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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命奔走和谈的经过
2022-05-09 09:44:59  来源:西安事变数据库 作者:李志刚  点击:  复制链接

  我是杨虎城将军驻南京的代表,西安事变时我恰在西安。放蒋以后,南京和西安两方面都摆成阵势,作出要打的姿态。当时全国总的形势,是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容许一方面再打内战,因而需要坐下来谈判。

  一九三七年一月中旬,西安和南京方面的和谈开始了。先是南京方面派驻在洛阳的祝绍周以交通联络为名,到西安进行试探。这时南京方面就提出了关于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驻防地区的方案,即以后所称的甲、乙两案,要求西安方面采择施行。西安方面认为当前最主要的问题是要求张学良迅速返回西安,这个问题不解决,其他问题均无法进行。因此,就决定选派代表去南京正式进行交涉。以下叙述是我当时亲自奔走和谈的回忆。

  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二日杨虎城找我,对我说:“现在打算请你去一趟南京看看情况,你可作些准备。”我问:“出去的目的是什么?”杨说:“张汉卿送蒋走了已经半个多月,情势的变化,出乎我们意料。张汉卿原说三五天可以回来,现在却是遥遥无期。张汉卿不回来,我们的事情很难办。首先就是团结问题,东北军内部就不够团结,东北军与我们之间也不是没有问题。张汉卿回来了,东北军内部有中心,就不会出大问题,东北军与我们之间的合作也就容易多了。能团结就有力量,张汉卿不回来,整个团结就成问题,我个人实在撑持不了这个局面。所以你这次到南京,第一个问题就是向蒋要求务必让张早日回来,以便进行一切善后工作。我讲的那些内部情形,是不能对外谈的。对外讲就是坚决要求张回来,说扣张是毫无道理的,讲的愈简单愈有力愈好。第二个问题要质问蒋,顾祝同统率几十万中央军向潼关以西分路拥进是要干什么?是不是还要打内战?谈到这个问题时,态度要强硬一些。可以明白告诉他们,因为蒋不履行诺言,扣留张汉卿不让回来,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群情激愤,团结一致,要同中央拚命。特别是红军也坚决表示与东北军、西北军采取一致行动。当然,蒋若实行他的诺言,我们一定听他的命令,那时军队无论怎样调动都是可以的。现在蒋对自己的诺言,毫无明确表现,又扣留张汉卿不放,在这种情形下,调几十个师来威胁我们,我们是坚决反对的。你先作好准备,一两天内飞机准备好了,说走就走。东北军方面也准备派一人和你同去,等决定人选后,再一起谈一次。”我接受了这个任务。

  一月十五日,杨虎城又找我去,在场的还有鲍文樾(东北军方面遴选的代表)。对要求解决的问题,杨又重复了一遍,并着重说:“你们这次去最主要的任务是要求蒋和南京方面早日让张副司令回来。”

  第一次去南京、奉化

  一月十六日,我和鲍文樾乘南京方面派来的专机由西安飞南京。见了何应钦,说明来意,何只说:“你们来了很好,蒋委员长现在奉化,要你们明天去。”

  一月十七日,我和鲍乘飞机由南京飞杭州,换汽车去奉化,直到溪口蒋的住处,蒋立刻接见我们。那时蒋正在治疗腰伤,穿着钢架背心,仰卧床上。

  我和鲍见蒋问候以后,就说明: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全体将士要求张学良早日回去,以便进行善后工作,张不能回去,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全体将士心里都非常不安。蒋说:“这不是我个人的问题,而是国家问题,是纪律的问题。张汉卿来京以后,承认自己的错误,觉着自己读书少,修养不够,再三表示要跟着我读书、学习、修养,他自己不愿意回去,你们也不能强迫他回去。”后来我们又提出中央大举向西安进军的问题,蒋说:“西安方面必须按照南京提出的甲、乙两案,择一执行。”并且声色俱厉地说:“你们既然要我领导,我就有调度之权,他们不服从我的命令,就是不守国家的纪律,这是不能容忍的。”蒋说到这里,就说:“你们先吃饭吧,休息一下再谈。”蒋有意地把我和鲍两人分开,并暗示留我再单独谈一次。

  鲍文樾看到明明是蒋不让张回去,反说张自己不愿意回去,就很生气,对我说:“我从此不再与蒋共事,也没有再同蒋谈的必要。”于是他就单独地先回去了。

  当天下午我一人去见蒋,蒋向我说:“你可以讲一讲,他们究竟打算怎么办?”我说:“自从委员长回来以后,对于答应的问题,还没有能够实现,又把张先生留住不让回去,并且大量的中央军开进潼关,西安方面群情愤激,东北军、十七路军团结一致,张先生若不能回去,他们要打仗。”蒋听到这里,就翻身起来说:“他们要打仗呀,要打就打,我早就准备好了,因为怕糜烂地方,所以未进击,要打的话,我在几天以内就可以消灭他们。”我说:“现在陕北和甘宁边区的红军也正在向关中开进,打起仗来,恐怕不好。”蒋听了这话,不作正面答复,却转缓语气地说:“顾祝同部西进,用意不在打仗,而是调度军队,恢复原来秩序,如果不听国家调度,才要解决的。”又说:“虎城与十七路军有革命的历史,不能与东北军相提并论,今后东北军即归虎城指挥。陕西省政府主席由虎城的部下充任,你回去告诉虎城,只要他听我的命令,我答应的话都可实现。我要亲自给他写一封信,你带回去。明天你来再谈一次,就赶快回去。”我当夜住在溪口。

  一月十八日早晨,我再去见蒋,蒋把信交我后,告诉我把他讲的话好好向杨说明,要杨听他的命令,立即撤除二华防线,让顾祝同进驻西安办理善后。蒋并说盼望我两三天内再来奉化,告诉他西安方面的反映。

  蒋介石那封亲笔信,现在不知存在何处,回忆其大意如下:“你不学无术,也不知好好读书,因此不免于谬误。但你的部队是有革命历史的,你不可偏执谬误,毁灭自己。现在东北军即拨归你管辖,要把它们分开驻防。对陕西地方行政,要赶紧促孙蔚如就陕西省府主席职,以安定地方秩序。你万不可轻信人言,作战争的打算,以糜烂地方,扰乱人心。你有什么具体困难,或关于人事和物资上的问题,都可以提出来,我尽量给你解决。必要时可再派李志刚来谈。”

  宋子文听说我到了奉化,由上海赶来。宋除了帮助蒋解释张学良暂时不能回去的缘由外,还偷偷地问我:“你们提出改组政府的要求没有?”因为在西安,张、杨与蒋、宋谈判时,曾说定改组政府,要宋子文当行政院长,所以他特别关心改组政府的问题。

  我在一月二十日乘专机经南京、洛阳当天晚上回到西安,经东北军的检查,把蒋给杨的信检查出来。杨虎城听到这个消息就马上召集东北、西北高级军政负责人开会,会上首先读了蒋介石的信,然后由我简单报告见蒋的情形。当时东北军方面到会的人听了以后,都纷纷地骂蒋介石背信弃义,说他想分化东北军与十七路军,我们绝不能上他的当等等。孙蔚如表示他绝对不就陕西省主席职,杜斌丞看到东北军方面的情绪也表示:“张先生不能回来,我们大家要坚决同蒋介石拼命。”当天晚上,大家吵哄了一阵,无结果而散,约定明天再开会商谈。

  散会后杨虎城留我再单独谈,我把晤蒋经过详情向杨说了一遍。杨认为蒋是一手用军事威胁,一手用政治分化,首先要分化东北军与十七路军的关系。杨说;“当前我们斗争的目的,在实现抗日和团体的存在,团体的存在也能监督抗日的实现,要求张汉卿即回来和停止顾军西进,就是为这个目的。现在我们也应了解蒋和南京方面对结束内战和实现抗日,究竟有没有转变的准备?这是很要紧的,如果经过这次举动能够把过去‘先安内而后攘外’的错误政策改正过来,就是牺牲了个人,也是值的,否则蒋仍旧坚持错误政策不改,那么我们干这一场就毫无意义了。所以你应当准备再去南京,多找几个人谈谈,明天我们对这个问题再好好研究一下。”深夜,我遂辞去。

  一月二十一日,杨虎城召集东北、西北两方面负责人开会,周恩来同志也被邀参加。会上杨把我去奉化见蒋的情形以及他本人的分析说了一遍,并主张要我再去南京、奉化一次。问题主要有三个:一要张回来,二是质问中央军为什么大举西进?三看看蒋是否有转变政策的准备?到南京后可以多见几个人探听一下这些问题。这次开会,大家比较冷静,都同意杨的意见,于是决定派我第二次去南京。

  第二次去南京、奉化

  一月二十一日下午,我乘飞机再去南京。分访了于右任、冯玉祥、何应钦、陈立夫等人,想探听一下有否政策转变的准备,结果并无所获,只听了些他们个人对西安事变的反应。如陈立夫到何应钦处与我谈话,他伪装谦和,详问西安事变的经过和目前的情况,但不谈个人的意见。结尾,他给蒋介石大吹法螺说:“领袖是伟大的!什么人也不敢害他!什么地方也害不了他!”我问他:“中国今后将怎样转变?”他一点儿也不谈。

  一月二十二日,我整日留在南京,何应钦请我吃午饭,约了许多高级军事官员作陪。席间,何应钦认为这次事变,张、杨存心为的是割据,在座的官僚们个个附和着尽情讥诮,关于今后的政策问题,何应钦说不出一句正经话。平素与杨虎城和我很相熟的人,这时候都躲得远远的不敢同我讲话。

  一月二十二日晚,蒋介石来电话,要戴笠明晨陪同我乘汽车由南京经杭州去奉化。一月二十三日我和戴到了奉化,蒋立刻召见。蒋问我说:“我的信交给虎城了吧,我的话都告诉他们了吧,他们现在怎么样?”我说:“委员长的信我交给他们了,委员长的话我也都告诉他们了,虎城和东北、西北各军政负责人还在一起开过两次会,专讨论这个问题,讨论结果,大家一致意见,还是要求让张先生回去。”蒋一面摇头一面说:”我在西安上飞机时,张汉卿要送我到南京来,我当时劝他不要来,他不听,一定要来,我也只好听他来。他现在住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他,你问他是不是那样。他来南京的时候,由他也由我,但是他来到南京以后,要想回去,就不能由他也不能由我了。”上次蒋说张自己不愿意回去,现在他又变了说法,我知道再说也无益处,于是就转到谈潼关以西的军事问题。蒋说:“顾祝同部西进,目的不在打仗,而是为调度军队恢复原来秩序。他们(指张、杨)既然要我领导,我就有调度之权,如果他们不听国家的命令,我就要用军事解决。我已通知顾祝同,相机处理,因此你们应当与顾接洽,什么问题也能解决。”他又盛气凌人地说:“如果要战,很短的时间就能消灭他们。”要我把他谈的话立刻电告杨虎城,劝他们不要自误。我又委婉地说;“他们极关心委员长对抗日的政策问题。”蒋听到这里,怒气冲冲地说:“杨虎城不学无术,不看我的《庐山军训讲演集》,不了解军训的精神,不懂得我的意向,怎么你们也不帮助他看呢?你们也不懂得吗?”最后他重复地说:“你切实告诉虎城,只要他听我的命令,我就一定对得起他们。”当时我连贯起蒋前后讲话的意思,是在表明他在庐山时早有“攘外”的准备,杨虎城如果拆散了西安的团体,就能得到优待,西安事变中他的诺言也就算数了。

  当月,我将与蒋谈话的情况,用电报详细告诉了杨虎城。同时,蒋亦直接致杨电报要杨表示态度。并留我候接复电,说还有话要我传达。

  我在候杨复电中,在蒋的允许下,见到了张学良。张住在离蒋很近的雪窦寺,同赵四小姐一起住。我同张一起吃过一次饭,因有戴笠陪着,不便讲什么话。只有饭后离座,戴不在时,我同张才有机会说了一些话。张问我来此目的和西安的情况,我将西安坚决要求张回去以及蒋如何回答的话告张。张慨叹地说:“蒋是不会让我回去的,回去会增加他不喜欢的力量。请告诉虎城多容忍,要团结。我估计除非全面抗日,东北军还存在,可以利用我在东北军中发挥作用时,我才有可能出去,否则是不能出去的。”言下神色极为凄惨。当时张健壮如常,可以在雪窦山附近游览风景,但未得蒋的允许不准会客。

  我在溪口常见邵力子,邵住在雪窦寺帮助张学良读书。他还能替张说些好话,给张一些安慰。据说张曾对邵说:“我亲自送蒋委员长回京,是为恢复委员长的威信,我到京请罪以后,委员长若是叫我回去,表示特别宽大,这样一送—赦,岂非千古美谈。不料委员长不叫我回去,以委员长元聪,何竟不见及此?但即使现在叫我回去,也还不晚。”张又对邵说:“我送蒋先生到南京,完全出我个人的心意,虎城曾坚决反对,因为我坚持,虎城无法,只得听我来。虎城认为我来了,假如不能回去,他维持不了那个局面。我之坚持要送,估计一定会很快回去,没有想到蒋先生不让我回去。”

  这时,宋子文又由上海来访。他对我说:“目前情况张汉卿更不能回去了,许多人都要质问他,我已经问过蒋,这个要求是决不能办到的了。”

  一月二十四日汪精卫由南京飞到奉化,他是新由欧洲回国专来看蒋的。我见到了汪精卫,汪说:“西安事变是惊动世界闻听的一件大事。张、杨虽然出于爱国热情,但是,假如当时在乱枪中把领袖伤害,中国的前途还堪设想吗?”又说:“现在还想拥兵抵抗,这是很不对的,这次事变已经使西安人民受到惊恐,从此应当服从国家命令,不可使地方再遭涂炭。”他表示“关怀”陕西人民,又婉惜邵元冲在事变中死于非命。最后我问他:“当前国家的政策将怎样转变?”他答:“怎样变动必须由中央全体会议决定。”他说的中央全体会议是指的国民党第五届第三次全体中央委员会。我问他的意思,是因为听说蒋和他已商议过这个问题了。

  一月二十四日晚,蒋介石按到杨虎城的复电,同意派米春霖、谢珂为代表与顾祝同谈判。我同时亦接杨回电,要我迅速回陕,汇报后转赴潼关协助谈判。

  一月二十五日临行前,蒋介石把我叫去说:“我与虎城什么话也说到了,专看他能不能听我的话,保持他的部队的革命历史了。虎城已复电同意派人与顾祝同商谈,不过他必须把真正困难的地方具体地提出来与顾祝同商洽解决,他们解决不了的由顾请示我,我一定能给他们解决,以后你们不要再来直接问我了。还有最要紧的是,现在时机迫切,我不能再等了,他应当派正式代表,诚心诚意地以研究的精神,与顾祝同商洽解决,不得派人试探,贻误时机,这要他们自己负责的,你把我这个意思切实告诉虎城吧。”

  一月二十五日,我乘飞机于当日抵西安。到西安后,杨虎城立刻召集东北、西北各军政负责人开会,听取我的二次去南京、奉化归来的汇报。我汇报以后,大家对张不能回来,感到失望。杨虎城认为蒋介石在政策上的转变是有所准备的,他同意冯玉祥说的:“蒋今后还要再打内战吗?我看他再也打不下去了”的说法。他也了解了汪精卫说的政策如何改变将由中央全体会议决定。特别注意汪去奉化,认为是蒋与汪研究国民党与共产党间的关系将如何转变的问题。杨对这个问题做了这样分析以后,即讨论与顾祝同的直接谈判问题。当时西安主战的空气虽然浓厚,但那个会仍然决定即派李志刚、谢珂(东北军方面的前“剿总”办公厅副主任)二人前往潼关与顾祝同谈判。

  一去潼关

  一月二十六日,我和谢珂两人乘汽车在一个阴云密布的冬天通过两道防线,到了潼关。顾祝同在火车上正在集合军官做出安排打仗的姿态。我和谢就同顾祝同在火车上开始谈判。谢珂首先发言,带着质问的口吻,态度很强硬地说:“蒋委员长在西安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既有诺言在先,军队就应东开,准备抗日,为什么中央军队反而西进,是不是又要来打内战?东北军和西北军对此都非常愤激,假如压迫太甚一定要打仗的话,我们是有准备的。”顾祝同说;“你们西安方面既然表示接受国家领导,就应该服从国家的命令,国家有统一指挥调度之权,现在国家要你们撤除二华防线,中央军进驻西安,十七路军调驻渭河以北地区,东北军调驻邠县以西一直到兰州地区。你们不听国家命令,反而在二华增兵布防,这就是不服从国家领导的表现,所以国家要进兵解决。”谢珂说:“在张学良先生未回西安以前,中央军是不能再西进的。”这时,陈诚、陈继承、蒋鼎文等人在旁嚷叫“开始进攻就完了,还有什么谈头!”意在进行恫吓。我接着打圆场,说:“现在问题很严重,蒋委员长要我们直接谈判,我们应该好好地商谈。”双方谈来谈去,还是重复那些内容,最后双方归纳了具体意见如下:

  西安方面的意见是:张学良先生未回西安以前,中央军不能入潼关,顾祝同的条件是:(一)西安方面的二华防线,立即撤除;(二)中央军一部开驻西安,由潼关至西安一线中央军长期驻十二个团;(三)十七路军移驻渭河以北三原、蒲城一带地区;(四)东北军移驻邠县以西一直到兰州地区;(五)红军仍回陕北,防区另商。

  双方谈了三个小时,因相距过远,无法谈得接近,不过双方同意了一点,即李、谢回西安请示,两天以内,尚可继续谈判。

  二去潼关

  我当日回西安报告谈判情况后,杨虎城表示:“只要国家政策确有转变,我们是不愿意打仗的。”杨因谢珂说话过强硬,一月二十八日又派我和王宗山二人往潼关继续谈判。王宗山是杨部的参议,曾在黄埔军校当过外文秘书,与顾祝同有私交。我们与顾这次会谈是先谈原则问题,即“用什么方式解决当前的问题?”经过商谈,双方一致同意:使用和平方式解决,不用武力,关于具体问题另由双方参谋人员在和平的基础上商定。这样我们两人当日又返回西安。西安方面指派何柱国,潼关方面指派顾的参谋长赵启*(左马,右彔),双方互相用电话商谈。经过两天的电话会谈,到一月三十日大致商谈就绪。在商谈时,顾祝同根据南京提出的所谓甲、乙两案作了具体的说明,甲案的主要内容即顾祝同前次提出的五个条款。另外,顾又提出乙案,具体内容是:(一)中央军进驻西安和陕西;(二)十七路军调驻甘肃;(三)东北军调驻安徽;(四)红军仍回陕北。乙案是甲案的陪衬。甲案对于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三方面来说还是集结的,乙案是分散的。因此西安方面倾向接受甲案。谈判最后决定采用甲案,中央军进驻潼西,西安的部队由十二个团减为三个团。关于划分军队驻地、移驻时间、军饷、指挥系统等都作了具体规定,共有二十余条款,商定后签字执行。

  以上商谈,只限于军事问题的解决,至于政治问题,蒋允留待三中全会解决。

  西安事变亲历记/吴福章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12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2-05-09 09:5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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