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常德石公桥和镇德桥的鼠疫之研究
2016-03-02 15:19:49  来源：湖南文理学院细菌战罪行研究所网  点击：  复制链接

　　从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湖南省档案馆可以查阅到5份关于1942年石公桥和镇德桥鼠疫的防疫历史档案，据此，并结合其他文献史料和在当地的调查材料，我们可知60多年前由日军731部队造成的常德石公桥、镇德桥鼠疫灾难的基本历史情况。

　　1941年11月4日，侵华日军“731细菌部队”违反国际公法，派遣飞机对常德实施偷袭，投下大量携带鼠疫细菌的跳蛋，造成城区1941年秋季和1942年春季两次鼠疫大流行，使大量和平居民身染恶疫死亡；此后常德城区周围乡间又不断发生鼠疫，使更多无辜人民死亡。在常德城区外围乡下爆发的鼠疫灾难中，以石公桥和镇德桥两地十分典型。本文依据当年的一些防疫档案记录和有关文献资料，并结合在当地的调查材料，对两地60多年前的此次鼠疫流行作一考察和研究。

　　一、1940年代初的石公桥和镇德桥

　　1940年代初的石公桥是一自然镇，位于常德县城(今常德城区)东北，与县城相距约25公里，属于当时民国时期的常德县新德乡(乡政府驻于该镇)，镇上有大小商铺和居民约400家，人口约2000。据当地老人介绍，当时的石公桥是一条全长约1.5公里成直角布局的长街，它穿过“土桥湖”和“陈家湖”(今淤)，街的中段是“石公桥”大桥，桥南是“南正街”，桥北是“北正街”和“北横街”。绝大部分街道两面临水，街的两边是许多大小商家，每日流动人口逾千。石公桥水路交通十分发达，东连洞庭，北通澧水，南达沅江，本地盛产的稻米、棉花，水产和湘西北各县土特产在此集散，是常德县东北部、洞庭湖西岸一处商贸繁荣的集镇。日军1938年就绘制了石公桥军事地图(该图1943年在中日常德会战中为中国军队所缴获，图上标有“军事秘密”字样，现藏鼎城区档案馆)，可见日军对该地早有图谋。

　　1940年代的镇德桥也是一自然镇，它北距石公桥镇5公里，南距县城约20公里，属于当时广德乡(乡政府驻于该镇)。该镇亦临水而建，由一条约1公里长、南北向的街道组成，街的中段是一座名为“踏水桥”的石桥，桥的南面是“桥南街”，北面是“桥北街”，另有一条不长的“横街”。该镇亦为商贸集镇，性质与石公桥镇同，全镇有大小商铺和居民约300家，人口约1500。由于该镇位置处于当时新德乡，广德乡、同德乡三乡之要冲，故此1936年重修“踏水桥”时更名为“镇德桥”。

　　二、历史档案中记录的石公桥、镇德桥鼠疫

　　60多年前石公桥和镇德桥鼠疫的情况，今天可以查找到当时的几份防疫历史档案，这几份档案资料(共5份)是我们今天了解那场灾难的最基本的史料依据，现摘录于下：

　　第1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战时防疫联合办事处[①]1942年12月上旬编发的“第26号《疫情旬报》”，其中记载了石公桥鼠疫的发生及防治情况：

　　本年1月间，常德城内关庙街胡姓子，于城内染疫回新德乡石公桥(距县城45华里)之家中，发病死亡，继之其家中女工亦染疫致死。曾经卫生署医疗防疫总队第十四巡回医防队派员前往处理调查，以后即未再发，更未见有疫鼠。直至10月27日，该地方突告发现第一鼠疫病例，此后几每日均有死亡，至11月20日，共计发现35例，死亡31例。此外，距石公桥10华里之镇德桥，于11月20日，亦告死亡2例，至25日止共死亡9例。综计以上两地共发现44例中，死亡40例，在隔离医院治疗中者4例。经湘西防疫处派往人员调查结果，知在未发现病例前，即已有死鼠发现，惜民众未谙疫鼠死亡之先兆，致酿此流行惨剧。按：自七月以后，常德城内过去之疫区近月来疫鼠虽渐增高，然尚无病例发现之报告。惟乡间已告流行，是知疫区已逞逐渐向外扩大之势。

　　防治经过：11月14日，湘西防疫处即调派各项防治人员携带大批药材前往，在石公桥、镇德桥两处，分设防疫临时办事处，并在石公桥设隔离分院，并由当地驻军协助推进工作。现在该地之防疫单位计有：卫生署医疗防疫总队第二大队所属之十、十四巡回医防队、第三卫生工程队、第二细菌检验队、军政部第九防疫大队第二中队、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总队第五二二队、常德中心卫生院、湘西防疫处之医防总队及隔离分院等九单位；在防疫专家伯力士[②]博士指导之下从事工作者计有30余人。此外，卫生署第十五巡回医防队、军政部第四防疫大队第一中队亦相继赶往疫区协防。[③]

　　第2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战时防疫联合办事处1942年12月中旬编发的“第27号《疫情旬报》”，其中继续记载石公桥疫情及其防治：

　　卫生署专员、湘西防疫处技术顾问伯力士博士12月16日电告：常德县石公桥、镇德桥两处鼠族中疫势仍继续流行，12月13日石公桥又发现患者1例，现在治疗中。镇德桥疫区前经驻军协助封锁，近以军队突然调动，无形又开放。卫生署已电请第六战区兵站卫生处陈立楷处长设法补救。又军政部第四防疫大队第一中队已奉命携带防疫器材开往常德协防，已于11月21日到达石公桥疫区开始工作。[④]

　　第3份。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还藏有战时防疫联合办事处主任委员容启荣于1942年12月4日(在上引两份《疫情旬报》之前)签发的标有“密”字的“第37号《鼠疫疫情紧急报告》”，其中涉及常德石公桥和镇德桥鼠疫的内容有：

　　湖南省疫情：(一)卫生署医疗防疫总队第二大队代理大队长施毅轩11月16日电告：常德县属之新德乡石公桥，距城45华里，于11月6日发现腺鼠疫，至11月15日死亡20人，曾经伯力士专员检验鼠类涂片证实。(二)湘西防疫处兼处长张元祜、副处长戴九峰11月26日电告：距石公桥10华里之镇德桥于20日发现疫鼠，23日发现病例，情形严重。……

　　防治经过：……(二)卫生署医疗防疫总队第二大队代理大队长施毅轩11月16日电告：新德乡鼠疫已派一队前往防治，本人即会同伯力士博士率领第二批人员前往督导一切。(三)施毅轩、伯力士11月28日电：石公桥已设隔离病院积极处理，该地疫区已筑沟隔离，准备移民。惟镇桥之棉花絮输往湘西一带，传播堪虞，正拟管制办法。(四)湘西防疫处兼处长张元祜、副处长戴九峰26日电：石公桥、镇德桥疫势严重，除加派医药人员及设隔离病院外，并派防疫纠察兵一排，前往管制交通。[⑤]

　　第4份。在中央档案馆，则藏有战时防疫联合办事处主任委员容启荣于1942年12月21日签发的同样标有“密”字的“第38号《鼠疫疫情紧急报告》”，其中记载石公桥和镇德桥鼠疫情况的内容有：

　　湖南省疫情：(一)卫生署医疗防疫总队第二大队大队长施毅轩及专员伯力士12月16日电告：常德县属石公桥、镇德桥两处鼠族中之疫势仍继续流行，12月13日，石公桥发现鼠疫患者一例，在治疗中。(二)施毅轩大队长12月3日电告：石公桥共发现疫死40余人。近一周来，尚无新病例发现。[⑥]

　　第5份。在湖南省档案馆，藏有1943年4月湖南省卫生处撰写的《湖南省防治常桃鼠疫工作报告》，其中简略记载了石公桥、镇德桥鼠疫情况，并列有一份《常德新德乡石公桥、广德乡镇德桥鼠疫病人登记表》：

　　三十一年11月6日，常德县属新德乡石公桥，约距城45华里，发现鼠疫，距石公桥10华里之镇德桥，于20日相继发现鼠疫，前后共死40余人，经检验均为腺鼠疫。兹将……常德石公桥、镇德桥鼠疫病人登记表附列于后：

　　常德新德乡石公桥、广德乡镇德桥鼠疫病人登记表

　　序号 姓 名 性别 年龄 住 址 发病日期 死亡日期 备 考

　　1 丁尾臣 男 26 新德乡二保四甲五户北横街 11.17 11.17

　　2 丁月兰 女 12 同(上) 11.7 11.13 系丁尾臣之侄女

　　3 丁鲁氏 女 49 同(上) 11.10 11.13 系丁尾臣之兄嫂

　　4 丁长发 男 44 同(上) 11.11 11.17 系丁尾臣之兄，搬移六保死亡

　　5 丁甫臣 男 30 同(上) 11.15 11.17 同上

　　6 丁刘氏 女 64 同(上) 11.15 11.17 系丁尾臣之母，迁移六保死亡

　　7 贺第卿 男 32 同(上) 10.15 10.29 系丁尾臣之雇工，移崇孝乡死亡

　　8 魏乐元 男 35 同(上) 10.19 10.28 同上

　　9 覃东生 男 32 同(上) 11.20 11.24 系丁尾臣之雇工，移居十一保死亡

　　10 张毛芝 女 14 新德乡二保四甲北横街 11.4 11.5

　　11 张盛氏 女 54 同(上) 11.9 11.11 系张毛芝之母

　　12 张伯钧 男 19 同(上) 11.14 11.16 系张毛芝之兄，移居五保死亡

　　13 张春国 男 52 同(上) 11.10 11.18 系张毛芝之父，移居五保死亡

　　14 丁腊秀 女 42 新德乡二保十甲一户北横街 10.25 10.27

　　15 石刘氏 女 35 新德乡二保四甲十三户北横街11.8 11.11

　　16 阳书生 男 16 新德乡二保四甲十四户北横街11.6 11.7

　　17 丁田氏 女 36 新德乡二保四甲六户北横街 11.6 11.8

　　18 丁子男 男 1 同(上) 11.8 11.9 系丁田氏之子

　　19 丁三元 女 56 新德乡二保四甲十户北横街 11.8 11.9

　　20 丁大? 男 20 新德乡二保七甲九户北横街 11.17 11.20

　　21 丁国毫 男 56 新德乡二保七甲五户北横街 11.12 11.15

　　22 王清秀 女 29 新德乡二保七甲七户北横街 11.8 11.15

　　23 彭星陔 男 60 新德乡二保四甲二户北横街 11.19 11.21 移居崇孝乡死亡

　　24 彭善中 男 32 同(上) 11.19 11.21 同上

　　25 张鸿儒 男 60 新德乡二保八甲六户北横街 11.20 11.24

　　26 王小茂 男 24 新德乡二保七甲五户北横街 11.20 11.24

　　27 蒋菊先 女 16 新德乡二保七甲八户北横街 11.20 11.24

　　28 王周氏 女 45 新德乡一保六甲南正街 11.21 11.23 住医院

　　29 熊瑞皆 男 47 新德乡二保六甲十一户北横街 11.17 11.21 赴城买货在城内得病死亡

　　30 丁左氏 女 35 广德乡镇德桥 11.20 11.24

　　31 殷群林 男 49 广德乡一保六甲十八户 11.18 11.20

　　32 李启坤 男 15 广德乡一保八甲二十户 11.20 11.20

　　33 周念苟 男 60 广德乡一保七甲十七户 11.18 11.22

　　34 唐保禄 男 58 广德乡天主堂 11.17 11.22

　　35 彭李氏 女 30 广德乡一保八甲一户 11.17 11.22

　　36 任腊枝 女 13 广德乡一保五甲七户 11.15 11.23

　　附注：本表共列死亡人数计36人。另外广德乡镇德桥在11月19日以前死亡7人，因未证实，故未列入。[⑦]

　　三、对档案记录的疫情的分析考察

　　1、疫源、疫病的流行方式和性质

　　关于石公桥鼠疫的疫源：第26号《疫情旬报》说：“本年(1942年)1月间，常德城内关庙街胡姓子，于城内染疫回新德乡石公桥之家中，发病死亡，继之其家中女工亦染疫致死”，后经医防队派员前往调查处理，此后春季未发生鼠疫。看来当时防疫部门将此看作石公桥当年秋冬鼠疫的疫源。

　　关于疫病流行方式：第26号《疫情旬报》说：“经湘西防疫处派往人员调查结果，知在未发现病例前，即已有死鼠发现，惜民众未谙疫鼠死亡之先兆，致酿此流行惨剧。”这就是说，其流行方式是，先有老鼠间的鼠疫发生，然后传染流行到人间。

　　关于石公桥鼠疫的性质：据第37号《鼠疫疫情紧急报告》说：“常德县属之新德乡石公桥……于11月6日发现腺鼠疫……经伯力士专员检验鼠类涂片证实。”可见，石公桥、镇德桥流行的鼠疫是腺鼠疫。

　　2、石公桥疫病流行情况

　　关于石公桥疫病开始流行的时间：第26号《疫情旬报》说：“10月27日，该地方突告发现第一鼠疫病例。”可见1942年10月27日是石公桥鼠疫流行的开始。1943年湖南省卫生处在《防治常桃鼠疫工作报告》中所列的《石公桥、镇德桥鼠疫病人登记表》中也证实10月27日是石公桥首次出先死亡病例的日子，第一位死亡者叫丁腊秀，女，42岁，家住新德乡石公桥北横街二保十甲一户，10月25日发病，27日死亡。

　　关于石公桥的鼠疫死亡：《石公桥、镇德桥鼠疫病人登记表》出自于1943年4月湖南省卫生处撰写的《防治常桃鼠疫工作报告》，该表详记了鼠疫死亡者的性别、年龄、家庭住址、发病时间、死亡日期等，其可信性是不容置疑的。据它记载，10月27日死亡第1名受害者丁腊秀；10月28日死亡第2例魏乐元；10月29日死亡第3例贺第卿。此后至11月4日有6天没有死亡。11月5日开始发生第4例死亡患者张毛芝，此后几每日有人死亡：11月7日死亡第5例阳书生；11月8日死亡第6例丁田氏；11月9日死亡第7、第8例丁子南、丁三元；11月11日死亡第9、第10例张盛氏、石刘氏；11月13日死亡第11、第12例丁月兰、丁鲁氏；11月15日死亡第13、第14例丁国毫、王清秀；11月16日死亡第15例张伯钧；11月17日死亡第16、第17、第18、第19例丁尾臣、丁长发、丁尾新、丁刘氏；11月18日死亡第20例张春国；11月20日死亡第21例丁大?；11月21日死亡第22、第23、第24例彭星陔、彭善中、熊瑞皆；11月23日死亡第25例王周氏；11月24日死亡第26、第27、第28、第29例覃东生、张鸿儒、王小茂、蒋菊先。共计28天内死亡29人。其中28人皆居于石公桥北横街，只有1人王周氏居于石公桥南正街；其中丁长发一家死去9人，张伯钧一家死去4人。

　　据第37号《鼠疫疫情紧急报告》说：“……11月16日电告：常德县属之新德乡、石公桥……至11月15日已死亡20人”。但据上引《石公桥、镇德桥鼠疫病人登记表》，至11月15日石公桥死亡者被登记的只14人。可见该表至少漏登了6名死亡者。

　　据第26号《疫情旬报》说：“10月27日，该地方突告发生第一鼠疫病例，此后几每日均有死亡，至11月20日，共计发现35例，死亡31例。”但据上引《石公桥、镇德桥鼠疫病人登记表》，至11月20日石公桥死亡者被登记的只21人。可见该表至20日止至少漏登了10名死亡者。

　　据第38号《鼠疫疫情紧急报告》说：“施毅轩大队长12月3日电告，石公桥共发现疫死40余人。”据此可知，当时石公桥疫死人数到12月3日为止，是“40余人”。但上引《石公桥镇德桥鼠疫病人登记表》总共只登记了29名死者，可见至少漏登了10余名以上。

　　因此，历史档案记录的石公桥鼠疫死亡情况可概为：1942年10月27日死亡第1例鼠疫患者，19天后，至11月15日，死亡鼠疫患者20人，至11月20日，死亡鼠疫患者31人，至12月3日死亡鼠疫患者40余人。

　　但这只是防疫部门掌握的死亡情况。据1993年常德市党史办在石公桥的调查，当时居民因害怕解剖尸体和火化尸体，他们大多千方百计隐瞒疫死亲人不报，而悄悄地在夜晚用船运出石公桥进行土葬，因此，石公桥在当时那场鼠疫灾难中，实际死去的受害者多达160余人。[⑧]

　　据笔者2004年的调查，现在可知的石公桥镇上当年家里有亲人感染鼠疫的受害家庭共计77个，这些家庭鼠疫受害者共计115人（均有名有姓，有住址，有亲人可以述其受害事实），其中111人死亡，另有4人因在隔离医院治愈幸免于难。[⑨]石公桥镇1942年时，人口约2000人，居民约400家，如按当年全镇鼠疫死亡111人计算，全镇人口鼠疫死亡率为1/200；全镇鼠疫受害家庭77个，其家庭受害率为19/100。

　　关于石公桥鼠疫流行结束的时间：我们未能在档案中查阅到石公桥鼠疫流行结束的明确时间，也不知防疫队何时撤离石公桥(包括镇德桥)。据第38号《鼠疫疫情紧急报告》记：“卫生署医疗防疫总队第二大队大队长施毅轩及专员伯力士12月16日电告：常德县属石公桥、镇德桥两处鼠族中之疫势仍继续流行，12月13日，石公桥发现鼠疫患者一例，在治疗中。”第27号《疫情旬报》中也记录了同样的内容。据此我们可知，至12月中旬，石公桥的鼠疫仍在流行中。1943年4月湖南省卫生处写成了常德鼠疫防治的总结报告《湖南省防治常德鼠疫工作报告》，可见，石公桥、镇德桥鼠疫流行此时应已结束。从流行病学看，腺鼠疫的流行在寒冷的冬季会受低温的抑制，而当时防疫部门派往石公桥、镇德桥的防疫队达10支之多，防疫力量是较充足的。因此估计：1942年12月下旬至1943年1月严冬期间，石公桥、镇德桥的鼠疫流行应已被控制而停止。那么，石公桥鼠疫流行从1942年10月27日开始，至当年12月下旬或次年1月结束，至少流行了两个月或两个半月的时间。

　　3、镇德桥疫病流行情况

　　关于镇德桥鼠疫的疫源：历史档案未有明确记录。但从档案记录镇德桥“距石公桥10华里”，并镇德桥鼠疫在石公桥鼠疫发生(10月27日)后20多天发生(11月20日)，且流行同样性质的腺鼠疫来看，其鼠疫似由石公桥传染过来。

　　关于镇德桥鼠疫发生的时间：第26号《疫情旬报》说：“11月14日，湘西防疫处即调派各项防治人员携大批药材前往，在石公桥、镇德桥两处，分设防疫临时办事处，并在石公桥设隔离分院。”从这一记录看，11月14日在该镇设了“防疫临时办事处”，似乎当时该镇己有疫情。但该《旬报》前文又说：“镇德桥，于11月20日，亦告死亡2例”。而第37号《鼠疫疫情紧急报告》中又说：“湘西防疫处兼处长张元祜、副处长戴九峰11月26日电告：距石公桥10华里之镇德桥于20日发现疫鼠，23日发现病例。”而在湖南省卫生处的《石公桥、镇德桥鼠疫病人登记表》中则记载，镇德桥11月20日死亡2人，是镇德桥一保六甲十八户的殷群林和一保八甲二十户的李启坤。因此，镇德桥是否11月14日已发生疫情？或者是11月20日才发生疫情？这在档案记录中难以明辨事实。但11月20日镇德桥死亡2例鼠疫患者，此时鼠疫已发生应是可以确定的。

　　关于镇德桥的鼠疫死亡：第26号《疫情旬报》记载：“……镇德桥，于11月20日，亦告死亡2例，至25日止共死亡9例。”湖南省卫生处的《石公桥、镇德桥鼠疫病人登记表》中记载，11月20日至24日，共死亡7人：11月20死亡2人，殷群林(男，49岁，镇德桥一保六甲二十户)，李启坤(男，15岁，镇德桥一保八甲二十户)；11月22日死亡3人，周念苟(男，60岁，镇德桥一保七甲十七户)，唐保禄(男，58岁，镇德桥天主堂)，彭李氏(女，30岁，镇德桥一保八甲一户)；11月23日死亡1人，任腊枝(女，13岁，镇德桥一保五甲七户)；11月24日死亡1人，丁左氏(女，35岁，广德乡镇德桥)。与《疫情旬报》死亡数相差2人，并只记录至24日止。

　　应该指出的一个情况是，在《石公桥、镇德桥鼠疫病人登记表》后有《附注》说：“广德乡镇德桥在11月19日前死亡7人，因未证实，故未列入。”如果加上这7人，那么镇德桥死亡人数达16人。“因未证实”应为此7人暴死后已埋葬，未及做医学检验。

　　关于镇德桥的情况，我们在2005年3月9日上午到镇德桥调查访问了三位老人，熊协堂，85岁；陶兴全，81岁；顾少甫76岁；均世居镇德桥。[⑩]据他们回忆，镇德桥发生鼠疫与石公桥差不多同时，但死人没石公桥那么历害。开始是先死老鼠，街上四处都发生死老鼠的现象。熊协堂老人说：“我家那天一个老鼠爬到了洗脸架上，接着掉下来就死了。”陶兴全老人说：“我家硝猪皮的缸里那时都死了好几个老鼠。”后来就开始死人，得病的人死得很快，一两天就死了，症状是发高烧、口渴、身上阳子(淋巴)起砣(肿大)，死后皮肤发乌发紫。那次发瘟疫我们镇德桥死的人大约有30多个。那时防疫队来了，是驻在桥南街头上的水府庙的，有5、6个人。那时在街口上有防疫队给人打防疫针，但老百姓都躲避。得病死亡了的人要运到石公桥去火化，老百姓就隐瞒不报，桥北街的高金阶1岁的儿子死了，就用衣包起抱到外面去埋了，彭天保的老婆李翠儿(又叫彭李氏)死了，防疫队要烧尸体，花了一些钱才没有烧。那时候镇德桥的货物也不准外运，镇上做生意的损失很大。

　　比镇德桥镇上死人更多的是镇德桥北不到一公里的乡下受福陂村。我们到该村访问了85岁的殷三桃老人（1920年生），74岁的胡维湘老人（1931年生），76岁的殷祖春老人（1929年生）等。据他们回忆，民国三十一年九月（农历），该村到处死老鼠，老鼠不怕人，出来像喝醉酒一样，走不稳，用火钳都可夹起。然后村里就暴病死人，症状是发高烧、抽搐、身上阳子（淋巴）起砣肿痛、身体皮肤发紫发黑，发病两三天就死了。也没有防疫队来防治，当时全村300多口人，暴病死去50-60人。[11]

　　关于镇德桥鼠疫流行结束的时间：第37号《鼠疫疫情紧急报告》记：“……(11月)26日电：石公桥、镇德桥疫势严重。”第38号《鼠疫疫情紧急报告》记：“……12月16日电告，常德县属石公桥、镇德桥两处鼠族中疫势仍继续流行”。可见，在镇德桥，11月26日时是“疫势严重”时期，至12月16日，“疫势仍继续流行”。因此，估计1942年12月下旬或1943年1月间，是该镇鼠疫流行结束的时间，应与石公桥流行结束时间差不多。

　　四、档案记录反映的当时防疫情况

　　1、常德防疫部门对石公桥鼠疫的反应

　　据战时防疫联合办事处第26号《疫情旬报》记载，10月27日，石公桥鼠疫发生，“突告发现第一鼠疫病例”，11月14日，常德防疫部门“调派各项防治人员携带大批药材前往，在石公桥、镇德桥两处分设防疫临时办事处……”从10月27日发现鼠疫死亡者，到11月14日常德防疫部门派出防疫队，时间己相隔了18天。这样的对疫病的反映速度，今天看来是迟缓得出奇，难以令人相信。

　　据1993年9月22日常德市党史办在石公桥召集石公桥老人对石公桥鼠疫进行回忆的座谈会的记录中，有一位叫黄岳峰的老人回忆了当时常德防疫部门是怎样得知石公桥发生鼠疫并派出防疫队的情况：“……镇上死亡几十人，大家把这灾难报告了县里，县里就组织了一个防疫队赶到石公桥镇，跟着来的还有警察，这时正遇张春国的大儿子张伯均和罗楚江的老婆死亡，防疫队强行解剖了这两具尸体，又化验了死老鼠，发现了鼠疫病菌，判定是鼠疫……”[12]从这个回忆并结合档案记载来看，其叙述是可信并合乎情理的。(1)说其可信是因为他的叙述内容可与档案记载相对证，他说防疫队到石公桥时“正遇张春国的大儿子张伯均死亡”，这个张伯均在《石公桥、镇德桥鼠疫病人登记表》中有记载：“张伯均，19岁，11月14日发病，11月16日死亡”，而第26号《疫情旬报》记载，11月14日是防疫队派往石公桥的日子，所以这位老人回忆防疫队到达石公桥时正遇张伯君死亡是确实可信的，并从这一点可推知他的整个回忆叙述的可信性。(2)黄岳峰老人的叙述是合乎情理的。从《石公桥、镇德桥鼠疫病人登记表》中看，石公桥因鼠疫连续死人是在11月5日张毛芝死亡后开始的，至11月13日几天内共死亡9人，第37号《鼠疫疫情紧急报告》中则说，“至11月15日己死亡20人。”所以，在石公桥镇上突然几天内暴病大量死人的情况下，人们将这“灾难”报告县里，而县里组织防疫人赶来救治，这当然是极合乎情理的。

　　因此，估计在11月10日左右，石公桥人将“灾难”报告县里，常德的防疫部门11月14日即派出防疫队赶赴石公桥。常德防疫部门不可能10月27日就知道石公桥鼠疫，因为石公桥人不可能在刚死1人时就把它看作灾难报告县里。《石公桥、镇德桥鼠疫病人登记表》中登记的11月14日前的鼠疫死亡者，应是防疫队到达石公桥后对此前鼠疫受害情况进了调查后的追记；因此，第26号《疫情旬报》中说，石公桥10月27日“突告发现第一鼠疫病例“，这只是一种事后的追叙，并非当时即知有此病例。

　　当然，常德防疫部门也可能在11月6日就知道了石公桥鼠疫。因为，第37号《鼠疫疫情紧急报告》说：在常德防疫部门负责技术工作的“卫生署医疗防疫总队第二大队代理大队长施毅轩11月16日电告：常德县属之新德乡石公桥，距城45华里，于11月6日发现腺鼠疫，至11月15日己死亡20人，曾经伯力士专员检验鼠类涂片证实。……新德乡已派一队前往防治。”在这一档案记叙里明确地说“于11月6日发现腺鼠疫”，并经伯力士“检验鼠类涂片证实。”若事实如此，从6日到14日派出防疫队，中间相隔了7天，其对石公桥鼠疫进行防治的反应还是相当迟缓的。

　　2、对石公桥及镇德桥鼠疫采取的防疫措施

　　综合前引各防疫档案记录：11月14日，常德防疫部门派出第一批防治人员前往石公桥防疫；11月16日以后，由常德防疫部门的技术督察长施毅轩会同外籍防疫专家伯力士率第二批人员赴石公桥加强防疫，并由施毅轩和伯力士“督导一切”；先后到达疫区的防疫单位(至11月21日止)有：卫生署医疗防疫总队第二大队所属之十、十四巡回医防队、第二卫生工程队、第二细菌检验队，军政部第九防疫大队第二中队、第四防疫大队第一中队、中国红十字总会救护总队第五二二队、常德中心卫生院、湘西防疫处医防总队、隔离分院等十单位，但这诸多的防疫单位看来只是从各单位抽调了少数几个人来组成一个石公桥、镇德桥的防疫队，因为整个防疫队的人数总计只有30余人；随防疫队而来的还有“防疫纠察兵一排”，主要任务是管制交通。

　　防疫队到达疫区后，“在石公桥、镇德桥两处，分设防疫临时办事处，并在石公桥设隔离分院。防疫的重点放在疫情十分严重的石公桥镇，在哪里“设隔离病院”，“筑沟隔离”，“准备移民”。在镇德桥疫区则“经驻军协助进行封锁”。

　　关于防疫部门在石公桥的防疫措施，通过调查材料可获得更详细一些的情况。在1993年常德市党史办在石公桥进行的对石公桥鼠疫调查的座谈会上，据石公桥老人们的回忆，当时防疫队采取了如下一些防疫措施：“一是动员居民打防疫针，打了防疫针的就发给‘注射通行证’，有这个证才能出入桥北街；二是把连接南、北街的大桥拆断，安上吊板桥，由警察看守，凭‘注射通行证’过桥，否则不准通行；三是挖三条沟，都有一丈多宽，一丈多深，沟底挖出了水，把柳堤挖断，又在傅家拐和南极宫挖了两条，外面的人就不得进来了，免得把病菌传到农村去；四是死者用过的衣被要高温蒸煮，或者干脆烧掉，很多的都蒸煮了，烧的很少；五是设立隔离医院，家属不能与病人接触，这一点没做到，家属不忍心与病人分离，因此得了病也不报，死了人也不大声哭，晚上悄悄用船运到唐家嘴荒坪去埋葬，怕被医生知道抬去解剖化验或火化；六是用药物灭鼠，药是防疫队发的，家家都放上拌了药的食物，死鼠一定埋掉，不能随便丢，这条干得好，街上的老鼠几乎灭光了。……死人到了高峰时，防疫队提出要把桥北街烧掉，居民坚决反对，告状到县政府，才保住桥北街。”[13]

　　五、关于石公桥鼠疫的疫源

　　关于石公桥鼠疫的疫源，石公桥的老人们都言之凿凿地说是日本飞机投下的细菌所致。1981年常德县地名普查小组为编写《常德县地名录》到石公桥调查的进候，[14]1993年常德市党史办为撰写《辛巳劫难——1941年侵华日军常德细菌战纪实》到石公桥调查的时候，2005年我校历史系的老师到石公桥调查的时候，当地的老人们都这样说。

　　1993年，当地老人黄岳峰作了这样富有情节的回忆：“大概是那年(1941年)农历九月中旬一天的凌晨，日本的那架麻飞机又从石公桥镇飞过，撒下一些东西，有棉花坨、破布、谷米、大豆等。丁国禄家住在楼上，那晚他打牌去了，他老婆殷腊梅起了床，听得清清楚楚，飞机低空飞过，丢下东西，屋上的瓦打得‘沙沙’地响，丈夫回来找她要钱还赌债，她没好气地说：‘哪里有钱？晚上，日本飞机丢了东西，只怕丢的是钱，你去捡?!’”[15]

　　查对一下历书，1941年农历九月中旬正是公历11月上旬，农历九月中旬的十六日正好是公历11月4日，即日军飞机在常德城区投撒鼠疫跳蚤的那一日。

　　2005年3月9日，83岁的石公桥老人王华璋在接受我们的调查时也对我们说：“在1942年石公桥闹鼠疫的先一年秋天，当时我十九、二十岁了，在石公桥北横街的‘大德昌绸布店’做帮工，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天在天亮之前一架日本飞机飞过石公桥，投下了一些谷麦等东西这件事。那大概是农历十月间，天气都变冷了，记得那天地上还有点霜，天上还有雾。那天早上我起来后，看到北横街上的人都议论纷纷，说天没亮时，一架日本飞机飞过镇上，挨着屋顶飞过去的，飞过的时候轰隆地响，说明飞得很低。街上的人说，那个飞机奇怪得很，没有像平时一样打机关枪，而是丢下一些谷子、麦子、破布条等东西。那天，住在北横街傅家拐的丁国禄的老婆起得很早，丁国禄的老婆姓殷，叫殷什名字，我记不得了，她当时听到飞机从她家屋顶飞过身，飞过时只听到屋顶上丢下些东西打得叭嗒叭嗒响。那天晚上，她男人丁国禄打了一夜牌，输了钱，一清早回来就找她要钱，她气得要死，跟她男人吵了一恶架，当时街上的人都来看他们俩口子吵架，她吵架的时候说：‘我哪里还有钱给你，屋里的钱被你输光了! 昨天晚上，日本飞机丢下来很多东西，那只怕是钱，你去捡去?!’这个事我记得很清楚，我当时和几个人还到丁国禄家里去看了的，他家的楼板上还有一些谷粒、麦粒等。当时日本飞机丢下来的这些东西在傅家拐、北横街、还有河里的船上都有，记得是一些谷、麦、米、还有棉籽、还有一些花布条。这个事情是确实的，当时镇上的人都晓得的，因为那飞机不像平时飞过这里打机关枪，而是丢下一些谷、麦、破布，很奇怪，所以印象很深，记得很清楚。”[16]

　　黄岳峰老人的回忆，和12年后王华璋老人的回忆，在内容上惊人的相似，有很高的可信性。黄岳峰老人的时间记忆在1941年“农历九月中旬”，这与当年公历11月4日日机在常德投细菌的时间是吻合的；王华璋老人记忆那天“天上还有雾”，这与当年11月4日日机在常德投细菌时的气象是吻合的。他们记忆当时日机投下的东西是一些谷、麦、棉花、破布条等物，这与日机在常德城内投下的物类是一致的。他们都记忆了那天早上丁国禄的老婆与男人吵架时提到日机投下异物这件事，说明他们都记忆的是同一天发生的同一件事。而丁国禄的老婆殷腊梅是当时日机投下异物的目击者。

　　1949年12月，前苏联在苏中边界的伯力城(哈巴罗夫斯克)审判了日本12名细菌战战犯，在中国国内，为配合苏联这次审判，也掀起了中国人民调查和控诉日军细菌战罪行的浪潮。1950年2月11日，《新湖南报》(今《湖南日报》前身)的记者在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被细菌侵袭时的常德》的调查文章，该文中说：“1941年11月4日……那天清晨6时，很多人还在睡梦中，一架日本飞机就在常德市区低空盘旋，在市区的鸡鹅巷、关庙街、城隍庙、小西门、五铺街及沿河一带投下大批稻谷、麦粒、棉絮和瓷制的罐子(投下后都粉碎了)，离城向距常德市区四十华里的石公桥镇的上空，同样又投下了这些鼠疫细菌的媒介物。”[17]在这篇成文于日军常德细菌战后仅9年的调查文章中，也指出日军飞机在石公桥投撒了细菌。

　　1949年12月，日本731部队的细菌战犯在苏联伯力城受审时曾供认，1941年11月4日“731部队”的飞机“在常德城及洞庭湖一带居民点上空，撒播过大量染有鼠疫的跳蚤”。这一供认是“731部队”总务部长、少将军医川岛清作出的，伯力审判法庭根据川岛清对“731部队”在常德实施细菌战情况的供述，作了如下的公诉演词：

　　石井部队不止一次派遣过远征队到中国内地去对和平居民举行了细菌攻击。1941年夏季派出了第二次远征队到中国内地去，领导人是该队里一个部长太田大佐。这次远征队是专门派出散播鼠疫流行病的。日军司令部给予该远征队的基本任务，是要破坏中国军队的交通线，其重要枢纽是常德城，所以要在常德城居民中间引起鼠疫流行病。该远征队内曾有30个细菌学家参加，全队人员总数达一百人。在远征队转回后，太田大佐向石井作过报告，当时有该部队总务部长即被告川岛列席。太田向石井报告说，该远征队在常德及洞庭湖一带居民点上空，散播过大量染有鼠疫的跳蚤。太田和石井都非常称赞这次远征队的成绩，因为当时在常德一带的居民中间引起了强烈的鼠疫症。[18]

　　所以，关于石公桥鼠疫的疫源，从石公桥老人回忆的口述史料来看，从1950年《新湖南报》记者所写的调查文章来看，尤其从日本细菌战犯731部队总务部长川岛清的供词来看，都一致地说明：1941年11月4日凌晨，日本731部队的飞机在常德大量投撒鼠疫跳蚤之后，也在石公桥作了同样的投撒。

　　从川岛清关于日机在常德城以外的“洞庭湖一带居民点上空”也撒播过鼠疫跳蚤这一供词来看，“洞庭湖一带居民点”这一表述，显然不仅仅指一个居民点，应指多个居民点。与石公桥相邻的镇德桥镇(北距石公桥5公里)和周家店镇(南距石公桥5公里)均在南北一条地理线上，它们后来也与石公桥几乎同时发生了鼠疫流行，因此，当年日机可能在这几个镇上都投撒了鼠疫跳蚤，只不过石公桥人被日机惊动而留下了记忆，而镇德桥和周家店等地的人们在黑夜间没有觉察，因而没有留下记忆。

　　最具可能的历史情形是：日机在常德投撒大量鼠疫跳蚤后，又在镇德桥、石公桥、周家店等这一带“洞庭湖居民点上空”继续投撒了鼠疫跳蚤。据在日本发现的日军当年记载常德细菌战作战情况的工作日志《井本日记》说，当时日机在常德一带投撒细菌时，由于“菌箱一侧开启不充分”，架机的飞行员增田少佐遂将“菌箱投在洞庭湖上”。[19]这里记载的将开启不充分的菌箱投在洞庭湖上，应该就是在石公桥一带“洞庭湖居民点上空”投撒细菌后所为。1940年代的石公桥一带的东边，就是水面广阔的冲天湖和西洞庭湖(今西洞庭湖农场一带)，日机驾驶员应该就是将菌箱投在了这一带的湖水中。日机在石公桥一带投下的鼠疫跳蚤，当年并未引起鼠疫流行，而是在当地老鼠中寄附下来，后经过长时间的在老鼠中的传染漫延，终于在次年(1942年)的秋季使鼠疫在石公桥、镇德桥、周家店一带的老鼠中爆发流行了，从而引起这一带居民间的鼠疫感染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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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战时防疫联合办事处：1940年5月国民政府为应对战时各地疫病流行而成立的全国防疫领导机构和疫病情报中心，由行政院卫生署联合军政部军医署、后方勤务部卫生处、红十字总会救护总队共同组成。该办事处1942年3月上旬始编发第1号《疫情旬报》(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476-198)。

　　[②] 伯力士(Roberr Pollitzer)：奥地利人，著名鼠疫专家，毕业于维也纳大学医学系。1921年到中国东北从事鼠疫研究。抗日战争爆发后，国联组成“国联援华防疫团”，伯力士随该团援华。1940年伯力士作为国民政府卫生署外籍防疫专家，参加了对日军细菌战造成的浙江鼠疫的防疫工作。1941年底-1942年又到常德作为常德防疫处(后改湘西防疫处)的技术顾问参加策划和指导防疫。

　　[③]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476-198。

　　[④]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476-198。

　　[⑤]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372-706。

　　[⑥] 中央档案馆藏，149-2

　　[⑦] 湖南省档案馆藏，74-3-6(2)。表中“序号”为笔者所加。

　　[⑧] 彭正湘、林金华：《有关石公桥鼠疫劫难的座谈记录》，载《辛巳劫难》，中共中共党校出版社，1995年出版。

　　[⑨] 笔者这一调查结果已编成《石公桥镇鼠疫受害居民统计表》，附于笔者于2004年10月28日在日本东京高等法院为中国细菌战受害者出庭作证呈递的证词《1941年日军常德细菌战对常德城区和石公桥镇和平居民的加害鉴定书》中。

　　[⑩] 熊协堂、陶兴全、顾少甫三位老人现居镇德桥财神庙居委会。

　　[11] 2005年3月9日在受福陂村7组殷三桃老人家进行的此项访问调查，调查人有湖南文理学院历史系陈致远、柳毅两位老师和常德市细菌战受害调查会的王耀来老人。

　　[12]邢祁、陈大雅：《辛巳劫难》第100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出版。

　　[13] 刑祁、陈大雅：《辛巳劫难》第100～101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出版。

　　[14] 常德县地名普查小组：《常德县地名录》，第50页，1981年11月内部出版。

　　[15] 邢祁、陈大雅：《辛巳劫难》，第97页，1955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

　　[16] 王华璋，1922年生，石公桥人，现居石公桥镇新街4号。

　　[17] 《新湖南报》，1950年2月11日第一版，湖南省图书馆藏。

　　[18] 前苏联：《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中文版)第478页，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年出版。

　　[19] ［日］吉见义明、伊香俊哉、《731部队与天皇·陆军中央》第30页，日本岩波书店1995年出版发行。

责任编辑：吴步璇 最后更新：2016-03-02 15: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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