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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史之湖南会战:国军真实作战状况
2014-03-20 17:02:29  来源:网易  点击:  复制链接

         据网易报道 从湖南会战前后蒋介石对日军的战略决策和战略部署来看,谓国军无意与日军在真正意义上展开 决战,显然有悖事实。近40万国军兵力的投入,9万国军和6万多日军的伤亡,足证国军对日军的积极出击。但是,湖南会战也充分展露了国军在战略战术、官兵素质、教育训练、后勤补给、兵役军纪以及民众动员等方面的重大缺陷和失误。

  蒋介石及国军军令部对日军作战意图判断失误

  日军用了近两个月的时间作了反复、周密的策划和充分的作战准备。作战方案不仅包括总体作战计划的拟订,而且具体到每一战斗的方案细则的制订,包括兵力配置、作战进度、后方兵站、警备以及气候与地理环境等,均作了周详的考虑和部署。相比之下,重庆方面虽知道日军在鄂南、湘北方面加紧调兵遣将,预料日军将要进犯粤汉路,但军令部对日军的攻势规模和作战部署没有进行充分的分析研究。蒋介石于5月中旬指示第九战区和第七战区司令长官积极准备,但只下达了一个简单的、提示性的手令,并未从其他战区抽调兵力,显然对日军即将发动的强大攻势估计不足。而负责制订作战计划的军令部亦未拟具出详细具体的应对方案。

  湖南会战初期,徐永昌和蒋介石对日军攻势和参战兵力估计不足,导致国军逐次使用不充分之兵力。无论长沙、衡阳,均无充足决战之兵,将应参与决战之有限兵力,分用于决战地后方第二线之防守,甚至因对日军主攻方向判断有误,将兵力分用于日军非攻击方面之防守。

  白崇禧与徐永昌的战略分歧

  会战伊始,重庆军事委员会内部在战略指导方针上存有分歧,主要有两派主张:一派认为粤汉路势必失守,不如主动放弃,退守湘桂路,在湘桂边区或广西桂林与日军展开决战;另一派则主张在粤汉路沿线及两翼组织抵抗,以狙击日军的野心和消耗其有生力量。前者以副参谋总长白崇禧为代表,后者以军令部长徐永昌为代表。

  始终未能集中优势兵力的失败战术

  事后分析,整个湖南会战期间,徐永昌主掌的军令部对敌情的判断及其战略部署明显存有缺陷。如前所述,日本担心设在广西桂林的美空军基地对其本土发动空袭,自始即将桂林作为此次作战的最重要目标。但徐永昌一直对日军的战略意图和主攻方向判断不明,且太注重盟军的观感,一意主张节节抵抗,步步阻击,处处设防。而蒋介石基本上接受了徐永昌的意见。结果是,国军防广兵单,顾此失彼,处处都不愿主动弃守,处处都未能集中优势兵力,对日军形成重点防守和重点出击。与国军不同,日军常集中优势兵力,纵深部署,最终将国军逐一击破。

  湖南会战三个阶段

  湖南会战自1944年5月26日开始,至6月18日长沙失守,第一阶段湘北的战役告一段落。抗日名将薛岳战略部署沿袭第三次长沙会战的战法,日军早有防备。

  自6月下旬至9月初是湖南会战的第二阶段。第二阶段的基本战局是,以衡阳为中心,在湘江以东山区和湘江以西的丘陵地区,永丰,今湖南双峰。双方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攻防战。在这一阶段的战斗中,第十军长达47日的衡阳守城战最为壮烈,因而也最具影响。

  湖南会战的结束时间,历来以8月8日衡阳沦陷为标志。实际上,在衡阳失守以后的一段时间里,蒋介石仍命令国军继续在衡阳周边地区攻击敌人。直至8月下旬,蒋介石才放弃反攻衡阳的企图,调整部署,开始转向沿湘桂路两侧组织防御。蒋介石最后才接受了白崇禧的主张,但为时已晚。

  蒋介石越级指挥,自毁军事机构能力

  按照军事指挥系统,身为委员长的蒋介石只要将指令下达给战区司令长官即可,但蒋素有越级指挥的习惯。一些大的战役,蒋必亲自遥控指挥,通过电报、电话,频频传布命令到前方,不仅越级指挥集团军和军,甚至直接指令到团、营一级。由于蒋介石事无巨细均要亲自过问,部队长官不敢自作主张,或为了卸责,遇事均请示执行,导致前方将领欠缺自主作战意识和机动应变能力。

  军令组织混乱,被日军各个击破

  由于参战系统有别,多头指挥无所适从,部队长官骄不从命,地方部队保存实力等诸多因素,致使参加会战各部队之间步调不齐,协同作战能力差。战场指挥官缺乏自动与邻接部队联系策应的习惯。第十军苦守衡阳40余日,而前往解围的野战军如与城内守军适时配合,或可收内外夹击之效,无奈当内围突出时,外无援应;当外围进击时,内徒固守。另一方面,前往解围的各部队之间缺乏联络,步调不一。各军逐次前往解围,此去彼来,未能集中各军优势兵力与日军决战,结果坐失良机,陷于被日军各个击破的败局。

  战时国军的指挥系统

  战时国军指挥系统是,重庆军事委员会设统帅部,指挥各战区司令长官;军委会委员长为最高统帅,参谋总长、副参谋总长襄助委员长处理该会一切职务,下设军令、军政、军训、政治和后勤等部,分掌作战指导、兵员征募、军队训练、政治教育、后方勤务等职能。战区之下,其层级依次为集团军、军、师、团等。抗战初期,曾于战区之下、集团军之上设兵团;集团军之下、军之上设军团;师之下、团之上设旅。但一年多后分别被简化。

  中央军嫡系将领固然骄不受命,地方非嫡系部队长官或因待遇不平,或出于保存实力的考虑,抗不遵命者常有之。长沙失陷后,蒋介石曾电令薛岳将第九战区主力布守湘江以西,以拱卫西南大后方。薛岳拒不从命,声称必须固守湘东南,不让日军打通粤汉路与通往香港之海道。而据徐永昌等人揣测,薛岳其心叵测,盖一旦有事,颇有划疆自保之意。

  国军对中共的监视和防范投入多少兵力?

  据徐永昌7月3日日记:近来英美舆论指责国民党以数十万部队监视中共,以致影响对日作战。徐氏辩称:胡宗南防共军队不过数师,何至影响如此之大。但同月下旬,蒋介石主持召开整军会议,要求将国军现有的321个步兵师减编为240个师。240个师中,计划以140个师对付日军,20个师监视中共,40个师作预备队,其余40个师用于西北边防、缅甸及机场防守。这虽然只是一个计划草案,但仍然可以依此推论,国军对付日军与监视中共的兵力之比,大致为7∶1。

  军官能力差,兵役不良,军纪废弛

  抗战初期,日军装备完整,训练精良,常常以1个大队(营)战国军1个师(3团)或1个旅(2团)。日军第一军在山西有过战国军30个军的记录。抗战后期,国军的战斗力更趋下降。

  就官兵素质言,国军更远不如日军。“官不如兵”在当时几乎成为一种共识。但不幸的是,战时国军士兵因营养不良,体质严重恶化。缺乏食品,而不是武器,是导致战时国军战斗力下降的首要原因。

  肯定国军抗战的真实战绩

  近40万国军兵力的投入,9万国军和6万多日军的伤亡,亦足证国军对日军的积极出击。尤其是长达47日的衡阳保卫战“是八年全面抗战中,保卫城市作战最长,伤亡官兵最多,敌我两方进行最为惨烈的一场生死搏斗”。其时,重庆20余万市民签名,向苦守衡阳的第十军官兵致敬。日军亦承认“从未有若斯顽强之抵抗”。

责任编辑:周愉景 最后更新:2014-03-27 15:3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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