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抗日根据地战时的女性
2020-07-01 15:03:13 来源： 抗日战争研究 点击： 复制链接
当然，美的柔和与战争的阴冷确实不无违和，抵触、看不惯爱美的抗战新女性者所在多有。八路军干部窦尚初反省他初到延安时，“到市场去玩，见到女同志歪戴帽子，腰中系小绳子，胸前三个小钮扣，我说这股子妖怪劲，真是在大街上卖风流!我用白眼珠子瞪了她们几眼”。残酷的战争环境、中共宣传的朴素观念，造成这样的认知，也不奇怪。很多生活在根据地的女性自己也自觉排斥女性性征，赵超构写道：
有一次我曾放肆地向那边一位C女士说：“你们简直不像女人!”
她反问道：“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像女人?”
这种执拗的答语，竟使我无辞可驳。
政治生活粉碎了她们爱美的本能,作为女性特征的羞涩娇柔之态,也被工作上的交际来往冲淡了。因此,原始母权中心时代女性所有的粗糙面目,便逐渐在她们身上复活了。而我们也可以从她们身上直感到思想宣传对于一个人的气质具有何等深刻的意义!
出于共产主义运动的男女平等理念，中共革命运动一直特别注意动员妇女，强调：“她们占有人口的一半，在一切参战参政及建设运动中，没有妇女参加，是不能成功的。依靠支部的努力，要逐渐破除农村中轻视妇女、束缚妇女和对于妇女不平等待遇的现象，培养乡村中的妇女领袖，提高妇女的政治经济的地位。”邓子恢要求注意妇女工作的一切细节：“在与妇女接近中应注意小节问题，那〔哪〕怕是最小的事，都要注意到。要求能注意妇女的小气狭隘，要想领导她，先要迁就她，尤其要爱护其孩子。”
由于中共的努力，妇女在中共的社会体系中，是改变最大的群体，苏维埃时期如此，抗战时期也是如此：“边区有许多娘和乳下孩了。她们并非像以往女子只会在家里做饭养孩，什么事情都会做——下地、种田、赶集出差、抬担架……”山东的报告写道：“对各种工作之估计：一般的是以妇女工作最活跃，其次是青年(在鲁西不次于妇女，在其他地区仅次于妇女)，农民又次之。……工人最重要却最落后。”正因妇女地位发生巨大变化，中共开展妇女工作相对容易，冀西的报告总结，该地工作进展程度，“按部门说，妇一、青二、农三、工四”。
妇女在根据地的积极表现和地位的变化密切相关。传统中国，妇女缺乏社会地位，基本不具有公共领域的话语权，在家庭中居于弱势。抗战时期，中共继续倡导社会平等、人格平等、妇女解放、男女平权，具体措施则较之苏维埃时期有所调整。以家庭为例，从倡导家庭革命转而强调保护家庭，注重维护现存秩序的稳定。关于战时中共的妇女政策，赵超构有精彩的解读：
共产党人是尊重实际的，他们知道在陕北的农业环境，家庭依然是生产的堡垒，破坏了家庭，也就妨碍到生产，从前那些女同志下乡工作，将经济独立、男女平等等一套理论搬到农村去，所得报酬是夫妻反目，姑媳失和，深深地引起民间的仇恨。现在呢?决不再提这一切，尊重民间的传统情感，家庭仍是神圣的。妇运的同志决不再把那些农村少妇拖出来，或者挑拨婆媳夫妻间的是非了，而只是教她们纺线，赚钱，养胖娃娃。一句话，是新型的贤妻良母主义。
这一点，从毛泽东对战时妇女的期许中多少可以窥察到一些脉络：“妇女在抗战中是有非常重大的作用：教育子女，鼓励丈夫，教育群众，均需要通过妇女;只有妇女都动员起来了，全中国人民也必然会动员起来了，这是没有问题的。”
当然，即便是新贤妻良母，也不能忽视这个“新”字，中共秉持现实主义的态度时，不会放弃革命党的立场。正如毛泽东说的，妇女要动员起来。新贤妻良母的“新”，关键在于这是经过了动员的妇女。她们有强烈的政治权力和参与意识，比如：“鲁西有一个庄子，因改选村长时没有通知妇救会参加，为全体妇女所反对，而终于另行改选。”王林观察，乡村中青年妇女最起码的要求包括：“1.提高自己的地位，参加生产与男子一样工作，最讨厌：‘某某生了妮子’，感到羞恨。2.理想的丈夫：青抗先队长，年轻漂亮，会指挥唱歌，挎着湛蓝的独角龙、手电筒。再一个是家中有钱(教育问题)。”根据地妇女不仅在家庭中有了更高地位，而且有了社会政治的发言权，成为社会政治生活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在吃穿问题，妇女一般不受什么苛待，行动也不受什么无理之限止了，能自由参加工作及村中各种会议活动。她们的要求确实提高一步，愿意参加各种会议、选举，上识字班。去年村选中统计，全区妇女参选的达70%以上”。
妇女问题，婚姻是关键。妇女曾长期在婚姻中失语。中共在根据地尽管不再提倡家庭革命，一再强调：“妇女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她们所受的压迫是旧社会制度的压迫，家庭的压迫是次要的，因此在解决她们痛苦的时候，要照顾到家庭利益。强调政治口号而不照顾家庭统战，不照顾社会统战，作出来的情况是超现实的，是不对的。”但男女平等的宣传及妇女地位的提高，还是让妇女们萌生寻求自由婚姻的冲动，这也给中共的应对带来考验。高鲁日记记载了他参与处理一起婚姻纠纷的经过：女方19岁，群团干部，在公家的纺织厂做工，发现丈夫与他师母通奸，提出离婚。接下来的经过是：
丈夫不同意离婚，认为感情没有破裂，她却请20天假回来要办理离婚手续，顺便从家里拿些衣物。出乎意料的是到家后，丈夫和家人监视她，使她失去了行动自由。……丈夫和家人开始打她，使她寸步难行。区里的女干部也曾找她两次，也都被她家的人挡了回来。
对此，高鲁等人的态度是：“她在家里挨打，丈夫家人犯法，她要冲出来告状，区政府才可以出面调解，否则就有困难。现在厂里需要她而她却出不来。我们要帮她冲出来。要使群众知道情况，她离婚完全是自己的事，而不是我们作祟。”
从高鲁记载的处理过程看得出来，地方政权对婚姻问题十分审慎，既要支持妇女争取平等权力，又尽量不使民众发生误会，不触动乡村既有社会秩序。这一点，也是战时中共政策的普遍导向，不独婚姻问题为然。
然而，向往自由是人类的天性，一旦政策给了摆脱既有束缚的空间，这种天性就会迅速释放。新政权在两性问题上更为重视个体自主选择的政策导向，让乡村中潜存的对两性关系的开放态度得以展现。王林日记记载了时势变动下，随着异性间接触增多，乡村普通男女婚姻中潜在的变化和危机。王林的房东原先家境不错，但境况日不如前，已穷得无一亩地，儿媳妇被选上村干部，家中干活很不耐烦，王林“暗中怀疑，儿媳妇当分队长又当代表，可是成天成夜往外跑，家中杂务一点不管，家中又极穷。夫给人当长工。长得很不舒展，不能说不能道，抗日工作更不活跃，难道会没有矛盾?”他的怀疑很快得到证实，儿媳妇不愿继续呆在婆家，要回娘家，“走时，她与青救主任两人相距数丈，脸向墙，身微微曲着，也不知在争吵什么。(曾有一晚他叫她开会，她入屋大哭，他进内劝。我看她似在撒娇，而他们之间必有爱情的关系了)”王林感叹：“这女干部，正在暗与明的交点上，如被旧势力压制下去即完了。如在这期间乱与男恋爱，不得正确解决婚姻关系，恐怕与前途也大有碍。”刘燕瑾则发现，农村出身的乡村妇女：“作风近于放荡不羁，朴实，简单，热情，粗鲁，因此她们的趣味即和一般刚被解放出来的妇女一样疯癫，甚至有时解放的过火，而使人感到低级，厌烦。……比如她们可以赤身裸体的在大柜上比大腿。可以一丝不挂的在炕上‘下仙’‘请仙’玩，而忽的被一个男同志闯进去也不以为意。”
两性婚恋自由风气一开，趋势难以逆料。王林日记写道：“遇西安老同学，谈到男女关系。现在女子男子都不以失恋为痛苦了。搞就搞一阵子，不搞就离，另搞一个。这倒好，总没有失恋的苦恼。LU竟浪漫到每夜在村边上野合，而且写的情书颇诗意：在村外林中等县长，夜色如何，月色如何变化，她如何着急想念，但是这热情仅只是一阵而已!据说，村中这种乱交风气也大开了。”这种风气不可避免激起一些反弹，饶阳县士绅“对村中的男女关系颇不满”，指责妇女“老是半夜的开会，家中去找时，正在吃‘人生果’”。
有意思的是，婚姻自由让民众有了选择的权力，打破了之前的买卖婚姻，由此也带来男子心理的微妙变化。中共中央西北局的文件谈到一个男子的心理状态：“他这个老婆是自由得来的，没有出钱，所以他非常感谢红军。现在他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个老婆的问题，因为这个老婆是自由得来的，不是拿钱买的，如果是拿钱买的，她要走，他还可以制止她，‘我是拿钱把你买来的’。但是他这个老婆是自由来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又可以自由出去，所以家庭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老婆是自由来的”，也会影响男人心理，不能像花钱娶的，理直气壮占有，所谓“娶来媳妇买来马，又能骑来又能打”。革新的时代，新和旧往往相互缠绕，不是一往无前那么简单。
中国幅员广大，同样是根据地，各地风气不一，妇女处境与地位也不尽相同。比如说妇女缠足，民初以后虽颁令禁止，但各地反应不一。晋冀豫根据地“大多数妇女皆小脚。以武安、沙河最凶，多是7岁即开始缠足”;河南林县北庄村“此间缠足之风仍甚，小女孩几乎全包脚”。而山西平顺“王家庄有30余户，妇女装束十分奇特。……年轻妇女不缠足”。一般认为闭塞地区妇女受限制更多，地位相对较低，其实也不尽然。高敏夫在平顺王家庄观察到：“此间过去是一个文化落后的地区，从目前妇女的装束和她们不受礼教及一切传统观念束缚，可以看得出来。她们和我们谈些什么，态度十分坦然。这在别的地方是不允许的，是要遭到唾骂的”;“平原工作团队长张丹同志在一个庙后边遇到男女谈情说爱，态度十分自然”。武乡地处山区，这里风气更为开放，“结婚不需要任何介绍，完全是自己恋爱，有所谓三部谣：第一部，男的跟在女的后面;第二部，女的表示态度，如愿意就回头看一下;第三部，约定会面地点，正式谈判。但有些地方则变成性乱现象”。
家暴是婚姻生活中的频发事件，由于男女身份、地位、体力的不同，女性遭遇家暴较为普遍。阮章竞观察到一起家暴事件：“有一天，他(她丈夫)从陵川回来，看见他女人和四个男女在院子里说笑，他以为那女的与男的有关系，借故说她的不为他做饭(女的已为他端了一碗饭)，一脚把她踢倒。夜里用麻绳浸水，把她打了。初时，女的还会叫唤(男的母亲说)，以后就不会叫了，打昏了。”
传统中国，这样的家暴事件司空见惯，根据地则不然。针对这一事件，全村召开妇女大会，有的妇女哭了。按理，接下来可以看到妇女斗争家暴男的场面。然而阮章竞发现，大部分妇女都不敢说话，因为“这个男的是个民兵，在村里也是乱七八糟的胡搞，这个女的，也和别人乱搞。像这种风俗在此地是很普遍的，差不多都有外遇。因此在大会上就有点谁也不敢说谁”。生活日常的复杂总是超乎想象。不过，不是所有时候都这么无奈，更多地区妇女得到政府支持，起来斗争家暴男子，使之不得不有所忌惮：“有的男人一发脾气，女的就警告说：‘注意!男女平等啊!’”
家暴的现实说明，即便经过努力，女性社会地位提高，妇女的弱势地位仍非一朝一夕所能改变，妇女总体保守性仍然很强，甚至革命阵营中的男性干部常常也有意无意强化着这一趋向。陈云谈道：“我问了四个乡村支部书记，当他们抽象地说到‘妇女工作重要’的时候，似乎也很认真，可是我问：‘你的老婆参加了党没有?参加了妇救会没有?’他们虽然在不同地方不同的谈话中答复我，但答复的内容是半斤与八两：‘她懂什么事?有什么用?’”妇女一般在家庭中承担着较多的家务，社会活动又需要牵扯精力，社会参与困难重重。山东清河区反映：“组织识字班，建立各种会议，但没有顾及到她们的家事及孩子的拖累、所处地位的限制、生活的困难，结果是浪费了她们的劳动时间，增加了她们的负担。尤其某些方式较生硬的地方，一直遇到她们或她们家庭的反对。”
作者黄道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李艳萍 最后更新：2020-07-01 15:3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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