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中共和山西的关系
2017-10-04 09:07:22  来源：碣石钓叟  点击：  复制链接

　　由于主客观的各种因素，抗战初期中共对山西方面的统战工作还算相当成功的。阎锡山这个人也是很不简单的，民国初年的各路军阀在一次又一次的内战中几乎被当权派消灭殆尽，只有他的山西仍旧凭借山河之险，人心不散。因此他有一套很完善的统治理论。

　　阎锡山从前对共产党一向是仇视的。苏俄十月革命之后，他曾对他的僚属们说：“看吧，赤化全世界的大祸，快要来到中国!”自此以后，阎锡山常流露其对“赤化”、“赤祸”的看法，并提出如何防范的办法。所以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阎锡山就’一贯支持蒋介石的反动政策，并以“防共”、“反共”为中日亲善的前提。他还说国民党的农工政策，是替共产党做工作，应该赶快停止。在山西，他写了《防共应先知共》的小册子，发至学校和机关，并亲编《防共歌》，在民间广泛宣传。胡说什么“共产党先甜后辣”，“共产党杀人如割草”，“共产党来了富人穷人都糟糕”，“共产党是要富人的钱，地主的地，穷人的命”。又编了一本《共产主义的错误》的小册子，批评马克思“把失业恐慌、经济侵略战争的交易病误认为分配病”，“唯物辩证法只讲要不要，不讲该不该，抛弃了人在历史发展上的领导作用”，又胡说“共产党视父母为路人，更进而仇父杀父”，“强人作禽兽”。最后形成他的中心思想：“物产证券与按劳分配”。

　　不过阎锡山的反共比之蒋介石、汪精卫和日本军阀们，都要高明一些。他企图用成套的造谣污蔑，给一般人民和知识界种上很深的反共毒素，从根本上实行他计划的“思想防共”，更进而推行“政治防共”、“经济防共”、“军事防共”、“民众防共”。

　　中原大战阎锡山下台后，避居大连，受着日本人的保护，约有一年的光景。当时他在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的策动和帮助下，不断和广东的陈济棠、东北的张作相等老军阀，以及西北、西南反蒋失意的军阀政客们，信使往返，秘密进行倒蒋种种活动。那时，日本还没有发动九·一八事变，他们计划鼓动阎锡山再次发动内战，还想强迫阎锡山做他们侵华的傀儡。关于这一点，阎还算有些聪明，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狐疑推延，未成事实。后来，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揭开了武力侵略中国的战幕。阎锡山很巧妙地掌握时机，在事变的前一个月，飞回山西。他和日本在幕后搞了什么鬼把戏，局外人不得而知，可是阎锡山—离开大连，摆脱日本的掌握，避免公开当汉奸却是事实。

　　1932年春，阎又出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表面上高唱守土抗战，实际上他念念不忘倒蒋，更时刻不忘反共。所以，当日军强占东三省和热河并向关内进逼，蒋介石令张学良采取不抵抗主义对日再三再四让步的时候，阎锡山也和日本人密切往来。日本在“反蒋”“反共”的口号下，引诱阎锡山上钩。听说日本人有一次和阎谈判时说：“阎先生，你对蒋介石报仇的日子到了，不要坐失良机!”阎锡山虽因抗日高潮的到来，未能发动内战，但一直存在着反蒋意识。西安事变时，阎锡山兴致勃勃，认为蒋介石这一下可完蛋了。他判断内战即将发生，他可以坐山观虎斗，本着“矛盾中求存在的原则”，谋取一切利益。不料，却实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据说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在洛阳劝蒋抗日，碰了钉子。那时，阎锡山在背后怂恿张学良反蒋。他说：“老弟，你于天大的事，我也能帮助你。”后来西安事变，张、杨派代表到山西，要阎践约，阎又说：“现在的事比天也大了，我不敢帮助。”八年全面抗战期间，蒋、阎之间，也始终存在着不可调和的意见。阎锡山对蒋介石中央政府的法令，始终是表面服从，实际上自行其是，另搞一套。蒋对阎也无可如何。蒋介石拉走了傅作义，阎认为傅背叛了他，气得咬牙切齿。阎锡山也始终防范蒋的嫡系胡宗南、卫立煌等对他可能发动的袭击。

　　阎锡山从前算是个亲日派，他接受了日本武士道的精神和德国与日本酌军国主义教育。他常赞不绝口地称道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军阀的法西斯政治为“飞机式”的进步。他和日本的朝野人士，有着历史很长的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各种关系，所谓“大亚细亚主义”、“中日亲善”、“中日经济提携”、“中日共同防共”等等，他都是极端赞同并尽力谋其实现的。在统治山西的很长时间内，派遣了大批学生到日本留学，从日本学习各种知识和技术，作他在山西发展事业巩固反动政权的参考，从而更加深他和日本军阀和财阀们的勾结。同时，在中国北洋军阀混战与国民党新军阀混战的20多年间，阎锡山曾得过日本军阀和财阀的大力帮助。日本帝国主义分子曾经帮助阎锡山倒蒋，更利用阎锡山进行反共。当北洋军阀没落、国民党新军阀割据称雄时，阎锡山就成了日本帝国主义分子认为最可利用的理想人物。

　　但是经过1930年反蒋失败的阎锡山，从大连回山西后没有顺从日本人的意旨，再度发动军阀内战;使日本军阀财阀们大感失望。因之九·一八事变， 日本军阀采取直接下手的军事进攻，强占东三省，更进而向关内压迫。那时日本人对阎锡山，也由过去的软性利诱，变为硬性的威胁。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提出“华北五省防共自治”，北京学生举行了悲壮的一二·九运动，促进了全国的抗日高潮。就在那时，日本军阀派上专人来山西威胁阎锡山，要他表示态度。阎锡山无可奈何，发表了“防共图存”的文件和讲话。当时有人很奇怪地说：“为什么在现在民族危机深重、全国掀起抗日高潮的局势下，阎先生不主张抗日救国，却要谈防共图存呢?防共图存，图的是个什么存呢?”阎锡山很明白地说：“能自存与自固，联日好，联俄亦好。不能自存自固，联日无益，联俄亦无益。”又说：“不能自强，靠国联无益，靠英美也无益，亲日无益，亲俄亦无益;若能自强，国联可靠，英美也可靠，亲俄有益，亲日亦未尝无益。”实际的内幕是，当时的阎锡山(甚至蒋介石也相同)绝没有对日本抗战的决心和’准备。他梦想日本由东三省进攻苏联，认为日俄战争一起，中国的事就好办了，山西的事更好办了。所谓自强、自固，正与日本军阀们的“防共”论调相呼应。长篇说教，其精彩处，正在于“联日好”、“联日也未尝无益”的“高见”，可以模糊中国一般人对国际形势的认识，还可麻痹一般学生和民众的抗日意识。强调“防共”，就是对日本侵略中国的帮助，因为它在日本军阀灭亡中国的狠毒计划上，加上了一层烟幕。

　　但是在华北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魔爪伸向山西，尤其是七七之后日本军阀也不给这位“矛盾中求存在”的老成专家留什么虚情假意，索性大刀阔斧进军山西。

　　阎锡山不得不将“存在就是真理”的哲学运用于实践，逐步提出“守土抗战”，并与中国共产党实行合作。

　　一、阎锡山从“自存”出发，提出了抗日要求，为建立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政治基础。 阎锡山是一位比较有头脑的近代军阀，他在派系争斗中，不断总结经验，创立了一套哲学理论———存在哲学，主张一切事情都不能做得太绝对，既不能“过之”，又不能“不及”，“抗日要准备联日，拥蒋要准备反蒋，联共又准备剿共”，其中心则是“存在”。为了维护自己在山西的统治地位和权益，他对蒋介石、日本人、共产党都是若即若离。 华北事变前，阎锡山与日本的关系较为密切。1935年下半年，日本发动了华北事变，中华民族处于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这同时也威胁到阎锡山在山西的统治。阎锡山虽然和日本有勾结，但当日本人野心勃勃得陇望蜀的时候，“如果投降日本，不仅保不住他在山西的政治统治和经济上的全部利益，反而会戴上汉奸的帽子，成为‘千夫所指’的民族罪人。走这条路风险太大”。1936年8月，日军进攻绥远，开始把侵略的魔爪伸到阎锡山的势力范围内。1936年9月，阎锡山为了抵制日军对其利益的侵犯，提出“守土抗战”的口号。此后，他提出“由抗战到复兴的民族革命”，“民族革命的目的是要推翻一切压迫，完成独立自主的国家。其任务有二：一是抵抗目前敌人武力的压迫，以求国家之存在;二是走上复兴国家之途径，以图民族之复兴。”可见，当时阎锡山已经把日本当作当时最主要的敌人来认识。 一向以“一切为了存在”、“在存在中求生存”为最高哲学的阎锡山，认定唯一可走的路就是“联共抗日”，这“可以利用共产党的力量发动和组织群众来抵抗日本人侵犯，保存和发展他自己的实力，而且只要他答应抗日，共产党便不再对他采取军事行动”。中国共产党站在民族利益的高度，号召全国“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 不仅符合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也符合中国的地方实力派的切身利益。阎锡山在主要的斗争目标上逐渐地与共产党趋向一致。阎锡山和共产党有了共同的政治语言，即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这就为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奠定了政治基础。

　　二、阎锡山利用民众守土抗战思想的形成，促使阎共合作。 “九?一八”事变后的一个时期内，“在民族危机加重，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的形势下，阎锡山顽固地站在抗日救亡运动的对立面，坚持执行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政策”。但是，红军东征，“大大促进了山西人民，特别是广大民众的普遍觉醒，推动他们跨跃到抗日救亡的强大洪流中来”。阎锡山日益清醒地感到“群众如虎，不发动是个空子，发动起来是个乱子”。但是，日本帝国主义咄咄逼人，已直接威胁到他在山西和绥远的利益，权衡再三，他还是决定“守土抗战”。“守土抗战”是阎锡山从地方军阀的一己私利出发而提出的政策。守土，对于阎锡山而言，则仅指守卫山西及他所辖的山西周边地区，而不是守全中国的国土。当然，山西、绥远也是祖国领土的一部分，为保卫这块土地而战，也是正义之战，是符合民族利益的，因而同样具有进步意义。

　　“九?一八”事变以后，山西民众要求组织起来团结御侮的呼声越来越高，阎锡山从维护自己统治地位出发，利用群众团体为自己摇旗呐喊。1936年，阎锡山还同意建立牺盟会，它的口号是“守土抗战”、“牺牲救国”。薄一波也被阎锡山邀请回山西，共策“保晋大业”。阎锡山把他作为社会活动家，支持他的群众工作。薄一波因此而得以成功地接手和改造牺盟会，并“创造性地把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运用于山西”，“通过这个组织，以山西特有的方式，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做好大力发动群众，组建新军，掌握政权，开创敌后抗日根据地等各项工作”。“此后，牺盟会便发展成为实际上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阎锡山这种联共抗日思想虽然只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但对于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是有进步意义的。

　　三、阎锡山急于借共产党力量抗击日军、牵制蒋介石，加速了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全面抗战开始不久，山西的形势随即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平津之后，兵分三路，进攻山西。第一路攻占大同后继续向南，直逼雁门关;第二路由蔚县和涞源方面，进攻平型关;第三路由石家庄沿正太路向西进击”，晋绥军和增援山西抗战的国民党中央军无力抵抗，“9月初，平绥线上的战略要地相继失守，骄狂的日军长驱直入，冀察晋绥各省许多城镇先后沦陷。”同时，自东征以来，阎锡山对蒋介石一直持一种警惕的心理，深怕自己会被蒋介石吞掉。“1937年7月22日，阎锡山请彭雪枫转告中共中央，希望八路军能会合晋军一个集团军，在五台周边建立根据地。8月底，阎锡山又对彭雪枫讲，主张八路军在蔚县、 兴县、大同、天镇等晋境内发动民众，进行抗战。”由此可见，山西战局的严重性使阎锡山急于请八路军开赴战地，阻止日军的进攻，在同共产党建立统一战线的问题上表现出了一定的积极性，为统一战线的建立和扩大创造了条件。 “七七” 事变后，日军步步进逼山西境内，晋绥军大部一触即溃，阎锡山急于扩充实力，准备建立一支以“保卫家乡”为宗旨的强大的新军。薄一波领导建立了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这支军队实际上是由中共组建和领导的山西新军的第一支部队，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共产党同阎锡山在军队建设方面合作的开始。针对当时华北战局急剧逆转，察绥已经落入敌手，晋北许多县已经失守的局面，周恩来在与阎锡山的会谈中提出，要保卫山西、保卫华北，就必须动员广大群众参加抗战，首先要在绥远、察哈尔和晋北沦陷区成立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周恩来的提议得到阎锡山的首肯。1937年9月20日，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正式成立(简称战动总会)，它的成立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山西的又一胜利，它有效地推动了山西抗战逐步向着全面抗战的道路顺利发展。它是“最好的合作形式”，“总的完成形式”，因为它公开合法，且有组织、有纲领、有权威，成为双方合作的典范组织，在全国是首创，在山西则标志着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四、中共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促进了阎锡山的转变。 华北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了灭亡中国的步伐。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会议，确立了中共在新时期的政治路线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并决定“首先把建立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的任务放在整个抗战准备部署的突出位置”。“具体步骤，即把红军行动与苏区发展的主要方向，放在东边的山西和北边的绥远等省去”。为了进一步推动华北抗日救亡运动，夺取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权，必须首先解决山西的问题，正确处理与阎锡山的关系。 1936年2月17日，中共发表《东征宣言》，红军分 两路强渡黄河，进入山西。东征军一路宣传抗日主张，“凡属爱国军人不论积极地与本军联合抗日或消极地不反对本军及爱国人民抗日者，本军均愿与之进行协商、协定或谅解。”4月，为避免内战再度爆发，保存抗日力量，促进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红军虽在东征中取得了重大胜利，却仍回师陕北。中共深明大义的行动和主张，激起了晋绥军广大官兵的思想波澜，严重动摇着阎锡山的军心，大大促进了山西人民，特别是广大工农群众的普遍觉醒。 红军东征后，中共中央对阎锡山斗争由军事上的打击转入政治上的进攻，开始把阎锡山当作可联合的抗日同盟军来争取。毛泽东亲笔写信给阎锡山，明确指出：“敝军西渡表示停止内战，促进贵部及蒋氏的觉醒，达到共同抗日之目的”，同时毛泽东还分别致书晋军高级将领赵戴文、杨效欧、李生达，争取他们抗日。毛的亲笔信及中共的抗日诚意，对阎锡山无疑是一个很大的震动和促进，阎锡山专门召集“自强救国同志会”的干部开会，会上“绝大多数人赞成联共抗日”。

　　1936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派彭雪枫前往绥远做傅作义的工作，并携带毛泽东致傅作义的亲笔信，希望通过他推动阎锡山与共产党建立“合作关系”，经过彭雪枫的努力，傅作义又从中斡旋，阎锡山派出专员去陕北同中共中央联系，要求中共中央派出全权代表到太原洽淡。1936年11月，中央派彭雪枫为全权代表进驻太原，与阎锡山建立了秘密的正式联系。以彭雪枫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进驻太原后，抓住阎锡山面临日军入侵、蒋军赖着不走和红军东征给予的打击所造成的矛盾，以及寻求自保的心理，积极宣传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使中共对阎锡山的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西安事变后，彭雪枫根据中共中央的批示，对阎锡山进行了艰苦的说服工作，使阎锡山在事变发生的整个过程中，采取了同中共中央合作的立场。通过大量艰苦的工作，阎锡山的思想不断向团结抗日的方向转变，使建立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条件和时机日益成熟。 抗战初期，山西抗战走到全国前列，被誉为“模范战区”;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全国也是一面光辉旗帜，这其中既有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又有阎锡山的积极作用。阎锡山在建立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积极作用是不容置疑的。

　　因此上对保卫山西的作战，中共中央极为关注。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一直同阎锡山保持着频繁的接触，多次参与一些重要作战计划的研究，以协调共同作战。针对阎锡山把作战地区划分为左、中、右三个地区，以主力用在正面防御的作战计划，周恩来指出：“在中地区，应以小部队箝制当面之敌，而以主力把敌诱到代县、忻口一线，求得侧面出击，加以消灭;右地区的部队要进行广泛的游击，以牵制敌军;左地区兵力较弱，可向宁武南北游击，破坏和阻止敌军的前进计划。”[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传》，1989年版，第381页。]

　　他还提议，立即组织、武装正太、同蒲铁路员工和井陉、阳泉矿工，配合保卫山西。

　　为了争取忻口和太原作战的胜利，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于1937年10月6日致电参加太原军事会议的周恩来，让他转告国民党军事当局：“敌占石家庄后，将向西面进攻，故尤泉关(九龙关)、娘子关两点须集结重兵，实行坚守，以使主力在太原以北取得胜利。毛泽东判断：进入山西之敌，总数不过两个半师，为确保晋北占领区，又须分兵守备。因此，到达忻口一带作战者不过一个师左右。如果我方部署适当，是有可能暂时破坏敌之攻击计划的。并指出此战役关键在于下列三点：

　　(一)娘子关、龙泉关之坚守;

　　(二)正面忻口地区之守备与出击(出击是主要的);

　　(三)敌后方之破坏。

　　为达上述目的，毛泽东提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应速派主力军三四个师至娘子关;第14集团军的四个师担任正面出击兵团之主力，晋军以两个师协助出击，其余担任守备;八路军第115、第120师主力担任从东西两方破坏敌之侧后纵深地区，袭击忻口至大同，大同至张家口之铁路及代县、广灵至张家口之公路交通线。八路军第129师主力或全部则使用于正大路，发动群众配合娘子关守军，巩固后路。

　　朱德、彭德怀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于10月6日、7日，令第115师协同友军向平型关、大营镇之敌进攻，相机袭取浑源、应县，断绝茹越口、繁峙之间交通;令第120师以主力向岱岳镇(今山阴县)以西山地出动，断绝大同与雁门关之间交通，以第358旅主力配合友军夹击宁武以南之敌;令第129师主力进到正大铁路之寿阳、平定地区，积极钳制与打击西进之敌。

责任编辑：李一菲 最后更新：2017-10-04 09: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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