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军部重建始末
2019-06-21 09:30:05  来源：炎黄春秋  点击：  复制链接

　　1941年1月6日下午，正在按照国民党当局要求北移的新四军军部9000余人，在茂林一带遭到近10倍于己的国民党军围攻，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1月17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表命令和谈话，倒打一耙，反诬新四军为“叛军”，宣布“撤销”其番号，长期在国民党顽固派和日伪军的夹缝中坚持抗战的新四军，遭遇了成军以来的最大挫折。

　　为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中央同国民党顽固派针锋相对，重建新四军军部，宣示了中国共产党坚决抗日、宁折不弯的决心，极大地振奋了全国抗日军民的精神，打击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嚣张气焰，对继续进行全民抗战具有重要意义。绝境逢生的新四军，在皖南烈士的鲜血中涅重生，继续坚持敌后抗战。

　　皖南事变中，新四军军部遭破坏

　　1941年1月18日的《新华日报》头版头条，注定被载入史册。这一天，在国民党严格的新闻管制下，悲愤不已的周恩来为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皖南事变血案，提笔一挥而就，写下了“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一向沉稳的周恩来何以如此愤慨?这就不得不说一说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遭受的惨痛损失。

　　新四军是国共合作抗日的成果。七七事变后，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对南方各游击区的指示》，命令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留在南方各地的工农红军和游击队接受国民政府的改编，集结成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并“接受最高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

　　新四军由叶挺任军长。经由中共中央提名，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核定，任命项英为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袁国平为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为副主任。为加强对新四军的领导，中共中央成立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项英为书记，陈毅为副书记。改编结束后，新四军向皖南、皖中集结，整训后开赴华中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

　　随着八路军、新四军等共产党敌后抗日武装不断发展壮大，国民党顽固派逐渐暴露出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面目，不断对我敌后抗日根据地实施挑衅和进攻。特别是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随着日军进攻压力减缓，国民党加大了反共限共力度。

　　1940年7月25日，顾祝同部署“制裁”新四军计划，并电告蒋介石。10月19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长何应钦、白崇禧致电朱德和彭德怀，发出最后通牒，限期一个月，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开赴黄河以北。同时，何、白二人密令汤恩伯、李品仙以及顾祝同准备向新四军进攻。对于何应钦叫新四军“转移”到黄河以北的命令，德国记者汉斯·希伯一针见血地指出其“是非常荒谬的”，他认为，“如果按照这个命令办，那就意味着在华中日本战线后面的所有抗日根据地的毁灭”，“放弃了日本交通线内和日本后方的抗日根据地，将会违反整个国家的利益，帮助日本人和汪精卫巩固他们的统治”。

　　12月10日，蒋介石密电顾祝同，“对江南匪部，应按照前定计划，妥为部署”，届时“应立即将其解决，勿再宽容”。为加强“围剿”行动的组织指挥，蒋介石、顾祝同专门将反共积极、指挥能力较强的上官云相由江西临川选调到皖南，担任皖南总指挥。同时抽调大批部队，增加“围剿”兵力。首先对新四军皖南部队构成东、西、南三面包围，尔后向北推进，将我军压缩至长江边上，利用日军封锁长江和李品仙部在长江以北守株待兔，意欲将新四军消灭在长江以南。

　　在皖南事变中遭遇突袭的，是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皖南部队9000余人。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和所属皖南部队为顾全团结抗战大局，在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率领下，从皖南泾县云岭及其附近地区出发，准备绕道茂林、三溪、宁国、郎溪，到江苏省溧阳待机渡江北移。北移部队编为3个纵队，第一纵队为左路纵队，由老1团、新1团组成，傅秋涛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二纵队为中路纵队，由老3团、新3团组成，周桂生任司令员，黄火星任政治委员;第三纵队为右路纵队，由第5团、特务团组成，张正坤任司令员，胡荣任政治委员。军直机关随第二纵队行动。

　　因遇大雨，北移部队于5日下午方到达指定位置，6日下午继续向星潭方向前进，即与国民党顽固派搜索部队相遇，发生交火。1月6日，蒋介石得知新四军开始北移，下令第3、第5战区“采取行动”。第3战区于6日下午命令第32集团军“迅速部署所部开始进剿”， “彻底加以肃清”。7日拂晓，当皖南部队各路纵队分别通过各指定山岭时，即遭到国民党军主力部队的攻击。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围攻，新四军被迫奋起还击，并继续向预定位置前进，但遭到国民党军的拦阻。

　　7日下午，新四军军部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下一步行动。军长叶挺坚决主张不惜牺牲打下星潭，向苏南转移。在形势十分危急的情况下，新四军领导层的会议一直从下午3时开到夜间10时，长达7个小时，失去了突围的最后时机。这就是皖南事变中令人惊诧的“七小时紧急会议”。最终，叶挺的意见被否决，部队按照项英的意见折回，经高岭转向太平。

　　这一改变打乱了原定的行动计划。面对国民党军优势兵力预有准备的伏击，新四军多次寻求突围未果。10日，各部队先后退至石井坑浴血苦战。叶挺一面致电中共中央表示：“上下一致，决打到最后一人一枪，我等不足惜。”一面致电蒋介石：“职奉命北移，到茂林即遭友军四面包围，弹尽粮绝。如委座认为新四军仍系抗战部队，而职等仍系抗战军人，则恳立即命令友军解围。”

　　12日，毛泽东要周恩来“向国民党提出严重交涉，即日撤围”。周恩来在13日向国民党提出抗议，但为时已晚。中共中央电告叶挺：“中央决定，一切军事、政治行动由叶军长、饶漱石(东南局副书记)二人总负责，一切行动决定由叶军长下。”叶挺组织部队分批突围，以保存实力。14日，在饶漱石的建议下，为营救被困在山上的部队，叶挺下山与敌谈判，结果被扣入狱。饶漱石见叶挺迟迟不归，感觉凶多吉少，便组织部队分头突围，历经险阻，终于在17日下山，脱离危险。

　　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受伤后，为了不拖累战友而自杀。3月12日，项英一行经近两个月的转移和隐蔽，到了赤坑山上的蜜蜂洞。项英和周子昆身上带着大量作为新四军军费的金条，却引来了杀身之祸。13日凌晨，副官刘厚总见财起意，枪杀了项英和周子昆，取走了他们的武器和随身携带的黄金、银元和金表。刘厚总隐姓埋名，“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1952年被人认出，随即被逮捕枪决。

　　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是国民党顽固派蓄谋已久的阴谋行动。9000余人的皖南新四军部队，最后突围出去的只有两千人，新四军军部遭受重创。

　　重建新四军军部：用行动宣誓抗日决心

　　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当局控制舆论，企图混淆视听，掩盖真相，将事变的责任推给新四军。1月17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污蔑新四军为“叛军”，宣布“撤销”其番号，进一步将反共高潮推向顶点。

　　皖南事变和国民党当局的倒行逆施引起世界舆论哗然。美国《远东新闻简报》评论说，“1月17日重庆颁布解散新四军的命令……据公布之解散理由，则为新四军不服从命令与攻击中央军队。但据最近各方面发表之消息……则此次事变内容决不只是所谓军纪问题，而是告诉我们国共两党的摩擦，现在已达到了危险点……新四军的部队，已有十分之九渡过长江，留在长江南岸的不及一万人，其中大半为非战斗员。这些部队，在他们正在北调的行程中，却被中央军突然围攻大肆屠杀……”。菲律宾9个华侨团体联名致电蒋介石：“解散新四军，影响团结甚大。失地未复，祸起萧墙，自损国力，复令敌寇坐收渔利，实深悲痛。恳请钧座俯顺下情，恢复新四军，释放叶军长，以利团结抗战，不胜企盼之至。”印度尼西亚《民报》刊发评论《勿为亲者痛仇者快》，菲律宾《建国报》发表社论《枪口一致向外》……

　　1941年1月20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军委发言人名义发表谈话，揭露国民党当局的反共阴谋，抗议其武装袭击新四军的暴行，要求国民党当局以大局为重，取消1月17日的反动命令，惩办祸首，释放叶挺，废止国民党一政专政，实行民主政治。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军民也纷纷集会，强烈声讨国民党顽固派的罪恶行径。八路军、新四军做好了随时反击国民党顽固派武装进攻的准备。同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

　　1月23日，新四军将领向全国发布就职通电。25日下午，新四军在苏北重镇盐城隆重集会，庆祝重建军部。新四军新军部正式成立。新军部以华中总指挥部为基础组成，华中总指挥部的后方政治部改为军政治部。

　　当天，会场布置得庄重而简朴，主席台上临时摆放了几条木桌，上面铺了块台布。会上，首先宣读了中共中央军委关于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接着又宣读了新四军领导人的命令和通电。陈毅发表就职演说。他说：“皖南事变我们损失了老军部，现在新军部又建立了，皖南事变我们有几千个指战员牺牲，但我们今天还有9万人的强大力量。”“有了民众及抗战军队一致团结的力量”，我们“一定有把握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重庆当局发出一个反革命命令，撤销新四军，我们置之不理。因为，我们拥护共产党恢复新四军的命令，我们拿革命的命令来反对反革命的命令，拿抗战的命令打倒破坏抗战的命令!只要我们坚持抗战，坚持斗争，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接着，刘少奇讲述了皖南事变的经过，号召全军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团结，坚持抗战，提高警惕，随时准备粉碎敌、伪、顽的进攻。

　　重建新四军军部的行动极大地振奋了全军官兵。担任重建后的新四军政治部秘书长的邓逸凡回忆说：“对于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盛会，同志们感慨万千，一直谈论到深夜。它标志着新四军将会有一个伟大的发展，有一个胜利的将来。”

　　2月26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将活动于陇海路以南的八路军部队也列入新四军的建制，全军扩编为7个师并1个独立旅。第1师由原苏北指挥部所属部队整编而成，师长粟裕，政委刘炎，政治部主任钟期光。下辖1、2、3三个旅，活动于苏中地区。第2师由原江北指挥部所属部队整编而成，师长张云逸兼任，政委郑位三，副师长罗炳辉，参谋长周骏鸣，政治部主任郭述申，下辖4、5、6三个旅，活动于淮南地区。第3师由八路军第5纵队整编，师长兼政委黄克诚，参谋长彭雄，政治部主任吴法宪，下辖7、8、9三个旅，活动于苏北地区。第4师由八路军第4纵队整编，师长兼政委彭雪枫，参谋长张震，政治部主任肖望东，下辖10、11、12三个旅。另辖肖县独立旅，活动于淮北地区。第5师由原豫鄂挺进纵队整编，师长兼政委李先念，参谋长刘少卿，政治部主任任质斌，下辖13、14、15三个旅。第6师由江南所属部队整编，师长兼政委谭震林，参谋长罗忠毅，下辖16、18两个旅，以及东路、西路保安司令部，活动于苏南地区。第7师由无为游击队、第3支队挺进团和皖南事变突围出来的部队整编，师长张鼎丞，政委曾希圣，参谋长李志高，政治部主任何伟，下辖19旅和挺进团，活动于皖中、皖南地区。独立旅由八路军第115师教导第5旅组成，旅长梁兴初，政委罗华生。

　　重建军部后的新四军焕发出新的活力，成为华中抗日的重要力量，打破了国民党顽固派试图消灭新四军的图谋。正如刘少奇对汉斯·希伯所说：“我们的军队已被全国大多数人承认了，这是一个事实。既然人民承认新四军，政府的不承认可能只是暂时的了。这个危机必须而且必将被克服，亲日派的阴谋必将被挫败。只有这样，抗日统一战线才会有一个光明的前途。”

　　重建后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在正规化建设和对敌斗争中不断壮大

　　中共中央根据皖南事变后的形势，对新军部成立后新四军的军事行动方针作了数次指示，指出：目前中日民族矛盾仍是主要矛盾，国共合作尚不会全面破裂，华中敌后将是长期的三角斗争。新四军的战略部署要适应这一根本情况，作长期斗争的打算。1941年5月20日，根据中共中央决定，中原局与东南局合并，改称中共中央华中局，同时成立新四军军分会，刘少奇为华中局书记兼军分会书记，华中局委员为饶漱石、陈毅、曾山，新四军军分会委员为陈毅、饶漱石、赖传珠、邓子恢。

　　重建军部，对新四军而言不啻为一次新生。皖南事变前，一部分新四军指战员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认识存在误区，对于服从共产党的领导还是服从国民政府的领导有疑惑。皖南事变血的教训让广大指战员对于国民党顽固派的本来面目有了更清醒的认识。

　　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坚持独立自主，既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又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和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刘少奇在新四军期间，采取撰文等方式批驳“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口号，认为如果我们所要的“一切”均事先要取得国民党的同意，它不许我们办就不能办，那我们不是成了国民党的工具了吗?广大干部战士认清了皖南事变的惨重打击是因为放弃独立自主、以退让服从求合作而造成的恶果，进而认识到统一战线理论的正确性。

　　新四军皖南部队的严重损失，主要是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政策造成的。从共产党内来说，则与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新四军主要领导人项英的错误有关。应当肯定，项英在领导新四军的工作中有着不可抹煞的功绩。他和叶挺、陈毅等人一起，在短时期内把极为分散的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进行集中整编，组织部队奔赴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积极进行部队建设，使新四军不断发展，并领导了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工作。但他对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认识不足，在敌占区未能放手发动群众，对中共中央“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的正确方针理解不够，贯彻措施不力。他存在着以皖南为中心，待日军向浙赣路进攻时向南发展，恢复原南方根据地的不切实际的思想。1940年10月以后，当国民党顽固派进攻新四军的迹象已经十分明显的时候，项英对皖南部队的北移，迟疑犹豫，结果丧失迅速东进或北移的有利时机。在部队北移受阻后，又指挥失当，因而未能粉碎国民党的围歼，致使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遭受严重损失。

　　皖南事变后，毛泽东指出：“应把此次反共高潮看作我们奠定华中基础的机会，如同上次反共高潮奠定了华北基础那样。”重建后的新四军军部，重新理顺了指挥关系，正确地坚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过去新四军的军长、副军长是蒋介石任命的，现在蒋介石撤销了新四军番号，中共中央重新任命了新四军的军事班子，完全脱离了蒋介石的控制，铁的新四军真正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陈毅等领导同志总结了皖南事变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把新四军建设成强大的正规化的党军”的口号。

　　皖南事变前，由于国民党当局的限制，新四军没有政治委员这一职务。皖南事变后，新四军职务完全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来决定和任命，军、师、团三级都设立了政治委员。新军部成立后，新四军加强了各级政治机关的建设，建立健全了各项政治工作制度。党员和党支部在连队公开，积极发展新党员，主力部队党员数通常占全体人数的40%以上。为了对党员干部进行培养教育，1941年春还创办了华中党校。

　　重建军部后，新四军力量更加壮大，将健全司令部工作作为军事建设的重点，要求各级军政首长切实注意发挥司令部机关和参谋人员的作用，减少团以上副职，同时加强对参谋人员的培养和教育。陈毅亲自拟定了加强参谋工作的14条规定，作为健全参谋工作制度的依据。军部创办了《军事建设》杂志，以推动部队军事理论的研究，总结华中敌后抗战经验。建军工作中，陈毅还提出“主力地方化，地方武装主力化”这一在抗战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特殊的建军、扩军办法。

　　重建军部后，新四军人员分配上减少机关、后方人员，充实战斗连队。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当局完全断绝了新四军的供给，新四军不得不自力更生。全军充实了供给部门力量，吸收有专长的新成分参加供给工作。全军制定了预算决算制度，加强了供给部门的政治工作和财经纪律教育，防止贪污、浪费等现象发生。1941年6月召开的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华中分会(简称华中军分会)会议上，陈毅作了《关于建军问题》的报告。报告的第七部分讲的是供给部、卫生部及其他部门的工作：“供给部门的工作是很重要，而且是不能缺少的一部分工作，但是这个工作基础更差，更须切实注意改变。……我们现在吃公粮一个钱不拿，是老百姓供我们吃。在其他方面，本来我们作预算每人每月10块钱，用的结果是每人每月20块钱不够，每个师都是这样。要是我们全军预算起来，那数目也很惊人了，要是没有税收和公粮，那这个队伍就没有办法养了。”

　　在新四军军部的正确指挥下，新四军各部队在1941年至1943年间，粉碎了日伪军近百次大规模“扫荡”，歼敌8万余人，自身不断发展壮大。特别是1941年秋季苏北反“扫荡”，日伪抽调大量兵力，以飞机作掩护，企图一举消灭新四军军部。陈毅一面把机关人员、伤病员等隐蔽起来，一面以小股部队和敌人周旋，避实就虚，来回转移，使敌人处处扑空，顾此失彼，疲于奔命，成功化解了危机。在艰苦的抗战相持阶段，新四军由新军部成立时的9万余人，发展到主力部队21万人，地方武装9.7万多人，民兵自卫队96万人，从而为抗日战争的战略反攻和后来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打不垮的新四军，也让世界瞩目。1941年5月30日，汉斯·希伯在新四军军部召开的纪念五卅惨案16周年大会上说：“自从重庆政府下令解散新四军以后，它向各方面宣传新四军已经不存在。倘使它的这一说法是真的话，大江南北的日本‘皇军’是该多么痛快啊。但是世界进步的人类以及中国的朋友们，都希望国民党的宣传白宣传，不成为事实。在我此次到了贵军以后，亲眼看到了这些，我回去不但要向全世界报道新四军仍然存在，而且还更强大地生长了起来。”

责任编辑：徐为 最后更新：2019-06-21 09:3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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