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发奎与两广抗战(上)
2016-04-22 15:22:34  来源：《南方都市报》 作者：左双文  点击：  复制链接

　　受命督师粤桂

　　广州、武汉失守之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1938年11月，蒋介石在南岳召开军事会义，重新划分战区，任命张发奎为第四战区代司令长官，负责两广地区作战。兵力包括吴奇伟第9集团军、余汉谋第12集团军、夏威第16集团军，共18个步兵师、2个步兵旅及其它特种部队。1939年元旦，张发奎在当时华南的抗日中心曲江宣誓就职。

　　当时两广地区的广西尚是一片净土，广东适逢惠广抵抗惨败之余，日军在占领广州和珠江三角洲部分城镇后，攻势告一段落，以第21军第18师团、第104师团及海军陆战队一部约4万人在上述区域巩固既占据点，并加强外围守备，从事公路铁路交通的修筑。原负责广东守备的余汉谋第12集团军退守粤北。

　　第四战区序列部队虽号称18个师，近20万人，但实力有限。广西部队主力已由李宗仁率领到第五战区，留守的夏威第16集团军是由地方保安团队扩编而成，兵员较足，战斗力却不强；广东部队减员较多，64、66军是刚从武汉前线调回整补的，第4军在淞沪会战后又参加了南浔会战，余汉谋刚经过惠广败退的损失，“故实际上的兵力，不足三分之一”(张发奎《抗日战争回忆记》)。

　　根据上述情况，张发奎确定了调整军事部署，稳定第一线，加强阵地工事，确保粤北的守势作战方针。

　　首先，是整顿内部，激励士气，加强部队的政治宣传工作。张发奎发表《告军人书》，号召官兵坚决抗日，洗刷弃守广州的耻辱。随后他开始了对部队官兵的整顿，将守卫惠广前线失职的第151师师长莫希德送交重庆军法执行总监查办，对部分师、旅长给予革职、记过处分；解除李煦寰第四战区政治部主任、李洁之第四战区兵站总监主任职务，分别由丘誉、冯次淇接替。

　　其次，在南雄修仁成立第四战区干部训练团，由张发奎亲自主持，一方面将党政军各级干部轮流调训，另一方面挑选各部队优秀士兵进行军事训练，培养和储备初级军官。此外还成立了一个政治干部训练班，从各地招收青年学生，培训战地组训练民众及协助部队作战的政工人员。干训团先后培训毕业约4000余人，并组训了粤北10县壮丁。

　　再次，减少指挥层次，明确各部职责。将作战区域划分为东南西北4区，每区以一个集团军担任。东区：第9集团军吴奇伟指挥第65军、预备第6师及独立第9旅；南区：第16集团军夏威指挥原第31、46两军；西区：将粤省保安团抽出8个团编为1军，加上邓龙光第64军，编为第35集团军，由广东省主席李汉魂兼任总司令，邓龙光为副总司令；北区：由余汉谋指挥第12集团军之第62、63、66军及独立第20旅。

　　经过整训，调整充实了领导指挥机构，广大官兵的民族意识得到加强，士气和军事技术、战斗力都有所提高，为进入相持阶段之后坚持两广抗战打下了一定基础。

　　与汪伪势不两立

　　1938年12月，汪精卫叛国投敌，张发奎即通电予以驳斥。1939年初，他以第四战区长官部的名义，会同有关方面，在曲江举行声势浩大的火炬游行，声讨汪精卫。张发奎等粤系军人本与汪精卫渊源较深，汪精卫投敌后也欲对此背景加以利用。1939年7月，汪精卫到广州发表广播讲话，对国民党广东将领进行劝降，张发奎、余汉谋、李汉魂、香翰屏、蔡廷锴、蒋光鼐等当即通电声讨，表明了与敌伪势不两立的爱国立场。由于张发奎等能以民族大义为重，汪精卫的阴谋被挫败。

　　当然，在调整、整训的过程中，由于两广军队各系统之间的不同历史渊源和隶属关系，也产生了一些矛盾和分歧，像吴奇伟、李汉魂、邓龙光等原都是第四军将领，他们分别担负了广东东、西两区的防务，这被余汉谋集团的人视为有意分割广东部队的统一，树立原第四军系统的势力。1940年1月张发奎去广西后，分掌广东军政的余汉谋、李汉魂之间果然因权力分配问题而相互摩擦。至于属于广西部队的夏威集团，实际上主要听命于坐镇桂林行营的白崇禧，张发奎很少过问。内战时期国民党军队内部的派系纠葛被有形无形地沿袭下来，加上蒋介石对两广军事自有他的一套安排，第四战区长官部在1940年1月之前实际只负责广东方面，而在1940年1月之后，又只能负责广西方面，广东方面则转交余汉谋，不久又另设第七战区。故抗战期间张发奎并不能尽伸其杀敌报国之志，反而时时要为弥合内部纠纷而苦恼。加上张本人也并不能完全超脱于派别和个人恩怨之上，难免有偏颇和意气用事之时，这对两广战事自然或多或少会造成一些不利影响。

　　粤北、桂南协调指挥

　　1939年11月15日，日军集结陆海空军3万余人，在广西钦州湾强行登陆，24日攻陷南宁，中国军队15万多人在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等指挥下，与日军进行桂南会战，于12月18日对敌军发起反攻，31日攻克东北部要隘昆仑关，取得昆仑关大捷。1940年1月28日，日军发动新的攻势，于2月2日攻陷南宁北部重镇宾阳，3日再度攻陷昆仑关，中国军队损失惨重。之后，双方处于胶着状态，桂南会战结束。

　　会战期间，驻粤日军为牵制中国兵力，从1939年12月17日起，又兵分三路向粤北中国守军发动进攻，第一次粤北会战开始，余汉谋第12集团军进行了较为顽强的抵抗。由于日军进攻粤北次日桂南方面中国军队开始猛烈反攻，粤北日军不敢恋战，在29、30日占领翁源、英德后奉命后撤，调主力增援桂南，第12集团军乘机从26日起全线反攻，经5日鏖战，相继克复原阵地各要点。

　　桂南会战和粤北会战作战区域都在两广，属张发奎第四战区负责的区域，张发奎参与了这两次会战的指挥，为粤北会战的胜利和桂南会战前期的胜利作出了贡献。但是由于中国军队指挥机构的重叠和内部派系隔阂未能消除，他在这两次会战中的处境也较为微妙。

　　桂南会战前期，张发奎在粤北，了解到广州日军为配合桂南的行动北进牵制我军的企图，决定争取主动，制敌机先，“即以一部在铁路正面，另以一部进出广、花、增、从间地区，先行向敌方袭击，以摧破他的攻击准备”。对粤北会战酝酿阶段的应敌之策作了较为正确的处置。

　　这期间，由于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来电催促，张发奎遂于12月6日启程，于8日抵达桂东南之迁江指挥所，参加党政军高级会议，共同研究桂南反击作战计划。张发奎到达当日，白崇禧在给蒋介石的密电中报告：“攻击计划及部署正与张长官及各集团军总司令等会商，一俟详细策定后，立即呈报”，并就指挥问题向蒋介石提出“桂南地区属于第四战区范围，似宜以张长官担任为宜。职于日前曾经电请钧座，希电其前来指挥。现张长官已到此，拟由其负责”。(中华民国档案资料丛刊《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870页)但此前的6日，蒋介石在致白崇禧电报中就已定“仍由兄亲自统一指挥”，10日的复电未再提此事，估计暂无意改变原定人事安排，这样在12月13日白崇禧向蒋介石报告参战部队序列时，确定西路军、北路军、东路军总指挥分别为夏威、徐庭瑶、蔡廷锴，张发奎未担任具体指挥任务。因此，在第一次粤北会战期间，张发奎作为战区的最高长官对如何击退粤北之敌虽提出过相关指导意见，但大部分时间未在第一线具体负责指挥。

　　粤北会战后期，张发奎回到曲江后，对如何击退敌人进攻作了较为适切的处置。他认为不能令部队以守势施行逐次抵抗，因曲江是战区的基地，距第一线不及100公里，再没有深广的地区可以与敌周旋，必须以主动的攻击手段，把握时机，乘敌人突进分离的时候，予以各个击破。他命令第12集团军各部、第35集团军之暂2军、第2游击纵队及增援之第54军等部队从不同方向相互协同，主动向敌进攻。至1940年1月初，会战终于以恢复至战前态势而结束。

　　关于这次会战歼敌的人数，当时国民政府公布俘虏、打死、打伤日军官兵共13966人。日方战史则称：“根据第二十一军司令部的记录”，日军战死293名(39名军官)，负伤1281名(57名军官)，死伤共1574名。(〈日〉防卫厅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3卷第1分册，第71页)战后张发奎本人对这次会战结果的描述是：“1000余敌人之骸骨埋葬在北江的草莽中，数十辆汽车之战利品，进入我们的仓库，以及敌之倭奴军官数人和士兵58人，以颓丧之面色，屈膝在我们的前面……粤北的形势亦趋于安定了。”这与敌第21军的记录大体接近，应当是比较客观的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