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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一学:回忆父亲向恺然的一生
2018-11-12 16:07:11  来源:向一学  点击:  复制链接

  一八九〇年二月二十六日,父亲在湘潭市油榨巷向泰隆伞厂出生。

  曾祖父向贵柏是黄正兴伞厂的学徒。为人忠厚老实。做事勤劳干练,深得老板、同事的喜爱和信任,是当时伞厂老板的唯一帮手。老板经营伞业五十多年,年过七旬,膝下无儿。劳累一生,愿在曾祖父出师之日,将伞厂全部产业无私交给他经营,并将伞厂招牌改为向泰隆伞厂。

  曾祖父接管后,对业务兢兢业业。稍有次品,决不出售。产品精益求精,得到顾客的信任。因之湘潭的油纸伞闻名全省乃至全国。

  祖父向碧泉,因是独子,很受家里宠爱,天资也聪慧。曾祖父只懂做生意,深望儿子成才。祖父不负所望,苦读寒窗,果然考中秀才,在湘潭颇有名气。

  在祖父的陶冶下,父亲从小聪明好学。读了四年私塾,《四书》、《五经》全部读完,打算猎取科名。可是八股没有成篇,清政府已废除八股,改用策论取士。

  到十四岁时,勉强可以写策论文章了,清政府又废除科举,改办学堂。就在这年,父亲考入长沙唯一的一所高等实业学堂(楚怡工业学校前身)。只读了一年,因闹公葬陈天华的风潮,被学校开除学籍。

  一九0五年,旧民主主义革命先驱之一的新化人陈天华,在东京投海自杀,用生命来抗议日本政府压制我国留日学生的革命斗争。消息传来,青年学生无不义情填膺。楚怡是新化人创办的实业学堂,陈天华的影响当然大。不少倾向革命的学生,曾读过陈天华写的《猛回头》、《警世钟》等书。他们听到陈投海的消息,顿时沸腾起来。因要求公葬陈天华,与学校当局发生冲突。父亲是这次闹学潮中的先锋分子之一,也是牺牲者之一,最后受到学校悬牌除名的处分。

  那个时候,凡是被学校悬牌开除的学生,休想另考别的学校。这一打击对父亲影响很深,他开始认识到国家要强,非革命不可。当时很多爱国青年,奔走国外,谋求救国之道。有留学欧美的,有留学东洋日本的。父亲将自己被开除的教训和东渡日本留学的想法,向祖父恳求支持。祖父思想也很开明,遂将田产变卖供他赴日留学的用度。这田产的来由,是曾祖父逝世后,祖父将向隆泰伞厂收束,在祖籍平江长庚年毛坡城隍土地买了四十石租和房屋一幢,又在长沙东乡苦竹坳板仓(开慧乡)竹山铺樊家神买下良田二百二十石租和房屋一幢。留日的学费就是从这些田产中,拿出一百二十石租变卖而来。

  父亲去日本后,考入弘文学院。当时留学生中,有的发奋读书;也有的不务正业,甚至做出有损国格的丑事的。父亲对那些花花公子看不顺眼,却和黄润生、杜心五、郭芝奇、童启林等十多人个分接近。一边读书,一边从黄润生、杜心五学习武术,对日本柔道、射箭、空手道也悉心研究。还深入日本社会,了解民情风俗习惯。

  父亲毕业回国,其时我家家业中落,他只得外出谋生。

  开始,在岳州制革厂充当书记,制革厂总经理是当时湖南军事厅厅长程潜兼任的。不久,袁世凯梦想称帝,派特务暗杀了国民党活动分子宋教仁。国民党中坚黄兴、李烈钧等人,组织“倒袁运动”,南方各省纷纷成立讨袁军。湖南程潜、程子楷、蟒等立即响应号召,出兵北伐。父亲这时离开制革厂,出任北伐军第一军军法官。

  一九一三年讨袁军失利。随第一军总司令程子楷,继黄兴之后东渡日本,第二次赴日深造,考入东京中央大学政治经济系。在这一段中,他仍不忘对于武术的探讨,想从日本武术中取长补短,弥补中国武术之不足。这一次,他对那些留学生中的花花公子了解更深了。他们拿国家的钱,不发奋读书,终日在外寻欢作乐,与日本下女鬼混在一起。他忍无可忍,于一九一四年愤笔撰写《留东外史》,对这些败类在日本的形形色色丑闻,尽情揭露,尖锐抨击。其中,牵涉到一些后来在政、学两界有头有脸的人物。知道内幕的人,可按图索骥,一目了然。

  党人仇鳖、易象和,公费留学生张令、佘耀桓都支持父亲这一行动,大家凑钱帮助出版。因为在书中骂的人太多,父亲不敢署自己的真实姓名,遂改用笔名“平江不肖生”。当时有人问为何用这“不肖生”?父亲说:“天下皆谓道大,夫惟其大,故似不肖。”此语出自老子《道德经》。原来其“不肖”为此,并非自谦之词。

  《留东外史》中有言,倘看此书的人,不以人废言。则不肖生就有三种请愿:一愿后来的人莫学书中人,为书中人分过。二愿书中人莫再做书中事,为后来人作榜样。三愿若后来的人,竟学了书中人,书中人复做了书中事,就只愿再有不肖生者宁牺牲个人道德著《留东外史》,以与恶德党宣战,请君勉之。

  此书出版后,即抢购一空,书局急切催出二集,以孚众望。可见影响之大。全书二十馀万字,曲笔影射真人真事,开我国近代留学生文学之先河。一时名声大噪,被目为浪子浮行实录,风行一时。

  又补作《留东外史补》、《留东新史》、《留东艳史》等一系列小说,由上海世界书局印行,销路极广。

  《留东新史》以侨居日本的中国人的生活为题材,但主要对象不是留学生。事实上,当时留学生人数已锐减,作为书中人,作者所挞伐的是一帮亡命客。这些人在国内由于政治风潮起伏无常,使得他们不能立足而亡命日本。亡命客大都腰缠万贯,尽情挥霍,在异国情调诱惑下,过着纸醉金迷的糜烂生活。

  父亲以强烈的憎恶情感,对其作了充分的揭露。

  讨袁军宣告失败后,孙中山把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父亲于一九一五年参加了中华革命党江西支部,在江西革命军总司令部司令董福开领导下从事革命工作。曾被派往广东韶关,说服韶关镇守使朱福全转向革命一边,反对袁世凯。但父亲去的不是时候。正遇“海珠事变”,险些遭到效忠袁世凯的军阀地头蛇龙济光的毒手。

  一九一六年六月,袁世凯死了,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全国政局,纷乱未已。中华革命党骨干人物,多数聚集上海。稍后,黄兴、蔡锷相继辞世。父亲客居上海,无所事事,才脱离政治生涯,专以卖文为生。

  他的武侠啼声之作《江湖奇侠传》发表于一九二二年春。先由上海《红杂志》连载,以后交《红玫瑰》续刊,再由世界书局分集出版。由当时《红玫瑰》主编赵苕狂为之作序,每回有冰卢主人施济群为之作评,名律师严襟亚主持的中央书局出单行本。《江湖奇侠侍》以湖南省平江、浏阳交界地居民争夺赵家坪之归属问题为主线,以昆仑、崆峒两派剑侠分头参与助拳为纬,带出无数紧张热闹生动有趣的故事情节。叙人叙事,首尾相衍,浑成一体。

  父亲爱好武术,又常拜师访友,结交当世英雄豪杰、武林高手,对江湖门槛,无所不晓。武林行规,无门不通。阅历既深,见识也广。对上海的帮派、洪门(袍哥)青帮、圈子、教门的帮规、黑话,不但能道其来历,而且能详述究竟。书中所写“乌云盖雪”宝马,“人皮面具”、夜行衣等等,以及民间故事传说,武林中的技击奇闻掌故,无不有其来历。所以,他在第八回中作旁白曰:“在清末民初年代,这种奇奇怪怪的事、奇奇怪怪的人物,确是有的,决非向壁虚构鬼话连篇,只要是六十岁以上的湖南人,大概都会含笑点头,不骂在下捣鬼。”

  父亲擅写蝇头小楷,不到一尺长的稿纸,直书每行可写一百二十个字以上。一粒白果壳上,可写《满江红》词一首。其字要用放大镜方能看清楚,可想书写之工细。字体工整秀丽,不偏不倚。时人见之,叹为神笔。

  他生性诙谐,健谈好客,与沪上名流、帮派头目,武林高于、各路好汉,无不交往甚密。宾客满堂,来去随意,很少一一介绍,只是在畅谈中相互拱手,自我介绍,走时亦并不打招呼。有时同坐两三班不同的人,父亲谈笑风生,天南地北,古今中外,无所不及。

  他记忆力特强,听了别人的故事掌故奇闻后,选择性地印入脑海,到写书时,即可倾吐而出,一泻直下。在创作技巧上,喜采“劈竹法”“剥笋法”,由一人带出一人,分别就其角色轻重,或作列传,或记世家,娓娓道来,引人入胜。有些篇章,专以对话或个人独白叙述故事情节,往往下笔万言,不能自休。话中有话,伊于胡底,此为清末民初说书人之故习。

  先后出书有《江湖奇侠传》、《近代侠义英雄传》、《玉玦金环录》等等。其中《江湖奇使传》每集出版,即抢购一空,故又一再重版。后来明星公司根据书中情节,拍成电影《火烧红莲寺》。从此,平江不肖生不仅名满神州,而且在东南亚及世界各国的华人社会中,占有一个相当的位置。

  《江湖奇侠传》因写湖南的乡风民俗甚多,湖南人读起来,倍感亲切。书一开始便写道:从长沙小吴门出城向东走去,有座隐居山。山顶上有棵大白果树,十二个人手牵手围抱不了还差二尺。树下可摆十二桌酒席,太阳晒不到坐席人的身上。又谈到隐居山下住着一户姓柳的人家,生下一子叫柳迟。生得很丑,五岁还不会走路。可是七岁读书却非常聪明,过目不忘。十天半月仍能一字不漏背诵如流。不爱和本地小孩玩耍。却喜欢与叫化子交朋友。

  书中对叫化子社会的风情,描写颇详。叫化子的规矩很严格。他们以身上背包袱的多少来分等级,大约背九个包袱的,算是资格最老、本领最大的了。也有用包袱的色彩分等级的,如黄包袱、白包袱、黑包袱、兰包袱等等。也有以补巴多少分高低的。总之,等级高的叫化头,可以指挥当地,或跨越区域。

  他们一呼万应,决无反抗。他们有时甚至可以垄断地区的年节、喜庆、丧事、买卖土地、家族族会、庙会蘸会。这是地方上一村有形无据的黑势力。就是地方部队、民防团队,对他们也另眼相看,不敢怠慢。而叫化子中,也的确有不少能人。文能挥毫书写,字迹苍劲有力,豪放大方。武能挥拳弄棒,确有些功夫。还有善识草药,有的能呼蛇。

  父亲因与这些叫花头时有交往,所以能道其详,写出为人所不知的黑社会的情形。

  听说书中写的柳迟,就是父亲的好朋友柳惕怡。柳惕怡长得一表人才,西装革履,常来和父亲聊天。说他小时候喜欢和叫化子交朋友,到现在还有点叫化子样子。这个人很聪明,肯帮助穷苦人,武术也有些根底,和黄润生,杜心五、刘百川、吴鉴泉等各家学过武术,对太极拳有所理解,推手尤其不错。他还能行医治病,不过他迷信鬼神,行医时搞画符念咒那一套,使人信以为神。

  一九四九年春,我全家从南京回到长沙,住营盘街。一次,我的儿子小克生病,是父亲请他诊好的。他没有别的要求,只要我皈依佛门。不久,我便到南门外观音庙皈依佛门,以为报效。父亲要谢他,他说:“你我情同手足,何谢之有。只请你少拿我做文章就够了。”我们从这句话中,听出父亲确曾聿柳惕怡做模特儿,写入了他的小说。父亲还要我和柳叔推过一次手。他是长辈,一用背挎,他就有站立不稳之势。父亲在旁即喊:“为霖无礼!是推手,不是摔交。”

  写武侠小说不知江湖规矩不行。如一味杜撰,必然流于虚妄。父亲对江湖规矩,写来历历如绘,如江湖规矩中的“过堂”,是指两个会武而有仇的人预先准备后,再比试功夫。非要分出一个你死我活不可。“过堂”之前,双方书立宇据,请出中保见证人,言明“打死人不偿命”,苦主不得异议。过堂也有好几种过法。北方有所谓“单盘”、“双盘”、“武对”、“文对”。南方则有“硬劈”、“软臂”、“文打”、“武打”。其意义都是一样,只是名称不同而已。

  又如,“驮黄包袱”,江湖道上有句例话:“黄包袱上了背,打死人不流泪”,因此不是有本领的人,出门访友不敢驮黄色的包袱。

  父亲后来专写武术方面的文章,流行社会比较著名的有《拳术见闻录》、《拳术传薪录》、《拳师言行录》、《猎人偶记》、《太极拳推手》、《太极劲中劲》等。这些大都是短文的结集,内容具体,笔调犀利而饶有风趣,不仅为武术爱好者所珍视,一般读者也爱看。

  江湖上的杰出人物,南侠杜心五,轻功很好,对面用脚可以打到对方的后颈窝。北侠刘百川,擅长软功。山东响马终忠义,精于骑射,他的神弹弓,百发百中,百步穿杨。通臂猿猴王黄云标,南拳黄润生,都是名噪一时的人物。大刀王五的刀法,见刀不见人。这些人的武技和故事,都被父亲写入书中。

  因父亲喜读太史公书,立志要效法司马迁为刺客、为滑稽之雄,为扁鹊仓公立传之意,把江湖异人的成就公诸社会,歌颂他们爱祖国、爱正义的精神。他这样他的结果,不仅留下了数量众多的小说,同时也给近代史留下了大量的珍贵佚闻史料。例如:将清江黄石屏的事迹,撰写《神针》一文,在世界书局《红玫瑰》杂志上发表,使祖国针灸医学的神妙,蜚声海外,德国医学界以至世界各国医学界都争相传习。

  我父亲的兴趣广泛,还喜养小动物。有武林朋友从四川来沪,带来两只黑色小猴子送到我家。父亲给它取名“将军”、“博士”,隐喻军阀、官僚。当时,军阀中的“将军”,拿公家的钱在国外留学,并无真才实学,却混了个“博士”学位,是军政两界中的废物样品。父亲把他们比作这类猴子,只能做家中的“玩物”,岂可充国家的“官长”。

  后来,朋友送来一只稍大点的猴子,说将它驯服后,可以开门、关门。父亲给这猴取名“阿三’,也含有讽刺之意。那时,英帝国主义雇用印度人在上海租界当巡捕,看守大门。这些印度巡捕耀武扬威,狗仗人势,随意欺负中国人,人民恨之入骨。他们头上都包有头巾,所以上海管他们叫“红头阿三”。因此,我家的猴子便叫“阿三”了。后来,父亲又喂了一条狗。叫它“甲板”(日本,英文称Japan,甲板即其音译)流露他对日本帝国主义仇恨的心情。

  “一·二八”日寇侵犯上海,父亲应湖南主席何键之聘,回湘兴办国术。他对武术一事,如驾轻车就熟道,左右逢源。他训练的宗旨是培养有高度爱国心的、懂时事的、能文能武的人才,而不是一般武术馆培养的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赳赳武夫而已。

  湖南国术训练所设有国文、音乐、军事、武术理论等课。父亲从全国重金礼聘各地武术名家来湘任教。又成立了对外开放的儿童班、民众班、特别班(由各单位、机关、学校、部队组织的),由训练所派教官教课。另外,由国家开支的专业班有:男女师范班(毕业后派往各县国术馆任教)、高级研完班(由各县武术爱好者中有一定基础的,选派或经考试而来)。食宿、制服、文武两课都统一安排,定期两年或一年半。

  各班有专职老师看管。每天上午练武,下午练打。隔天隔时,有文课。所里所外,决不许以武动手打人,动口骂人。只许器械打击声,不准争吵咒骂声。如有违犯,定予开除,决不讲情。有组织的“打”,不要拼死拼命的打。随便凭个人意思的打,就犯“法”。国术训练所讲的学的都是“打”,如果没有“法”来约束,是不行的。

  教官中有从北平请来的摔跤大王纪寿卿(1872—1935),满人,身高1.85米,重117公斤。他自小爱好武术,练得一身摔跤的过硬本领,当时武术界没有出其右者。年少时期,羡慕清宫摔跤营的练武,但宫中摔跤营都得经阉割后方可入营。摔交营的武士是专和外国大力士来进贡时,表演比赛的。纪老在营中任内,从未败北过。有一次与外国进贡的大力士比武,对手比纪高大很多。但在比试中,对于将纪抱起,转了三圈,就是不敢放下来。最后在抛下的一瞬间,纪老师一落地,即把对手打倒在地。1912年,清政府被推倒,纪老退居北平授徒,被誉为“摔跤大王”。父亲去北平,将纪老请未训练所教课。

  原来已请了郭世全、常东升、常贺勋三位教官陪我们实摔,纪老只示范。因纪老力大体大,这些摔跤教官却上不了纪老的手。纪老对训练要求极严,每堂课、每对人必须摔得爬不起来,腿酸腰痛,胳膊摔肿,还不放过。他说:“只有苦练才能摔出功夫。耐力和方法,是在苦练中摔出来的。要培养极高的必胜的信心。你们不在短短的时间内摔出成绩,我如何对向秘书交待。向秘书出一百多元一月的薪水给我,要我教你们摔出水平。我教徒弟就是从一个‘严’字做起。”真是严师出高徒。经过纪老教过的学生,在后来武术比赛中,都名列前茅。最不行的,也摔出较好的成绩。

  纪老年纪太高,加上身体太胖,不适应长沙炎热的天气,教了一段,自己却病了。他老人家睡在床上,床前摆一块大冰砖。电风扇吹过冰砖再吹他老的身上,冷风中夹有冰水点,金刚也受不了。吃饭吃药都要冰凉的才吃才喝。热天不宜吃补药补品,如燕窝,白木耳、人参之类。我父亲只想给他治好病,都想法弄给他吃。这样,效果相反。没法,只好送纪老回北平。临行,全所师生赴车站送行。纪老躺在卧铺上拿着我的手说:“来北平一定要来看我呵……”我很难过。当年秋末,纪老逝世,终年六十三岁。一代摔跤大王、右营营长纪寿卿老师便这样与我们永别了。父亲谈起此事,总是黯然。

  还有朱氏四兄弟朱国福、朱国禄、朱国祯、朱国祥。朱国福的师父认为他不是练武术的料子,只教了形意拳五行中一崩拳就不教了。国福发誓非练好不可,刻苦锻炼崩拳。从早到晚,一往一返的苦练,终于得了形意拳的秘要。有一个江湖游客武士(经过“开盘”手续)与他比试,朱国福只一崩拳便将对手打倒,回去不久就死了。他师父才收回原议,重新教他。所以朱国福的形意拳、六合门的拳枪刀棍都很出名。朱国祯能摔跤、拳击、少林拳、醉八仙、徒手对打、器械对打,可以说十八般兵器,件件皆能,是当时的全能武术教官。朱国禄、朱国祥会利剑、劈剑、劈刺(步兵步枪劈刺),长兵器很精。

  拳击教官白振东,体重只有五十公斤,身高一米六。别看个子小,可灵活得很,尤其拳击手法、步法有独到之处,教学方法很好。讲完出手快而多变,闪躲灵活随即追击,主张抓出击的机会,和创造出击的机会。他的出击一拳只有五十斤的话,抓住机会使对手进攻时,让对手的头和肚子、胸部往他的拳头上一碰,五十斤加五个斤就等于一百斤了。就是这样大个小个都必须苦练“巧”“快”和“活”,反对死拼硬拼。既省劲,又收效大,辅助器材有砂袋、拳击球、跳绳、跑步,每场三分钟,打五个场次,打得同学都有面青耳肿的,连吃饭、喝水都喉咙痛。因为苦练,他的学生在比赛中和纪寿卿老师的学生一样,都是名列前茅的。父亲很欣赏他的教学方法和功夫,后来他老人家去安徽,还邀请白振东同去。

  两位太极拳教官,是太极拳吴氏祖师爷吴鉴泉师爷的儿子吴公仪和吴公藻。吴公仪字子镇,打的是高型小架,讲究攻击,以快致胜。走小圈子,圆中求直快。刚柔相济,常使对手难于立稳。后来香港、澳门等地成立了“吴氏鉴泉太极拳社”。在加拿大、菲律宾、新加坡、日本、西德,都有吴氏太极拳杜,都有吴氏后代在任教。吴公藻的架势和师爷吴鉴泉一样,走大圈架势低。精通太极拳理论,常和父亲研究。著有《吴氏太极拳》一书,有宗师吴鉴泉和吴公仪的太极拳照片。父亲为之写了序言。此书在香港出版。吴公仪在香港去世。吴公藻于一九八二年从香港来长沙,住在我军,时年八十三岁。九月患心脏病住院。八三年三月邀请了长沙武术界聚餐。除夕那天,因喝了点酒,病情加剧。二月十三日五时三十分逝世于长沙,终年八十四岁。他老常对武术界人说:“没有向恺然,就没有我吴公藻。”

  吴老在湖南教了很多学生,所以,常以湖南为他老的第二故乡。叶落归根。八十多岁还不远万里,飞到湖南长沙来寿终正寝。他老是我的好武术老师,对于他的死,我是悲痛万分的。

  宗师吴鉴泉常来长沙讲课授技,黄润生和父亲总是陪同左右,共同研究推手和研究理论。父亲最喜欢谈论和练太极拳,曾和很多名家请教,并与他们推手,所以能写出武术方面的论述文章。凡是遇到高明的好手,总不舍追随左右求教。写出的论文,也就得到武林高手的称赞。他们喜欢同父亲深交。江湖好汉都认为父亲既是文人又是武人,能讲能打,不愧为文武全才。兴办武术训练所,是最恰当的人选。

  棍术老师范庆熙,是被誉为湖南的“黄拳范棍”的埃山子舞棍王。范庆熙老师的棍法简单实用,不是花拳绣腿,只图舞得好看,而是讲究实打,子棍与母棍两路,可以对打。另外有先进桩,三步、五步、七步三个桩头,对练基本功的。最后是“乱劈”,两个的棍尖包有棉花布包头子,点上白粉,两人在画好的白线圈子里对打,以身上手上白灰粉的多少论肚负。套路练熟后,练对打。每天必练先进桩。就将对方刺来的棍拨开后进刺,反复拨刺,练二十分钟。三步、五步、七步是编排好的对练上下手的套路,锻练眼快、反应快、身手快的基本功练习。乱劈是有以上这些基础的最后不按套路、进行实战状态的乱打,以点到为止。

  范老师的子午棍实用价值高。在武术比赛中,学生竞赛的成绩,都是前几名,没有碰到能打赢过训练所的学生的。这是因为平时训练时,实打多于套路练习,练出的是硬功,不是表演的花架子。训练所和技术大队两个官办的武术团体,就只有他一个湖南教官。那些北方练长兵器的教官,都打不赢范老师教出来的学生。所以他的硬功在武术界站得住脚,只是表演不好看罢了。

  南拳黄润生老师原先是湖南大学的武术老师,留学日本。父亲曾从他学过武艺。他于日本柔道、散手道很有造诣,对中国武术其他套路也有高深的功夫。加上他善太极奉,以柔克刚,达到圆活轻灵的地步,常立不败之地。他的八拳打得很好。八拳只有八下,谓之八拳。只进不退,攻中有防,以沉托、哼哈、吞吐、顾盼八字为基本,八动八招,动动有攻,动动有防,打起来千变万化、凶猛异常,有致于死地而后生之势。这也是离不开苦练。可惜在抗日战争中,黄老师遭日机轰炸,不幸牺牲。一代名师,竟罹此难,深堪浩叹!

  南侠杜心五,慈利人,自然门,以腿功闻名,轻功很出色。留学日本,保过镖,南北镖局闻名。跟随孙中山先生革命,就是保卫孙中山先生的安全。他不多讲话,只点头,不讲别人的不是。深思熟虑,是父亲的同学又是好友和老师。技术大队总大队长李丽久,原国术馆馆长万籁声都是他的学生。父亲请他当国术训练所的名誉顾问,他不干,可是愿为父亲办国术训练所的后盾。

  最初,湖南的训练所和技术大队的主持人和教官都是北方人和外省人。当时,长沙有一个在湖南第一届国术比赛取头名的湖南人唐徽典,认为取了头名,武术界应该重用他。还有一个在社会上名气不太好的柳森严,吹嘘自己是什么四川峨嵋某道人的门下,一口气能把满缸的水吹个洞见到底、能赤脚从水面上走过湘江河。此人常赤足草鞋、手拿大红纸伞,坐双铃包车在街上横冲直闯,见了女人嘻皮笑脸。路人见了恨之入骨,可他丝毫不知自羞,仍炫耀于杜会,纯是流氓成性。

  听说向某要求长沙接办训练所,是湖南平江人,认为可乘此会见。唐徽典和柳森严相约来我家(学宫街)会面。父亲也早闻这两人的作风和功夫的深浅,便对柳森严说:“你年青有为,前进无量,应该认真拜个师父,好好学点真功夫。”柳说:“森严一向尊师重技。谁能打过森严,当即磕头拜师。请向秘书赐个时间,准时讨教。”父亲见他气焰嚣张,不给日期是不能压威的,便说:“过三天你来这里。”唐柳二人拱手告辞。第二天,杜心五老师来家,谈及拜师之事。杜说:“你想收柳森严做徒弟吗?不可教!不可训!给点颜色看看,可以压压他的气焰。此人还不可交。” 父亲说:“就请您老教训他一次如何?”杜说:“答应作你的武术后盾,义不容辞,不过只是轻轻的点倒一下,重了是会伤感情的。”

  第三天,柳果一人应约而来。杜与父亲正坐堂上睡床分两头坐着谈话,柳来了即给介绍。柳并未坐定,即猫腰向杜怀中猛冲过来,双手做叉喉之势。杜乘柳快近边,迅速闪跳一边,用右脚在柳的头颈后一拍,把柳拍倒在睡床上扑面-—交,面部擦在床板上。父亲坐在一旁笑看说:“甘拜下风了吧?”柳爬起来,马上向杜脚下跪拜言道:“有幸见到大侠神腿,在下叩头。”柳走后,父亲说:“他是真打不过你,才老实一点点。今后会好一点,但嚣张成性是一时难改的。我们不怕他跳得再高,后果是他自作自受。”那时,我在省一职读书,此事是我亲眼目睹。

  唐徽典是练巫家拳的,身高力大,高度近视眼,腿力可以。当时的参赛者,都是练套路的南方拳师,没有实战经验。唐有力,抓到就摔,相当勇猛。对手初次上阵,见势不妙,多是交手即退。所以唐能赢得头名,并非真拼打出来的。官办国术团体当然不能用他。与柳串通想闹个名堂,事后也就无声无息了。

  当时,长沙民间还有人私人开设场子。湖北会馆有蔡炳煌教地趟拳,江西会馆有焦世雄教字门拳,广东会馆设有精武体育会。技术大队和训练所的白振东、朱国祯、吴公藻、顾汝章等都去辅导过。南门外天飞宫常正昆教四门拳,斗米阁马道人教巫家拳。不论官办和民办的武术团体都是客客气气,以礼相待,从无派别意见。柳森严、唐徽典听说也教过徒弟,但不知在何地开厂。

  训练所的规章制度很严,首先是不许以武力欺人。有一个河南来的教官,性格暴躁、贪杯好色,对工友恶言恶语,甚至动手打人。曾多次劝告,过几天依然如故。父亲也劝过他,但收效不大。便警告他说,如再打人,就要开除。他扬言说:“谁敢开除,我找谁算帐。”有次,将一工友打伤。教官们都十分气愤,希望严肃处理。父亲将此事提出讨论,结果决定开除。他在会计室领最后薪水时说:“花完这六十块钱,找向秘书算帐,要搞个你死我活。”父亲听说后,一切照常。

  过了七天,在府正街遇上这个教官。父亲叫停车,对面走过去。父亲对他说:“你不是要找我算帐,搞个你死我活吗?我等你几天了。今天碰上,请便吧。”那教官早就立正站着不动,听完后,即敬礼说:“报告向秘书,你是晓得我喜欢喝两杯的。酒后失言,您莫见怪。现在没有钱花了,连买车票的钱也花了,请您再借点钱买票走吧。”父亲问他为何六十元在七天就花光?是不是去嫖了?他无言以答。父亲说:“你到技术大队找李大队长,说是我叫你去的。”回来打电话告诉李丽久这些情况,请他再教育那教官一次,如有悔改,可留用一个时期。结果是,留在技术大队当助教。父亲是不怕横蛮或威胁的,能不能打赢那个教官是另一回事,可正气就压服了他。就这样,终于教育挽救了一个横蛮无理而有一定武枝的人。

  一九三二年湖南举行省第二届武术比赛,各县各地都有来参加比武的。各县多半是些老练武术的师傅和爱好武术的青中年人。把这次武术比赛,说成是“打擂台”。其实是湖南的武术兴办了多年,为了提倡和普及、交流经验,检阅提倡武术以来的成绩如何,而举办这次比试。不分派别,任何人都可参加,订了严格的规章制度,长沙技术大队和训练所的教官,各选出二十人共四十人参加。

  这时,柳森严又跳了出来,要与训练所总教官顾汝章比武。因为他是长沙人,训练所和技术大队的教官都是北方人和外省人,听说那柳森严要找他们比武,都事先约好:“谁抽签碰上柳森严的,只许打赢,输了不准下台”。这种情况被李丽久和父亲晓得后,认为这样会更加造成武术界的分裂,南北矛盾更深。柳森严没有什么本领,可社会上捧他的人很多,基本上是大西门挑箩的,和鱼肉担子等一些爱闹事的人,弄得不好,他们在下面起哄,也很麻烦。经研究决定不要教官参加,改由两处各选出二十名学生参加比赛。

  当时两边的学生,都只学了六个月的武术,连套路都不顺畅,拳击摔跤也只学了基本功,摔打不满一百小时。而外面报名的,都是些各县的师傅,起码的也有多年的武龄。六个月的武龄学生不敢报名,到最后是由教官指派出来的四十名,通过短时间的集训后,首先明确了交流经验、增进友谊,虽力争胜利,但要注重武德。可是学生们心里总认为人家的功夫深,自己学的太少。同时大家脑子里有个柳森严,虽明知柳没有什么真功夫,谣传的都是牛皮,但也知柳的身体灵活、跳跃很快,不能掉以轻心。

  比赛开始后,看到外地的选手对技术大队和训练所的学生比武的结果,学生都是以拳击和摔跤把对方打翻在地。有的打得头破血流,抱头败下。可说是没有一个不打赢的。两天的比武结果,告诉了学生,可以大胆的打下去。第三天,技术大队宁得生抽签碰上柳森严。心情矛盾。打不打?打吧,只许赢,不准败。叫名二次,宁才答“到”。上台后,两人都不敢轻举妄动,走了一圈,宁见虚实,一猫腰直冲柳下部,抱脚即丢,把柳丢出。但柳不松手,硬在倒地有依托后把宁也拖倒下去,本来“倒地算输”。柳已倒地,把宁拖下去的,两人在地上翻滚起来,裁判吹哨子停止,不听,三次吹哨子不听。只得扯开,这时台下起哄,大喊“两个人打一个,两个人打一个”,裁判虽把柳和宁扯开了,但台下捧柳森严的那帮人大喊大闹。无法继续比赛,当天下午就停止比武。

  第二届省武术比赛结果,取一二三名的都是训练所和技术大队的学生。后来湖南派代表团参加全国和华中运动会或武术比赛,也取得了前三名的好成绩。湖南的武术是当时全盛时期,全国第一。毕业的学生,后来在武术方面和抗日战争中,都做出了一个国民应该他的事业。因在训练所除锻炼武功,还教育学生有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

  稍后,何键要父亲在又一村办一个“国术俱乐部”,还要父亲到上海请报社派记者来湘参观,想在全国的报纸和杂志上宣传湖南的建设成就。还要在技术大队和训练所毕业的学生中,选派十名去上海学习国乐。政府当时只有军乐队,想训练一班国乐,能演出、能在电台播声。还要能参加祭孔仪式,奏韶乐。学国乐的时间是六个月,要达到那么高的演奏水平,确实不容易。

  办国术俱乐部,也是别的省份没有样板可学的。既要和游乐场一样,又要带国本性质。父亲在上海的出版界和新闻界朋友多,很快就邀请来湘参观了。与此同时,邀请了工程师童群章和美术布置方面有一定水平的人去上海、南京、杭州、天津、北平,参加各地的大型游乐场,又参加各地武术团体的锻炼情况。再找上海有名的国乐家郊觐文老先生,研究派学生学习国乐的事宜。郑觐文老先生是上海有名的国乐专家,不但能演奏,而且会制造各种民族乐器。他在上海创建了“大同乐会”,有会员六十多人。

  这是一个业余组织,每期学习两个下午。有时还举行音乐会,参加政府举行的宴会伴奏,去电台播音。尤其是外国音乐家来沪公开演出,不论个人音乐会或大型音乐团体来开音乐会,大同乐会就在外国人开音乐会的对面,或邻近剧场,对台演出国乐。他是有意“唱对台戏”,非把外国音乐会挤垮不可。这是中国人对外国人来华演出、淘金、耀武扬威的一种打击,虽说不免过于狭窄,但也表现了他的爱国精神。郑觐文老先生有一班制造民族乐器的师傅。成立了一个民族乐器陈列馆,有乐器二千多件。

  郑老先生对民族音乐学识渊博、技艺精湛,培养了很多学生,是当时有名的国乐专家。父亲在沪写小说时,结识了他。这次湖南要派十名学生去沪学习一事,与之洽谈。郑认为六个月时间太短,要求达到的目的过高,就是有一般演奏水平的人,要能以乐伴武,宴会伴乐,还要能祭孔,奏韶乐,上电台播音,没有一定的水平,就是勉强演出,也是不会有好效果的。音乐不同武术,有其艺术性。我们十个人,虽是从音乐成绩比较好的青年中挑选出来的,但自己从没有想到会搞专业音乐。

  趁记者参观团返沪之便,我们同道到了上海,在亲戚李景年事先安排的住处住下。第二天去大同音乐会,拜见郑觐文老先生。郑老年已七旬,生病睡在床上,不能亲自授课,由名演奏家卫仲乐先生任教。首先,弹琵琶示范,问谁学这种乐器?我们眼都看傻了。没有人敢领受,我就答应学。以后每示范一件,便由一人领受。十样乐器分配后,发了乐谱。每天上午学习半天,下午自学。学费很贵,每天要十元大洋,每月二百六个元。教我们十个人的任务是很重的,原因是我们的音乐细胞不多。我将这情况写信向父亲汇报,答复是:“明知任务重,而又非故胜不可。唯一的是‘苦练’,‘苦学’,‘苦钻’,以十倍的毅力来完成学习任务。这是命令。”我们也认为既然政府派来了,花这么高的学费,不学成是无面见江东父老的。

  经过头个月的苦学苦练,才能把乐器弹吹出声音来,可以读出曲谱的节奏。第二个月能看谱弹曲。第三个月能完整的奏出一支曲谱。六个月下来,可以合奏三支曲牌,我个人和两个同学可独奏琵琶、二胡、笛子两支曲子。结业时,做了全套乐器,共计十二什,每人发了一套哔叽演出服。在这同时,父亲写信要我去吴鉴泉家学太极拳,吴师爷还帝我去上海精武体育馆拜见了佟忠丈老师父,也知佟老学了摔交和骑射及弹丸。

  精武体育馆是霍元甲创办的,教师有十多人,武艺高强,是上海最大也是全国闻名的武术馆,能参加学习就是幸事。很多人早就知道我父亲的名字,有的交往甚密。学音乐要留指甲,手要柔软,练武则要用力,常把指甲弄破。二者有很大的矛盾,我当时是双重负担。在音乐与武术两方面,我是喜爱音乐的,但又认为精武馆的老师是难以与从的。回长沙后,向政府作了汇报演出。在短时间内学到这程度,算是下了一番苦功的。

  接着,成立了国乐杜,要求做到以乐伴武,参加宴会伴奏。我因感到学历不足,就向父亲请求,第二次再去上海学乐,他同意了。到上海后,除以大同乐会为基本学习基地外,并参加了沪剧团和苏州评弹演出和伴奏。又找到卫老师的大徒弟秦鹏章,和他一道参加电影公司的活动,在周旋主演的《十字街头》的拍摄中伴奏。通过这次学习,提高了音乐、戏剧、曲艺的演奏能力,又广交了上海武术界的前辈。他们都与父亲有交往,对我也特别器重。回长沙后,在俱乐部国乐社里,组织大家重新排练,达到了能以音乐伴武,能在宴会上伴奏,在电台播音乐,对外开放,参加的人很多。开过音乐会,组织大家欣赏唱片音乐会,把国乐搞得火红起来。父亲这时才对我说了一句有鼓舞的话,他说:“你没有辜负我的培养。”

  民众国术俱乐部设有游艺大厅,内有各种测力拉、抓、打、推、提的机器,有乒乓球、棋类、报刊等。有考尔夫球场,有健身房,分健身室,四壁装有人高的玻璃墙,有摔交房,四壁是弹簧墙,垫有地毯,有拳击房与拳击台,有各种辅助器械。有射箭场,有京剧院和湘剧场,票房、播音室(我在上海买回能一次自动校唱片的大型播音扩音器,耗资五百多元)广插相声器布满俱乐部各处,每天播音三次。

  此外,还举办过多种武术和游泳、跑马、摔交、拳击、爬山、自行车等运动的比赛,开办了太极拳和其他拳种的学习班。每天早晨,父亲教太极拳研究班,我教市政机关公务员的普通太极拳班。健身房有白振东教官教拳击,刘杞荣教摔交,王荣标教通臂,劈卦拳。下午四时起,游客挤满各部门。晚上,看戏的、喝茶的、吃饭的、打考尔夫的,好不热闹。可算是全国最大的、形势多样的游乐场所,政府接待中央要人和外国游客都设在俱乐部,一定有武术表演和国乐杜的音乐伴奏。

  俱乐部的活动,确实是轰轰烈烈的,有秩序、有礼貌、有拼搏精神、有趣味、有吸引力。父亲是俱乐部创办人之一,却从没有因是开创人而徇私。如晚上看京剧,照章购票对号入座。打考尔夫球、射箭等活动,从不占营业时间,打几杆,射几箭,试试设备情况后即走。会计室人员说:“向秘书除领取薪水外,从没动用过公款。在外地参观学习时,也没多报一分钱的出差费。连交际费是伸缩性很大的项目,他也是实报实销,由多人出面出据。”

  长沙技术大队和训练所、国术俱乐部的基本建设,投资大,建筑形式多样化,有宫殿式的,有新型立体式的,有大型剧院、健身房、宿舍,教室,内操场等等。负责俱乐部建筑工程的营造厂为感谢我父亲,在连升街九如里建了一幢公馆,家具齐全,有安装自来水设备的卫生间,请父亲搬去住,父亲不接受。我想去住个热天,被训斥了一顿。那时,我家住文星桥,家具是东拼西凑的旧木器。营造厂想做套木器送来,也被谢绝了。父亲可以说是廉洁奉公的。

  长沙有对兄弟,名叫蔡老三、蔡老四,爱唱京戏,是票友。会拉胡琴、打鼓。长袍子里面裤带上系把京胡(用布包装着),常来俱乐部玩,打弹子和考尔夫球。也是长沙的所谓“教脑壳”。有次打考尔夫球,他俩调戏青年女记分员,被工作人员讲了几句。大概是认为丢了“大少爷”的脸,过两天纠集了市内一些好闹事的人,气势汹汹地占了考尔夫球场的全部餐桌。在场内故意闹事,再次调戏女记分员,想惹工作人员出来干涉就大打出手,报前两天的仇。

  这事也被工作人员发觉,和我们训练所来的干事商量对策。父亲曾经讲过,决不要国术俱乐部的人员用国术来解决任何问题。哪知蔡氏兄弟越闹越不成话。我们出来干涉,他们就用考尔夫球杆打。我们忍无可忍,抓到一个,便往球场水池里丢,连丢下去三个。他们见势不妙,跑的跑溜的溜了。后来,他们找“圈子”内的人出面交涉。父亲出面向圈子头目讲了实情,才平息了事。蔡氏兄弟也就老实多了。他们有四十多人,我们只有八个人,居然打了肚仗,都沾沾自喜。不料,父亲叫我们去,挨了一顿训斥:“武力能解决问题,总没有用武器(枪、炮)来得痛快吧?!真有本领的,到前线打日本鬼子去!”

  日寇侵华战争开始,全国总动员。著名剧作家田汉、熊佛西组织抗日宣传队来长沙演出。徐悲鸿画家来长开画展。父亲忙着派人为他们演出安排剧院和其他一切事宜。国难当头,匹夫有责,不愿做奴隶的人们,都奔赴杀敌之路。我也不例外,考入空军军官学校,编入十二期当飞行生。接到通知后,到南昌黎家山空军入伍生营报到入伍。临行前,向父亲要路费。父亲说:“现在真到杀敌的时候了,你去空军,不久我也会到前线去抗击日本鬼子。现在是立体战争,你在天上,我在地面,父子俩打一场抗日的现代化战争,肚利后我们再见面庆祝。”

  到了南昌黎家山入伍营,团营连排长都是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的先期同学,全部装备是德日式的,军事操课都是德国搬来的教育方法,一律法西斯教育制度。同学们都是学校出来的学生,对此极端不满,在高压下又没有办法。在一次躲警报的时候,一个湖南同学脱去发的烂军服,开小差跑了。我向家里写信谈了此事,父亲要哥哥回信说:“如果为霖开小差回来,我就枪毙他。非常时期,临阵脱逃枪毙。”当时,我并没有开小差的意图,但仅此一事,即可见父亲对抗日的决心是坚定的,痛恨日寇到了极点。我不会开小差,而且要学会飞行,在空中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国土。

  因日机轰炸长沙,全家搬回老家东乡苦竹坳樊家神。父亲在福临铺抗日自卫团当副团长,带去训练所毕业的同学罗均文、李文丁、张冲伯、刘杞荣在自卫团担任武术教员兼分队长。团长是县长兼任。后来随桂系廖磊去安徽省,任二十一集团军办公厅主任。去安徽时,父亲邀请了拳击教官白振东,带了训练所的同学刘恒信、黄楚生、粟永礼、刘杞荣等去教武术。

  除在军内任职外,父亲还在安徽大学任教授。从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〇年我在昆明航空学校受训。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三年,去美国受空军训练。这一时期,我与父亲没有联系,情况也了解不多。到一九四三年下半年回国后,我去空军第四大队,并参加了鄂西会战和常德会战。在重庆白市驿空军基地,接到父亲由安徽立煌寄来的信。原来,我的空军学校同学在按徽作战,飞机出了故障在立煌迫降,被二十一集团军救护。我父亲向我这位同学问了我的情况,才晓得我的通讯信箱号码。这也是抗战五年中,父子第一次在各自的阵地上取得联系。

  我因战斗任务多,接着并参加常德、长沙、西安、衡阳等地的会战,又去印度接受新飞机,连回信的时间也没有。真是所谓“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了。直到一九四七年,才在报上看到父亲在安徽被人民解放军俘虏的消息,并且知道释放后暂居一个庙里。我立即动身去安徽合肥,找到那个庙。据方丈说,早一天走了。只得写信去向父亲问安,并告诉我在南京的住址。

  战争是残酷的。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我参加了七个战役,几十次空战。同事们战死的,约占三分之二,我算是幸存者。大约是淮海战役后,父亲由安徽来到南京。经过八年全面抗战,这次是父子团圆了。我陪父亲去玄武湖划船。父子一舟,荡漾湖心,又谈及疏散何方的问题。父辛想留南京不走,又想再去上海重操旧业。我认为该二地均有争夺之战,不宜再受战争的冲击。

  程潜竞选副总统不中,已回湘掌事,父亲是老部下,当回湘共商应变。父亲迟迟不肯决定,但又认为有些道理,就回安徽将家小接来南京。那时南京疏散,交通工具奇缺,没有门道的休想坐船和坐车。我家共有老小十二人,行李又多,怎么办?我就去空军总司令部空运署请求飞机票。他们听说我有十二个人和大批行李,回答说:“向西飞行的航机是专运物资的,仅有少数几人的座位和极少随身携带的手提包。你家这么多人和行李,除非派专机。”我就向署长说明情况,请派专机,结果破例为我全家派了专机,一直送我们到长沙。

  解放初期,长沙市体育场成立了武术研究小组。父亲任组长,柳惕怡、蔡炳煌任副组长,组员有易再勤、陶良鹤、杨正凡、谢海青、彭玉林(体育场专业武术教练)、沈玉和、彭冬卜,刘杞荣、林建武等人。除互相研究锻炼武术外,还对外开放,办了拳术刀术太极拳学习班,组织过一次抗美援朝的义演。各人表演一趟,父亲表演了八拳,柳惕怡表演了拳术。大家热情很高,常到先锋厅丁香茶馆喝茶。这个茶馆是杜心五的女婿陶丁开的。

  一九五三年,第一届全国民族体育运动会在天津举行。当时湖南没有报名。父亲知道后,去省体委问为何不派人去?省体委答复是没有适当的人可代表。父亲说:“你没有,我有。”就介绍刘杞荣。结果,刘杞荣代表湖南在天津摔交项目中,取得好的成绩。从此,刘杞荣就在省体委担任武术教练。

  父亲在解放以后,很想得到机会为国家做些事情。可是,都未能如愿。例如,教业余夜校,收入极微,还是兢兢业业。因为讲错了一句话,说了一句“你们工人阶级”。于是有人说:“那他是什么阶级?”就这样,不准他讲课了。他写《革命野史》也被禁止印行。就是当文史馆员,也拖了两年。一家住在南门,生活很苦。

  一九五六年,全国第一届民族体育观摩表演大会在北京举行。贺龙元帅请父亲去担任裁判委员。回来后,仍然没有事可干。当时我教交谊舞,搞点收入过活,每天接父亲来吃餐晚饭。每月送十五元钱补他老人家的不足。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因一时受不了无名的压制,患心脏病。我去探望时父亲对我说:“我一身无党派利禄之争,也无愧于国于人民,庸庸碌碌,孑然一生,对于佛家的六根清净殊未做到,而五蕴皆空,其或庶几近之欤。”

  探望后第二天,我在市花鼓戏团演出之际,忽得电话,父亲在人民医院脑溢血逝世了。终年六十七岁,痛哉,痛哉,爸爸。将父亲火化后,在南门家里举行了追悼会,亲戚朋友都来悼念。全家万分悲痛。

  父亲已离开我们二十八年了,如果活着的话,只有九十六年,这是可以活得到的。他在有生之日,没有想到自己的著作会有重新出版的一日。搭帮党的政策好,十一届三中全会拔乱反正,出版界也一片繁荣景象。经文化部批准,岳麓书社继再版《近代侠义英雄传》之后,又再版《江湖奇侠传》。这是对我父亲的一种最珍贵的纪念,也是我们全家的一种光荣。我们从内心感谢。可惜父亲死早了,如果父亲在天有灵,定会含笑九泉。作为平江不肖生的亲属,应该感谢政策的英明,感谢岳麓书社同志所付出的辛勤劳动。父亲,您安息吧!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23-01-29 17:0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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