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徐特立在湖南对独立自主思想的理论贡献
2014-07-24 09:36:32  来源：谭献民  点击：  复制链接

　　毛泽东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中，明确提出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是实现党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权的根本途径和根本方法，是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成为人民的胜利之关键步骤。“这个原则的说明、实践和坚持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引向胜利之途的中心一环”，党“在一切统一战线工作中，必须密切联系到独立自主原则”，坚决反对阶级投降主义和民族投降主义。这就提出了党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思想基础和战略地位。但是，究竟如何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政治、经济、军取和文化工作，根据地、国统区和敌占区的工作都各有不同的工作条件和工作重点，只能通过不同的实践经验的总结而分别给予不同的回答。当然，这种回答是共性和个性的统一。

　　1937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派徐特立以八路军高级参议驻湘代表身份回湘建立八路军驻湘通讯处，担负湖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建和展开工作，从而面临着在国统区如何坚持实践党的独立自主原则的艰巨任务。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湘鄂赣、湘赣、湘鄂西、湘鄂川黔革命报据地都遭受到国民党反革命残酷的杀戮和摧残，牺牲的共产党和革命群众数百万计，阶级仇恨和阶级意识异常强烈。全面抗战爆发后，湖南的政治形势呈现出三个特点：一是国民党省党部顽固地反共反人民。1937年8月3日，国民党省党部颁布《人民团体战时宣传信约》和《抗战宣传小册》，明文规定：救亡宣传必须遵守三项原则：1、“必须绝对服从最高领袖”和“三民主义信仰”。2、不能宣传国共合作，“以便戒绝党派对立及互争领导权之心理，使全民族之统一指挥不致被敌人乘隙分化”。3、必须戒绝阶级斗争和“民治”呼声，以便“说明国家民族之利益高于一切，以提高人民为国家民族效忠之信念，以拥护集权的军事与政治之战时组织”。后来省党部反共顽固派易君左将其概括为“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信仰”，力图通过集权政治在湖南实施国民党片面抗战的路线。二是新任省府主席张治中将不采取“联共抗日”的方式与共产党争夺对湖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1937年11月，蒋介石鉴于湖南战略地位的重要，任命亲信幕僚张治中就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提出以“廉”（减轻群众负担）、“正”（平等对待抗日党派）、“勇”（奠定复兴基础）、“勤”（抓紧战时生产）为湖南“省训”，采取“团结民众”、“联共抗日”的施政方针，确保国民党对湖南抗战的领导。三是“左”倾关门主义思潮异常顽固活跃：托派组织在长沙、湘潭等地创刊《红旗》、《斗争》等杂志，发布一系列反对国共合作、宣传阶级斗争的文章，并组织示威游行等，导致不明真相的群众怀疑中国共产党抗战的诚意和能力，还为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提供口实。

　　针对抗战初期湖南政治形势的特点，徐特立构想出在湖南坚持党的独立自主原则和全民抗战路线的思路：即通过与张治中先生的团结抗日，宣传贯彻党的全面抗战的方针路线，这是在特定条件下与国民党湖南政权机关争夺湖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权的特殊战斗。为此，从1937年12月至1938年10月，他发表一系列的演讲和文章，统一湖南党组织的思想，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督促推动张治中将率实施全民抗战的举措。徐特立的讲演和文章主要是阐述以下三个基本原则：

　　第一，党在国统区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是思想政治领导，是共产党先锋模范作用的发挥和影响。

　　徐特立指出：我们不能采取“左”倾关门主义或是以血还血、以牙还牙的手段对待国民党的反共顽固派，而要讲淸两点：其一，只有实现国共两党诚意合作，加强全民族团结，实行全民族的抗战，才能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其二，我们拥护蒋委员长为最高领袖，三民主义为最高原则，但这并不等于是当然的领导权，一个政党只有代表民族和民众的利益，并为之浴血奋斗，它才能为民众所拥护和支持。 因此，“政党在政治上的作用，第一是政治上的领导”，它包括“政治理论的建立”、“政纲的制定”、“政策的决定”和“正确领导方式的确立”，不仅要有代表民族和人民利益的政治理论、政纲和政策，而且要有密切联系人民的领导方式；“第二是组织上的领导”，政党的党员要在斗争中“成为一个最先进的模范人物，然后能在群众中建立自我的信仰，让立党的威信，然后能使群众团聚于党的周围”，因为它能够使群众认为党是民族的、国家的及自己的救星，只有这种正确的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才是真正的领导权”。民族和人民只会依据上述标准选择能够代表自己利益的政党。湖南作为十年内战时期国民党政治、军事和文化围剿的重灾区，地下党组织催残殆尽，湖南民众对于共产党的抗日诚意和能力的信服和支持，将是一个相当长期和艰难的过程。因此，我们在湖南与国民党“争领导权并不是争取政权，而是争取自己所提出的政纲政策的实现”，即争取党的全面抗战的路线及其有关的方针政策的实现，我们的一切工作都要围绕于此。

　　第二，采取又“支持帮助”又“批评斗争”的方针和“抓住主要问题”、放弃“次要问题”的原则。

　　如何在湖南实现党的思想政治的领导呢？徐特立指出：我们对于国民党湖南各级组织应当采取又“支持帮助”又“批评斗争”的工作方针，坚持“抓住主要问题”而放弃次要问题”的斗争质则。我们和张治中先生“诚意的合作”，是既“统一”又“斗争”，这种合作方式可以称之为“对立的同一性”这种“对立的同一性是含有斗争含有进攻有发展的同一性”，它“包含着革命性”。为此，我们在抗日救亡的工作中，必须“抓住抗战的中心问题，放弃一些次要的问题，尤其是一些无原则的摩擦，以免分散我们打日寇的火力。”这就是退守与进攻相结合的方法，这种“退守与进攻的同一不是绝对同一，而是以退守为进攻”，它“比以进攻为进攻更能得到大的胜利”，因而它含有革命的和发展的意义。这里已经含有团结性与斗争性关系的思想萌芽。

　　湖南党组织正是依据上述基本原则开展抗日救亡工作的。例如抗日救亡的思想发动和舆论宣传。各地党组织创办一系列报纸、壁报与期刊，仅在长沙一地就有《观察日报》、《抗战日报》、《湘流》、《前进》、《前哨》十日刊、《现阶段》半月刊、《现实》旬刊、《民族呼声》等30余种报刊，其他各地也有中共邵阳县委的《真报》、溆浦县委的《呼声报》、安化县委的《安化靑年》、南华安工委的《怒吼》周刊等30余种。它们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转载《新华日报》、《解放》周刊的社论，发行毛泽东《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书籍，动员民众参加筹措抗战物资，救护伤兵难民和参军参战，向各级政府提出加强团结抗战的政策措施。如 1938年3月17日，《抗战日报》发表《我对于动员民众的意见》的文章，提出动员民众必须采取革命的三民主义：第一，必须戒绝官僚作风，平等对待和相信起用深孚众望的民众领袖；第二必须彻底开放民主、不要叶公好龙，无论何党何派，只要其能组织民众，便应让其放手工作；第三，必须改善民众生活，澄清吏治（尤其乡镇机构），废除一切苛捐杂税，取缔一切剥削机关。又如1938年2月22 日，徐特立写出《关于武装农民的问题》，批评国民党政府“作战半年以上，还没有把广大的农民组织起来，武装起来，成为不脱离生产自卫自治的军队，反而使广大的农民受着土匪的抢劫，溃兵的骚扰，贪官污吏的勒索，劣绅的敲诈”，而政府对于“修筑道路，充当运输需要的夫役”等，又采取拉夫的方式逼得农民“一方面逃往城市”，另“一方面加入土匪队伍”，造成“田亩荒芜“地方不靖”，希望湖南省政府能够解决好这个问题。因为只要中国农民群众真正动员组织起来参军参战，就能够使抗日战争成为全民的持久的和民主的人民战争，取得抗战的彻底的最后的胜利。上述工作有力地推动了抗战初期湖南的抗日救亡运动。

　　张治中作为一位知名的爱国将领，从抗战大局出发，积极采纳徐特立和湖南爱国民主人士的计策。在某种程度上和范围内促进了全面抗战路线在湖南地区的实施。

　　第三，湖南党组织应当通过抗日救亡工作和组建抗日群众团体迅速恢复与发展。

　　为加强中国共产党对湖南抗日救亡活动的领导，1937平12月下旬，中共中央派高文华、郭光洲、欧阳方、王铁铮等到湖南工作。翌年1月，由商文华（书记）、任作民、郭光洲组成的中共湖南省工作委员会在长沙秘密成立，隶属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长江局给省工委的工作方针是，以省城长沙为中心，在全省广泛宣传党的抗日主张，贯彻党中央全面抗战路线，开展党的统一战线与群众工作，恢复与发展党的组织。按照上级指示，八路军驻湘通讯处着重公开做各党派上层方面的统战工作，通过配合省工委工作计划开展活动；省工委则秘密地负责党的组织发展、干部调配及领导群众团体的工作。

　　徐特立积极参与省工委工作计划的展开，在省工委的有关会议上的讲活和报告中，提出湖南党组织恢复与发展的具体工作方针和方法。他说：国民党无疑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而买办阶级又各代表着属于某一个帝国主义的各自的力量”，因而“在这种客观条件之下，国民党担负中国解放的整个责任，自然是不行的”。但是，我们必须实行国共合作方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第一，国民党有几万的武装军队；第二，有南京的统一政权；第三，有国际的合法承认。”当然，不能由此而忘记国民党政权的阶级性与集团性，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由国民党政府严历禁止在国统区发展共产党的组织，湖南党组织应当采取秘密方式迅速恢复和发展，利用张治中主持湘政的方便条件，一是通过各县的抗日救亡工作恢复与发展各县组织；二是通过组织各种群众团体恢复与发展党的组织，总之，“我们应该相信自己的力量，—切应该独立自主”，这无论是对民族还是对阶级都是正确的，“自己没有力量光靠人家是危险的”，应该采取借鸡生蛋的方式迅速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

　　徐特立的多次谈对张治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使张比较坚决地主张在湖南的国共合作中，不应压制共产党国共产党可在工作上搞竞争，“大家要以国家民族为前提，地方为前提，公正坦白去做事，才能完成革命，复兴国家民族。”为此，他积极支持成立抗日救亡团体、创办抗日救亡的报刊杂志，邀请共产党员参加各项抗日救亡工作，亲自干预而使原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遣队第二十一师参谋长乔明信等20余人从桃源县监狱获释等等，使湖南地下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有其相对宽松的社会条件。

　　徐特立对前来八路军通讯处要求入党的进步青年和前来要求恢复组织关系的大革命时期入党的同志，经过亲自谈话和详细了解后，都交给所在地方的党组织予以吸收或恢复工作。

　　中共湖南省工委严格遵照上级指示和徐特立的述议，采取积极投入抗日救亡，广泛组织抗日团体，派人打进国民党军队政府部门等方式秘密恢复发展党组织，从1938年1月至10月，先后恢复发展中共长沙市委、南（县）华（容）安（乡）石（首）公（安）工委、湘南特委、湘西工委、常徳中心县委、岳阳中心县委，参与指导组建湖南人民抗敌后援总会，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湖南妇工委等抗日团体，创办掌握华容东山战时中学、郴县抗日骨干培训班、桂阳战时中学、武冈塘田战时讲学院、国民党七十军战时干训班等，使湖南地方党组织获得迅速恢复和发展，成为湖南抗日救亡活动的先锋和中坚力量。

　　1938年9月，徐特立、高文华赴延安参加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并向中共中央汇报了湖南的工作。六中全会根据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到来和形势的变化，总结各地斗争的经验，再次强调全党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战略意义。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后来发表的一系列有关文章中，深刻地系统地论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各项基本原则，其中就包含着徐特立的若干理论贡献和湖南工作的经验总结。

责任编辑：裴琳琳 最后更新：2014-07-24 09:3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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