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路军反蒋始末(下)
2016-04-21 14:55:38  来源：《南方都市报》 作者：肖自力  点击：  复制链接

　　蒋光鼐曾指出，1932年上海的“一·二八”抗战是十九路军从拥蒋转到反蒋的分水岭。（蒋光鼐：《对十九路军与“福建事变”的补充》，《文史资料选辑》第59辑，第117页）这一战使十九路军出现根本转变，除了因为战前双方长期积累了猜疑和不满，更在于战事期间双方的认知差异与行为对立被人利用。

　　对淞沪抗战的不同态度

　　在抗日问题上，十九路军与蒋介石存在重大的认知差异。上海战事打响后，十九路军反对任何妥协退让，坚持抵抗到底。蒋介石则主张“速了”和“不扩大”，无意与日方决战。2月10日至12日，上海战事出现短暂沉寂，南京即“令蒋、蔡勿战，谓外交有办法，蒋愤蔡懊丧，但下级仍主不退”。（《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7），第507页）蒋光鼐、蔡廷锴在一年后的通电中承认，他们于“一·二八奋起淞沪之抗战，并在战中极力主张扩大事态，到处起而抵抗”。（《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4），第426页）南京方面则认为十九路军“径以个人虚荣心理迎接战争，太不考虑最高统帅部的整个战略”。（黄旭初：《广西与中央廿余年来悲欢离合忆述[20]》，香港《春秋杂志》第123期[1962年]，第14页）

　　在不同认知支配下，双方各行其是，十九路军一再调高此次抗战之预期，蒋介石则有坐视不救或乘机打击十九路军之嫌。调高抗战之预期主要是指十九路军在战时至少三次拒绝主动退却。2月9日，何应钦、陈铭枢建议十九路军后撤，蒋光鼐复电认为“遽然撤退，示弱于人”，“政府更受人民攻击”。（《淞沪烽火———十九路军“一·二八”淞沪抗战纪实》，第251页）2月27日，蒋光鼐终于下定主动后撤的决心，并已发布命令。张治中又担心后退于蒋介石不利，“中伤者则又将多所指责”，向蒋光鼐及蒋介石提出异议，最后蒋光鼐决定“誓死守原防地”。（《“九·一八”-“一·二八”上海军民抗日运动史料》，第238页）3月1日，蒋介石“密令十九路（军）返昆山……但贤初尚坚持，大约总支持到三月三号”。（《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7]，第517页。）

　　至于蒋介石坐视不救或乘机打击十九路军，蒋光鼐、蔡延锴的回忆已多有披露，甚至蒋介石方面后来整理的史料也有所透露。如参谋总长朱培德打算抽调驻海州的梁冠英部增援淞沪，蒋介石批示：“海州空虚，梁部万不能调。”（《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第449页）围绕增援十九路军的问题，据说陈铭枢曾与蒋介石当面闹翻。2月23日，十九路军参谋长邓世增向蒋介石求援，蒋答以“各部队均未集中，何能增援”？要蒋、蔡撤退。（《陈铭枢回忆录》，第104页）

　　对立与差异被放大

　　然而，对双方关系“伤害”最大的还不是这些差异和对立本身，而是这些差异与对立被各种势力利用和放大。

　　沪战爆发前夕，蒋介石与汪精卫合作重执政柄，胡汉民和孙科先后下台在野。失意的胡、孙极力利用沪战煽动反蒋。对于调动张治中第五军赴沪参战，胡汉民、孙科不是认为蒋介石在与他们争夺民众，就是认为第五军的增援与蒋介石无关。3月2日中方军队总退却后，胡汉民声称蒋介石“先密令张、俞（指张治中、俞济时）撤退浏河，蔡廷楷（锴）不知，迨蔡军势孤，乃不得不退”。（《胡汉民事迹资料汇辑》第5册，第653页）不啻说蒋介石有意借日本人之手打击十九路军。第五军将领对此愤愤不平，3月9日，俞济时向蒋介石报告“十九路（军）驻沪人员声称此次全线撤退系因浏河第八十八师部队先行撤退”，“显系别有作用”。蒋介石只好指明“先被（日军）击破之地区系小场庙、夏家荡间”，（《事略稿本》（13），第379页）这是十九路军的防区，当然这一“澄清”可能再次被利用和攻击。

　　“一·二八事变”期间，民众狂热的抗日激情也不利于十九路军与蒋介石寻求共识。“九·一八事变”爆发以来，民众对日本的愤懑之气因中国军队不抵抗一直得不到宣泄。到“一·二八事变”爆发，十九路军奋起抵抗，民气始有宣泄之机，“民众爱国激情的急升已超过五四运动或过去岁月中任何其他类似的事件”，连一向低调的胡适及其他知识分子亦深受鼓舞。（D onaldA . Jordan，C hina‘sTrial byFire：The Shanghai W arof 1932，U niversityof M ichiganPress，2001，preface）正是考虑到不能辜负民众殷殷之望，加上抵近租界作战有利，十九路军才有进无退，一再拒绝主动后退。

　　沪战末期，陈铭枢与蒋介石的裂痕急剧扩大。陈铭枢认为上官云相第四十七师不参战是蒋介石有意指使的，“是蒋介石破坏抗战的最后一招”，他决心同蒋介石决裂。（《陈铭枢回忆录》，第105页）

　　“一·二八事变”同样是蒋介石对十九路军和陈铭枢从信任到不信任的分水岭。3月起，蒋介石的日记也出现大量指斥陈铭枢的文字，如3月7日，蒋在日记中说：

　　真如之愚而庸，则我所知；真如之贪而奸，则我所不知；而真如之能为陈炯明第二，负恩罔上，胆敢异图，是又我所万万不及料者也。……真如乃毫不自知，其为奸恶也，更形其愚庸而已，可叹！（《事略稿本》[13]，第365-366页）

　　蒋介石开始对十九路军进行分化瓦解。6月4日晚，他单独接见十九路军师长毛维寿，当毛表示接受蒋的“诲言”时，蒋认为“第十九路军从此可免后患”。（《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5），第19页）

　　十九路军与蒋介石的政见分歧

　　“一·二八”抗战后，至1932年10月陈铭枢出国赴欧前，陈铭枢、蒋光鼐、蔡延锴等高层本来是有共识的，即十九路军在福建“暂时维持原状，不卷入国民党派系斗争的漩涡，专心致力于整顿全闽，作为将来反蒋的基地”。（《陈铭枢回忆录》，第112页）但不到一年半，“维持原状及不卷入”就被放弃，这主要是因为陈铭枢的思想及陈铭枢与蒋介石的关系发生了急剧变化。

　　在办理神州国光社期间（约1929-1930年），受王礼锡等左倾学者影响，陈铭枢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方面的书籍，逐渐改变政治倾向。旅欧期间，陈铭枢思想进一步左转，“反对国民党，也反对国民政府”。（《蒋介石与我———张发奎上将回忆录》，第207页）而蒋介石对陈铭枢的变化也有助推之“功”。在陈铭枢出洋前，邓世增请蒋介石出面挽留，蒋介石仅答以“应尊重其自由，不必强勉”。（《事略稿本》[15]，第570页）陈铭枢回国前，通过汪精卫试探蒋介石的口风。蒋在答复汪的询问时虽然表示没有成见，但又反问现在是否为陈氏回国的最好时机？他有没有急着回国的必要？明显是不想陈氏回国。所以陈铭枢回国时已抱定决心与蒋介石决裂。

　　与陈铭枢不同，蒋光鼐、蔡廷锴入闽后虽然也有一定的思想转变，但远不如陈铭枢那样剧烈、决绝。蒋光鼐一向淡于政治，蔡廷锴则像“职业军人”，后者更有着较强的拥护“中央”心态。淞沪战后，蔡廷锴到广州，因站在“中央”的立场来讲话，曾引起广东各要人不满。据当时“打入”陈立夫集团的林植夫回忆，陈立夫曾要他暗中调查陈铭枢与蒋光鼐，但不必调查蔡廷锴，认为蔡“没有问题”。（《林植夫自述》，第21页）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蒋光鼐、蔡延锴本身就没有反蒋意识的增长。在“剿共”和抗日两个互相联系的问题上，十九路军和蒋介石的政见分歧越来越明显。“一·二八”抗战期间，十九路军多次公开表示不再参与内战，但蒋介石毫不理会，一再催逼其“进剿”苏区。1933年7-8月间，十九路军在闽北“剿共”严重受挫，蒋介石非但没有对之好言抚慰，增补军需及兵员，反而要追究责任，向全国通报。蔡廷锴先后提出增加军费及增派部队支援，蒋介石又没有满足，十九路军由此对“剿共”的前途、意义产生了动摇。

　　相比对“剿共”的坚持，蒋介石对日妥协于十九路军冲击更大。5月25日，蒋光鼐、蔡廷锴公开通电反对《塘沽协定》，不但反对对日妥协，还以“共何日可剿除”来质疑蒋介石“共匪不除，不能谈抗日”的谬论。（《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4），第426页）蒋介石极为震惊，委托黄绍竑去警告蒋光鼐、蔡延锴“毋以抗日始而以反抗中央终，毋以对外战得名而以对内战败名”。（《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20]，第343页。）

　　十九路军入闽后，还受到其近邻广东、广西坚决反蒋姿态的影响。1933年初，粤、桂、闽签署“粤桂闽三省联盟约章”，约定三省实行军事互助，任何一省遇到攻击时其他两省应全力援助，这其实是一个潜在的反蒋军事联盟。9月3日，粤陈（济棠）、桂李（宗仁）、闽蔡（延锴）三大实力派又联名致电蒋介石、汪精卫，要求公布《塘沽协定》全案、停止召开国民党“五全大会”等。虽然三省共同反蒋最终未能成事，但两广及胡汉民等不断宣传“抗日反蒋”，对十九路军的转变也有影响。

　　“闽变”的“逼成”

　　1933年5月，陈铭枢刚回国，就主张尽快起事，蒋光鼐、蔡延锴都认为“当前不应公开反蒋，只能维持现状，搞半独立来聚积力量”，“等待时机”。（蔡廷锴：《回忆十九路军在闽反蒋失败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59辑，第84页）实际上，日本的步步紧逼除了造成国民党的统治危机，也有强化各界拥蒋及拥护中央的效应，蒋光鼐、蔡延锴正是考虑到十九路军的许多中上层还有较强烈的拥护中央心态，才对立即反蒋有顾虑。

　　陈铭枢、蒋光鼐、蔡延锴号称“三位一体”，但三人间的感情与关系还是有差别的。蒋光鼐始终忠诚和服从陈铭枢，蔡廷锴则对蒋光鼐始终保持尊重，即“蒋光鼐始终对陈忠谨，蔡固尊重蒋”，（临深：《忆闽变四巨头：李陈蒋蔡》，香港《春秋杂志》第298期（1969年），第6页）而陈铭枢、蔡延锴之间的关系则较疏。到1933年时，陈铭枢要影响蔡廷锴，几乎只有以蒋光鼐为桥梁。陈铭枢刚回国时，蒋光鼐对立即起事也是不赞同的。在陈铭枢最后一次赴粤归来后，蒋光鼐仍认为应“暂观时势”，但不到十天态度即大变，转而对蔡廷锴说他已答应陈铭枢，企图说服蔡廷锴。蔡廷锴在反蒋失败后曾对人说，当陈铭枢提出反蒋时，“蔡大不以为然，但蒋终以陈之意见为意见，向蔡说服”。（《忆闽变四巨头：李陈蒋蔡》，第7页）

　　此时的蔡廷锴集福建绥靖公署主任、十九路军总指挥、军长于一身，军中多位师旅长又是他的罗定同乡，已成为“闽变”能否发动的关键。到1933年11月，尽管蒋光鼐已被陈铭枢说服，蔡廷锴又极尊重蒋光鼐，蔡延锴仍然不同意立即起事。11月18日，“福建事变”爆发前两天，各路反蒋人马齐集福州，万事俱备，蔡廷锴还是不松口。陈铭枢没有办法使蔡廷锴像蒋光鼐那样迅速服从自己，于是使出“政客威吓手段”，威胁蔡廷锴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立即通电反蒋，要么把他们送到南京去立功。蔡廷锴为顾全“团体”，只好同意。用蔡延锴的话来说，“闽变”就是在陈铭枢“排除一切”、“一意蛮干”之下发动的。（《回忆十九路军在闽反蒋失败经过》，第94-95页。）正因为这样，反蒋失败后，蔡廷锴一度“与跛陈不甚来往，而与小心馀则交好如故”。（《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5），第485页）这里“跛陈”是对陈铭枢的代称，“小心馀”指蒋光鼐，可见蔡廷锴对陈铭枢逼迫自己反蒋一时还难以谅解。

　　就十九路军的整个转变过程来看，由于个人关系纽带的先天欠缺，虽然十九路军长期拥蒋，但双方结合的基础并不牢固。随着时局演化及国民党派系纷争的加剧，在内有陈铭枢急剧转变和催逼、外有反蒋势力乘机利用之下，十九路军最终走上了反蒋之路。

责任编辑：何青龙 最后更新：2016-04-21 14:5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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