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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南岳军事会议与持久抗战
2022-11-23 14:10:17  来源:团结报团结网  点击:  复制链接

  1938年10月,武汉、广州沦陷后,中国抗战形势发生了很大改变,抗战相持阶段到来。如何与日军作持久抗战,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湖南衡山召开有中共代表参加的军事会议,总结此前作战经验,调整战略部署,整训军队,重视游击战,转变作战方针。此后,国民党政府的抗战虽时有消极因素,但基本围绕此次会议精神而展开。

  召开的背景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迅速携手合作,共同抗日。国民党政府先后组织了淞沪会战、忻口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等大规模正面战役,予敌人以重击,但自身伤亡惨重,且首都南京沦陷,抗战信心动摇。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奔赴敌后战场,广泛发动游击战,先后创建了晋察冀、晋绥、晋东南、晋冀豫等敌后抗日根据地。从平型关大捷到武汉失守,共产党率领的军队对敌作战达1600多次,有效牵制了日军的攻势。国民党的正面战场和中共的敌后战场相互配合,粉碎了日军“速战速决”“三个月灭亡中国”的野心。如何总结前期抗战,进行持久抗战,是摆在全民族面前的重大问题。

  全面抗战开始,中共中央针对中日力量之对比,高度重视持久抗战,重视游击战在抗战中的战略地位。1937年7月23日,毛泽东写《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强调坚决抗战的方针,就是“动员全国人民,全国军队,争取广泛外援的办法”。1938年5月30日,毛泽东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是战略上的防御战和持久战”。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发表了《论持久战》的长篇演讲,指出持久抗战的可能性与必然性,全文约5万字,批驳了“亡国论”“速胜论”等错误思想,认为由中日两国国情决定了抗战是持久战,科学预见抗日战争的三个阶段,充分肯定游击战的战略地位。他最后说:“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就是我们的结论”。武汉会战后,为进一步总结中国的抗战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中共中央于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在延安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进一步总结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分析未来中日战争发展趋势,明确中国共产党的战略与任务。毛泽东肯定了过去中国人民的抗战精神,明确未来持久抗战的战略,判断“敌在占领武汉后,还不会立即结束其进攻”,要求全党继续把工作重点放在敌后,“广泛发展敌后方的游击战争,建立和巩固更多的抗日根据地,缩小敌之占领区”。

  国民党对持久战并无充分准备。在日军疯狂的攻势面前,正面战场广大官兵虽英勇杀敌,无奈实力不济,且战略部署不当,接连遭遇重挫。国内“速败”“求和”悲观论调四起,“几乎众口一词”。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失陷,国民党高层认识到,日本战线过长,机动兵力匮乏,战争局面可能有所改观,持久抗战时机已经来临。如何使持久抗战成为大众意志,并进行具体部署,是召开南岳军事会议的目的所在。

  军事会议选择在南岳衡山召开,是由湖南的战略地位及衡山的重要性所决定的。南京沦陷后,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转移到重庆,军事重心却在湖南。湖南是保障西南地区之门户,以其特殊的位置成为中日两军对峙的焦点。蒋介石选择衡山,是欲效法曾国藩与太平军湘阴作战失利在衡阳练兵以重整旗鼓之意。蒋介石处理好11月长沙文夕大火之后,匆匆赶回衡山,1938年11月25日主持召开军事会议。

  具体的部署

  抗战时期,蒋介石一共召开了四次南岳军事会议。分别是1938年11月(1938年11月12日文夕大火后)、1939年10月(1939年9月14日到10月10日第一次长沙会战)、1941年10月(1941年9月18日到10月9日第二次长沙会战)、1944年2月(1944年初日军实施1号作战,1944年5月到6月第四次长沙会战),每次都与长沙会战有关,都有作战检讨与具体战略调整。

  1938年11月25日至28日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尤为重要。出席该会议的有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负责人,第三、第九战区高级将领约200人,邀请了中共高级代表周恩来、叶剑英出席会议。蒋介石要求,“我们这次会议最重要的一个任务,是要将过去各部队机关所发现的毛病和缺点,以及我们不能战胜敌人而遭受挫失的原因,统统检讨出来,彻底加以改进,来确立以后抗战胜利的基础。”蒋介石前后训话五次,评判了中日军队的优劣之处,反思中国军队的不足之处:(1)阵亡官兵多暴尸战场;(2)伤病、病兵有流徙途中;(3)不能防止士兵逃亡;(4)军行所至,民众逃避;(5)谎报军情,不能负责;(6)一线式阵地不能改正,指挥官能力缺乏;(7)不能贯彻命令,不能达成任务;(8)不能抽调部队,机动使用,指挥官缺乏胆识与决心;(9)躲避命令,规避责任,自私自利,贪生怕死;(10)缺乏秘密性,战术上因受无上损失;(11)谍情与侦探不健全,接战不知敌军番号;(12)监视、封锁不严密,阵地附近发生敌探与汉奸。会议拟定了《第二期作战指导方针》,围绕今后实施持久抗战作出了诸多战略战术的具体部署。

  一是检讨此前抗战得失,明确第二期抗战是持久作战。蒋介石在会议开幕时,指出从卢沟桥事变到武汉、岳阳失守为抗战的第一时期,此后则为抗战的第二时期。在蒋介石看来,第一期抗战中国军队虽然遭受重大损失,但迫使日军改变了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把日军拖入持久作战的泥潭,达到了所谓“以空间换时间”的目的。第二期抗战的方针是:“连续发动有限度之攻势与反击,以牵制消耗敌人,策应敌后之游击战;加强敌后方之控制与袭扰,化敌后方为前方,迫敌局促于点线,阻止其全面统制与物资掠夺,粉碎其以华制华、以战养战之企图;同时抽调部队,轮流整训,强化战力,准备总反攻。”

  二是全面调整战略部署,以利于持久抗战的开展。根据形势发展与持久作战需要,军事委员会决定重新配置兵力,全国共划分为10个战区:第一战区,辖河南全省及安徽北部,司令长官卫立煌;第二战区,辖山西全省及陕西之一部,司令长官阎锡山;第三战区,辖江苏、浙江、福建三省及安徽南部,司令长官顾祝同;第四战区,辖广东、广西,司令长官余汉谋;第五战区,辖皖西、豫南、鄂北,司令长李宗仁;第八战区,辖甘肃、宁夏、青海、绥远,司令长官朱绍良;第九战区,辖湖南、赣西北、鄂南,司令长官薛岳;第十战区,辖陕西,司令长官蒋鼎文。另设鲁苏战区和冀察战区。位于湖南及其周边地区的第九战区,更是第二期作战的重点,配备有52个步兵师及其他特种部队和游击队,达国民政府总兵力的四分之一,为各战区之首,此后正面的多次大会战也因此在湖南及其周边展开。军事委员会为有效统一指挥南北各战区作战,增设桂林、天水行营。以白崇禧任桂林行营主任,负责协调和指挥南战场各战区作战。以程潜为天水行营主任,负责协调和指挥北战场的各战区。同时撤销了广州、西安、重庆各行营。

  三是有计划整训军队,以作持久抗战之力量储备。为加强未来持久作战,蒋介石决定有计划的整训军队,改良编制、充实装备、统一人事管理,实行军事训练,加强部队的战斗力。规定将全国军队分三期轮流整训,即将现有部队的三分之一配备在游击区域——敌军的后方担任游击,以三分之一布置在前方对敌抗战,抽调三分之一到后方整顿。待第一批整训完毕,仍调回前方作战或担任游击,换第二批到后方整顿,每批整顿四个月,一年完成。从1938年底至1939年4月,整训部队26个军和27个师,迟至7月底完成。第二期部队整训从1939年8月1日起至11月底止,整训部队为40个军。这种整训措施,对恢复军队的战斗力有一定作用,为持久抗战储备了力量。1939年10月,国民党军第2期整训基本完成,在第一次长沙会战后对日军所发动的冬季攻势,就体现出了不错的战斗力。

  四是调整和优化军事系统,以加强对日作战。在会议中,诸多将领提出指挥系统的问题。自最高统帅部之军委会起,中间经过战区、兵团、集团军、军团、军,始能到达战略单位之师、旅,存在七个级别的指挥层次,往往导致命令下达迟误、指挥不灵。此次会议决定废除兵团、军团两级,改以军为战略单位,并将师以下的旅也一并撤销,由此形成了军事委员会、战区、集团军、军四个级别的指挥层次,优化指挥系统,提高军队作战效率。同时,设立战地党政委员会,战地党政委员会为沦陷区专管机关,任务是发动沦陷区民众对敌抗战,消灭伪组织;最低限度亦须使沦陷区内之民众,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永远不与敌人合作,从而使日军号令不出城门,势力及于城市和交通线,而不能遍及广大农村。战地党政委员会由蒋介石任主任,李济深任副主任,并在各沦陷区设立分会。

  五是高度重视游击战的战略地位,以使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相互配合。南岳军事会议一项重要的举措就是高度重视游击战的战略地位,在敌后地区积极展开广大游击战争,以牵制消耗敌人。主力配置在各交通线,牵制敌人,形成战力后,再策动大规模攻势。由于国民党军官多出自正规军校,崇尚阵地战,缺乏对游击战的认识,难以在短时间内开展大规模的游击战争,会议决定在南岳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蒋介石兼班主任,白崇禧,陈诚兼副班主任,汤恩伯兼教育长,并聘周恩来、叶剑英等人为教官,编写《游击战纲要》,作为研讨游击战教材和日后实施游击战之依据。中共中央决定组成了一个三十多人的教学班子,对外称“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蒋介石会后曾多次手令各战区,“就地设立游击政训班,并由政治部设计教授方法、课目,并派经验人员亲往指导”。南岳游干班的主要课程有“精神训练”“政治训练”“军事训练”三大类。自1937年2月至1940年3月,共办了3期,培训了3000多名国民党的游击战干部。从1938年底至1941年12月,成为国民党军敌后游击战开展的“比较活跃的时期”,实现了由最初零星游击向有组织的敌后游击战的转变,总计开往华北、华中敌后战场的国民党军队不下百万人,相继开辟出豫东游击区、山西游击区、浙西游击区等一批重要的游击区和根据地,与正面战场相呼应,牵制和打击敌人。

  持久抗战成为共识

  由上可知,南岳军事会议客观上体现了国民党与共产党诸多方面的共识。

  一是体现了持久抗战的战略指导思想的共识。如果说中共坚持持久抗战属于战略指导思想层面,南岳军事会议决定的持久抗战则是军事作战层面的具体体现。毛泽东论持久战时指出,抗日战争要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南岳军事会议确定的第二期抗战即相当于战略相持阶段,这是基于正面战场十七个月以来抗战形势所作出的理性分析结果。换言之,第一时期,中国处于守势防御;第二时期,中国开始步入转守为攻,转败为胜阶段,有力地回击了速胜论、速败论等各种论调,使持久抗战成为共识。

  二是体现了敌后游击战战略地位的共识。中共在抗战初期曾参与正面战场,但很快就将主力转向了敌后游击战,并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南岳军事会议确定了游击战的重要战略地位,并聘请中共人员为教官,培训了大批国民党的游击干部,使游击战成为整个持久抗战重要的组成部分。国民党政府将一部分正规军输送至敌后从事游击战,同时准备在正面战场发动有限攻势与反击,以策应敌后游击战。正面战场与敌后游击战场的相互配合,使日军陷入了全民族抗战之中。

  三是体现了持久抗战必胜信念的共识。南岳军事会议是国共合作进一步发展的产物,会议邀请了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出席,会议对有限度的进攻、整军训练、坚持敌后游击战、准备反攻等战略方针的制定,对抗战时期划分、坚持持久战略方针、广泛开展游击战场的认识等问题上,两党大体趋于一致,体现了持久抗战必胜信念的共识。

  总之,南岳军事会议从战略战术层面与具体实施层面,对抗日战争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过,国民党终究未能从实质上改变片面抗战路线,即使实施游击作战,也主要是敌后开展零星的正规战,不肯也不善于发动群众。而且,国民党以整训为名,将作战能力强的军队调至大西北大西南;在整军肃纪时,也缺乏严格彻底执法的决心,对一些将领往往采取姑息政策等等。但无论如何,南岳军事会议在抗战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责任编辑:黄雪 最后更新:2022-11-23 14:1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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