，白崇禧等人就说，只要他同意这一战略改变，他就应该签署这个命令。“我被迫签了。”(《蒋介石与我——— 张发奎上将回忆录》，香港文化艺术出版社)意即他这个处分有点冤。这一说法不尽合理，张发奎作为后期会战主要指挥官之一，部队溃败如此之快，损失如此重大，自然应负一定的责任。

　　桂柳会战回天无力

　　桂柳会战可以说是抗战期间唯一一次始终由张发奎负责指挥的会战，自1944年9月至11月，历时三个月。日军为了对中国抗战力量给以致命打击，扭转在整个亚洲战场的不利局面，于1944年4-12月，对中国平汉、粤汉、湘桂铁路沿线发动了自侵华战争以来最大的一次攻势，即所谓“打通大陆交通”的“一号作战”，桂柳会战为“一号作线之三”。日军纠集约10万人马，由冈村宁次指挥，从湖南、广东、越南三个方向向广西进攻，来势凶猛。“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尽力察知日军企图后，鉴于兵力处于劣势，逐步制定了内线作战计划。”(〈日〉防卫厅战史室：《一号作战之三——— 广西会战》下，第25页)。

　　在张发奎的一再请求下，中国方面投入桂柳会战的先后有9个军，但其中半数是湘粤赣败退下来的部队，战斗力很差。张发奎令原广西驻军第93军守卫黄沙河、全县，第31军守桂林，第46军175师守柳州，第35军135师守南宁。

　　9月8日，日军沿湘桂路两侧向广西急进。一路上未遇大的抵抗即陷黄沙河，14日占领全县。这样，广西东北门户洞开，沿途已无险可守，日军可直捣桂林。22日，由广东西进的日军陷梧州。28日，由雷州半岛北进之日军占领丹竹空军基地，对桂林、柳州形成夹击之势，广西全境处于危急状态。

　　面对此一局势，张发奎认为：由西江入侵之敌对桂柳背后威胁太大，柳州是战区的中心，在兵力使用上无法在桂柳同时进行主力作战。于是决定对占领桂平、蒙墟之敌实行反击，以解除后背之围。从10月21日开始反击，战斗9天，但因连日阴雨，攻势受挫，桂林方面战况又恶化，反击未能奏效。

　　11月4日，日军对桂林发起全线攻击，守军第31、46、79军依托防御工事和石山岩洞节节抵抗。日军对漓江东岸七星岩守军据点施放毒气，守军300余人惨死岩洞。日军占七星岩后，迅速渡江向城内扩大战果，11日桂林失陷，柳州也于同日失守，桂柳会战终告失败。

　　桂柳会战失败，当然主要不是因为张发奎个人指挥上的问题，也不单纯是军事上的问题。战后第四战区在《桂柳会战之经验及教训》中就敌我双方在作战指导、一般战术及我方军政、军民关系、陆空军协同、通讯联络等方面的问题总结了近40条。有些看法还是颇有见地的。但在世界反法西斯战场节节胜利的形势下，中国正面战场的这次大溃退确实在国内外引起不良的观感，张发奎在后来的有关回忆中却对当时的战术指导仍称赞不已，这恐怕不易引起读者的共鸣，因为毕竟没有取得何等辉煌的胜利。

　　收复失地广州受降

　　桂柳会战之后，张发奎奉命率夏威、邓龙光两集团军至桂西百色地区整训。1945年3月，所部改为第二方面军，张出任司令长官。这期间，随着日军在太平洋战场的溃败，华南战场局势日趋好转，张发奎所部也抓住这一有利间隙加紧整顿，并积极捕捉机会，以期收复失地，一雪败退之耻。5月26日，张部主力收复南宁，6月下旬，克复柳州，7月3日又分兵攻克龙州、凭祥，随拟进兵雷州半岛，大举反攻广州。

　　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张发奎被指定为广州地区受降主官。

　　9月15日，张发奎率同主要幕僚，包括参谋长甘丽初、作战处长李汉冲、后勤副司令何世礼、秘书长麦朝枢，偕美军联络官博文准将一道，乘机飞广州主持受降。11时25分，飞机在白云机场降落。张发奎与博文并肩坐上吉普车，率同各接机官员、新1军新38师部队，举行隆重的入城进军仪式。队伍从机场出发，经搭有凯旋门之中华北路(现解放路)、一德路、长堤、靖海路、泰康路等，至中山纪念堂前结束。沿途市民张灯结彩，大放炮竹，夹道欢迎。

　　9月16日上午10时，广东地区日军签字投降仪式在中山纪念堂举行。受降时，张发奎坐正中，左右为博文与参谋长甘丽初，面对日投降代表田中久一及海南岛日海军代表肥后大佐宣布受降第一号命令，命令由作战处长李汉冲宣读，由译员译成日、英语，然后令田中久一在降书上签字执行。该命令规定：日军受令后，应即就现集中地，依我指定之仓库，按先重武器、后轻武器之顺序，自行卸下一切装备，纳入仓库，随即将武器、弹药、车辆、航空器材、海军舰艇，以及人员、马匹和其他军需物资、现存财务等，分别造具结册各五份，呈送第二方面军司令部，由司令部派员按册清点；又规定日军卸下武器后，依原部队建制，徒手进入指定之集中营，以战俘身份听候处理；田中久一及各部队长即解除指挥权，田中久一改为日俘官兵善后联络部部长等。田中久一的降书内，则载有“如不执行命令或违犯命令，愿受惩罚”等语句。

　　广州日军于9月23日开始解除武装，29日进入河南之南石头、石涌口、白砚壳等集中营。源潭、新街之日军独立第8旅团则于10月10日进入芳村集中营。大良、东莞、雷州半岛以及海南岛各地之日军，亦自9月27日起至11月中旬止，先后缴械集中完毕。

　　接收腐败丧失民心

　　对于汉奸伪军之处置工作，最初是由在粤之军统头目陈劲凡负责，因肃奸不力，激起公愤，张发奎报请蒋介石批准，改为由广州行营负责。当时所掌握的大小汉奸名单1000余人，逮捕400余名，包括褚民谊、陈璧君、招桂章、许廷杰、李辅群、郭卫民、范德星、骆秀礼、吕春荣等伪军政要员。1945年10月14日，吕春荣在广州被处决；12月8日，伪自警团长叶坤被处决；陈璧君、褚民谊、汪宗淮、李荫南及汪的女婿何文杰等被押解南京，褚判死刑，陈判无期徒刑。招桂章、许廷杰被捕后，军统曾以二人已被策反、有立功表现为由给予营救未果，在广州被军事法庭分别判处5年、3年徒刑，张发奎亲笔将之改判为10年、5年(1949年被国民党释放后逃港)。李辅群押往南京后被判死刑，但未执行(1949年后被押回广东处决)。郭卫民被判刑5年(1949年被国民党释放后逃港)。

　　对于受降中暴露的问题和国民党接收人员的腐败，旁人所述或许不为人信服，此处我们引用张发奎后来的一份回忆，读者可自行判断：“这个历史任务虽已完成，可是整理受降后繁杂的任务，却令人感到不快。这固然因胜利的突然来临，使我们在时间仓促中不能预作详密的准备。而我们行政方面之低能与社会人心之腐败，也于胜利后不久之际，全部暴露无遗了。”“中央对于接收问题，根本没有全盘计划。凡接收机关的派遣，接收部门的分类，接收物资的处理，都没有明白的规定。”“多数接收人员的低能和贪污，更直接造成了接收工作的混乱。接收人员，为个人打算的多，为国家设想的少；藏匿埋没，折扣报销，贵贱调换，敲诈勒索，层出不穷。结果发财是私人，吃亏是国家，军政部特派员莫与硕和他的办公厅主任李节文的正法，亦不足以转变此种风气。发‘胜利财’与‘劫收’的名词，竟在这个时候添入了‘辞典’。于是，人民由希望的高峰跌进了失望的深渊。”(张发奎《抗日战争回忆记》)。

责任编辑：何青龙 最后更新：2016-04-22 15:3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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