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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投降目击记
2014-03-26 08:32:05  来源:《抗日风云录》作者:邹若军  点击:  复制链接

  1945年的初秋时节,侵华14军中国派遣军总部副参谋长今并武夫到湖南芷江接洽投降,随后由侵华元凶冈村宁次在南京签字投降。这段有关日本帝国主义侵华遭到失败的纪录,回想起来依然记忆犹新。

  1944年底湘桂大撤退后不久,在昆明组成中国战区陆军总 部。同时,侵华日军从湘桂赣三省收缩兵力,向江浙闽等省的东南海岸撤退。1945年7月26日盟国发表《波茨坦公告》,人们预想着反攻的到来,议论在东南地区配合美军登陆作战的可能性。我在这种情况下,被派为驻中国战区陆军总部的记者。

  我还没有成行,日本帝国主义已在这年8月15日正式宣布无 条件投降,原来设想的战地采访成为多此一举。我急于赶到昆明去,到国民党航空委员会(事实上的空军总部)接洽机位。他们说,与其到昆明,不如到芷江,因为中国战区陆军总部正迁向芷江。8月18日奔向重庆九龙坡机场,才知芷江正在布置侵华9军洽降。

  芷江是湖南西部的一个小县,从重庆这个火炉城市来到这里,依然感到气温灼人,好在早晚都比较凉爽。一年前,衡阳失守前后,我曾到设在这里的战斗机基地采访。当时了解到我国空军占有优势,岳阳附近白螺矶一战,日本零式战斗机到处躲藏,只求避战,但对制空权的具体作用还是一无所知。后来读到冈村宁次的日记和回忆,他说:"对敌机的猖獗活动几乎束手无策,我方空路交通处境极为艰难。"他从汉口到广州与日军第23军联系,不得不经上海、台北绕一个大圈子迂回到达广州,而且日军在战场上的活动也受到很大牵制。

  这时,国民党刚宣布取消《战时新闻管制条例》,垄断新闻报道8年之久的国民党中央社当惯了"新闻官",早已失去新闻敏感。我利用这个空隙机会,当晚叫通重庆电话,发出日军洽降的第一个报道,第二天就引来了一大批同行,临时成立一个记者招待所。

  今井武夫8月20日离开南京,随带参谋2人和翻译1人,乘坐冈村宁次使用的专机,为的是"顾全日本军最后的体面"。在汉口休息一夜,第二天离开汉口机场时,按照规定在机尾绑扎两条长达3米的红布,以示接洽投降。中途发现机上还有一挺机关枪,连忙在飞经洞庭湖时投入湖中。到达常德上空,按照事前的规定,我方3架P一51战斗机向洽降飞机奔来,把它押送芷江。

  当天中午,洽降飞机按照机场指示着陆后辆吉普车直驶机舱门前。两名中国参谋检查机舱,并查明来人的身份,领着他们登上两辆吉普车,另一辆吉普车则装载着在旁监视的宪兵。这3辆车立即加快速度,直奔距离机场约2公里的一所木板平房,房外用油漆绘一个很大的白十字,这就是洽降者的临时住所。从他们到达后,木板房附近成为禁区,没有特别许可,任何人都不准接近。这对于我的职业来说,不能不感到极大的遗憾。

  机场上除中外记者外,其余大约有1000多中美两国军事人员,大家眼睁睁地看着这几个可望而不可即的洽降者,既感到满意,又感到不足。为了弥补这种不足,很多人集成一圈,围观今井武夫这架用来保持体面的飞机。这架运输机漆成黑色,显然是为了便于逃避空中攻击。今井武夫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写到这架飞机时 说它饱经战争苦难,不仅漆皮脱落斑驳,而且满布弹痕,越看越觉寒酸,实在也是万不得已。"他不禁吟起安倍贞任1062年战败投降的诗句且顾残衣甲,褴楼难遮掩。"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战败时已经精疲力竭的具体写照。但围观的人群意犹未足,索性把机尾的两条红布尾巴扯下来,分成许多小块,每人留一块作纪念。

  下午3时,今井武夫等人乘吉普车到达洽降会场。有两排长桌 摆在会场前端,几名中美高级军事人员坐在上首一排长桌后,被领 进会场的洽降者,依次是今井武夫,参谋桥岛芳雄和前川国雄,翻译木村辰男,双方相对而坐。中方发言先译成英语,再译为日语;洽降者发言先译成汉语,再译成英语。互报姓名和身份后,中方命洽降者出示代表身份的证明。今井武夫听着颇为震惊,开初有些踌躇,随即声明说,目前尚未接到日本大本营正式命令,不能派遣正式代表,此行不待奉召,主动前来,只是担任联络,所以没有携带正式证件。问他有无其它证明文件,今井武夫连忙取出冈村宁次派他前来芷江洽降的命令副本,应付了这场他们意想之外的尴尬局面。随后,洽降者递送日军兵力分布略图以及日军指挥系统表。接着中方用中、英、日三国语言宣读向冈村宁次指示投降事宜的第一号备忘录,并指定今井武夫直接送交,其它具体细则,会后另行指派人员安排。日军洽降仪式至此结束。

  8月23日下午,今井武夫在接受各种指令后,离开芷江,飞返南京,筹划冈村宁次签降的准备工作。

  8月25日,中国方面从芷江派出3架运输机,组成设营组前往南京。我混在设营人员里上了飞机,成为第一批返回南京的唯一记者。

  下午4时左右在南京大校场机场着落,我随着部分指挥人员乘车直驶城内国际联谊社。当时规定,任何人不得外出。我的职业不可能接受这种军事命令,好在随身带有一套旧西装,换上衣服,找来一位翻译,请他同日军联系,安排一个记者的采访。日军派来一辆高级军官乘坐的轿车,随来一名日军中尉充作"保镖",他还能说生硬的汉语。乘车在市区兜了一圈,到了繁华地区,我要下车, "保镖"也要跟来,我要他坐在车内等我,他好象很为难。我取出一张卡片,并在后面写上不许他妨碍我的采访工作,他象是取得了一份凭据,笑着向我点头。

  在几个繁华地段作了即兴式的采访后,我要那个"保镖"送我去采访大汉奸陈公博。他听后向我哭丧着脸,好久说不出话来。知道他感到很尴尬,要他打电话向上级请示。等了几分钟,他垂头丧气地对我说,这事只能等到秩序安定之后再作安排。他告诉我,一星期之前,汉奸之间在南京闹市区曾一度发生枪战,现在这些人都已被隔离软禁,不能接见客人。既然如此,我只能作罢。但事隔 20几年后,看到今井武夫的回忆录,我才了解个中奧秘。

  原来今井武夫从芷江回到南京,第二天一早就去找陈公博,商定逃奔日本的计划。在取得冈村宁次同意后,他使用日军在南京剩下的唯一运输机,在25日凌晨,把陈公博及其妻李励庄等7人秘密送到明故宫机场登机,并派一名日军参谋作为向导。就在我们到达南京那天的12个钟头以前,这架飞机已在曙色朦胧中飞往本。

  正是这天,麦克阿瑟总部下令,从当天中午起,严禁一切日本飞机在日本国内飞行。为了赶到禁令之前到达日本,连中途在青岛加油的时间也不肯耽搁,径直飞奔日本。因为燃料不足,结果在日本鸟取县的米子机场迫降。

  迫降之后,日本外务省派人赶来,第二天引导陈公博等人到京 都。为了避人耳目,躲藏在郊区的金阁寺。前首相战犯近卫文磨假借为其母"办佛事"为名,到金阁寺同陈公博密谈。不久,前者畏罪自杀,后者在苏州被枪决,密谈的内容有没有留下记录,就不得而知了。

  27日,“陆总”前进指挥所主任冷欣到达南京。据说,冈村宁次曾表示“上将例不拜中将”,拒不主动会晤冷欣。后来才终于被迫往拜。只此一点,足见冈村宁次的骄狂。

  日本大本营讨论投降问题时,主和与主战双方发生激烈争吵,冈村宁次曾两度致电陆相阿南惟几和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要求继续作战。8月12日他向所属中国派逍军发布训示必须发挥建国以来最大勇猛之传统,为维护国体、保卫皇土,只有断然决一雌雄。"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前两天,东京曾经盛传"最反对停战的必然是中国派遺军"。冈村宁次自供,他曾同侵华日军海军舰队司令福田良三进行策划,纠集所部陆海军,退集我国山东滨海地区,盘踞烟台和青岛,作最后的挣扎。后来因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才放弃这个计划。

  所以,日本皇族鸠彦到南京传达停战诏书时,曾对冈村宁次说:"我在东京风闻这里陆海军态度最为强硬,有被扣留的危险 ……阁下要扣留我吗?"

  但是,这样一个顽固透顶的军国主义分子冈村宁次,9月9日终于被迫在南京签署投降书。

  国民党政府大概查过皇历,选了9月9日上午9时所谓"三九 良辰",在南京举行受降典礼。地点在国民党中央军校原来的校址,国民党的高级军官坐在会场前端中央长桌后,来宾席上有同盟国军官和国民党的高级文官。冈村宁次等投降者到达大门口,一律解下身上的佩刀,表示解除武装,一个个手上端着军帕,低垂着头走进会场。依次是: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大将冈村宁次,中国方面舰队司令官中将福田良三,第十方面军(在台湾)参谋长中将谏山春树,第38军(在印度支那北部)参谋大佐三泽,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中将小林浅三郎和副参谋长少将今井武夫。进入会场后,站在他们的座位前共同立正敬礼,然后坐下。冈村宁次随即起立,出示授权投降的证明书。

  受降者审阅证明书后,取出投降书一式两册,小林浅三郎趋前敬礼,领取后交冈村宁次用毛笔签字并盖章。小林浅三郎捧着投降书再向受降者敬礼,送请审阅。其中一册交还日军,仪式即告结束。

  1932年,冈村宁次是日军上海派遣军的副参谋长,曾签署《淞 沪停战协定》。1933年,他调充日军关东军副参谋长,曾签署《塘沽 停战协定》。这两次他都是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现在,他率领120万日军投降,他承认,"这总是从未意料到的痛苦处境"。同时他又供认,一进入会场,他就采用"白隐禅师"的"内观法","把往来行人当做深山树木",顽固地无视现实,对抗现实。签降的当天,他又向所属发布"训示":"今奉大命,率我武勋赫赫战史辉煌的中国派遣军,不得已投降敌军……万感交集,无限悲痛。"这个彻头彻尾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根本不肯承认投降。

  冈村宁次如此顽固,这并不是偶然的。他自始至终与中国人民为敌。1941年调任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在我国华北地区执行抢光、烧光、杀光的"三光政策",为期长达4年,欠下了大量不可饶恕的血债。但是,这样一个罪行累累、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战争罪犯,国民党政府却在1949年1月宣判“无罪”,匆匆把他送回日本,逃脱了应得的惩罚。

责任编辑:周愉景 最后更新:2021-08-06 15:3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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