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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方:我不想让受细菌战伤害的老人悄悄离世
2016-07-30 09:41:21  来源:浙江在线  2005-7-3 通讯员:于伟/记者:薛建国  点击:  复制链接

  本报曾介绍过驻浙某部军人李晓方的大型纪实画册《泣血控诉》;6月中旬,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新闻媒体也相继报道了李晓方的作品和他的故事。

  他孤身一人踏访全国800多个乡镇,寻找采访二战期间遭到日军细菌武器伤害的幸存者,将尘封半个多世纪的民族受难史,用镜头一一记录下来。

  众多读者对这位年轻的军人表达了深深的敬意。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到来之际,记者走近了这位年轻的军人,听他讲述自己的故事——

  一组照片震撼心灵深处

  上世纪80年代末,我应征入伍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解放军战士,随部队驻扎在金华市。1998年战友拍摄的一组关于日本细菌战受害家庭悲惨遭遇的照片,对我触动极大。从此,我非常关注媒体上有关细菌战的报道。

  “这些受害老人都在悄悄地离开人世,而我们对他们的悲惨遭遇却一无所知,有的人甚至熟视无睹,现在的幸存者只有几百人,我们必须把这段历史给记录下来!”2001年的一天,我在电视上看见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者原告团团长王选面对镜头悲愤地控诉,这促使我把一个在心中酝酿已久的决定付诸实施:把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给抢下来、记录下来。

  起初我的调查没有明确的目的,调查范围也仅限于部队周边地区,在首次调查的半个月时间里,我只找到一名受害幸存者。于是,我又查阅大量与细菌战有关资料,开始对调查的路线、行程进行“谋篇布局”,把浙、赣两省20多个县市的800多个受害乡村在地图上一一标出来,准备逐个调查。

  随着调查的深入,我发现仅凭受害者的诉说和伤口是难以证实日军罪行的,必须要有科学依据。基于这一考虑,我开始了第一调查阶段的“小结”:1.染病的老人都是在日军实施细菌战后发病;2.当年都是10几岁的年龄,都在日军播撒过细菌的地方活动过;3.发病的症状惊人地一致,都是从身体裸露处开始发黑,并逐渐溃烂。

  我的这一调查引起国内外有关专家高度重视,2002年3月,美国历史学家哈里斯、医学家麦克法兰兹布劳和马丁法曼斯基,以及日本岐阜大学医学部著名医生松井英介教授等专程从美国、日本赶到浙江金华、衢州地区的“烂腿”村镇进行调查。2003年9月我应邀参加了“第四届日本侵华史学研讨会”和“抗日战争史实调查研究与中日关系学术研讨会”两个国际性的研讨会,我的研究成果从事实和理论上得到与会中外专家的一致认可。通过中外专家两个多月的系统研究,最终得出结论:真正的罪魁祸首是炭疽杆菌,这些病例都是60多年前曾被炭疽杆菌侵袭。专家们的认可,更加坚定我调查的信心。

  一声惋惜催我不懈赶路

  2002年初,我因工作需要调往杭州,但我没有因工作环境的改变而放弃调查工作。在认真完成分内工作的情况下,我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在这项调查上。调查中人们时常这样对我惋惜道:“唉,小伙子你来得太晚了,他们(炭疽受害者)大都不在了。”面对这些惋惜声,我更有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

  2002年国庆,我背上重达50斤的摄影器材,从杭州赶赴金华进行调查。行前,我把7天的调查计划和调查线路全部标了出来。10月1日上午,我在后溪河村为受害老人许福馨拍照片、摄像,听他口述染菌发病、病情恶化致残的情形,作了详细笔录。下午,我又顶着烈日赶往另一个村庄。尽管中午吃了一包方便面,用光了5瓶矿泉水,路上还是出现头晕、呕吐、四肢无力等中暑症状,但我硬是咬紧牙关,跑了前溪河、后溪河、吴店、罗大门、大社堂、溪塍、张家、罗店村等8个村庄,调查到3名受害幸存者。后面的几天就是第一天的重复。短短7天下来,我浑身暴露的皮肤被太阳晒得脱了几层皮,摔伤的腿还一瘸一拐的。尽管如此,我依然欣慰无比,因为这7天我访到15名受害幸存者。

  上车下车,再上车再下车,路越走越窄、山越爬越陡……为了快,我往往在公路上搭车,看到一个村庄就下来调查,接着继续搭车或步行赶下一个村庄。爬陡坡,走山路,这对我来说已是家常便饭。2004年2月28日,我第5次来到受害幸存者童樟花的家,躺在床上的童樟花已经神志不清,瘦得蜷成了一团,看上去有点怕人。有人对童樟花说,“看,谁来了。”童樟花看了我一眼,动了动腿部还缚着一大块纱布的炭疽创口。我眼含热泪用颤抖的手为老人拍了一生中最后的照片,从老人眼神里我看到了一种期待,又好像欲诉说什么。然后,老人吃力地动了一下脑袋和烂腿,安详地昏睡了过去,再没醒来。调查中,我时常遇到类似的事情,但每一次的心情都异常沉重。

  调查的艰辛,要比自己当初预料的多得多。为了赶时间,不管节假日、刮风下雨,还是酷暑严寒都要抓紧一切时间调查。我在浙赣铁路沿线累计数万公里的乡村路上,骑过摩托车,搭过拖拉机、三轮车,租过200块钱一天的“的士”;而更多时候,还是喘着粗气背着沉重的摄影包走路。在金华,有两个战友的3辆摩托车被我骑散了架。

  调查寻访的4年多时间里,我在浙赣铁路沿线20多个县市的800多个镇村,寻访了200多名细菌战受害老人,拍摄3000多幅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幸存者照片。中国著名细菌学、病毒学专家郭成周教授评价我的这一调查“填补了中国历史的一个空白”。

  一种责任花光积蓄出书

  将这些调查资料编著成书,完全是我的“个人行为”。每每翻阅这些调查资料,看着一幅幅惨不忍睹的画面,我内心深处都会有一种强烈的震撼;受害老人痛苦呻吟声时常萦绕在我耳畔。带着这种心情,我有了一个让更多的人去了解这段民族“苦难史”、“屈辱史”的想法,让更多青少年明白“落后就要挨打”的古训。在这种责任感的促使下,我有了出书的念头。

  要出书首先面对的难题就是钱。由于此项调查完全是在我自费情况下进行的,个人那点积蓄早已花光。为了能早日筹措到出书资金,我带着调查资料向社会请求援助。在杭州一家公司,当我向总经理说明来意后,这位总经理甩出一句话:小伙子,这都什么年代了,还有人做这样事情,你请回吧。

  在这样单调事件的“重播”中,我已记不清敲了多少个门,被多少人泼了多少次冷水,但出书的热情和意志并没有因“冷水”而削减。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数十天的奔波中,我终于找到两家愿意无偿资助的公司,浙江省老区经济开发公司和浙江省航民集团。经过一段时间的编排,我的这部《泣血控诉——侵华日军细菌战炭疽、鼻疽受害幸存者实录》终于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不久前,在图书首发式上,我还将150幅珍贵照片、底片无偿捐献给浙江省档案馆作为档案永久保存。我的目的只有一个,通过我在内的许许多多人的努力,认定侵华日军细菌战实施炭疽、鼻疽这一铁定史实,让历史铭记。这就是一个当代中国军人的责任!

责任编辑:何青龙 最后更新:2016-07-30 09:4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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