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田雄二郎：近现代东亚的四个“战后”
2015-09-22 14:49:45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点击：  复制链接

　　在近现代历史上，东亚国家尤其是日本先后经历了日清战争(即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亚洲太平洋战争(简称“二战”)。这四个不同的“战后”，不仅导致日本内政发生巨变，也引发东亚格局产生巨变。本文试图通过分析这四个不同的“战后”性质，来对这种巨变作初步的理论探讨。

　　一、甲午战争的战后

　　甲午战争的爆发，在日本一方看来，是日中之间围绕朝鲜王朝的国际地位而引发的武力冲突事件，因此战后签署的《马关条约》第一条规定：“中国认明朝鲜国确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国。故凡有亏损其独立自主体制，即如该国向中国所修贡献典礼等，嗣后全行废绝。”以清朝为宗主国的东亚朝贡册封体制宣告终结，为以独立主权国家为单位的近代外交制度创造条件。

　　但是，它并未给该地区带来对等的国家关系。通过《马关条约》，日本获得了从清朝割让出来的与该战争无直接关联的台湾及澎湖列岛，开始了向帝国周边地区的殖民统治。[1]而实现了“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国”的朝鲜，又受到日本的支配和干涉;日俄战争后，更是被日本以“合并”之名而亡国。可以说，甲午战争同时也是日本帝国化和殖民统治的开端。

　　正因如此，甲午战争是重新绘制近代东亚政治地图的巨大转折点。在当时日本人心目中，这场战争的结果动摇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秩序，确立了自身作为“文明国家”的霸权;较为典型者如福泽谕吉(1835—1901)认为，甲午战争“是努力文明开化的一方与妨碍其进步一方之间的战争”[2]。而在战败国朝鲜和中国，则因甲午战争引发了正负两面的复杂反应。其中一点就是，朝鲜和中国台湾的民众为抵抗日本军事统治展开了长期抗争，令日本统治者苦不堪言。

　　与此同时，日本的胜利也成为朝鲜和中国体制改革的契机。朝鲜为向内外宣示自身独立，于1897年10月成立大韩帝国，开始实行名为“光武改革”的系列近代化政策。中国则因战败，变法的呼声高涨，1898年的“戊戌变法”令改革热潮达到顶峰。以全面改变旧体制为目标，强化君权的自上而下的改革，虽遭到守旧派和日本的干涉而短时间内夭折，却成了近代国家形成的“原点”。值得关注的是，在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东亚国际秩序中，出现了类似的君主立宪制的帝国鼎立状况(大日本帝国、大韩帝国、大清帝国)。1899年9月，大韩帝国与大清帝国签订了平等的通商条约，并互派常驻使节，形成了近代条约关系。

　　在此值得特别一提的是，日本的民主化是与军国化同时进行的。作为胜方的日本获取了清国三亿日元的战争赔款，加上清国赎回辽东半岛的三千万日元，合计获取了三亿三千万，一举改善了日本政府的财政状况。该数字也远超战争所花费的数额。日本由此获得了战前国家收入(八千万日元)的近四倍赔款。[3]不用说，其中的大部分(两亿八千万)都用在扩充军备上了。陆军计划将六个师团扩充到十二个，海军也开始着手建造基于“6—6舰队”方案(6艘铁甲舰，6艘一等巡洋舰)的大型船舶，财源均来自清国的赔款。“战后”的日本开始以俄国为假想敌，迅速走向军事大国之路。

　　同时，日本政府(藩阀)与政党(民党)的关系也因战争发生了很大变化。战争以前，政府与占议会多数的在野党为军费预算争论不休，互相对立;经过战争中的政治休战后，彼此的相互依存关系得到增强。结果就是，自由党等在野党的参政之路得以开拓，1900年成立了以伊藤博文(1841—1909)为党首的“立宪政友会”。但这并非意味着政党政治的实现，政府和政党的关系依然处于微妙的对立状态。从藩阀的政党化和政党的藩阀化这点来说，甲午战争使得日本议会政治的民主化得以先行一步。[4]这种民主化的背后，是日本国民受胜利刺激后，对政府对外扩张政策的支持。而获得了扩军所需的巨额赔款后，藩阀—政党联合政权又开始积极地推动军国化。

　　二、日俄战争的“战后”

　　日俄战争是日俄为争夺在中国东北的霸权而起的战争。作为主战场的中国代表，虽提出要求但竟未被邀请参加朴茨茅斯和平会议。决定“战后”秩序的，是日本、俄国以及从中斡旋的美国。尤其是战胜国日本的自我存在感，自此战役后飞速高涨。此后，日本政府和军队在民众的帝国意识的鼓舞下，进一步巩固了其在朝鲜和“满蒙”的独占地位。

　　“战后”出现的新潮流，可概括为内政与外交的一体化。这可以说主要是舆论的抬头和强硬化。具体而言，日俄战争后的日本，通过议会和媒体发布的舆论(公论)，获得了左右政府所推出的内政、外交诸政策的新的力量，有时甚至还起到先导性作用。没有民意支撑的政权，其运行也将变得困难。从这个意义上讲，重视民意是民主化进展的体现。另外，从其确立了民意是外交的后盾这样的体制来说，重视民意也可以说是“国民外交”的萌芽。

　　对日本而言，日俄战争无论从财政还是兵力来看，均非甲午战争所能比拟，是负担沉重的角力战和消磨战，最后都要依赖纳税人即农村地主负担，征兵对象也是农民。而且，募集军费需要不断的增税，使得拥有选举权人数在日俄战争期间猛增了四倍。与此相应，随着社会对普选要求的呼声渐高，1911年众议院通过了普通选举法(贵族院否决)。由此可见，国民的政治话语权逐渐增大。[5]这也可以视做由战争推动民主化的一个案例。

　　而且，民主化也是与帝国对外膨胀的欲望表里一体的。“对内立宪主义，对外帝国主义”(浮田和民)这个当时脍炙人口的大正民主纲领，是日俄战争后不久，民间团体发出的对外强硬论，它反映了此时期社会意识的巨大变化。的确，“战后”开始抬头的民众的对外强硬论，将不被现有政党接受的庞大城市下层民众作为“国民”看待，借助其政治能量，开始朝着确立举国一致的立宪制迈进。[6]而且，“日比谷烧打事件”(1905年9月)所引起的民愤，也与上述对外强硬派所持的国民主义的政治要求联结起来——围绕和谈问题的强硬言论，不仅停留在批评未能获得赔款的“软弱”政府，而且在更大的帝国扩张的目标下，与贫困和失业中挣扎的国民要求参与政治的呼声产生更深层次的共鸣。[7]

　　民众因战争胜利开始追求更进一步的对外扩张，并支持发动下一次战争。从这层意义而言，日俄战争可谓是帝国日本膨胀主义的“原型”(prototype)。不仅如此，“对内立宪主义，对外帝国主义”的论调不但被舆论所认可，更广为当时政治高层人物所赞同。就连桂太郎(1848—1913)这样的藩阀政治家，在“战后”也决定成立新党(立宪统一党)，主张实现更多的国民参政。此事说明，在日俄战争后，上述“对内立宪主义，对外帝国主义”的理念成为了官民共有的、强力的国民目标。[8]此期间，虽有部分有识之士批评领土扩张和殖民统治，并主张“小日本主义”(石桥湛山和三浦铁太郎)，但大多数日本人还是积极支持帝国日本的膨胀，甚至有时发出比政府还强硬的言论。

　　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后”

　　1914年爆发的世界大战，是以欧洲为主战场的。东亚方面除青岛战役外[9]，并无直接交火。尽管如此，日本和中国均加入协约国参战，并以战胜国身份出席和谈，在许多“战后”问题处理上成为相关主体。

　　决定东亚“战后”国际秩序的，是1921—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会上主要讨论裁军和中国问题，会后缔结的《九国公约》中也提出要尊重中国主权及领土完整，并确认了中国市场的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原则。这虽然未否定日本在“满蒙”的特殊权益，却也牵制了日本在日俄战争后日渐加速的对华攻势。将日本获得的山东半岛权益归还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协调下支持中国发展，是“战后”秩序的基调。此外，为遏制海军扩张，各国还缔结了主力舰持有比例的《美英法意日五国关于限制海军军备条约》，从而暂时遏止了日俄战争后日本追求的军扩路线。在此会议上，日英于1902年缔结的同盟关系也遭废弃。由此，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国际秩序迎来了被称为“华盛顿体系”的安定时期。日本外交亦顺应该体制，进入了以国际合作、重视经济、不干涉中国为核心的“币原外交”时代。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体制变革，对日本、中国、朝鲜都带来巨大影响。这不仅体现在战时体制的继续和延长，也包括触动了席卷世界的新理念和意识形态。具体而言，有威尔逊(T. W. Wilson，1856—1924)的《和平条款十四条》和共产国际提出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纲领》，包括和平主义、人道主义、世界主义、民族自决、社会主义、民主主义等，都成为引导改造国家和解放社会的新理念，席卷“战后”东亚。无论是日本的大正民主，还是中国的五四运动，抑或朝鲜的三一独立运动，以及殖民地台湾的议会设立请愿运动等，虽然运动的意义不尽相同，但都是受这样的战后理念驱动而产生的民众运动。

　　日本“战前”和“战后”的最大变化，是甲午战争以来民主化与军事化相互促进的关系在“一战”中中断，开始了“没有军事化的民主化”[10]。华盛顿体系给日本在中国大陆扩大权益套上了紧箍。另外，在殖民地台湾和朝鲜不断发生以民族自决和民族解放为目的的大规模抗议运动，令日本殖民统治中的“武断政治”面临巨大挑战。统治者在殖民地言及“自治”和“文治(文化政治)”等词，也是“战后”纔有的事情。行使武力和占领殖民地，无论在道义还是法律上都不再有正当性。此种世界形势下，殖民地台湾、朝鲜的反日民族主义不断高涨，帝国日本的统治体系面临根本上的改变。

　　日本民主化也迎来了全盛期。此处所说的民主，是指普通选举制、政党政治和两大政党制。普通选举制自甲午战争后得到提倡，相关法案曾多次在议会上提出但马上又被否决。进入大正时期(1912—1926)，随着吉野作造(1878—1933)的民本主义一时风靡，议会也迎来了将其法制化的机运。受此影响，1925年，护宪三派内阁正式通过普通选举法，并于1928年在众议院议员选举中首次实现了男子普通选举。此外，“一战”中的1918年，以立宪政友会总裁原敬(1856—1921)为首相的首次政党内阁正式成立，并在1920年中期将政党政治作为“宪政的常道”固定下来。

　　但是，日本对“战后民主”的反动却出人意料地提前到来。这一方面是由于军部对华盛顿体系下的裁军不满，另一方面是因为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和经济的区域化。1931年发生的“九一八事变”，预示着军部开始独立自行其事。1932年“满洲国”宣布建国，1933年日本退出国际联盟等，则明显违背了“一战”后确立的华盛顿体系，是日本“脱离战后体制”的开端。[11]由此，一直作为“一战”后体制基调的非军事化方向开始被完全逆转。更为重要的是，1930年中期以后，多数国民开始对彷徨不定的政党政治感到不安，对贫富差距感到不满，开始偏向对外强硬，并对“暴支膺惩”的呼声产生共鸣。最后选择脱离“战后”的，恰恰是日本国民自己。虽然也有石桥湛山(1884—1973)等自由主义者对“满蒙领有论”提出批评，但在大多数人都支持一举解决“满蒙特殊权益”的背景下，前者的声音则显得过于弱小。

　　随着1937年中日开战和接下来的国家总动员体制，日本本土和殖民地均开始通过战时动员推行社会兵营化。在殖民地台湾和朝鲜，则推进皇民化运动，甚至强行要求与本土一样地参拜神社和奖励改名等精神层次的一体化(同化)。“满洲国”甚至先于日本施行了经济统制，构建以重化学工业为核心的国防国家思想。

　　四、“二战”的“战后”与去殖民地化

　　1945年8月，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战败;此后六年多的美军占领，迅速推动了日本的非军事化和民主化。“战后”日本经过占领期的多项改革，第一次实现了自明治以来军事化和民主化的完全分离(“一战”后的裁军只是局部的非军事化)，而且是前所未有的完全放弃了殖民地和占领地的非军事化。可以说，民主化、非军事化与去殖民地化的同时进行，纔是“战后”日本的出发点。与中国、朝鲜不同，“战后”一词之所以作为规定自己的认识架构并发挥强力的统合功能，其原因便在于此。

　　当然，战时体制和战后体制之间也并非没有任何联系。虽然“国体”变成了象征天皇制，但同时又重新规定天皇是“日本国民的统一象征”，因此，战前和战中的权威基本秋毫无损地得到继承。日本国民也未严格追究昭和天皇(1901—1989)的战争责任(虽说部分是美国占领政策的考虑结果)。另外，作为战时体制中的一些计划管制体系，如倾斜生产方式在战后的经济复兴政策中也得以延续。“1940年体制”论则认为，战时的劳资关系、金融政策和官僚体系都得以延续下来。但是，战时体制并非整体上全部过渡到战后体制。必须指出的是，战前和战后在总体上是不连续的，消除战时体制的努力，在战后改革的一系列过程中都可以明显观察到。

　　转而看东亚国际关系，其最大问题在于“冷战”这一新的战时体制的出现，导致日本原有的“去殖民地化”问题完全被非军事化问题冲淡了。[12]因此，经过战败和美军占领期，1952年恢复“独立”后，除部分知识分子外，去殖民地化问题对日本国民而言已搁置起来，渐渐稀释了。在“和平与民主主义”的新时代，战后民主观念在社会深深扎根，使得帝国时代民主化所内含的殖民地主义责任被忘却。这既可以解释为什么会出现“没有败给中国”、“甲级战犯的责任是战败责任(不是战争责任)”等历史认识，也可以说是战后日本去殖民地化的局限。[13]

　　随着“冷战”结束，被封杀的去殖民地化课题又作为徘徊在东亚的幽灵复活了。由此带来的是，“冷战”结束这一新的“战后”。如果说1931年是近代日本“脱离战后体制”的开端，那么，1980年是不是现代日本“脱离战后体制”的开端呢?新的“脱离战后体制”要走向何方?为了不再让悲剧和闹剧反复重演，人们需要做些什么?

　　“二战”中的日本人高唱“东洋和平”，却陷入了战争泥沼;2015年的今天，高唱“国际贡献”的日本却在内阁主导下朝着“积极的和平主义”方向修改宪法解释。对仿佛再次置身于新的“战前”之中的日本人来说，重新探究已经历过的“战前”和“战后”关系，在“战后”七十年之际，其意义变得愈发重大。

　　[作者简介]村田雄二郎(むらたゆうじろう，MURATA Yujiro)，1982年取得东京大学大学院人文科学研究科硕士学位，1982—1984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留学，1999—2000年在哈佛大学燕京学社担任客座研究员，现为东京大学大学院综合文化研究科教授，主要从事晚清与明治时期的日中关系史研究，代表性著作有《罕为人知的中日结盟及其他——清末中日关系史新探》(合着)、《从东瀛皇居到紫禁城——晚清中日关系史上的重要事件与人物》(合着)、《晚清中国与日本：宫廷・变法・革命》(合着)等。

　　[1] 近年研究中一个有力的观点是，批准并交换《马关条约》文书后(1895年5月8日)，日本派去占领台湾的军队，与台湾民主国军、抗日义勇军之间发生的“日台战争”也算作甲午战争的一部分〔[日]大谷正：《日清戦争》(东京：中央公论新社，2014)，第242—244页〕。

　　[2] [日]福沢諭吉：“日清の戦争は文野の戦争なり”，《時事新報》1894-07-29。

　　[3] [日]阪野润治：《日本近代史》(东京：筑摩书房，2013)，第251页。

　　[4] [日]三谷太一郎：《近代日本の戦争と政治》(东京：岩波书店，1997)，第36页。

　　[5] [日]三谷太一郎：《近代日本の戦争と政治》，第43页。

　　[6] [日]三谷太一郎：《近代日本の戦争と政治》，第250頁。

　　[7] [日]櫻井良樹：“日露戦争後の日本──‘大國民’意識と戦後ナショナリズム”，《“岩波講座”東アジア近現代通史第2巻：日露戦争と韓国併合(19世紀末—1900年代)》(東京：岩波書店，2010)，第293頁。

　　[8] [日]千葉功：《桂太郎──外に帝国主義，内に立憲主義》(东京：中央公论新社，2012)，第233頁。

　　[9] 1914年1月—11月，日军、英军对德国租借地中国胶州湾的攻略战。

　　[10] [日]三谷太一郎：《近代日本の戦争と政治》，第56—59页。

　　[11] [日]三谷太一郎：《近代日本の戦争と政治》，第59页。

　　[12] [日]三谷太一郎：《近代日本の戦争と政治》，第76—77頁。

　　[13] 刘杰：“終戦と日本の責任認識問題──蔣介石政府と汪兆銘政府をめぐって”，《1945年の歴史認識──<終戦>をめぐる日中対話の試み》(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2009)，第3—29页。

责任编辑：刘文庆 最后更新：2015-09-22 14:55:04

特别说明：抗日战争纪念网是一个记录和研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史的公益网站。本网注明稿件来源为其他媒体与网站的文/ 图等稿件均为转载稿，本网转载，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本网转载出于非商业性的文化交流和科研之目的，如转载稿侵犯了您的版权，请告知本网及时撤除。以史实为镜鉴，揭侵略之罪恶；颂英烈之功勋，弘抗战之精神。我们要铭记抗战历史，弘扬抗战精神，坚定理想信念,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实现伟大的中国梦作出新的贡献。感谢您对抗日战争纪念网的支持。
纠错电话：0731-85531328、19118928111(微信同号)

上一篇：荣维木：中国共产党抗日持久战的战略与实践

下一篇：臧运祜：百年来日本侵华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