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渠:回忆战争岁月，备感今天幸福
2019-05-30 10:53:28 来源：抗日战争图书馆 点击： 复制链接
我本姓赵。1920年1月我出生在上海浦东南汇县一个小镇。赵家在我祖父那一辈生活还可以，但到了我父母亲那时就差多了，比较贫穷。父亲不务正业，母亲体弱多病，家里兄弟姐妹多，日子过得很困难。我12岁那年就被父母送给无锡县一个小镇姓唐的家当养女。从此我改姓唐，参军以后才改名叫唐渠。
在唐家我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养父是个忠厚人但常年在外务工不回家。养母是个不识字的农村妇女对我很不好，不管吃穿，不喜欢我上学，就想让我多干家务活。我愿意学习，下课后就躲在学校做作业，回家晚了，常常吃不上饭。
天冷了，养母不给我添衣加被，晚上让我睡在过道里受冻。那时我身体很不好，生病多，特别是经常胃痛，呕吐。于是我怨恨亲生父母把我送人，也暗下决心，一定好好学习，长大靠自己去谋生、自立。我在小学成绩很好，总在全班前三名。小学毕业，我考上了苏州当时很有名气的江苏省立女子师范学校附属中学。1937年夏初中毕业，我又考上了本校。我满心欢喜，回家过暑假等着开学进入师范学校，以后当个小学教员。
没想到突发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了。进入8月，日本人的飞机天天沿沪宁线狂轰滥炸。我们经常看到敌机低空飞过，日本人的膏药旗都看得清清楚楚，不时还听到远处的“隆隆”炮声。
后来，淞沪战役打响。大批老百姓四处逃难。我随家里人逃到上海市区法租界的舅妈家暂住。学校停课，我也失学了。满心的美好希望破灭了。从这开始，我尝到了当亡国奴的滋味，产生了对日本侵略者的愤恨。寄居在亲戚家不能吃闲饭，我就帮助做些家务，找些针织等小手工活挣钱度日。
到了1938年夏天，我偶尔从报纸上看到可以对困难学生免学费助学的上海私立怀久女中在招生，又萌生了上学的想法。经过考试我被录取了，由于成绩好，学费全免。我十分高兴也非常珍惜，学习很努力。
教我们语文的杨老师讲课时穿插讲抗日救国的道理，揭露日寇侵略罪行，启发我们的民族独立意识和爱国思想，利用假日组织我们上街义卖、募捐，慰问前方的抗日将士。这时我己经有了抗日救国的意识。
可惜只读了一年高中，学校经费紧张，取消了助学金，唐家又在此时向我逼婚遭到我拒绝，断了我的生活费。我学费、生活费都没有了，正在走投无路时，杨老师热诚帮助我。通过他在上海广仁医院当护士长的姐姐介绍，我参加了这所医院高级护士学校的考试，又被录取了。
这所护士学校一切免费，生活也由学校负担，学习四年课程边学习边做护士工作，毕业后当护士。1939年9月，我进了这所护校。学校是教会办的，校规严格，不许随便外出，不许谈恋爱，不许串门，来往信件要检查，但上课少，每天大部分时间进医院病房做护理、清洁工作，缺的课在下班后自行补上。庆幸的是，护校也有思想进步的老师。他们在上课时经常给我们讲抗日道理和爱国思想，介绍战斗在江南地区的新四军是一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经老师和个别进步同学介绍，我参加了学校爱国进步组织——大众哲学读书会，了解到抗日形势和许多时事，知道蒋介石国民党政府釆取不抵抗主义消极抗日，专找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搞摩檫，后来又知道皖南事变、上饶集中营。我逐步接受了进 步思想，决心投身到共产党领导的抗日事业，参加新四军做一名抗日战士。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在上海驱逐外国人。 广仁医院的院长还有一些医生是美国人，一夜间都离开了学校。传说日本人要接管医院，我们几个读书会的同学再也坐不住了，决心投奔新四军。
恰巧传来消息，新四军苏北抗日根据地来人扩军。我们同学相互联系，约了九个人，按照秘密通知的时间地点，在一个晴天日，从上海十六铺码头上船，走了几天，到了苏北张王港。
我们上岸后，按照事先约定的记号跟着一位穿黑棉袍、戴眼镜、短头发的妇女步行到一个小村庄。她让我们休息一下。不一会儿，她身着军装领着几个军人指点我们填表。我们这才知道，她叫王伟，在新四军一师一旅服务团工作。她是我们的参军介绍人。
1941年12月10日，在江苏如皋县小王庄，这是我终身难忘的日子和地方。从这一天起，在这里，我成为了一名新四军战士，走上了革命道路。
当天傍晚，我们被分配到一师一旅卫生部。部长是位女同志，叫赵国宝，南京人，身材魁梧，和蔼可亲。她说，欢迎大家参加新四军，到了部队就是革命同志，为了共同的目标抗日救国。今后在一起工作一起生活，要相互关心相互帮助，一开始有许多不熟悉、不习惯的地方，慢慢就习惯了，
有什么困难就找组织、找老同志，也可以直接找她。短短几句话，我们感到很温暖。70多年过去了，到现在我还记得她讲话的神情和语调。从此我也开始了70多年的军队生活和终生从事的医务工作。
在卫生部待命的几天里，赵部长和其他老同志给我们介绍抗战形势，介绍根据地情况，介绍部队生活，教我们打背包、打地铺、上门板、捆稻草，教我们遇到敌人怎样保护自己，叫我们唱《新四军军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延安颂》、《黄河颂》等革命歌曲。
不久，军被、军棉衣发下来了。我们脱下便衣，换上军 装，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别提有多高兴了。我穿上军装， 觉得自己成为一名真正的新四军战士，是抗日的革命军人。 我暗下决心，好好向老同志学习，做好工作，提高为伤病员 服务的本领。
几天后，我被分配到卫生部直属休养所当医务员。休养所分为所部、轻伤组、重伤组和内科组，分散在几个小村庄。人员住在老百姓家里。由于日寇封锁，缺医少药，医疗条件非常简陋，只能用民间流传的土方法治疗，是我在护士学校根本看不到、听都没听说过的。我真佩服老同志还有老百姓，就是用这些土办法在艰苦的环境中，治好了伤病员，使他们重返前线。我虽然是新兵，但毕竟学过医务护理知识，很快就被当作业务骨干使用。
1942年春，组织上调我到位于苏北营溪地区的新四军一师一旅一团卫生队第三休养所工作。这个时期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最残酷、最紧张的阶段。新四军作为一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战斗在南方地区的抗日力量，有着重要和独特的作用。当时的局面日寇很嚣张，企图通过包围“剿灭”新四军，而国民党军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经常制造摩擦。新四军主力部队力量有限，决定跳出敌人包围圈，在外围寻机作战，作为“钉子”站稳脚跟，作为“锤子”主动出击敌人。部队当时反“扫荡”、反“清乡”、反摩擦，与日寇、伪军、顽军多面作战，任务重，条件艰苦，不时有伤病员送来抢救和治疗。到了夏天，主力部队转移。上级命令休养所留下来隐蔽在老百姓家。当时原所长、副所长都随主力部队走了，上级任命我为第三休养所代理副所长，可我只是个参军半年的新兵，怎能管一个休养所。工作人员、医生、护士、护理员加上轻、重伤病员有八九十人，这么大一摊子，除了治疗、救护、护理等医务工作还有行政、人员、财务等等，而且远离部队、远离领导。我真着急，可军人只有服从命令，无任何条件可 讲，既然组织上把这副担子交给我，只有咬牙担起来，保证全所人员的安全，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
好在休养所指导员是个富有战斗经验又有行政管理能力的老同志。他原是战斗连队的指导员，作战负伤在休养所养伤。上级任命他当指导员兼党支部书记，工作中给了我很大帮助、指教。他做了大量思想政治和管理工作。我主要抓人员隐蔽和治疗。
当时休养所每天都要转移，晚上分散住在老百姓家，白天要把重伤员转移到高粱地、芦苇荡中隐蔽起来，轻伤员打扮成老百姓和群众在一起。我们工作人员也穿老百姓的衣服，分成几个小组与伤病员在一起。几个主要医务人员经常背着药箱走村串户，一个伤员一个伤员看望、敷药、送药。我们常常忙得吃不上饭、睡不好觉，几个星期洗不上澡，头发有时被汗水湿透又被烈日晒干粘在一起。虽然，比起在上海学校的生活艰苦多了，而且随时有遇敌交火牺牲的可能，但我觉得很愉快，摆脱了家庭束缚，摆脱了那些养尊处优富人的歧视，在新四军人人平等，无论领导、伤病员还是一同工作的同志，相互尊重，团结互助，为共同的目标而吃苦、而奋斗。很快我就熟悉了休养所的情况，承担起一线的医疗救护工作。
我们首先要顶住鬼子、伪军的“清乡”、“扫荡”，保证伤病员的生命安全和尽早恢复健康。我们休养所虽然不直接对敌作战，但经常会遭遇敌人，我们要想方设法与敌周旋，不接触，保存实力。当时真是体现毛主席人民战争的思想，新四军是人民子弟兵，靠的是军民一家亲，是老百姓用朴素的真挚的情感无私无畏地掩护我们、帮助我们。
有一天还没吃早饭，突然送来情报，有股敌人已经出动要经过我们住的村庄。按常规转移来不及了，我们把部分重伤员就近转移到村外隐蔽处，其他紧急疏散。一个轻伤员还没走出住的院子，被几个前面探路的伪军撞上了。他不是当地人，伪军一盘问肯定会暴露。在这危急时刻，房东大娘看到了，急中生智，向这个轻伤员打了一巴掌，以对自己儿子的口气呵斥道：“懒鬼!还不去割猪草。”说着扔过去一把镰刀。伤员明白了不吭气，拿起镰刀向村外走去，这样躲过一劫。
还有一次，伪军进村抓民夫，把一名轻伤员抓进了民工队伍，他如果到据点干活脱掉外衣肯定会暴露伤口被敌人发现。队伍出村时，恰巧被一个从外村回来认识他的织布匠看到了。这个织布匠就没躲，故意让伪军抓进队伍。他着意靠近伤员，使眼色让伤员放慢脚步走在后面。织布匠故意与押送伪军套近乎，给他点烟，露出口袋里刚刚收回来的卖布钱。织布匠与押送伪军说，这个小孩(指伤员)这么瘦小，干不了什么活，还碍事，让他走吧，又说，我上有老下有小，全家靠我养活，你行行好，也放了我吧，说着掏出口袋里的钱全部给了伪军，说这是孝敬您的。那个伪军见钱眼开，没说话朝前走。两个人趁人没注意，就偷偷离开队伍跑回村了，我们悬的心这才放下。这样的事还很多，真是歌中唱的“军民鱼水情”，军队是鱼，老百姓是水，鱼离开水，一刻也活不成。没有这样的老百姓，我们一个夏天在鬼子三番五次“扫荡”、“清乡”中怎么能生存下来呢。
我经常在外一个村庄一个村庄、一个安置点一个安置点、一家一家地去巡视伤病员的情况，无论白天黑夜，经常在外行动。我梳的是齐耳短发，与当地老百姓妇女不一样。她们结了婚头上盘个发髻，未结婚的是梳长辫子，如果遇到鬼子，从你头发上就会被他们认出来。我经常在头上裹一个老乡用的花头布。有一次刚出村不久，远远看到有鬼子队伍走来，急忙就势跳到旁边的池塘，在芦苇里躲起来，头上用草遮住。鬼子脚步越来越近，刺刀在阳光下反射的亮光都能看到。我屏出呼吸，镇静地坚持着。整整一个白天，我站在水里没动窝，日晒、口渴、肚子饿、腿发软，但咬牙坚持不动，因为敌人一“扫荡”，除鬼子外，还有伪军、民团、维持队等，遇上散兵游勇就麻烦了。直到天黑，没有情况了，我才回到村里。
说实在的，我当时并不害怕，自己没什么，主要是怕连累伤员，连累老百姓，就是想着怎么把全所无论伤病员还是工作人员带好，不被敌人发现，保存下来，坚持到返回部队。
当时治疗上遇到的困难也很大。日本鬼子封锁城镇与乡下的联系，割断药品供应，凡是查到私带抗生素药、消毒药、治疗外伤药的就抓起来。虽然上级想办法派交通员、情报员送一些，但量少人多，不够用，常常断药。老百姓也很苦，食品也缺。伤员吃得差身体恢复慢。伤病员晚上在老乡家休息，白天到野外躲避，往返体力消耗大，体质普遍差，除了外伤难以愈合，受野外蚊虫叮咬，患疟疾、痢疾、疥疮较多，我们就用土办法，就地取材，用烤熟的大蒜、煮马齿苋熬汤治疗痢疾，用猪油熬热加硫磺制成药膏治疗疥疮，把树上的皂荚叶捣碎冲成水当消毒敷料，用井水沾毛巾给发烧病员降体温等等。
就这样，在1942年夏季反“扫荡”中，我们第三休养所在上级正确领导和全所同志的共同努力下，除了牺牲一名卫生员外，伤病员无一减员，重伤员减轻，轻伤员大部分伤愈归队，全所坚持到我军主力部队反“扫荡”、反“清乡”取得阶段性胜利。秋天，我们全所顺利回到部队。
1942年冬天，抗日战争进入了更加残酷的相持阶段。日寇不甘心遭到中国军民的顽强抵抗而出现的节节失败。他们疯狂向南方我各抗日根据地大举进攻，企图消灭新四军。整个苏北地区，形势十分严峻。上级为取得反“清乡”、反“扫荡”的胜利，保存实力，部署精兵简政、坚壁清野，就地疏散人员、化整为零，当时叫“打埋伏”。上级给出几种方式： 有的跟随部队转移，有的参加学习集训，有的回家或投奔亲戚，有的由组织安排隐蔽起来。我当时被调回旅卫生部待命。起先上级动员我回家，“打埋伏”结束后再回部队。我坚决不同意。我觉得自己没有家，南汇、无锡两处的家都对我不好，而部队就是我的家，战友、老百姓都是我的亲人。组织上看我态度坚决要留在部队，就安排我与另外几个女同志到泰兴县季家寺“打埋伏”。
季家寺是鬼子据点，驻扎日寇和伪军，但有同情抗日的开明士绅和我们的敌工人员。我们带着几名伤病员还有一批 药品以治病为名安排在一家私人诊所，所长是赞成抗日的。由于诊所容不下这么多人，后安排我一人在小学校担任三年级语文老师，住在一位我们党的交通员的亲属家，还认了干亲。这一段虽然远离组织，孤身在敌人的据点，日本人还经常到小学来视察，在这样危险的环境中，我很镇定。我觉得有组织在后面支持我。我小时候就想当教师。与孩子们一起，给他们上课、讲故事，我很筒兴。生活艰苦，我凭学校给的一点点薪金不够交伙食费。组织上知道后，当时担任一师一旅副旅长的张藩亲自批准给在季家寺小学当教员的我每月五元钱伙食费补贴，派人按月送来，这样每月我都有一次与 组织派来人接触的机会，并不感到孤独、寂寞。
这期间，我们一同乘船从上海参军的九个女同学出现了较大变化，可以说是各奔前程。有一个结了婚，跟随当指挥员的丈夫去主力部队转移了，有一个进教导队学习也随主力部队走了，有一个选择回家，有一个与恋人自找出路不知去向，还有一个参军没几天嫌艰苦、危险早就开小差了。这样还剩下我们四人按部队安排就地“打埋伏”。
有一天，我接到一同参军在另一个地方“打埋伏”的女同学的来信。在九个同学中她与我比较要好。她在信中要我与她一道离开“娘家”，去别处“做买卖”。我一看信，觉得不对头。我明白她的用心。她嫌危险、艰苦，要离开部队“娘家”，去投奔他人。我怎么能答应呢，就找借口推辞去不了。 后来我把这封信交给组织。果不其然，她不久就叛变了，在南通公开写文章骂新四军。
又有一天，不知怎么回事，我参军前在唐家的一位熟人到我住的老乡家找到我，说是受我养父、养母委托要我随他回无锡与人结婚。我当然不答应，但一想若硬来会引起麻烦，不如想个办法。于是，我先找到房东大姐教她怎么应付，尔后我对唐家派来的人说，跟你走我要向校长请假，于是我就出去了。我走后，房东向那人说，你难道不知道她是新四军，你领她走，你就是新四军家属，这里到处都是日本鬼子，查出来不得了，你可不要害了自己又连累我们。那人一听吓得赶紧走了。我看他走了，就回来继续工作，与家里也无任何联系。
在季家寺虽然生活比较安定，但我心里常留恋部队。过了大半年，形势有了好舍。在组织的关心和老乡的照顾下，我们没有出任何事，与在私人诊所养病的伤病员一起顺利地完成“打埋伏”，回到接我们的部队。
1943年7月，组织上安排我到苏中三分区卫生部靖江休养所任副所长，进入了一段工作相对比较稳定的时期。这个休养所医务人员较多，分工比较细致明确，但伤病员也比较多，大都是因战致残、负重伤需要长期治疗、养伤的。我一方面忙于各项工作，一方面深感自己的医疗知识和技术匮乏，就抓时间学习上级发下来的《战场救护》等医疗书籍，业务水平有了提高。我还学习了《党章》、《党员修养》、《党的历史》和《党的知识》等书籍，向所里党支部递交入党申请书。在党组织和党员们的帮助下，我于1944年年初被批准为预备党员，于当年3月转正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我决心严格要求自己，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不辜负党的培养，努力为党的事业贡献力量。
在靖江休养所我认识了时任靖江独立团政治处主任的胡文杰。他因参加靖西对日反击战而负伤在休养所养伤。我们一起交谈介绍自己的经历和家庭情况。我知道他出身小学教员。1938年夏，他在家乡江苏丹阳参加了管文蔚领导的丹阳抗日自卫总团。部队后改编为新四军挺进纵队，直到一支队、一师一旅。他给我讲了许多战斗部队打仗的故事，也表达了为民族解放夺取最后胜利而奋斗的想法，他还给我上级发的《联共(布)党史》等一些革命书籍。共同的理想使我们确定了关系。我们相约，先以革命事业为重，个人感情、家庭暂放一边，等到抗日战争全面胜利后再结婚。我们这么约定的，也是这么做的。
1944年5月，我奉分区卫生部的调令，到新组建的直属医训队当队长，与其他两位同志一起招收当地知识青年参军，为部队培养基层卫生员。我们招了40多名学员，自编教材，制作卫生教学用具，开专业课、政治课、文化课，教救护技术，没有固定校舍，驻地经常变换，但不影响培训，就这样办了几期，满足了部队基层卫勤人员的需要。
1945年9月，捷报传来。日本鬼子投降了。抗日战争胜利了。我们非常高兴。我带领医训队到分区卫生部集中。当天，卫生部郑部长找我谈话，说接到调令，调我到苏中五分区休养所工作。胡文杰当时任五分区所属丹北团副政委。不久，我们结婚了。
转眼到了1946年夏，国民党政府撕毁重庆国共合作协议，向共产党领导的各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挑起了全国内战。解放战争爆发了。我们所在部队已经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中野战军，在粟裕司令员的指挥下，打响了著名的苏中战役，史称“七战七捷”。我在华中军区二分区卫生部任第三医疗队队长，带领医疗队跟随参战部队负责救治转运伤员的任务。我们医疗队将邵伯附近一个村庄作为医疗抢救点和转运站，哪知道这个村庄当时有严重的传染病流行，医疗队进驻一天就有三人被传染上病倒了。我忙于工作，与病人不知不觉接触，不幸也被传染。当时我已怀孕，患了病，上吐下泻，一夜功夫，严重脱水，人就变了形，浑身发烧，一点气力没有。可战斗打响了，伤员从战场源源不断运下来。我是队长，怎能躺倒，就喝些米汤，硬撑着，指挥全队为伤员包扎、扩创、手术等治疗，就这样一直坚持到战斗结束。还算幸运，这次战场生病对我身体没有大碍，孩子也未受影响。1946年冬天我生下了我的大儿子。
1946年年底，国民党蒋介石发动向华东解放区重点进攻，企图一举消灭我华东部队。根据中央的决策，在江苏的部队奉命向山东北撤，就是电影《南征北战》所描述的。当时形势非常险恶。为保证随军家属子女的安全，上级安排我们经山东向东北撤离。我刚生下大儿子才三天，我所在的休养所包括一批家属子女共几十人就开始了北撤的长途行军。我们都是晚上行军，白天进驻村庄隐蔽在老百姓家里，躲避 国民党军飞机轰炸，晚上急行军，一走二三十、四五十公里路。我拖着产后虚弱的身体，背着未满月嗷嗷待哺的婴儿，一个想法，保护好孩子，不能掉队，跟上部队，还要参加革命。就这样，靠信念，靠毅力，靠意志，从苏北开始，我们越过陇海线到了鲁南，一路走走停停，经过鲁中，到了胶东。根据上级安排，我们装扮成难民，在渤海边的文登、荣城一带挤上铁壳大木船，贴着海边驶向大连，在海上又遭国民党军飞机轰炸。同行的三条船被炸沉了一条。我们的船还算 运。船上没有吃的，大人没有奶水，孩子饿得“哇哇”直哭，我们就想办法喂些米汤，实在不行我就嘴对嘴舔舔孩子的小嘴，尿布湿了无处晾晒，就放在棉衣胸前，靠体温捂干，就这样，颠簸了两天一夜，硬是坚持渡过了渤海湾，到了大连, 在当地有关单位接应下，待了一周又转到安东军区。
由于东北部分地区解放得早，位于辽东的安东(今丹东 市)是东北军区的大后方。在前线作战的部队中需要长时间治疗休养的伤病员大部分安置在安东。我们到了时间不长，就听说安东军区卫生部急需医务干部。我和同行的谢竹青坐不住了。我们在华东军区都当过休养所所长，既然需要，我们可以承担任务。华东军区给我们的任务是带好孩子休养，一些领导同志和同行家属也劝我们，孩子这么小，去工作怎么管孩子。但我们再三权衡，在哪都是革命工作，带孩子自己克服一下不影响。经多次申请，安东军区卫生部看我们态度坚决，也得知我们有医务工作经验，遂任命我为第一休养所所长，谢竹青为第三休养所所长。
我到任后才知道，休养所是新组建的，医务人员参差不齐，是从不同部队抽调来的，还有几个被俘虏没有遣送回国的留下的日本军医，医疗器械、用品和物资也严重不足，生活条件较差。但伤病员挺多，既有野战部队送来的我军伤员，还有国民党军俘虏兵伤员，混杂在一起。面对这么多困难，我想，抗日战争那么危险、艰苦都经受过了，毕竟积累了一些工作经验，加上依靠上级组织、一起工作的同志和当地政府、人民群众，应该把休养所工作做好。我先从制定规章制度入手，建立各种规矩，规范医疗、生活和财务各个方面，华东又参加了淮海战役。
1949年春天，渡江战役取得胜利后，宁沪线重镇镇江、无锡、苏州相继解放。当时我怀上第二个孩子已经八九个月，组织上安排我暂时离开苏南军区，带着大儿子安置在苏州第三野战军十兵团的留守处待产。胡文杰在十兵团二十九军八十七师任二五九团团长。他带领部队部署在上海外围，紧张准备参加上海战役。我们虽离得并不远，但自渡江战役开始前我们己经几个月没见面了，往来书信也很简单，很少提及家事。5月中旬，上海战役打响。仅半个月，25日上海就解放了。我一方面为取得的重大胜利而高兴，另一方面又有些担心，因为没有胡文杰的任何消息，不知他的情况。根据他的习惯，每次打完一仗，他都会及时送消息给我报平安，这次却反常。
果然不出所料，6月2日，胡文杰所在的二十九军政治部派组织部长来见我。他神情凝重，平缓而悲痛地告诉我，胡团长于18天前也就是5月15日在宝山月浦攻坚战中不幸被敌人炮弹击中，壮烈牺牲在团前方指挥所。组织上之所以没有马上告诉我，是考虑我分娩在即，经受不住这么沉重的打击，本打算我生产后身体恢复些再告诉，但上海战役结束，部队马上继续南下进军浙江、福建作战，烈士的后事也需要办理不能再瞒了。
我得知胡文杰牺牲的噩耗，悲痛万分，但我并没有被击倒。战争的环境、部队的经历告诉我，战场是残酷的，革命军人上了战场就随时有可能牺牲。我非常了解胡文杰打仗的风格。他一向勇猛果敢，身先士卒，常常指挥靠前。每逢作战，他都作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我忍住巨大悲痛，想到烈士遗留的孩子要生下来，抚养成人。1949年6月5日，也就是胡文杰同志牺牲的第22天、得知他牺牲的第4天，我提 前分娩，生下了第二儿子。身体稍有恢复后，我就回到原来工作的苏南军区卫生部报到，决心振作精神，继承胡文杰烈士的遗志，抚养好两个孩子，继续工作。
回顾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经历，我跟随部队经受了大大小小多次战斗。我觉得作为一名军人，服从组织安排，完成任务，再苦、再累、再危险，就是搭上性命也是应该的。我们做医务工作的，救死扶伤是我们的本分，为病人做多少事情也是应该的。
我2014年94岁了。回顾这一生，我就是个普普通通的军队医务工作者。我参加革命几十年，归纳我的经历，切身体会就是六个字：幸运、知足、幸福。
抗日战争，民族危亡，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队伍和人民群众奋起抵抗，夺取了胜利。我摆脱了家庭束缚，投身抗战，在人民军队中受党的教育、组织的培养、周围领导和同志们的关心帮助，走上革命道路，成长为一名军队医务干部、 一名共产党员，这是幸运的。经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多次战斗，上过战场，遭遇过敌人，经受了战火、天灾、疾病、严寒酷暑等多种磨难，我没有倒下、没有牺牲，也没有被病魔击跨。比起许多牺牲、病故的亲人、战友和朋友，我活到现在，非常知足。我很赞同“知足者常乐”这句话。我1980年离休，进干休所，30多年不工作了，可党和人民给我们老干部很多荣誉、很好的待遇，生活上、身体上照顾得无微不至，我也看到了祖国改革开放的巨大变化，国力增强，人民 群众生活水平提高。现在我这一大家子，全家十几口人，第四代已经有两个，儿孙满堂，和睦、融洽，大家小家日子过得都很好。我感到今天无比幸福。
我还要多活几年。我干不动什么了，但可以为建成小康社会、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在作贡献的人们加油、鼓劲!
我还要多看看祖国繁荣、昌盛、富强的新变化、新气象!
(2014年3月于北京)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19-05-30 10:5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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