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献:中共抗战的历史见证(2)
2017-10-24 15:54:42  来源：李少军  点击：  复制链接

　　三、见证之三——中共领导军民展开持久、全面抗战

　　关于这个问题，早在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所作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就已作了全面总结，后来我国学界很多史著也有翔实叙述。笔者在此只提及所见抗战期间日方的一些相关反映，以作为补充例证。

　　(一)对于中共指导抗战方针的反映

　　1939年，一位自称“致力于灭共已有8年”、且在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到华北从事特务活动的日本人深田悠藏，在本国的改造社出版了一本《中国共产军现状》，指出：中共能适应中日矛盾激化、国内形势剧变的状况，并与共产国际发动的世界反法西斯人民战线运动相呼应，在理论上从国内阶级斗争转向对日抗争、从反抗国民党转向国共再次合作，从而促成了举国一致、各党派团结的局面，“国共共同成为抗日战争的中心力量”。正因为深田悠藏看到了中共方针对中国全面抗战局面的形成发生重大影响，所以在1938年10月武汉陷落、中国开始从防御转到与日军相持的关口，就对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论新阶段》极为关注，认为其中“凝聚了共产党今后的对策”，而加以译介。他指出：毛泽东通过总结全面抗战开始以来的经验，提出了持久抗战的战略方针，认定中国将获得最后胜利，而支持持久战并获得最后胜利的唯一道路只能是统一发展全民族力量、发动民众克服困难;至于中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条件，则主要是中国的进步，包括国内政治、军事、党务、民运、文化、教育等所有方面的进步，以及日本的困难、国际的援助。(参见深田悠藏：《支那共産軍の現勢》，东京，改造社，1939年版，第6、17—18页。)众所周知，毛泽东早在1938年5月发表的《论持久战》中，就已对这些论断作了系统的阐述。故深田悠藏又摘译了该书关于持久战的根据、持久战三个阶段及具体战略方针、主动性和灵活性及计划性、统一战线等的论述，称：“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宛如呵斥消沉的蒋介石一般”，辩明了在下一步抗战中“全面实行游击战之有利”，以此号召全国。他预感，“不管怎样，中国的抗战都将走到共产党的轨道上去”。(深田悠藏：《支那共産軍の現勢》，第40—56页。)

　　同年，日本满铁调查部编的《关于八路军及新四军的资料》，又对中共战略方针的贯彻情况作了叙述，称：中共领导的军队“相信持久战绝对能打败日本，且在迄今为止的战斗中能从单纯防御达到进攻或进攻防御，对抗战前途具有自信。相对于国民党军队将一个区域被日军占领视为中国领土的损失的想法，他们……认为这是民众斗争的开始……要与用现代武器充分武装起来的日军战斗并取胜，只能实行主动的游击战。所以，他们……将沦陷区改称游击区，为动员沦陷区内的民众参战，而更为积极地行动着”。并且，在武汉陷落后，连国民党当局也承认“游击战术对长期抗战是不可缺少的……中央军、地方军相继派游击军潜入沦陷区。作为八路军专利的游击战术，在现阶段成了对日抗战的主要战斗形式”。(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编《第八路軍及新編第四軍に関する資料》，大连，一番馆印刷所，1939年，第58、88—89页。)对于中国共产党实行的持久战方针，日本侵略者极为敌视，身为大将的阿部信行在1940年写道：立足于四川盆地的重庆政府，对于日本来说已不足为虑，但是共产党的力量却延伸到中国四百余州，一举手一投足都极为深刻地影响到中国的命运，无论何时都主张对日抗战，阻挡了日本将中国殖民地化的“进路”，因而成了所谓“东亚新秩序”的头号大敌。(参见阿部信行为中保舆作的《最近支那共産党史》的序，东京，东亚同文会，1940年。)此外，日本在华特务机关也通过其报刊，对持久战方针大肆诋毁。

　　到1944年，中华民族的持久抗战历经艰难曲折，已看到胜利的曙光，而中共中央又及时地提出了积极为大反攻做好准备的号召。对此，日本的华北方面军参谋部视为政治攻势，加紧研讨所谓“剿共方针”，而在报告中论及中国抗战历程时，突出提到了“中共以毛泽东名义”提出的持久战“三阶段论”，不得不承认：“彼我抗争的经纬与国际战争、政治局面的推移，大体上就是沿着上述阶段过来的”;并且，“中共必然实施大反攻的概率很大”。(甲集团(华北方面军)参谋部：《剿共方針》第1卷第8编，第190、202、208页，日本防卫研究所藏，支那—大東亜戦争北支—47。日方这里所说的大反攻，内涵是通过政治与军事手段相结合促使伪政权倒戈、里应外合进攻日军。以下编号以汉字开头的日文档案，均藏于日本防卫厅研究所，不再注明藏所。)这也不只是在华北的日军高层的看法，当时日本的情报机构“大东亚省总务局总务课”，在同年编撰的《中共概说》中称：“对于第二次国共合作以后中共迅猛发展的步骤，大有注意的必要”。(日本大东亚省总务局总务课编印《中共概説》，第16页。)因此，该机构在这年专门编印了《毛泽东抗战言论选集》，将《论持久战》等五篇毛泽东著作全文译出，以向当局“提供反映国共统一战线、抗日中国动向的宝贵资料”。(日本大东亚省总务局总务课编译《毛沢東抗戦言論集》，东京，1944年。引文见该书“引言”。该书编译的毛泽东其他著作是：《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

　　(二)对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战的反映

　　始终敌视中国共产党的日本侵略者，从南昌起义爆发至红军长征到陕北，对于中共领导的革命战争从未停止过窥探。因此，当陕甘宁与南方的红军分别于1937年8月、10月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时，就在日方激起了强烈反应，其相关情报活动也随之大力展开。日方颇知八路军装备差，一些部队“步枪数量只有兵力数量的一半左右，自然他们普遍为缺乏弹药所苦，弹药补充几乎都要自己去解决”(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对支作戦参考資料(教)其の十二(支那共産軍ノ現状)》(1938年10月)，第24页。支那—支那事変全般—140。)，而“新四军的装备……较之八路军还要差”(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编《第八路軍及新編第四軍に関する資料》，第294页。)。但是，日军很快就领教到八路军在华北“狂奔于对日游击抗战”，新四军在华中也“通过游击战术对日彻底抗战”。关于八路军、新四军的战斗精神和生活，日本大本营评论说：“他们富有坚定的抗日精神，抵抗之顽强给敌方留下深刻印象”，“擅长游击战”，“似乎特别会狙击”，“在防御阵地的抵抗相当顽强”。“所谓游击战法，就是遇强敌即藏起武器潜伏山林……遇弱敌就骤起而击之”。“他们习惯于极简朴的生活，身穿粗布服装，连帐篷也没有，在山野起居，而从不以为苦”。“他们工作的场所云遮雾障，选择的是山间僻地，如没有猎物，就要像熊一样度过数日。对此，他们习惯而又坦然”。因此，日本大本营得出的结论是：“对于他们的游击战法，绝不可大意”。(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对支作戦参考資料(教)其の十二(支那共産軍ノ現状)》，第40、44—45页。)

　　1940年10月，日本的华北方面军参谋部提出《对华北方面共产势力的观察》报告，称：在国民党一再明里暗中施压、阻碍的情况下，华北的八路军和中共其他力量仍“在以相当快的速度增长”，且“只要重庆方面想言和乃至有软化抗战意识的倾向时，总是马上抨击，以使其朝着抗战的方向”。八路军“在总体上编制微不足道，装备也不良”，但“斗志旺盛，机动性大(能做到一天行程约40公里、连续行军一周)，通晓地理地形，善于分散作战”，“其高层干部是经过磨练之士，有过去十多年中一直苦斗的历史，因而统御的才能相当可观……能巧妙指挥、运用分散在广阔区域的众多小部队”，“采用的战法是所谓游击战，极为巧妙、顽强地进行少数人的机动游击战，成了我治安的最大之癌”。(北支那方面军参谋部：《北支方面共産勢力ニ対する観察》(1940年10月1日)，第1、2、8页。陸軍省—陸支密大日記—S15—111—206。)

　　1941年4月，该方面军司令部回顾八路军在华北的战斗历程，写道：自1937年9月以来，八路军在华北各地进行游击战争，先后建立了晋察冀边区、冀南军区、在山东的第一纵队等，力量逐渐增长，而国民党军队则明显减少。两者都是日军的敌手，但八路军由于依靠动员民众，尽管在不断与日军作战过程中蒙受了巨大损失，却能很快恢复;而国民党军队由于对民众的依存度很低，每月只是在减少。现在华北的中心区域，已无作为国民党军队主力的正规军，其集结于鲁南及晋南地区，对华北日军已无威胁;但八路军自1940年5月以后扩大了队伍，明显将质转化为量。(北支那方面军司令部《北支那方面軍昭和十六年度肅正計画》所附《情報関係書類》之〈華北に於ける共産軍進出過程〉，支那—支那事変北支—740。)而到1942年，日方在叙述华北中日战况后得出的结论是：“吾人最须注意的，就是今后共产军不间断地在华北行动”。(东洋协会调查部：《支那最近の状勢概観》，东京，三秀舍，1942年版，第9页。)

　　对于新四军，在其刚成立之时，日方即声称要保持高度“警戒”，因为在九江沦陷后，长江中下游的国民党军队收缩了作战区域，但新四军“游击作战的主要目标是华中、特别是经济中心上海”，在福建、广东也有支队。(东洋协会调查部：《支那抗日作戦の現状》，东京，三秀舍，1938年版，第17页。)其后，在日本驻上海总领事的报告及总领馆警察署编印的所谓《治安月报》中，新四军在上海、浦东、金山、崇明、松江、川沙、南汇、太仓、昆山、常熟等地深入民众、进行游击战争的情况，就成了常有、乃至于固定的内容。(参见《支那事変ニ伴フ状況報告·支那各地報告·上海情報》(共5卷)所收1938年后日本驻上海总领事的报告和总领馆警察署的《治安月报》。A—1—1—0—30之5—1—1。)1942年，日军登集团报告苏北新四军情况，指出其“依然苦于武器弹药不足”、以至于在战争中“要着眼于使用刀矛”，但同时仍承认其为“优秀”之敌，“持续抗战，强化根据地，为大反攻作准备”，尽管在1941年6月遭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但仅隔一年多时间，仍“显出异常的发展”。以此推测未来，日军如果拿不出新招、继续依靠伪政权和伪军，就无法阻止新四军“随处产卵增殖，并通过地下工作进行看不见的蚕食”。(登集团参谋部：《蘇北ニ於ケル新四軍ノ情况》(1942年11月11日)第一章题记及第1、3、7页，陸軍省—陸支密大日記—S17—50—87。)1943年，在长江中游盘踞以武汉为中心的一些区域、与国共军队作战的日本第11军，将战斗在以沔阳为中心的长江北岸三角地带的新四军视为“插进武汉中枢部的匕首”，说其“编成、训练、战法、民众工作等有浓厚的共产军色彩，武器弹药等也是自制”，在数量上不可小觑，且善于利用水濠沼泽，有众多堡垒工事，虽然日军曾为摧毁新四军进行过所谓“沔阳作战”，但并不能达到目的，以至于在1943年还要进行所谓“一号作战”，“以图改善、强化本军的战略态势”。(《昭和十八年武漢地区に於ける第十一軍の作戦指導》，第156—157页，支那—大東亜戦争武漢—161。)

　　到1944年，日本侵略者盘点八路军与新四军的力量，承认其有“迅猛发展”，华北的陕甘宁边区34个县、晋察冀边区99个县、晋冀鲁豫边区162个县、鲁苏豫边区86个县、晋西北28个县、塞北区17个县为八路军控制，华中的苏中16个县、苏南17个县、苏北9个县、淮南苏皖边区8个县、淮北苏皖边区15个县、豫皖苏边区20个县、皖中6个县、豫鄂边区30个县、浙东7个县为新四军控制。此外，“海南岛有琼崖红色自卫队”，“成为日军开发岛内的一大障碍”;中共武装力量还正在向东北延伸。(日本大东亚省总务局总务课编印《中共概説》，第17—21页。)

　　关于八路军和新四军始终英勇抗战、由小到大、由弱变强的根源，日本侵略者有很一致的看法，认为：在于两者在本质上同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有出色的政治工作，并与民众打成一片。日本大本营在1938年即看到，八路军和新四军“是基于中国共产党的指令行动的”，“最须注意的是他们的政治工作”，他们“纪律极好，对一般民众秋毫无犯，善于安抚民众”，特别擅长进行抗日宣传和动员，因而受到了民众的“绝对信赖”。(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对支作戦参考資料(教)其の十二(支那共産軍ノ現状)》，第8、11、13、14页。)其后，满铁调查部在搜集八路军、新四军情报过程中也注意到，在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之前，中国共产党就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提出“创造模范军队进行斗争”，对红军积极进行战斗动员，使红军上自军长，下至炊事员、马夫，都“努力学习军事政治，为对日抗战做各种准备”。在抗战中，“八路军的政治工作指导员指导其士兵积极联系民众，激发民族意识，对他们组成人民自卫军、游击队予以指导”;而新四军“与八路军的政治工作几乎同样”。(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编《第八路軍及新編第四軍に関する資料》，第297页。)1944年，日本情报机构根据多年了解的情况，又概括指出：八路军、新四军源于工农红军，“不单是战斗部队，而且是实现中共政治目标的武力”。“军内有党的机关与组织，通过它们的活动，确保军队执行党的路线”，“对军内外及民众展开政治工作，完成军队的政治任务”。“党在军队中的政治工作，首先是针对军队官兵的，将民族教育渗透到部队中，鼓吹民族意识，强化指战员的团结，以增强部队战斗力，进而确保战斗胜利;其次是针对军外民众的，对民众进行宣传、鼓动，密切民众与军队的关系，以动员民众，同时与地方党组织和行政机关联系，促进民众武装，使民众参加抗战”。(日本大东亚省总务局总务课编印《中共概説》，第12—14页。)

　　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抗战中，遵照党的指示，一贯实行优待、教育日俘以瓦解日军的政策，这在当时日方的相关资料中也有反映。1940年10月，日本的华北方面军参谋部报告称：八路军“极为优待俘虏……对之进行思想上的乃至于反战的宣传教育，予以释放”，而对日军来说，这种政策“不可无视”。(北支那方面军参谋部：《北支方面共産勢力ニ対する観察》，第15页。) 1942年，日本对华派遣军总司令部报道部“采录新的事实”编纂《抗战中国的宣传》，又以介绍曹伯韩《宣传技术读本》相关内容的方式，更具体地叙述了八路军优待、教育日俘的情况，说他们用日语劝降日军，将日俘送到后方，由会日语的教员每天对他们进行教育，使其认识自己受到本国政府的欺骗、人类不应互相残杀、中日人民要团结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打到日本军阀。(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报道部编《抗戦支那の宣伝》(上)，上海，芦泽印刷所1942年印，第95—97页。)1944年，日本情报机构又称：八路军和新四军在优待日俘的同时，还以日本侵华战争也殃及日军家人来打动他们，引导他们认清侵华战争是为日本军阀、财阀的私利私欲服务，而他们自己则充当了牺牲品。(日本大东亚省总务局总务课编印《中共概説》，第66页。)

　　(三)对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广泛动员民众抗战、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反映

　　在整个抗战过程中，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坚信“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全力发动和组织民众投入和支持抗战;同时，为执行游击战争的战略任务以壮大自己、打败日军，而一贯致力于建立和巩固抗日根据地。日本侵略者由此深陷人民战争的大海，步步走向失败。而当时他们出于敌视立场和找对策的目的弄的一些材料，也有力反证了上述情况。

　　对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涉及稍深的日方资料，几乎无不强调其强于政治，而所言政治的主要内容，就是发动组织民众、建立抗日根据地。如1938年10月，日本大本营即根据“最近的情报”称：共产军“致力于通过巧妙的政治宣传工作扩大红色地盘，同时增强共产兵力”，“他们的工作步步见效”，有很多“土民”等投入共产军，使“其兵力趋于逐步增加”。(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对支作戦参考資料(教)其の十二(支那共産軍ノ現状)》，第16页。)而在华专门从事反共活动的日本特务深田悠藏，1939年在其书中说：共产军“在军事行动之外，更重视政治行动，以掌握中国四亿民心、将其组织起来”，因而“是可怕的敌人”。(深田悠藏：《支那共産軍の現勢》，第4页。)同年满铁调查部依据有关八路军、新四军情报编的书中也指出：八路军出动以来，“随处掀起民众运动，积极组织人民自卫军、游击队等，扰乱日军后方，截击交通兵站线，破坏新政府(指伪政权——引者注)，同时在非沦陷区域内努力建立抗日政权、建设根据地，以坚持长期抗战”。新四军“对民众的组织、武装动员异常努力”，其战地服务团在城乡展开宣传、教育和一切政治性活动，号召民众抗日救国，组织抗日团体。同时，新四军对日作战，也是以根据地作为依托。(参见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编《第八路軍及新編第四軍に関する資料》，第58、296、299-300页。)

　　日本侵略者对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发动和组织民众抗战取得极大成效、赢得民众广泛支持和拥护，是十分仇视的，但在内部又不能不予以承认。说到原因，他们虽总在宣传方法、形式、感染力上做文章，但也有以下值得注意的更深入的看法：

　　一是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坚决抗战、不怕牺牲、艰苦奋斗，对民众产生了巨大感召力。日本的华北方面军参谋部在1940年评论说：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有彻底的抗日思想”，“源于共产主义思想的特别的思想、精神……与不断高涨的抗日民族意识结合在一起，不断强化他们的对日抗争意识及思想上的团结，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他们“为了主义和抗日可以不顾生死……在地方上积极活动，就使地方上的工作得以推进，取得了伟大的成果”。(北支那方面军参谋部：《北支方面共産勢力ニ対する観察》，第7页。)而该部特务机关“宣抚班”1939年的《工作月报》所述，又提供了具体例证：“共产第八路军的政治工作队员……是八路军中最积极的分子”，在与日军作战中，“牺牲者以工作队员为数最多”。八路军女子工作队“上前线慰劳士兵，缝补衣服，从事抗日运动等”，她们“是来自大学、女校的知识女性，穿着与士兵同样的衣服，一日两顿淡饭，但志气超出士兵”。在他们努力下，乡村中15岁至30岁的青少年编为自卫组织，广大村民接受抗日宣传并实行武装训练。(参见杉山部队本部宣抚班：《北支那方面军宣撫班指導要領抄》，支那—支那事変全般—180。)其后，在华中的日军也有说法，认为“国民党军队训练与素质恶劣、军纪废弛、政治工作拙劣、丧失民心，反之，新四军素质军纪都更好，精力旺盛，政治工作、民众工作(特别是宣传工作)高超，得到民众的信赖”。(登集团参谋部：《蘇北ニ於ケル新四軍ノ情况》，第6页。)

　　二是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做到了发动、组织民众抗战与维护民众利益的统一。日方看到，抗战时期，尽管国共两党都号召动员、组织民众，但两者的方向并不一样，国民党方面只关心从民众那里获取人力物力，却不管百姓疾苦，还对之百般防范，因此不能凝聚人心;而共产党方面却是通过维护民众的切身利益、激发其积极性，来发动、组织民众投身抗战。(参见满铁调查部编印《支那抗戦力調査委員会昭和十四年度総括資料(二ノⅠ——戦時の支那内政)?政治篇(Ⅰ)》，大连，1940年，第23—24页。)1939年，日本的华北方面军参谋部述及共产党、八路军“发动民众的方法”，认为“主要是通过教育和提高生活水平等”，就后者来说，体现为分给农民土地，使民众税负合理、减轻债务，以及适当运用合作社，故民众生活安稳。(参见北支那方面军参谋部：《北支方面共産勢力ニ対する観察》，第13页。)1940年，曾作为美国观察员来华、到过很多抗日根据地的卡尔逊，在纽约出版了《中国军队附录》一书，其中译述了王毓铨介绍的共产党、八路军在鲁南游击根据地动员民众的情况。日本情报机构认为其与国民党动员民众形成了对照，予以转述，称：鲁南游击区根据地是基于“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改善民众生活、促进民众运动的原则动员民众，贫苦农民得以免去重税负担，广泛组成平时不脱离生产的自卫团，而地方政权也消除了旧乡绅的控制、主要由抗战青年掌握，廉洁高效。(参见东亚研究所编印《重慶政権の政情》第三章第三节。)1942年11月，日军叙述新四军有效动员民众的情况，指出：沦陷区民众饱受倚仗日军之势的伪军横暴压迫、苛敛诛求，十分怨恨，而新四军则在动员民众工作中实行新的土地政策，宣传并落实合理负担、改善民生、发展生产三项原则，符合民众对日常生活的要求。(参见登集团参谋部：《蘇北ニ於ケル新四軍ノ情况》，第6、7、8页。)

　　三是中共高度重视教育、训练培养做民众工作的人员，取得了巨大成效。1936年，中共在上海的报纸刊出西北抗日军政大学招生广告，宣告该校宗旨是为抗战培养训练大量军事政治干部，为此招收各地革命青年、军官、爱国志士入学。日本情报机关得见，即全文译出向当局报告。(参见《西北抗日紅軍大学の学生募集運動》，《外事警察報告》第167号，第112—114页。)而后来日方在提及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动员、组织民众时，也多认为相关人员受过很好的教育训练。如1939年1月，日本的华北方面军参谋部在绝密资料中指出：“延安有很多共产学校，学生达八千人，或受军事教育，或受政治及其他方面如宣传牌制作法的教育”，“进行训练后，相继将毕业生派到前线，增强工作队”。“各地共产游击支队分别设立干部学校，选拔支队内的排长、班长入学，在其他要地(编者列出五台山、任丘、霸县、博野、掖县、沛县、马门关——引者注)，旨在培养斗士的学校也有不少”。同时，共产党在地方上还将小学教师组织起来、进行训练，鼓励小学生向周围人宣传抗战。编者所得出的结论是：“共产党方面的教化工作与宣传工作热烈、巧妙而有组织性”，“华北民众仍在被他们获得”。(《方軍参特報第一一号·北支ニ於ケル共産軍ノ現勢教化工作並民衆ノ抗日意識》(1939年1月11日)，支那—支那事変北支—940。)至于华中的新四军，日方在其成立不久就得知：其教导营就是“为训练游击干部而设的学校”，“课程与在陕北的抗日军政大学及陕北公学相同”，“队员分别就团体组织、团体工作进行研究”，还常进行公开讨论，“毕业后到游击区指导训练各游击队，从事民众工作”。(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编《第八路軍及新編第四軍に関する資料》，第294—295页。)而到1942年，日军惊呼：“新四军可以名之为政治军队”，“其政治力量渗透显著”，故无论是在其根据地还是游击区，“民众都有旺盛的抗日意识”。(登集团参谋部：《蘇北ニ於ケル新四軍ノ情况》，第1、3页。)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在十分艰险的环境下，领导军民建立了众多根据地，并在与野蛮残酷的日军反复搏斗中，使根据地不断扩大、巩固，为壮大抗日力量、打败日本侵略者创造了极为重要的条件。在此过程中，日方妄图摧毁抗日根据地而竭力寻求对策，为此探究抗日根据地存在和发展的因由。而1944年日方情报机构的报告，便集中反映了他们的看法。该报告写道：中共领导的根据地遍布于陕、甘、宁、晋、察、冀、鲁、豫、苏、皖、鄂、绥、浙、闽、琼，分为基本根据地与游击根据地两种类型。这些根据地支撑八路军、新四军等坚持抗战，同时还实行各方面建设，即：以共产党为核心，全面贯彻新民主主义，在政治上，按“三三制”建立政权以体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行民主政治，经由各种团体将民众动员组织起来，号召拥政爱民;在经济上推行减租减息、合理征税、保护劳工政策，没收汉奸土地，开展合作社运动，发展生产，保护根据地内的自由经商，成立边区银行、发行“边币”“抗币”，平抑物价，并围绕军需与生活物资与日伪展开经济斗争;在教育方面，党政军不仅十分注重自身成员的教育，而且共同对民众普及教育，尤其是对儿童的教育，切合其特点而又善于引导其参与现实生活，很有成效;在文化方面，抗战文艺有广泛发展，出版了许多刊物杂志，音乐、舞蹈、美术等的创作也很活跃，戏剧、歌咏的影响巨大，而相关政策导向则重在贴近民众、通俗化。面对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广泛存在及其全面而卓有成效的建设，报告作者写下了这样的文字：“在中共影响下的边区人口，估计总共约有1亿”，而“600万党员领导中国(上接第66页)之日，大概就是中国‘赤化’之时了”。(参见日本大东亚省总务局总务课编印《中共概説》，第21页。)可以说，这是其对日本终将失败、而中国共产党则肩负着中国未来所作的一种惶恐无奈的预告。

　　结语

　　中国共产党发动和领导抗战的伟业，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值此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重新回顾和加深认识，很有意义。笔者认为，现在还能看到的当年日本政府、军方、民间侵华机构等方面搜集的相关情报及据此所作记述、分析，有不少涉及到敌方对中共发动和领导抗战的反应与反映，这些内容有助于我们扩展视野、深化对问题的理解。透过这些日方资料，我们可以确认：九一八事变后的东北抗战，主要是由中共发动和领导;其后，为全面抗战奠定了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是由中共广泛发起、促成、领导和坚持;而正确有效的中国对日战略，在日方也承认是毛泽东提出的持久战方针;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英勇奋战、大力动员和组织民众、创建和不断扩展根据地，一步步挫败日军、使之陷于四面楚歌而最终失败，都是日方也难以讳言的事实。成于当年日本侵略者之手的这些资料，从反面使我们确信，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是经得起检验的历史定论。

　　〔作者李少军，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李一菲 最后更新：2017-10-24 16:0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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