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记者访问团眼中的抗日根据地
2015-04-30 10:15:20  来源：网络  点击：  复制链接

　　作者：魏宏运，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史研究。

　　摘要：1944年重庆中外记者访问团冲破重重封锁，进入延安及敌后根据地，了解到边区进行的彻底的社会和政治改革，认为边区的事业，是一种几乎令人难以相信的革命奇迹，誓言要将真理告诉全世界。

　　关键词：中外记者访问团；延安；民主建设

　　一、中外记者西北访问团组成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及敌后共建立了19块根据地，同日本侵略者进行殊死的斗争，其间遭遇了双重的封锁和压迫，一是重庆的国民政府蒋介石集团，一是日本侵略者。

　　根据地社会究竟是什么状态，海内外人士总想探知真情，重庆中外记者一再要求前去访问，均遭国民党政府拒绝，直到1944年5月，报人交了请愿书，始解除禁令。

　　中外记者西北访问团组成，领导者为谢保樵，副领导为邓友德，团员包括外国记者6人：斯坦因（美联社、曼彻斯特导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爱卜斯坦（美国时代杂志、纽约时报、同盟劳工新闻）、福尔曼（合众社、伦敦泰晤士报）、武道（路透社、多兰多明星周刊、巴的摩尔太阳报）、南汗神甫（美国天主教信号杂志、中国通讯）、普金科（塔斯社）；中国记者9人：孔昭恺（大公报）、张文伯（中央日报）、谢爽秋（扫荡报）、周本渊（国民公报）、赵炳烺（时事新报）、赵超构（新民报）、金东平（商务日报）、徐兆翔（中央社）、杨嘉勇（中央社）。此外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还派魏景蒙、陶启湘、张湖生、杨西崑四位参加以便监视。

　　二、奔赴中国西北角

　　记者团赴延安的路线，不是直接由重庆经西安到延安，而是由西安到潼关、韩城等地过黄河，经山西阎锡山统治之地，再过黄河进入延安，这样的安排，显然是怕暴露封锁线的实况。就是这样，沿途还是设立重重障碍和制造种种假象。西安西门附近的西北青年劳动营，名义上叫战干团，实际上是集中营，关押的“思想上有问题的青年”，多是要去延安而被抓捕的。著名的史学家范文澜在河南前线被捕也关押在此。记者要参观“劳动营”，西安当局以毕业开赴前线杀敌为名，将劳动营1000多名青年，一部押送至华阴游干班拘禁，另将300人押至终南山麓东峪口秘密监禁。5月19日下午记者访问团参观见到的500人，一部分是特工人员，另一部分是临时从干训团调来的伪充，并都经过事先威胁训练试演过。记者所见到的周兴郎便是特工人员，所谓对中共的控诉完全是事先捏造的。在耀县药王山中集中营也采取同样方法，避免记者参观，将300多个无辜青年用火车密封装运，连夜开往西安某地，因气闷窒息而死者有20余人，想逃跑被击毙的有30余人。在记者团参观时，还布置两堂课，一位青年教官在讲唐代的文化，另一个教室，在讨论尼采的超人哲学与法西斯主义的关系。但这种伪装并没有逃脱外籍记者的眼晴。史沫特莱讲：“在西北行程之中，福尔曼记述了眼前的事物，而没有致力于政治上的分析。在西安和其他中心地区里，记者们得到超乎节约的款待———和在各地给驾驶脚踏车的特种人员的追踪。在西安附近的集中营里，几个受了训练的囚徒说他们是共产党区逃出来的‘难民’，而请求西安当局给他们关起来和改造他们的思想。福尔曼发表了一种有趣的文件，这是秘密地传到他手里的，企图掩盖来哄过外国人的伎俩他都知道了。”真是欲盖弥彰。西北王胡宗南和中统特务头子戴笠编造的闹剧，露出了马脚，所获得的是记者的嘲笑。

　　三、延安印象

　　记者访问团抵达陕甘宁边区后，先在南泥湾等地参观屯垦部队生产练兵，历时四天，于1944年6月11日中午12时抵达延安。下午5时，十八集团军叶剑英参谋长、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部杨秘书长、边区政府民政厅刘厅长等，设宴洗尘。12日下午5时，毛泽东接见记者团，由周恩来介绍，与大家一一握手。毛泽东讲了三个多小时，并回答了记者提出的问题。

　　毛泽东讲话的大意是：各位到延安时，正遇着欧洲开辟第二战场，我们表示极大的庆祝。战场的开辟，其影响不仅在欧洲，而且将及于太平洋与中国。现在国共谈判仍在进行。中国缺乏民主，中国人民非常需要民主，因为只有民主，抗战才有力量。记者斯坦因、夏南汗神甫、爱卜斯坦、谢爽秋、赵炳烺提出了几个问题，毛泽东将其归纳为三个问题，作了答复：一、关于国共谈判，谈判已进行很久，希望能有所进步；二、关于第二战场的开辟，这是同盟国从防御到进攻的一个大转变，其影响是很广泛的，直接影响欧洲，将来亦会影响到太平洋与中国；三，为了打倒共同的敌人，以及为了建立一个很好的和平的国内关系，我们所希望于国民政府、国民党及一切党派的就是从各个方面实行民主，自由民主的统一，才能打倒法西斯，才能建设新中国与新世界。我们赞成《大西洋宪章》及莫斯科、开罗、德黑兰会议的决定，你们可以看到我们共产党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而做的一切工作，都贯彻着一个民主统一或民主集中制的精神。会见继续了三个多小时。晚餐后在大礼堂看戏，演的是《古城会》、《打渔杀家》、《鸿鸾禧》、《草船借箭》，由平剧研究院演出，夜11时始散场。

　　记者团在南泥湾时就赴延安参加了朱德主持的招待会，地点在王家坪副长官部官邸，参加的人很多，延安各界名流均与会，如博古、贺龙、林彪、李鼎铭等。晚餐采用中菜西吃办法，四人一桌。晚餐会后，举行音乐晚会，由鲁迅艺术学院及西北战地服务团演出，大小节目30个，包括现代的战歌、陕北的民歌民调以及《黄河大合唱》。

　　6月14日，延安举行庆祝第三届联合国日，动员保卫西北军民大会，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吴玉章、高岗等均出席。朱德在大会上演讲，称赞第二战场的开辟和各路盟军的伟大胜利，是联合国人民坚持团结、民主，长期奋斗牺牲的结果，是反法西斯战争在全世界胜利的新阶段。

　　他代表八路军、新四军向伟大的联合国诸领袖及其英勇奋斗的人民，特别是苏联红军及开辟第二战场的英美英勇的将士们致以战友的敬礼，其中具体地讲道：“向为赞助我军而在战争中牺牲的白求恩大夫、柯棣华大夫及希伯先生等的亲友最深切的慰问！向印度援华医疗队、英国的林迈可班威廉、美国马海德、苏联阿洛夫两大夫致谢！向积极帮助我军工作成绩卓著的日本人民领袖冈野进同志及他领导下的日本人民解放联盟的日本朋友致谢！向参加我军英勇作战的朝鲜义勇军及华北朝鲜独立同盟的朋友们致谢！向中国各抗日团体，特别是孙夫人及保卫中国大同盟诸先生致谢！向陈嘉庚先生及爱国华侨致谢！”这种无私的援助和奉献，大大增强了根据地的力量，实行民主和打倒法西斯的共同信念，使他们把自己的希望和命运与根据地联系在一起。

　　记者们也被邀请参加这次约4万人聚集的大会，他们极为感动。几位记者登台演讲，英国记者斯坦因说：“此行的目的在于研究这一地区的全部真相，把中国共产党的作战努力的实况告诉英国人民，以期对中国国内团结和民主有所贡献。”美记者福尔曼说：“他的任务在于寻求出事情的真相，以便向美国人民忠实报道。作为一个中国在反侵略战争中的朋友，我希望能促进中国的政治和军事上的团结，以便更有力地对付我们的共同敌人———日本。现在敌人正敲着长沙的大门，当着盟军还不可能从欧洲战争中腾出手来时，日本即想趁火打劫，现在摆在同盟国和中国人民面前的任务，必须是立刻团结起来。”塔斯社记者普金科讲：“在这次战争中，一切爱好自由的民族都在根绝世界法西斯的共同目标上联合起来了。因为法西斯主义侵害了全世界各民族的自由、独立和光荣。”在中国的日本共产党领袖冈野进指出：“希特勒即将覆亡，日本军阀末日也快到了……在华北集中日本人民解放联盟的斗士们，正和八路军新四军并肩战斗着，这就是联合国的一支生力军。”

　　记者团于6月26日参加了由吴玉章主持的延安文艺界座谈会。地点在边区银行大楼，边区著名的作家均与会，相互交谈对文艺的看法。随后记者参观学校、工厂、医院、养老院、儿童保育院等单位，如7月1日参观延安大学，武道认为：“延安大学不是一个真正的大学，因为它里面有些学生从来没有受过正式的学校教育，而有的却只读完小学，可是另一方面延大却培养了为战争而工作的青年男女，比如帮助教育，唤起民众，在敌人后方工作，以及用通俗的歌曲、戏剧、连环图法之类，宣传用全心全力反攻。”这样的评论是很客观的，有赞扬，有批评。

　　在参观兵工厂、难民纺织厂、皮革厂、振兴纸厂四个公营工厂后，赵超构称：“我们就觉得有一个共同的特色，是组织的严密与管理的精细。我觉得一所工厂事实上就等于一所共产党政治干部的养成所，一个干部能学习到了控制工厂的方法，他必须可以应付各方面的群众。”

　　参观医院后，《纽约时报》报道，公共卫生行政由傅连璋主持，“医院里的医生包括美国、法国、瑞士、日本、苏联和中国许多大学的毕业生。他们之中大多数人在战争爆发以后才来到边区，并不因为他们是共产党人，而是因为他们是爱国者，因为八路军适合他们的理想。他们多数人是看到了埃特加·斯诺所著《西行漫记》的英文版之后，这才知道共产党的事情的”。“医务人员之中有一些外国人，有一个美国人，现名马海德，是卡洛林那州北部的人。有一个苏联医生，名字是安特留·奥洛夫，得到国民党的允许来到延安，已经将近三年了。有一个反纳粹的德国人汉斯·穆莱博士，还有一个是朝鲜老革命家”。这么多外国人奔向延安工作，可见理想、信仰的力量。延安有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以及它的第一部、第二部，与中共中央卫生处门诊部、留守兵团的中国医科大学。赵超构颇有感触地讲：“我们知道这些医护人员，很少是共产党员，他们多半是后方过去的，在那边受着客人的待遇，这些医生的服务道德，和共产党争取群众的方针很是合拍，处处为病人设想，这一种工作道德，我可以信任得过。”“一位医生，在涨着大水的时候，冒险渡河，为人看病，也是我们亲眼见到的。”“在乡村。则推行一种卫生合作社，中西医并存，各工厂也都有一个小诊所。这都可以看作公医制度的开始”。

　　武道在中国西北地区勾留五个月后，回到重庆，特别给《大美晚报》写了一篇文章《我从陕北归来》，其中讲道：“最动人的事情，就是人民大众生活的进步，人口相当稀疏的陕西东北和山西西北部的人民，已经不再简单地靠小米和黑豆混日子。同时，也再没有衣着不足的苦痛了。”每一个人———士兵、党的负责人、学生、工厂工人、都参加生产运动。在他们正规的职务之外，他们同时种谷物和蔬菜，做木工，纺纱、捻毛线、织毛衣毛袜、酿蜜糖或者制造酱油。

　　南泥湾的开垦吸引了记者，“旅长王震，穿着比他部下许多的兵来得破旧的制服和草鞋，和我们一起在边区骑马走了一百多英里，说明了生产运动和军事训练的情形”。

　　斯坦因在《远东民主的种子》一文中讲：“在封锁线后发现这样一个热烈的新社会，简直使我目瞪口呆。在重庆，五年以来，对共产党，除恶意的毁谤而外毫无所闻的我，对着在延安我所发现的事物，我吃惊地擦拭着我的眼睛”，“延安的领袖们，都是强干而有才能的人们，为崇高的理想鼓舞着。他们似乎得到了共产党所管辖区域所有社会各基层的合作，在那个区域已经在敌后建立了13个抗日军事根据地（注：应是19个）”。

　　四、世界据点延安

　　在历史发展中的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创建的根据地特别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尽管重庆竭力封锁，就在访问团进入延安的前夕，《纽约时报》和加利福尼亚的《俄克兰论坛报》于4月14日和5月24日特别发表社论，赞扬根据地的光辉业绩。《纽约时报》说：“在动荡的时代，供应极其缺乏，历史上极伟大的戏剧之一，是中国的西北边区。它的演员们，是五千二百万中国人民。”称赞八路军、新四军“对抗在华日军的半数”，“这些军队用打垮了的敌人的武器装备自己”。谈到敌后根据地在政治的进步时说：“游击根据地的人民是一家人，人民的军队，侵略者是打不败的”，抗日根据地不仅积极地打击敌人，而且“男女英雄们，民政领袖们，维持着秩序，防止着灾荒”。谈到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在边区，有制造区的中心和改造农业的设施”，“有医院、疗养院和托儿所，生产发达，农业有很好的组织和领导，甚至在荒旱的年份，也没有一个人在挨饿。工业也建立起来了，合作社生产大部分的衣服、鞋子、毯子、面粉和盐，由于有临时筑成的运输线，日用必需品分配很快当”。称赞八路军新四军，“为了我们所有的人，阻碍着法西斯的巨轮”，但是由于日军的阵线和国内的政治原因，他们和外界隔绝了。《俄可兰论坛报》说：“在中国地图上，中国人民的抗战光芒到处刺穿日军的占领区，日军必须对付中国人民的民兵和十八集团军的攻击。”又说：“在沦陷区中，人民活动的机构扩大着，都有自己的武装抗敌的组织，这种当地的自卫队，完全是人民的军队，通过乡村的行政机关来活动。”这是对根据地全景式的刻画和报道，论述了那个时代根据地的生活和它的历史价值。社论写下了惊人的真实情况，其中将蒋介石集团放在被批判的位置，

　　在谈到对根据地态度时，将蒋与日本侵略者相提并论，这可说是咎由自取吧。

　　记者团的访问，将世界目光引向延安。中外人士无不兴奋。澳大利亚人罗生特尔外科大夫，服务于八路军新四军多年，致电记者团员爱卜斯坦，称“这两支军队（指八路军、新四军）对于抵抗日寇侵袭的英勇战绩，和为了民主主义而奋斗的功勋，是万人称赞的。我今之非常荣幸的听说许多国际上的朋友组织中外记者团到了延安，我希望你把对于这个新中国重要的政治中心的一切印象，真实地报到世界各地去”。这是出于激情所写的一封信，他认为敌后军民进行英勇的斗争，是人类进行的最美好的抗争。国际友人林迈克由敌后根据地来到延安，《晋察冀日报》记者于5月23日采访时，他讲：“愈往这边来，愈觉得根据地的巩固安全。人民的生活也愈好，特别是陕甘宁边区，在抗战七年后的中国，完全是一个新的景象。”

　　重庆国民党政府竭尽全力控制记者团的言行，《纽约时报》记者爱金山关于延安动态的两篇重要报道及其他美国记者关于延安的各篇电讯全文均被扣押，但旧金山广播电台还是以15分钟时间，报道了美国各主要报纸如《纽约时报》、《纽约论坛报》、《基督教警世报》上所发表的外国通讯摘要，广播了记者团到了延安后的感受。他们发现“延安有着对日本的憎恨，有着保卫自己的成就，使不受一切干涉的决心。他们看到陕北这块不毛之地，现在已经变成积极耕作、大规模畜牧和手工业发达的区域了，边区已经为八路军的部队创造了足够的食粮和衣服，而八路军是记者在中国其他任何地方所没有看见过的衣食最丰富的军队。他们看到这里的日本俘虏并不关在集中营里，共产党人使他们相信帮助八路军就是帮助解放日本，使日本从军阀和战争的重担下解脱”。

　　五、敌后根据地的民主建设

　　敌后根据地的进步，是激动人心的，“凡世纪以来的封建传统，在短短五六年中，大部分扫除了。许多人还未能充分的认识他们在民主政府下的权利和义务，但是他们都在迅速进步着”。燕京大学物理系主任班威廉，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即离平赴晋察冀边区，在著文中，他以简短的文笔，勾画出了根据地社会的面貌：“在这短短的几年当中，边区进行了彻底的社会和政治的改革，从旧的封建制度到最近代的民主，从妇女奴役到两性平权，从文盲到普及教育，而更难能可贵的，这一切都是在敌后，在敌人经常破坏的威胁下胜利地完成的。”中共的政策是边打边建，民主建设从未停止。

　　中共的各项政策，都受到过根据地的外国人士的称赞，诸如民选各级政府，实行双减和统一累进税，调整阶级关系，发展农业，鼓励私人企业，尽一切力量提供生产，认为生活水平的改进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因此形成了丰衣足食的局面。

　　民选抗日政权是根据地的首要任务。记者团对民选颇感兴趣。他们了解到陕甘宁边区的各种机构，都是由人民选举的。在晋西北，因为战争形势的缘故，只是村和有些区的人员是选举的。在晋察冀边区一年一度的村选在春节期间进行。周而复在《晋察冀行》一书中，特别记录了曲阳三区郎家庄村的选举情况：该村是一个500多户的村庄，选民有1125位，村选会场布置在村边的一个广场上。村干部把一张开会的日程贴出来，张区长帮助村长总结工作，计算账目，检查准备工作。

　　选举那天，儿童团、妇女自卫队、青抗先、老头队等排着队伍进入广场。老村长报告一年的工作，选民审查报告，提出批评，张区长检查选票，然后村农会、妇救会、青抗先都提出自己的候选人。候选人相继发表竞选讲稿，如一青年农会会员说：“你们大家要选俺当村长，俺一定要为大家谋利益，根据乡亲们的主张，把每一项工作办好，希望你们热心帮助，我一定领导大家抗日保卫家乡，把咱们的光景过得更好。”妇女候选人说：“要和别人竞选，她要把村里的工作做得比别人更好。”竞选讲说完后，就开始不记名投票。讲演都很朴实，选举公正无私。民主制度和抗战是不可分离的，像这样以人民为主的政治生活，激发了人民的抗战意识、爱国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根据地就是这样进行选举，没有贿赂和裙带关系，竞选者凭其一心为公和工作能力为群众所选择。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在《福尔曼的边区报告》一文中讲：“福尔曼亲眼看到老百姓的选举，这种选举在解放区中形成了特征，过了18岁的男子，都有选举权，他们选举他们自己的行政机关人员，而共产党的人数，被规定不得超过三分之一的。”真是民意可贵，民气可畏，在乌云遮住了阳光的阴暗地带，民族敌人的暴力也阻止不了人民的前进。

　　六、抗战和读书

　　记者团进入根据地后，得出一个结论：走进一个新大陆，那里每个人都致力于抗战、读书或劳作，或者三种兼做。

　　为什么要读书？一个农民回答说：“知识是今日世界上顶要紧的一种力量。有了它人民就可以使他们的国家伟大强盛，使敌人只有冒大险才敢进攻他们。更要紧的是，知识打开了新的生活道路。我用功念书，是因为我学会帮中国变成一片强盛、自由而幸福的国土。”把读书和国家命运联结起来，可见根据地人民政治觉悟达到什么程度。

　　根据地人民求知欲是非常强烈的，以冬学和小学形式为主，扫除文盲，提高政治文化水平，即使在1942－1943年战事最频繁时期，文化教育也没有停顿，而且还在发展，如1944年是太行山根据地冬学运动最兴盛的一年。各地冬学都结合当地实际，编写通俗易懂的教材。如《战时读本》、《民权读本》等。在冬学运动中，除集中学习外，还根据各行各业的特点，组织了地头小组、民兵小组、担架小组、炕头小组、运输小组、纺织小组、变工小组等。

　　根据地全民都在学习，一贯不准迈出家门参与社交活动的妇女，也参加到冬学中。而且都成了戏骁勇和坚强的战士。“这里的妇女都参加作战，投掷手榴弹”，这是1937年在平型关附近缴获的一个敌兵日记的记载。

　　根据地全民是带着使命感在学习，这是国统区见不到的，所以引起记者团特别的兴趣。

　　七、誓将真理告诉全世界

　　记者追求和保持的是真实，他们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要把真相告诉全世界。爱卜斯坦讲的好：“我们在陕甘宁边区、晋绥边区八分区花了几个月，知道了许多事实，把这些事情告诉全世界的人，对全世界人民是有利益的。我们要尽量忠实地将这些事实告诉全世界人士知道，看到了你们的军队人民怎样在工作、战斗，怎样牺牲生命，我们也要尽我们的责任，将我们知道的告诉全世界人民。”这是亲临者打破了重重封锁发出的声音，他们认为边区的事业是神圣的、伟大的。日本侵略者是人类共同的敌人，日本必败，中国必胜。边区将要在上下古今的历史中形成一种几乎令人难以相信的革命的奇迹。他们认为将来新中国的建设已经由今天中国的青年人在敌人的后方奠下了基础。他们这样对真理的热爱和敏锐的洞察力，给那个时代留下了丰富的遗产。

　　余论

　　记者访问团经过四个多月对根据地的考察，获得了各种民主建设、抗战成绩等资料。外国记者爱金山及斯坦因于同年10月5日离开延安，爱卜斯坦、福尔曼、武道、普金科于23日离延。后来，美国《时代》及《生活》杂志记者怀特又于12日抵延安采访。记者团，特别是外籍记者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将根据地的抗日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联结在一起，将根据地的文明和真理，告诉全世界，使我们对我国的全民抗战，有了全面的认识。近年有人讲，中国共产党只打了两次战争，一次是平型关大战，一次是百团大战。这显然是错误的，实际状况是，在敌后，日军占领城市，八路军、新四军占领乡村，无时不在战斗。又有人讲，要全面肯定蒋介石的抗战功绩，但从访问团揭发的事实看，不能这样简单地论断。当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澎湃发展，各路盟军捷报频传，敌后战场迭获胜利之时，唯独正面战场丢师失地。1944年5月河南、湘北战事失利了，日军又直扑衡阳，失败主义笼罩了国统区，中外痛心疾首，而重庆仍一意孤行，以50万精锐大军包围陕甘宁边区，不去打日本。英美给八路军、新四军的药物用品，未运往延安就充公了。访问团关于延安的两篇报道也被扣押。外国舆论对重庆已失去信心，甚至提出武器援助中国，只能给抗日的部队。从各种因素看，对蒋介石的一味称赞，歌功颂德，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是复杂的、曲折的，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必须充分掌握历史的真实，近年新发现的资料很多，还有多种口述史，都为研究者提供条件，研究者可以档案资料和对专门论文的精密研究为依据，客观地写出历史，应该是很有价值的。

责任编辑：石江鹏 最后更新：2015-04-30 10:17:41

特别说明：抗日战争纪念网是一个记录和研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史的公益网站。本网注明稿件来源为其他媒体与网站的文/ 图等稿件均为转载稿，本网转载，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本网转载出于非商业性的文化交流和科研之目的，如转载稿侵犯了您的版权，请告知本网及时撤除。以史实为镜鉴，揭侵略之罪恶；颂英烈之功勋，弘抗战之精神。我们要铭记抗战历史，弘扬抗战精神，坚定理想信念,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实现伟大的中国梦作出新的贡献。感谢您对抗日战争纪念网的支持。
纠错电话：0731-85531328、19118928111(微信同号)

上一篇：高士华：法西斯是人类公敌

下一篇：真相——影响李顿调查团的关键实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