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虽无把握，成仁确有决心”——石牌保卫战
2016-04-19 15:46:54  来源：南方都市报 作者：林文俏（广东财经大学教授）  点击：  复制链接

　　保卫重庆的要塞

　　抗战时期日寇进攻重庆，有三条路线可选。一是陕西，二是云南，三是鄂西。日本占领了山西大部，却未向与之一河之隔的陕西发动大规模进攻。占领河南全境，也没有沿陇海线西进。日本曾制定了进攻西安的作战计划，最终未能实行。其原因是，陕西地理位置相对偏远，又是中共总部所在地。国共两党都十分强调陕西防务工作。1938年2月23日毛泽东就指出：“敌为夺取陇海，直取西安、决胜点必在潼关。”他发出“为保卫潼关及西安而战”的号召。蒋介石也很重视西安的战略地位，特设了西安行营。当郑州危急时，蒋介石密令炸开花园口黄河大堤，以洪水阻止日军西进西安。日本如果进攻陕西，必将遭到国共联合的坚强抵抗。这是日军不愿看到的。

　　日军也企图渡过怒江，占领昆明，挺进成都，进攻重庆。但是，大西南恶劣的地理条件，使日军的计划搁浅。1942年5月，怒江惠东桥的英勇一炸，粉粹了日军东进北上美梦。以后日军始终无法越过怒江天险。况且，即使渡过怒江，前面还有一道澜沧江难以逾越。即使占领昆明，滇川之间，道道天险也不是好攻克的。再加上云南是飞虎队的基地，其强大空中威力给日军以威慑。所以，在怒江被阻后，日军在云南的战略重点，是以切断国际运输线为主。沿云南进攻重庆，不再是日军战略考虑。

　　相对陕西和云南，从鄂西沿长江进攻重庆，要便利得多。第一，武汉到重庆的水路长只有1275千米，比从陕西和云南进攻重庆的路径短得多；第二，日本海军远比陆军强大。从鄂西沿长江进攻重庆，可以充分发挥日军水上作战优势；日军还有一条进军线，从老河口走汉水一线或是成都平原一线。但那里面临刘湘40万川军。而驻守在三峡的中国军队只有第十八军。

　　早在1939年6月，日本天皇主持高级军事会议，日军大本营陆军参谋总长就建议占领宜昌，将其作为轰炸重庆的中继基地，然后突破三峡，占领重庆。日军于1940年6月12日侵占宜昌后，即以第13师团2.6万余人和第39师团5000人，分别布防宜昌、当阳及汉宜等公路沿线。宜昌上游30里的石牌，便成为拱卫陪都重庆的战略要塞。
 

石牌战役指挥官胡琏

石牌保卫战前，胡琏亲临前线激励士兵。
 

　　抗战局势大转弯

　　西陵峡是华夏地理的分野。以它的末端为分界，长江从峭崖壁立的上游进入相对平坦的中游。长江流过石牌时，突然肆意转出一个月牙形大转弯。当地人称作“忠勇大转弯”。石牌就挡在那个弯角的尖上。也正因为这个弯和两岸兀立的石壁，这里成了峡江风景最美之处。曾有人说：“三峡哪儿风景最美，哪儿就是抗敌的最佳地点。”石牌优越的防守地理条件，加上中国守军的忠勇，使它在1943年夏天，成为抗战局势的“大转弯”。石牌保卫战结束的下一个月，即1943年7月，中国战区从相持阶段，转入了战略大反攻。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同时在两个战场作战。在太平洋战场陷于泥潭。日本迫切需要尽快结束中国战事，以便抽军到太平洋战场。日军调动武汉会战主力第十一军和第3、第13、第39师团，共10万人，海陆空立体进攻石牌。中国军队调15万人海陆空迎战。我空军和美国盟军战机频频出动。而在战前，中国军队就在宜昌至石牌水域，大布水雷。从1943年5月5日至6月18日，石牌保卫战历时一月半。日军伤亡25718人，击落敌机45架，炸沉敌舰122艘。中国军队仅伤亡一万余人。

　　胡琏拜天立遗书

　　石牌保卫战属于陈诚第六战区。其要塞保卫是该保卫战的关键。保卫石牌要塞核心阵地的是被称作蒋介石第一王牌的第十八军十一师。该师是陈诚起家资本。因土字拆开为“十一”、木字拆开为“十八”，故称“土木系”。十一师师长胡琏，黄埔四期，与林彪、刘志丹、李弥、张灵甫等是同学。胡琏在后来的国共内战任国民党十八军军长。贫寒农家子弟的胡琏在国军有“苍鹰”之称。遍览台湾军史著述，不光贬低刘伯承、陈毅、粟裕等中共将领，而且将邱清泉、黄维等许多国民党将领也说得粪土一般，唯对胡琏赞不绝口。《毛泽东军事文集》中竟有七篇专门针对十八军及胡琏的电文。台湾史籍广泛传引毛泽东给前线部队的一封亲笔函称：“十八军胡琏，狡如狐，勇如虎。宜趋避之，保存实力，待机取胜。”

　　石牌要塞保卫战最关键的核心战斗在5月25日爆发。在这以前，是外围阻击战。5月26日，蒋介石发来电令：“石牌乃中国之斯大林格勒，离此一步，便无死所。”陈诚即打电话询问胡琏：“守住要塞有无把握？”胡琏只回了一句：“成功虽无把握，成仁确有决心。”

　　恶战在即，胡琏令部下都留遗书。他自己连夜修书五封，与家人作诀别。在给老父的信中，他还多少为翘首临窗的慈父留了些许成功返乡的希望，而对结发爱妻，则直截了当地交待后事：“十余年戎马生涯，负你之处良多，今当诀别，感念至深。兹留金表一只，自来水笔一支，日记本一册，聊作纪念。接读此信，勿悲亦勿痛，人生百年，终有一死，死得其所，正宜欢乐。匆匆谨祝珍重。”

　　安排好自己的后事后，5月27日正午，胡琏依古例沐浴更衣，一身崭新军服，在太阳最高的时候，亲率部属登上凤凰山巅。设案焚香，跪拜在列祖列宗的苍天之下，琅琅誓曰：“陆军第十一师师长胡琏，谨以至诚昭告山川神灵：我今率堂堂之师，保卫我祖宗坚苦经营，遗留吾人之土地。名正言顺，鬼伏神钦，决心至坚，誓死不渝。汉贼不两立，古有明训；华夷须严辨，春秋存义。生为军人，死为军魂，后人视今，亦尤今人之视昔，吾何惴焉。今贼来犯，决予痛歼。力尽以身殉之。然吾坚信，苍苍者天，必佑忠诚。吾人于血战之际，胜利即在握。此誓。大中华民国三十二年五月二十七日正午。”

　　血腥的白刃战

　　一方志在必得，一方拼命死守。石牌保卫战外围战时，日军一度钻隙绕过石牌，冲到距三斗坪仅60里的伏牛山。胡琏立即命其属下将国旗插到最高峰，并严令守兵不得后退一步。他用电话告诫将士：“这一次一定要使日军领教中国军队的作战精神！”5月29日，胡琏对团长们发令：“从明天起，我们将与敌人短兵相接。战至最后一个，将敌人枯骨埋葬于此，将我们的英名与血肉涂写在石牌的岩石上。”

　　5月30日三个小时的拼刺，是日本陆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遭遇的最大规模的白刃战。日军突破外围防御，开始强攻石牌要塞。敌在空军掩护下，分成若干小股向我阵地密集冲锋，作锥形深入。敌我已经近到能够清晰地看到彼此的面庞了。双方士兵一批又一批开始上刺刀。突然枪声停止。因为敌我已扭作一团，已经无法开枪了。日本陆军擅长白刃战，单兵训练中以刺杀训练为重。日军刺杀训练严格，技术精湛，而且士兵腹部配有帆布防护带。尤其是，侵华日军的新兵训练，经常丧尽天良对中国无辜百姓进行刺杀，以练其胆。这使得日军在白刃战中占有优势。但中国军队呢？《中国国家地理》曾这样描写在这场白刃战中战死的少年：“那时候，中国农民家的孩子营养普遍不好，十六七岁的小兵，大多还没有上了刺刀的步枪高。他们就端着比自己还长的枪上阵拼命。如果他们活着，都已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他们也会在自家的橘园里吸着小口的香茶，悠闲地看着儿孙，温暖地颐养天年。可他们为了别的中国人能有这一切，死掉了。”他们为保卫国家死掉了。没有留下尸骨，坟墓，甚至名字。当今海峡两岸的各个“忠烈祠”，都没有他们的灵位。因为他们不是将领，而是普通士兵。

　　在石牌几万把刺刀的铁血相搏中，双方谁死人更多，至今无数字。但战争的结果是日本人输了。6月2日，中国军队全线反攻，日军溃不成军，节节败退，取得了以“太史桥大捷”为标志的石牌保卫战主战场的彻底胜利。

　　艰险的水雷战

　　石牌抗战的胜利，除了石牌本身是军事天堑外，长时间的军事准备，打造铜墙铁壁的三峡，更是至关重要的一环。中国军队历时三年修建了石牌海军防御工事。一批曾经留学英国的海军将领与士兵们同甘共苦，共筑炮台。他们着土布，养猪羊，种副食。在石牌大崖壁上摩刻了“铁血要塞”和“石牌天险敌胆寒”的大幅石刻。

　　海军部长陈绍宽制定了对日军水雷游击战术。组建了长江中游布雷游击总队。分漂雷和固定雷两种。日军的快艇经常沿着长江溯流而上巡逻。而长江两岸，布满了日军的炮楼，白天有瞭望哨，夜晚有探照灯。要想在江面上布雷，是极艰险的事。为了躲避日军，中国军队只能在恶劣的气候条件下，日军巡逻减少时，进行布雷行动。每颗水雷重100公斤至250公斤，每次布放20至60枚不等，由四个人抬着，冒着瓢泼大雨，踩着倾斜湿滑的山路。遇到陡峭的山体无法攀援，只能将水雷小心地放在水中，在后面推着凫游。布雷必须布在江中央，那才是日军主航道。将水雷埋在岸边，徒劳无益。如果夜晚布雷，水雷与暗礁相撞，就会引起爆炸。1943年3月，国军营救被日军抓住的布雷队员。十一师谍报队队长陈光林前去刺探关押之处，被日军识破身份。日军将他绑在树上，严刑拷打，要他供出十一师的情报，他大骂日军。残暴的日军用刺刀刺向陈光林，每刺一刀，就有鲜血顺着身体流下来。日军强行要求群众观看这场杀人表演。最后，陈光林遍体刀伤，血尽而死。这一天是1943年3月18日。

　　石牌保卫战对保卫重庆的战略意义不能否定。但称其为“东方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显然有些夸大。从时间上，斯大林格勒保卫战长达半年，而石牌保卫战只有月半。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苏德双方伤亡合计达200万人，远远超过石牌保卫战的几万人。国民政府之所以将石牌保卫战夸张宣传为“东方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除鼓舞士气外，最重要的目的，乃是为了应对与美外交。

　　自1942年以来，对于援华政策的侧重点，美国军方一直存在两种不同意见。陈纳德主张以空军为主，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则主张以陆军为主。史迪威的主张涉及到中国陆军的彻底改造，它必然会激化中国复杂的军阀派系矛盾。故蒋介石偏向支持陈纳德的主张。但在美国军界，史迪威背景深厚，陈纳德则根基甚弱。

　　缘此，1943年5月，宋子文曾致电蒋介石，建议由陈纳德与陈诚合作，赶在史迪威反攻缅甸之前，在长江取得战绩，宋说：“如能收复宜昌，影响甚大。”所以，宋子文在6月5日向罗斯福介绍“石牌大捷”时，特意提道：“此次华军告捷，系初次获得空军之掩护，足见有空军参战，实大不相同。”借此取得罗斯福对陈纳德主张的支持。

责任编辑：何青龙 最后更新：2016-04-19 15:5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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