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日军细菌战和用活人实验的罪行(2) 　　
2015-09-21 11:39:40  来源：中国青年网  点击：  复制链接

　　三、用活人进行细菌试验　

　　前苏联在审判一六四四部队原部队长佐藤时，公诉人曾问：“一六四四部队曾用活人进行过何种实验？”佐藤回答说：“该部队未曾用活人进行实验。”但这完全是假话，事实是，一六四四部队同七三一部队一样，除了用动物进行细菌试验之外，还用活人进行试验。　

　　日本投降后，1945年12月，一位当时有机会接近该部队的台湾籍同胞谢金龙，就向南京首都地方法院控告一六四四部队长山崎新等用病菌杀害人民。谢金龙说，1942年，他曾亲眼看见日军俘虏收容所所长森田中尉，奉华中派遣军司令部第三科科长广本上尉的命令，挑选百余名中国俘虏，到中山门内中央医院旧址，交多摩部队(一六四四部队)供细菌试验，把各种病菌注射到较强壮的俘虏身上，观测变化。结果在数日之内，百余人全部死亡。　

　　首都地方法院检察处对此案调查后获知：一、“该部队初系野战医院，继改为中支那防疫给水部，设于中山门内中央医院原址。该部队之第一部系主管特殊研究与实验等秘密工作，即选择国军俘虏而将各种病菌药品注射其身体，作为实验上之研究。前后致死者甚多，但其极端秘密，除该第一部人员外，无从知其详情。”二、“敌日在老虎桥江苏第一监狱原址设有俘虏收容所，森田中尉任所长，隶属于敌军总司令部第三课。该第三课课长广本上尉以为俘虏人数众多，开支甚巨，遂于(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十月选送俘虏百人至多摩部队，以供特别残酷之(行为)研究，用作病菌药品之实验。结果全数死亡，无一生存。而在此事之前后，尚有多次，但现无人证备考。”　

　　中国法庭的调查材料，曾呈送远东国际法庭。1946年8月29日，国际法庭代表中国利益的美方控告人萨顿，宣读了这一材料，说“敌方多摩’部队把擒获的平民运到医学实验室，将各种有毒细菌注入其体内，试验其变化。这个部队是最秘密的组织之一。该部队所杀害的人数是无法确切查明的。”这一材料引起了法庭的注意，文件宣读后，审判长韦伯对萨顿说：“您不想再供给我们一些关于所谓在实验室内试验毒血清效能的证据么？”并说，对法庭说来，这“是一种完全新奇的事情，我们至今还没有听到过这点。难道你就只说到这里为止么”？当时法庭正在审理南京大屠杀案件，萨顿回答说，“此刻我们不想拿出关于本问题的补充证据”。以后，国际法庭没有审理细菌战案件，其原因后面还要谈及。　

　　战后，在日本方面也发现了一些重要的证据。如一个曾在南京日本陆军医疗队工作的下级军医中西义雄，战后在《赤旗报》发表声明，说他曾与中支那防疫给水部(一六四四部队)人员来往，这些人告诉他说：“该部队的工作是从事培养传布疫苗的细菌，他们还曾用中国人作实验。”《每日新闻》记者朝野富三，为了收集证据，访问了17个人，结论是：“用活人进行试验，是在(一六四四)部队本部供研究用的建筑物中进行的。一楼是霍乱、伤寒、鼠疫等细菌的培养室和消毒室、验水室，二楼是饲养老鼠和跳蚤的地方，三楼是实验室和研究室，最高层四楼是监禁实验用囚犯的地方。监禁的囚犯最多时近百人，一般大体上是二、三十人，其中夹杂着妇女和幼稚的孩子。”朝野富三还记述了该部队一次活人试验的情况。这次实验是和“九研”(第九陆军技术研究所，也叫登户研究所)联合进行的。他写道：“实验在极度秘密的情况下于一六四四部队供研究用的建筑物中进行，为防泄密，直接参加者限于‘九研’工作人员七人，一六四四部队军医二人和翻译。实验从把俘虏和囚犯由四楼监禁室带到三楼实验室开始，他们进入实验室后，就使之躺在床上，‘九研’工作人员和军医站在旁边。翻译对俘虏说，‘这是日本医生，不要担心，用药物给你们治疗’。这当然是假话、目的是使察觉到气氛异常而极度恐怖地注视着的俘虏安心，以防止乱闹。实验者都穿着白大褂，装作医生。接着在躺着的男俘胳膊上注射大剂量的剧毒和氰酸，以观测其反应。一个亲自把氰酸注射到中国男子胳膊上的‘九研’技术员A(住在东京，1905年生)说：‘若被(俘虏)察觉而闹起来就不好办了，所以干净利落地注射。该男人立即发生痉挛。身体哆嗦。微微颤抖。仅几十秒钟，就一边抽搐，一边气息奄奄。心脏完全停止跳动只几分钟。”

　　朝野的调查，说四楼监禁的俘虏有时近百人，这一数字与前述谢金龙的揭露和中国法庭的调查是一致的。　

　　四、进行细菌战　

　　一六四四前部队长佐藤曾供认：“当我在‘荣’字一六四四部队供职时，我曾亲自听到太田大佐及小野寺中佐说，1940年在宁波一带，1941年在常德一带，1942年在浙赣一带动作时，均使用过细菌武器，并且当时所使用的都是从飞机上撒放的鼠疫跳蚤。”这几次细菌战，都是与七三一部队一起进行的。佐藤说，七三一远征队到达南京时，驻扎在一六四四部队营舍内，一六四四部队是该远征队的基地，并供给远征队相当数量的跳蚤进行细菌战。　

　　宁波是华东地区的重要港口城市，上海陷落后成为中国向后方补给的重要通道。为此，1940年9月至12月，日军向宁波、衙县、金华等地进行大规模的细菌攻击。原七三一部队训练部长西俊英供认，1940年9月，他在北平防疫给水部时，曾看到一份南京防疫给水部司令部关于在宁波一带使用细菌攻击的文件，并看到一部1940年间七三一远征队在宁波一带撒布细菌的纪实影片。他说，“起初在银幕上映演的，是装有染上鼠疫跳蚤的器皿怎样安置到机身下面去。随后映演的，是撒放器怎样安置到飞机翅膀上去。接着就是一段解释，说明这一器皿内盛有鼠疫细菌。……那架飞机飞到敌军上空，……就出现一股烟气脱离飞机翅膀向下坠去。随后就有一段解释，说明这股烟气乃是撒放到敌军头上的鼠疫跳蚤。随后飞机就飞回机场，银幕上出现了‘作战完毕’几字。……随后出现‘战果’二字。映出一份中文报纸以及从这份报纸上译成日文的一段消息。解释文上说道，在宁波一带忽然间发生了强烈的鼠疫流行病。最后一副镜头，是表明中国卫生队身穿白大衫在发生鼠疫的地区消毒情形。我正是从这部影片上清清楚楚地知道在宁波一带使用细菌武器的经过。”原七三一第四部即生产部分部长柄泽十三夫则供认，他在这次细菌攻击中，受命制造了伤寒菌70公斤，霍乱菌50公斤，同时还知道该远征队还带去了5公斤鼠疫跳蚤。　

　　中国方面关于这次受害情况的资料甚多。如宁波元泰酒店幸存者钱贵法证明：1940年“11月22日，有一架单翼飞机从东北方很低地飞来，在开明街、东后街一带投下许多小麦、面粉和粟子……29日，开明街等地即暴发疫病，次日即有人死亡。不几日，我也染疫被送进隔离医院，眼见同我一起住院病人都相继死亡，只有我是从死里逃生出来的”。当地华美医院院长丁立成、县中心医院院长张方庆等对死者检验结果，都断定为鼠疫杆菌。日机投落物最多的地区，暴发疫疾的人也最多。当年参加灭疫工作的钟辉说，日机在宁波空投麦粟杂物后不久，就发生疫病，“我穿了白色防蚤衣和油布短筒靴在疫区里工作后出来时，下半身爬着很多颜色红红的比平常小的跳蚤”。宁波医师们认为，日机投落物与奇异红小蚤和发病时间、地点“完全吻合”，足以证明是日军制造的。总计宁波患疫者99人，其中97人死亡，开明街等地30户中，12户全家患病，内9户全家死亡。　

　　与此同时，日军还在浙江鄞县、衢县、金华等地撒布细菌，致使这些地区均发生鼠疫，情况严重。为此，1940年12月6日，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电告重庆：“敌机在浙江省境内撤播毒物，业经该省卫生署检查断定为鼠疫杆菌”，要求“赶制大量鼠疫菌苗及血清以应急需”。总计衢县死亡200余人。金华死亡1600余人。　

　　常德是当时中国后方的重要补给线和交通枢纽，为了破坏中国军队的交通线，1941年6月，日军派出了太田大佐领导的第二次远征队。全队100人，其中有30个细菌学家。七三一部队总务部长川岛清供认，该远征队回来后，太田向石井报告川岛列席。太田说，他们在常德城及洞庭湖一带居民点上空散播大量染有鼠疫的跳蚤，在常德一带居民中引起大量鼠疫流行。石井和太田都非常满意这次远征队的成绩。　

　　中国方面，经军医署和红十字会总会救护总队调查，均证实属腺鼠疫流行。而且，确认“常德鼠疫来源，系由敌机掷下的鼠疫传染物内有鼠疫传染性之蚤所致”。战时防疫联合办事处也调查确认，“常德鼠疫确系敌机散播染有鼠疫杆菌之异物所致，传染媒介为隐藏于谷麦棉絮内之活性染疫鼠蚤”。流行时间为日机投掷谷麦等物后的第七日，即1941年11月11日至1942年1月13日、其中11月12日至24日，即死亡17人。又由于该染疫鼠蚤侵入当地鼠族，致使1942年3月24日起至7月，又再度流行。而且，由于乡民李佑生染疫后潜返故乡桃源县后死亡，其所染肺鼠疫又直接传染别人，致使桃源县莫林乡探视李佑生之亲属及邻居，相继染疫死亡者96人。　

　　到1942年年中，一六四四部队与七三一部队在浙赣地区，进行了最大规模的细菌战。这年4月，美国飞机从航空母舰上起飞，首次空袭东京、横滨和名古屋等地。但由于距离过远，无法返航而在中国浙赣地区降落。日军为了拔除浙赣地区的中国军基地和消灭集中在金华、龙游、衢县、玉山一带的中国军队，发动了这次进攻。日军主力为第十三军团(司令部设上海)、第十一军团(司令部设武汉)一部及一六四四等细菌战部队。在这次进攻中，一六四四部队和七三一部队在6月至7月，把所培养的细菌散布在金华、衢县一带日军退出的地区。方法与上两次用飞机空投不同，而是将细菌投入水井、沼泽和民房，还特制了一部分“蛋形和长扁形的饼干，……染有细菌，预先对日军兵士说明这是什么饼干之后，就把饼干发给他们，而他们就把这批总数共约有三四百块的饼干掷于院墙下面、树木下面以及行人休息的地方，仿佛是他们偶然忘掉的”，使中国人吃了染上细菌。　

　　关于这次细菌攻击，原七三一部队总务部兼第四部长川岛清、第一部(研究制造细菌武器)工作人员古都良雄、原十三军团司令部侦探科长三品和一六四四部队防疫科员榛叶修都有交待。如川岛交待说：在这次细菌攻击前，石井四郎中将于6月召集全体指挥人员宣布，“很快就要派遣远征队到华中去，以期探究使用细菌武器的最好方法。这个远征队是遵照参谋本部所下命令组织起来而派走的，其主要任务是要研究所谓地面传染方法，即在地面上施放细菌的方法。………6月底到7月初，抵达驻屯南京的‘荣’字部队”。“以‘荣’字部队为基地，并在那里建立了一些据点。攻击原定于7月末，但因日军在浙赣一带采取的战略退却动作稍微迟了一点，所以这次细菌攻击动作是在8月底举行的”。“采用的细菌，是鼠疫菌、霍乱菌及副伤寒症菌三种”。古都良雄交待，远征队与一六四四部队部分官兵一起将细菌投入水井、沼泽和民房，以引起瘟疫。在三品的交待中，说当时日军缴获了一份中国军队9月初发给师级指挥部的文件。该文件说日军在退却时在衢县一带撒播鼠疫细菌，命令师部要特别注意，并采取防备措施。榛叶修则交待，细菌武器是一六四四部队用飞机运到前线去的，当时一六四四部队至少有两架这样的飞机。　

　　这次细菌攻击，使中国大批和平居民死亡。以义乌县崇山村为例，全村380多户，因被传染鼠疫而死的就有320多人，全家死光的就有30户左右。　

　　五、国际法庭为何未予审判　

　　1925年6月17日，各国在日内瓦签订议定书，明确规定禁止使用细菌武器。然而，日内瓦议定书的墨迹未干，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侵占我国东北后，就为准备细菌战成立了秘密的细菌实验室，不久发展成为七三一部队和一○○部队(关东军马匹防疫部，设长春孟家屯)。随着侵略战争的扩大，又在中国南京等地和新加坡建立细菌部队，大肆研究进行细菌战的方法和制造足够的细菌武器，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一支细菌战部队。　

　　关于日军的细菌战部队，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曾获得确凿罪证，证明日军进行细菌战的事实。1946年6月，南京一六四四部队中国不愿参加非人道的细菌战而逃到中国方面去的队员，曾向国际法庭检察局提出证词，说在南京的“荣”字一六四四部队秘密研究霍乱、伤寒、鼠疫、痢疾等传染病菌，并于1942年6月至7月把这些细菌散布在以金华为中心的地区。事实上美国早就在调查日军的细菌战活动了，而且早就了解中心人物是石井四郎，本部设在哈尔滨。战争结束后，美国继续进行调查，并提出了报告。同时中国方面也不断向美方提供有关情报，如1942年4月11日，美驻华使馆致函国务院，其中引用了中国外交部和卫生署的声明，谴责日军1940年10月在宁波、1941年11月在常德散布鼠疫病菌。　

　　1944年12月，驻华美军司令部参谋二处又将南京一六四四部队的情报上报美国军部，说1942年浙赣作战中，日军散布的细菌，就是在一六四四部队建筑物中生产的，运载细菌的飞机，是该部队拥有的特殊飞机，该部队有三架这样的飞机，停放在该部队本部南面的飞机场上。在细菌战中运载细菌武器的飞机，就是从这里起飞的。此外，前苏联也将日本进行细菌战的计划等情报送交美国，并一再要求引渡石井四郎等细菌战犯，进行审判。　

　　但美国却拒不引渡，也不进行审判。原因是美国也在进行研究，而且很多项目与日军细菌战试验的项目类似。日军的试验结果，对美国来说是十分重要的资料，美国急于把这些技术情报弄到手。特别是用活人进行试验的结果，对美国来说是不可多得的资料。因为，用动物进行试验所得到的结果，在很多情况下，是不能适用于人类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得到有关技术情报，驻日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要求免于追究石井等人的战犯责任。对于麦克阿瑟的要求，美国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协调委员会(SWNCC)研究同意了麦克阿瑟的意见，给石井等人免于追究其责任的特殊待遇。这就是国际法庭没有审理日军细菌战案件的原因所在。(完)　

责任编辑：易庆文 最后更新：2015-09-21 11:4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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