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君慈：回顾在烽火年代中成长
2019-06-13 11:20:41  来源：抗日战争图书馆  点击：  复制链接

　　投奔新四军去抗日

　　1930年12月我出生在江苏南通市石港镇，家庭成分城市贫民。日寇发动淞沪战争。南通沦陷。在上海当店员的父亲失业，全家生活困难。母亲带着我和我弟、妹逃至城内，靠亲戚接济度日。

　　1944年，南通地下党为迎接抗日战争最后胜利，加强了在知识青年中的宣传教育工作。一股抗日热流在学生中间暗暗地涌动着。在我就读的南通女子师范校园里、教室中，常见学生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神秘而又激动地交谈议论着：我们不当亡国奴，新四军是抗日的，到新四军去……抗日的气氛遍及学校的各个角落，深深地感染着我。在我少年时期, 有几件我一生铭记在心的事也潜移默化地教育了我，促使我下定决心走上民族解放的道路。

　　那是1938年，当时我在十港镇上小学，一支由青年男女组成的抗日宣传队来到镇上。慷慨激昂的演讲、高亢的救亡歌曲激起了镇上居民的抗日热情，连我这个八岁的孩子也跟着跑东跑西进行活动。宣传队乘船离镇时，我来不及和妈妈道别，就跟着宣传队一起坐船到了骑岸镇，进行抗日宣传。他们高唱“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时，我激动地跟着唱;他们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时，我也使劲地喊。晚上宣传队的大姐姐们带我在一所学校的教室里住宿。可以说，这是我接受抗日启蒙教育的开始。稍后，我们全家迁往南通县(现为南通市)，寄居在我外祖父家。我在城南街小学读书。令人愤恨的是，每次上学路过日寇宪兵司令部时学生都必须向哨兵鞠躬。为此，我不得不绕道经城郊的佛庙及坟场中间的小道抵达学校。这种难以忍受的屈辱深深刺痛了我年幼的心灵，在我心中埋下对日本侵略者'仇恨的种子。我升入南通女子师范初中部读书时，当局规定了学校进行奴化教育的日语课程。同学们内心是不满的。有一次，上日语课的铃声响了，不知那位同学插上了教室的门，把日本教员挡在教室门外，同学们都会意地静坐在各自的座位上。教员佐藤正夫在门前站了一会儿，敲门也没人给开，便 无趣地走了。这次无声的斗争使我和同学们都感到胜利的喜悦。

　　要抗日，到新四军去!可是新四军在哪儿呢?正当我在黑暗中带着问号寻找亮点的时候，机会来了。一天，在教室中，我同坐在后排座位的黄莲英同学偶然交谈中，她悄悄地透露出她舅父在金沙镇附近的新四军游击区任区长。我俩暗暗地商量好，于1945年1月冒着严寒，顶着凛冽的北风，步行好几公里，来到她舅舅家。她外婆见到我们惊奇地问：“姑娘家来乡下做什么? ”黄莲英说：“找舅舅。”她外婆说： “舅舅来来去去行踪不定。你们先在这里住下吧。”她外婆热情招待，熬芝麻糖给我们吃。好容易盼到黄莲英舅舅回来，我们向他吐露了要参加新四军抗日的想法。他说：“抗日是很艰苦的，你们吃得了这个苦吗?”我们齐声回答：“能!” 他看我们年纪虽小，决心挺大，同意等交通员来了，送我们 去根据地。我们便天天望眼欲穿，盼望着交通员快快到来，可是没想到迎来的是两位匆匆赶来的妈妈。我妈妈拉着我的 手和蔼地说：“你不能走。亲戚、邻居都在说，这孩子长得挺齐整的，准是给坏人骗走了。”黄莲英母亲则对她说：“我是继母。你走了我无法交代。”她们坚决地把我们带回了南通。我俩无可奈何地又回到学校上学。

　　我一方面继续学习，准备初中毕业考试;另一方面仍牵挂着去新四军抗日的事。我和班上的同学马素金、陆幼云相处甚好，常在一起谈天，谈毕业后的去向，谈对沦陷的不满，谈新四军抗日。三人很自然地互相吐露了要去新四军的愿望。怎么能去新四军呢?马素金毫不迟疑地说：“我们三人一起去。我有办法和新四军取得联系。你们等我的话。” 4 月，毕业考试完后的一天，马素金拉着我和陆幼云低声地说：“我有一个朋友已与人联系好，送我们去新四军。”并告诉了离家出行的日期、时间和地点。我兴奋地回到家，不声不响地作准备，把带走的衣服整理好，藏在一个不常用的衣橱里。到了预定日期，那天学校开运动会，我早早起床收拾好。当听到妈妈对我妹妹嘱咐：姐姐学校开运动会，你上学带两个人的饭，中午和姐姐一块吃时，我不禁心中一阵发酸，强忍着离别的情感，乘妈妈不注意时悄悄地离开了家，边走边默默地告别：“妈妈，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再见吧!”

　　我匆匆赶到南门养老院。马素金已在那里，正和一位男青年说着话。她见我来了，立即迎着介绍说：“这是张曾桥，南通中学高中学生，是他帮助我们去新四军。”后来，我才知道张曾桥是地下党联络员。接着陆幼云也来了。张曾桥友好热情。他说话不多，言语间充满了爱护之情。他要我们换下旗袍，穿上短衣长裤，打扮成农村姑娘，把包裹铃在手里或夹在腋下，还交代说：“待会儿上路，我走在前面。你们三人装成不认识我，和我拉开一定的距离，不近不远地跟着。”还说：“要是近了，怕人生疑，远了，就看不清我走的方遇到伪军询问，就说回家去。”说毕，请养老院一位老工友买了馄饨、烧饼，让我们吃饱。休息片刻，我们就上路了。

　　阳春4月，路旁草丛中挺立的野花绽开笑脸，杨柳枝随着和煦的春风摆动着，好似在欢送三个热血青年走向征途。 一路上，我们无心欣赏明媚的春光，只盼着快快抵达目的地。西行几公里，在唐家闸附近，路过一个伪军碉堡，有一个伪军端着枪在站岗。我们不由地警觉起来，互相看了一下，壮着胆子往前走，若无其事地在碉堡前安全通过。再往前走，看见河边一颗大柳树下，站着一个穿着便衣的男青年，左手叉腰，右边腰带插着驳壳枪。等我们靠近时，张曾桥说：“这是武工队派人来接你们的。你们跟他走吧，我就不送了。” 四人目送张曾桥离去。我们对佩带武器的青年人说：“那边有伪军。”青年轻蔑而又自信地说：“不用担心，二皇不敢怎么我们的。”啊!伪军怕新四军，我喜悦地感到真的找到抗日队伍了。

　　我们随着武工队员沿着河边走了一段路，只见他向河对面的一条船招手示意。那条船像箭一样飞快地撑了过来。他 照顾我们上船。船行片刻，便进入河汊，左拐右拐抵达一村庄。上岸进入一村民家，有三四个武工队员已等在那里，对我们表示欢迎。一位同志说：“你们现在还处于敌占区边缘的游击区，要注意安全。我们会保护你们的。等接你们的交通员一到，你们即可通过交通站抵达根据地。”吃过晚饭， 我们三人由于紧张奔波了一天，倒头便睡。不知睡了多久，

　　有人用急迫的声音叫醒我们：“起床，快走，有情况! ”我们揉着惺忪的睡眼，跌跌跄跄地跟着来人上了船，转移到另一个村子。在游击区住的三四天里，我们白天打埋伏，晚上总是乘船，甚至用木盆代船不断地转移，有一夜竟转移了四次，直至武工队认为没有危险时，才让我们继续休息。在游击区 生活虽然短暂，但我己开始感到抗日战争的艰苦、复杂。我不由地钦佩那些坚定顽强地坚持在游击区战斗的武工队员。

　　交通员终于来到了。我们怀着谢意告别武工队，向根据地进发。我们天天总是交叉穿行在敌占区和游击区内。新四军交通站组织相当严密，一站又一站像接力棒似的接送。每到一站，站上的同志都妥善安排好食宿，并一次又一次地告知，领路的交通员走在前边，要求我们把距离拉开跟在后面。交通员头上戴着草帽是联络信号。如若前面有敌伪军活动，他们便很快摘下帽子，让我们赶紧疏散到路旁的树丛、庄稼地里。几天来，我们总是警惕而又紧张地赶路，既要注意地 上的坑坑洼洼，又要不时看着前方交通员头上的帽子，幸运的是，走了几天，没有碰到敌人出来活动。

　　一天，又到了一'站，站上的同志告诉我们，今夜要过封锁线，你们要把带的衣服存放在这里，轻装前进。我们顿时既紧张又高兴，紧张的是不知封锁线如何过法，能否顺利通过;高兴的是穿过封锁线就快到根据地了。那天，夜漆黑漆 黑1大地一片寂静。出发后，我们三人全神贯注地紧跟交通大步快走。后面的人追着前面的人，不敢掉队。只听见“擦嚓”的脚步声和远处的犬吠声，走了好一段小路，我们便进入开阔的滩涂地。侧前方正是敌人设在封锁线上的据点，从碉堡群里发出一闪一闪的绿光。我们绷紧着神经屏住呼吸一 溜烟小跑。又走了一阵子，碉堡的灯光落在我们后面，渐渐远了，消失了。这时，天空泛出一片鱼肚色。顷刻间朝霞的红光洒在我们的脸上，驱散了紧张和不安。预定的联络站到 了。我们进屋休息。走了一夜，我们真是疲劳极了，但精神振奋。就是陆幼云脚上打了几个血泡，走路有点拐了。站上的同志告诉我们，再有半天路程就到根据地了，我们更是兴奋得难以入睡。我们休息了一天一夜，疲劳已消除，接着往前走。空气新鲜，阳光灿烂，这段路我们走得特别轻松愉快。进入了苏中根据地第四分区，在联络站，我被分配到四分区专门学校学习政治，陆幼云分配到四分区卫校，马素金要求去苏中公学，联络站同意了。我们办好了手续，互相惜别，各自踏上了抗日的征程。

　　回首50多年前，我们这些在日本侵略者黑暗统治下茫然不知所措的青年所以能够走上抗日救亡、解放中国的光明之路，完全是党的阳光照耀和指引的结果，是新四军英勇抗日的行为吸引和感悟了我们。选择了这条革命之路，我们在解放祖国的伟大斗争中才能够有所作为，贡献出自己的微薄之力。

　　在烽火年代中成长

　　4月，我同我大哥君德和二哥君清通过地下党参加了新四军。我先在苏中四分区专校学习三个月，过军事生活，提高政治觉悟，8月分配到文工团，正值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

　　我们下乡宣传演出，受到乡亲们热烈欢迎。为应对蒋介石发动内战，我12月被调至苏中军区电训队学习通信报务，1946 年4月合并到雪枫大学，除军训和专业训练外，主要进行整风学习，使我提高了阶级觉悟，7月入党。这时，蒋介石已发动全面内战。前方急需报务人员。我于9月上旬被分配到六师司令部工作。

　　野战军作战以运动战为主。电台报务员要保障指挥取得战役胜利，首先要能走长路走夜路。行军目的地常常是“天亮庄”。到达营地后，我们不顾饥饿疲劳立即投入没有枪声的战斗，架线值机，手脑并用，保证红色电波畅通。

　　第二次涟水战役后，因缺粮连续以花生充饥，我拉稀并发痢疾，行军坚持不掉队，北上山东走山路，遇着大沙河光脚卷起裤腿趟过去，参加莱芜战役顶风冒雪连续六夜250公里强行军，宿营后值班工作。这对一个16岁的女兵真是一场严峻考验。我决心无愧于共产党员光荣称号，硬是凭着坚强信念和毅力挺过来了。

　　1947年5月我六纵南下鲁南敌后隐蔽待机。12日总部电台特急呼叫我台。值班员敏捷地抄收万万火急电报。稍后通信科长向瑞桃传达纵队首长指示，要求电台特别注意与总部联络，并告刚收的电报就是命令我纵回师鲁中，火速断敌退路，与兄弟部队围秆敌七十四师。大家听后情绪商涨。纵队部随即两天强行军120公里到达一线。电台架线是值班员的工作。我和几个同志站在附近小山头上，见到正前方硝烟滚滚炮火密集。战斗异常激烈。敌机疯狂轰炸，空投食品、弹药大半落在我方阵地上。16日下午前线传来捷报，蒋军王牌七十四师被全歼在孟良固地区。我们深为及时收到总部电令而自豪。

　　1947年临驹南麻战斗需渡弥河。连日大雨山洪暴发，河水急流直下，强渡有险。我和狄敏、何建英三女同志奉命暂留南岸。因敌援兵临近，通信科臧参谋匆匆赶来，带我们到另一个渡口强渡。我们下河后，未料河水没过脖子，口鼻呛水，身体失衡。正在焦急之际，政治部一匹大洋马驮着东西过河。我和何建英急中生智，拉着马的尾巴漂浮过去。狄敏会游泳游了过去。上岸后河水“滴滴答答”顺着衣袖裤管流 下。我在检查了贴身保存的电台绝密卡片后，继续赶路到一村子过夜，向老乡借了几捆玉米秆，一半铺地一半当被盖。三人全然不顾潮湿的衣裤，倒下就睡到天亮。起身后，我们各自摸着被自身热气焐干的衣服都乐了。

　　1948年2月，我纵北渡黄河在濮阳地区休整，适逢“三八”妇女节。陈毅司令员接见了野战军女同志，鼓励我们为建立新中国而斗争。5月我纵南渡黄河参加豫东战役。战前连续行军，我因极度疲惫，在途中小休息时坐下就睡着了，听到行军命令时，才迷迷糊糊站起来。杜述尧找了一根树枝，要我抓一头，他抓另一头，牵着我。我恍恍惚惚边睡边走地走了几十公里。到达营地轮到我值班。我立即抖擞精神，保证通信顺畅。这一仗我军全矸敌七十五师，活捉兵团司令区寿年。

　　这以后，我又参加淮海、渡江等重大战役，每次战役中，都经受磨炼，克服困难，努力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

　　1951年1月以后，我相继在二十四军、南京军区炮兵司令部、上海警备司令部任电台报务主任。

　　我1954年9月转业在上海市法院任审判员，1955年调上海第一中级法院任审判员、审判组长。幵始我不懂法院业务，只是按着毛主席讲的“我们能够学会原来不懂的东西”, 在实践中学习，努力工作，还曾数次接待外宾访问。

　　1959年9月我到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本科学习，在政治、法学等方面得到系统提高。庆祝国庆10周年时，我在天安门上见到了毛主席，1963年7月在人民大会堂聆听周总理向高校毕业生作的报告。这些都使我永远不能忘却。

　　我1963年毕业后，参加“四清”工作，1965年8月调北京中级法院任审判员、审判组长。1967年军管后，我在市直机关学习班劳动、工作，1973年1月调至北京市革委会政法办公室、市委政法部等单位任干事等工作，1979年在人大会堂聆听邓小平同志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重要报告，我至今牢记在心。

　　我荣获中南解放、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各一枚。

　　我写过《投奔新四军去抗日》、《新四军是培养共产主义战士的熔炉》和《锤炼成“11号通信兵”》几篇回忆录，分别为《铁流》、《征程漫忆》、《红色电波》、《江南雄师》、《老笔生花》等书刊选用。

　　我1980年6月调北京市民政局任组织处副处长，1986 年12月离休至今。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19-06-13 11:2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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