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华北抗日根据地
2017-12-15 14:52:10  来源：论文网  点击：  复制链接

　　抗战期间，华北抗日根据地处于极端残酷的战争环境，既要面对日伪的“扫荡”、蚕食、分割与封锁，又要遭受日伪的暗中破坏。但华北抗日根据地军民并没有屈服，他们在中共政权的坚强领导下，英勇地进行了反“扫荡”、反蚕食、反分割、反封锁、反日伪暗中破坏的斗争，谱写了一曲慷慨激昂的战歌。

　　反“扫荡”

　　华北抗日根据地，从开辟之日起，就处于日军的反复“扫荡”之中。到1941年和1942年，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扫荡”作战，更加频繁与残酷。不仅次数增多了，兵力加强了，而且规模扩大了，时间也延长了。在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1939、1940两年中，日军万人以上的大规模“扫荡”就多达10次。在晋绥抗日根据地，1941年和1942年两年间，日军大小“扫荡”30余次，历时总计近400天。

　　在“扫荡”过程中，侵华日军大肆推行惨绝人寰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以图彻底毁灭根据地抗日军民的生存条件。1941年日军在对北岳区的秋季大“扫荡”中，惨杀民众4500余人，杀害与捕捉抗日干部600多人，抓去群众1.7万余人，烧毁屋房15万多间。1942年对晋西北地区的春季大“扫荡”，仅在兴县、临县、保德三地就捕杀民众3450余人，烧毁屋房23680余间，抢走粮食35000石、牲畜8万余头，金银首饰和农具13万余件。时人这样形容“扫荡”中侵华日军的暴行：“兽兵铁蹄所至，人、畜、财物、房产一扫而光，无一幸免。许多村庄，都变成废墟。”

　　日军的频繁“扫荡”，并没有使华北抗日根据地军民屈服。他们在中共政权的领导下，积极进行反“扫荡”准备。根据地的村庄，都组织起人民武装自卫队，凡年龄在18岁到45岁的男子，一律编为民兵自卫队。日军不“扫荡”时，民兵自卫队以自然村为单位开展军事政治训练。不少村庄民兵自卫队的武器，只有红缨枪和大砍刀，这也不是人人都有，每天下午自卫队员就扛着这种武器出操训练，晚上参加巡逻放哨。政治训练主要是讲时事，唱抗日歌曲，鼓舞对敌斗争的勇气。

　　反“扫荡”开始前，华北各根据地非常注重民众的民族气节教育。大规模的“国民誓约运动”和“儿童五不运动”，就是典型的民族气节教育。

　　“国民誓约”的原文是：“我是中华民国的国民，我是中华民国的军人，在日本帝国主义打进我们国土的时候，为着中国人民的权益，为着中华民族的生存，我愿遵守公民公约，作如下宣誓：1.不做汉奸顺民;2.不当敌伪官兵;3.不参加伪组织维持会;4.不替敌人汉奸做事;5.不卖给敌人汉奸货物;6.不给敌人汉奸粮食;7.不用汉奸钞票;8.爱护抗日军队;9.保守军事资财秘密;10.服从抗日民主政府。以上誓约，倘有违纪，愿受军事法令制裁。”

　　1942年1月28日，华北各抗日根据地，都举行了大规模的庄重严肃的宣誓仪式。“从七八岁的儿童到白发苍苍的老人，无例外的都卷入了这个运动的热潮”。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灵寿县二区，参加宣誓的人数占全区人口总数的85%。在华北抗日根据地的许多村庄，街头墙壁上都书写了“国民誓约”(也叫“军民誓约”或“公民誓约”)，以便群众诵读。

　　开展“国民誓约”运动以后，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又在儿童中开展了“五不誓约”的教育，要求每个儿童团员一定会背念“五不誓约”，并且遵守。“五不誓约”在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表述略有不同，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五不誓约为：“不上鬼子当;不念鬼子书;不告诉鬼子一句实话;不替鬼子干事;不当鬼子的奴隶。”

　　宣誓活动，在平时可以提高群众警惕，有效地防止日伪暗中破坏;在日伪“扫荡”时，可以使群众保持民族气节，挫败日伪军的种种阴谋。

　　日伪军开始“扫荡”前夕，根据地农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坚壁清野。需要坚壁的物资，除粮食外，还有大量的军需物资如鞋袜、军装、布匹以及枪械弹药、文件等等。为坚壁好这些物资，根据地农民充分发挥各自的聪明才智，想出了很多奇妙的方法。如在河北顺义县(今北京顺义区)，“有的村没有山，就在平地挖大井，埋好了粮食封口后，盖上干粪，敌情紧张时还撒上稀粪，柴林村就是这样干的。也有的村在白薯地里挖深坑藏粮，埋后用犁岔一下，消灭痕迹。靠山的村庄则用挖窑洞来藏粮食，洞口封得一点痕迹也没有。”参加坚壁公粮和物资的农民都是成分好、诚实可靠的基本群众，都充分懂得藏粮藏物资的意义、重要性。坚壁物资一般是在夜里，由民兵站岗放哨、封锁消息。不仅如此，各根据地还动员各家各户也把自家的粮食和财物坚壁起来，让日伪军得不到一粒粮、一丝布。麦收或秋收时节，各根据地组织群众日夜不停地抢收，边打边藏。如果敌人来抢收，主力部队、县区游击队及民兵就主动出击，广大群众和民兵也广泛开展麻雀战、地雷战打击敌人，保卫麦收或秋收。

　　在反“扫荡”过程中，为了防止日伪军偷袭，根据地各村庄实行联防。电影《鸡毛信》中那种“哨树”，就是山区根据地群众在联防中创造的。那时候的山村根据地，各村都在村外最高处竖起一棵“哨树”，派人在树边守候监视。当发现敌情时，就按敌人行进的方向推倒“哨树”，紧邻的村子看见前面“哨树”倒了，也跟着向一边一棵接一棵地推倒“哨树”。这样，日伪军一有行动，人们就知道他的行动方向，游击队、自卫队便立即组织群众转移。这种“哨树”，是各村联防的一种好形式，对保护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起了很大作用。

　　坚壁清野、村庄联防，为反“扫荡”的胜利创造了条件。但由于敌强我弱，日伪军开始“扫荡”时，根据地军民不得不暂时避敌锋芒，进行转移，躲避敌人的“扫荡”，这在当时被称为“跑反”或“跑情况”。“跑反”的日子，非常艰苦。有一首民歌这样唱到：“民国三十年，腊月数九天，日本来扫荡，整整二十天，狼烟遍地起，百姓顺沟钻，铺白草，盖黄蒿，冰水拌炒面……。”

　　在山西沁源，人们这样描述“跑反”的情形：“四更天来吃早饭，日头不出就爬山，爬上山头无事干，四面 望鬼子汉奸……”农民“跑反”时，都要带上自己饲养的牲畜、家禽。日伪军的频繁“扫荡”，使这些牲畜、家禽也适应了残酷的战争环境。张大中曾回忆道：“我们住的一户农民家里，养了一头小毛驴、一头猪……当有敌情时，农民牵着毛驴上山，不用招呼，猪也本能地跟着上山， 一路小跑。敌情过去了，农民牵着毛驴下山回家，猪也 地跟着回来。”宋城也曾回忆道：“敌人来了，枪一响，老乡把猪圈门一开，人上山，猪也跟着上山，人回来了，它也回来了。”

　　反蚕食、反分割、反封锁

　　除频繁“扫荡”外，日伪军还大肆蚕食、分割、封锁华北抗日根据地。

　　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从1940年开始，日伪军着手修筑封锁沟，主要有两条：一条东西走向，东起涿县经易县、紫金关、涞源、灵丘，向西一直延深到浑源，妄图把北岳区北部和南部分割开来。另一条是南北走向，北起易县经满城、完县、唐县、曲阳、行唐，向南直到灵寿，与平汉线平行，以此把冀西山区与冀中平原分割开。同时，日伪军还在晋东北与河北省交界处的县与县，乡与乡，以及日伪军据点周围，铁路和公路沿线，都挖有封锁沟，有的沟深宽各二丈，部分还引河水灌入，实行严密封锁。

　　在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冀南区，1939年，共有日伪据点50余处，1940年有216处，1941年369处;1942年“四·二九”大扫荡后后，日伪军在冀南的据点、碉堡，突然增至1100余个。平均每14个村庄，就有一个日伪据点，形势最严重的地区如宁南等县，平均每3个村庄即有一座碉堡。据点、碉堡之间的距离，平均为5000米。也就是每个碉堡监视地区的半径只有2500米左右，任何一个地点都在日伪军的机枪射程之内。日伪在冀南修复和新筑的公路到1942年“四·二九”以后，增至4500余公里。同—期间，封锁沟、墙也增加到1600余公里。

　　通过点(据点、碉堡)和线(封锁沟、墙及路、河)的联结，日伪军将华北抗日根据地分割成许多小块。形成了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辅之以封锁沟、封锁墙分割的封锁网。日伪军在各区配备重兵，分散布置，对各抗日根据地进行“边沿蚕食”和“跃进蚕食”。

　　为粉碎日伪的蚕食、分割与封锁，华北抗日根据地军民积极开展了交通战。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冀中区，抗日战争期间共拆城墙32座，参加群众30万人以上;破坏大车道与挖道沟50075公里，等于万里长城的10倍，参加群众估计约百万人以上。至于在地方部队、民兵、游击队掩护下参加破路群众的数量，不比主力部队掩护下的数目小。如1940年春，破坏敌人修沧石路，在游击队、民兵掩护下发动3万多人，连续破坏1周。各区县经常发动群众开展破路周，进行比赛，数目也很大。如1941年春，很多地方民兵发动双周大破路及反修路运动周，往往都是一个县几万人参加。在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冀南区，军民结合的群众性破路斗争几乎没有停止过。敌人白天修，抗日军民晚上破，今天破这里，明天破那段，使敌人修不及修，防不胜防。仅1941年12月的冬季破击战中，6天摧毁封锁沟、墙109公里，破坏铁路70多公里。冀县至枣强县大营，敌修筑了一道封锁长墙，吹嘘为“万里长城”。1941年5月大破击中，冀南部队结合1.5万名民兵、群众，连续苦战七天七夜，彻底平毁了这道长墙。交通战为粉碎日伪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蚕食、分割、封锁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点连侵华日军不得不承认：“彼等为令我军行动困难，将主要道路破坏，不仅使我军不能发挥能力，彼等且以交通壕互相联络，其中且可通行车马，又在村落间有长一千米甚至三千米之地下道，无论何处都可通行。”

　　为粉碎日伪对抗日根据地的蚕食、分割与封锁，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相互支援、互为依托。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为打破日伪对山区根据地的封锁，冀中区军民就多次穿越封锁线，向北岳区输送粮食等物资。如1941年初春，冀中7专区发动深泽、无极、定县、新乐等县群众数万人往路西运米，每人背40斤，往返75公里，过铁路封锁线要一气小跑15公里，群众十分辛苦，但情绪极高。对此，聂荣臻曾回忆道：“冀中群众给山地军民送粮的场面，是很动人的。大车拉，小车推，扁担挑，趁着黑夜，穿过敌人的封锁线、封锁沟，把粮食运到山区。这感人的场面，是很让人心头发热的。”

　　反击日伪暗中破坏

　　除进行扫荡、蚕食、分割、封锁外，日伪军还以各种方式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暗中破坏。1938年10月24日，聂荣臻向左权报告：“近在柏兰镇、阜平附近，发现敌人在水中投毒，柏兰镇已毒死许多的牛马和少数群众，阜平附近我第一团十连有十余名中毒。”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等首脑机关所在地——左权县麻田镇，日伪特务曾进行了诸多罪恶活动：散布谣言，挑拨军民关系。该特务组织编出恶毒的顺口溜：“八路军穿的是黄布大衫，吃的是合理负担，敌人来了躲到后山，敌人走了出来宣传……”，以此大肆在群众中散布传播，污蔑八路军，挑拨军民关系。还散布太行山区大旱，是因为“彭德怀压住了龙脉”等谣言。平时刺探情报，偷盗机要文件。日伪“扫荡”时，故意暴露目标，并指使特务带路。阴谋毒杀人民，破坏生产。阴谋暗杀八路军高级将领，破坏军事设施，瓦解抗日部队。该特务组织曾布置女特务用女色勾引彭德怀的警卫员王某，让其杀害彭德怀。此外，还割电线、打哨兵、破坏纺纱厂、发电厂等设施。1943年5月，武乡的特务头子史标清等人，组织了一个庞大的特务网，专门调查我军队、政府、干部、粮食等情况，报告敌人。他们的破坏活动使我方在8个月中死伤了群众800多人，其中民兵牺牲了99人。

　　为防止日伪的暗中破坏，华北抗日根据地军民采取了多项举措。其中主要有：站岗放哨，查路条;实行戒严，查户查店;边缘封锁，保护机密;惩办汉奸等。

　　在华北抗日根据地，岗哨种类很多，北岳区有山头哨，晋西北区有联防警戒哨，太行、太岳区有连环哨，各地还有村头路口哨等。这些岗哨织成了严密的天罗地网。站岗放哨查路条的人有民兵，有老人，也有妇女和儿童。为防止敌特进入根据地腹地，各家来客必须向村治安员处进行登记，来客有什么事，住几天，是什么关系等都要登记清楚。各根据地民兵还在公安部门的指导下，经常进行不定期的抗日戒严和清查户口。清查时非常认真，不但检查集中居住区，而且连山沟、小庄、古庙、独户都不放过。如发现与户口登记和店簿登记不相符者，就认真审查，并根据情况及时处理。

　　在华北抗日根据地，各地都有自己的警戒地带，并不断加以巩固，进而以此为依托，与邻区、邻县连成一片，构成全面的封锁警戒网。封锁的办法有三种：第一种是爆炸封锁，明确划分封锁地区，每晚在敌方据点岗哨附近埋设地雷、手榴弹等，由岗哨看管，第二天太阳出来前取出。第二种是岗哨封锁，即由民兵携带武器站岗放哨，白天在山头、树上设监视哨，监视哨后设联络哨，发现敌情，按规定信号报告敌情。第三种是游击封锁，每晚组织三人到五人的流动哨，轮流在村内外、要道口巡逻。这种严密的封锁边缘地带的做法，有一举两得的好处。一是阻止了外来的袭扰和汉奸特务潜入，维护了当地治安，保卫了政府安全;二是使内奸窃取了文件、情报后无法出境。

　　华北抗日根据地严惩丧失民族气节的汉奸分子。1938年4月，日军到涉县石门一带“扫荡”，新桥村保长师风盘和公执江兰香，贴标语欢迎日军，主张组织维持会。“扫荡”结束后，工作团组织农会会员将这两名汉奸抓住，经审讯罪证确凿，就地枪决。

　　在艰险的战争环境，华北军民充满着必胜的信心

　　在极其艰险的战争环境中，面对饥饿、屠杀、死亡的威胁，华北抗日根据地军民不气馁不屈服，对胜利满怀信心，始终洋溢着坚强、乐观、豁达的生活态度。张大中曾深情地回忆道：“他们就像漫山遍野的杏树林一样，一次又一次经受着敌人的战火，等到开春又绽放出不屈的花朵。跟老乡聊天，他们说：‘熬得过去，最终是要把鬼子打走的。’一张张黑瘦的面孔，透着刚强的意志;一双双饱经忧患的眼睛，闪烁着对胜利的渴望。”在回忆录中，罗云这样描写抗日根据地的农民：“到了肃宁，那里真是另一番情景。人们都十分友好，都充满着乐观的情绪，他们不断地唱着歌，仿佛他们是天下最快乐的人。但是，他们的生活却十分艰苦，吃的是带着许多沙子的小米饭，白菜汤里一点油星也没有，就是这样的菜也不够吃。”山东抗日根据地的著名红嫂——沂南县东北村的公成美回忆:“我年轻的时候，正是炮火连天的战争年月，村里的妇女‘识字班’那阵儿很活跃，推磨轧碾烙煎饼，送军粮，做军鞋，站岗放哨当向导，埋地雷、抬担架、慰问伤病员……没黑夜没白日，不要命地干。我是识字班班长，又是青妇小队队长，什么工作都要做在头里，整天歌儿不离口，不知道什么叫苦，什么叫累。”方冰在诗歌《歌声》中这样写道：“敌人刚才退走，村子里一片瓦砾，天空不见飞鸟，路上没有行人。从那高高的山上，走下一片雪白的羊群，长鞭子在空中响着，唱歌的是那牧羊人。在这黄昏的天幕下，在这劫后的山村里，我突然感觉到——晋察冀的精神!”还有人这样写道：“我亲眼看到披麻戴孝的妇女带着孩子来顶替刚刚牺牲的丈夫、父亲来做交通员;又看到老母亲用旧席卷起牺牲的儿子，大哭一场，便立刻又到村口去放哨。”国际友人卡尔逊，则是这样描述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农民：“每个人似乎都在做与抵抗侵略有关的某种工作。妇女们在做军鞋，黄昏时刻，到处可见一群群妇女在辛勤地缝制衣服。另一些妇女参加了村自卫队，因为青年男子从军去了，年长些的得在地里劳动。在村口检查我们通行证的哨兵就是一位妇女。孩子们除其他任务外，似乎还要保持村镇的清洁，我不时地看见孩子用本地灌木扎的扫帚打扫衔角。但是，生活并不全是工作。上午学校上课，晚上人们聚集在旧庙前唱歌、听演讲或者听有关战况的报告。”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7-12-15 15: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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