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磨灭的功绩：抗战中的中国共产党
2015-06-27 10:54:53  来源：人民网  点击：  复制链接

　　思想者小传

　　奚洁人 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常务副院长、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兼），上海市领导科学学会会长，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学科评审组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论文《试论当代中国的民族精神》曾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求是》等报刊发表论文近百篇，并有多篇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等刊物转载；著作十余部。主持多项国家和上海市重要课题研究。

　　回顾八年全面抗战史，当时在全国范围尚处于非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以其强大的凝聚力和动员力，以其先进的领导理念和战争策略，自觉担负起了这场民族反侵略战争的历史重任。抗日战争的胜利，既是整个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胜利，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理念的胜利。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也不会有中国革命的最后成功。

　　正确判断战争性质

　　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正义对于非正义的胜利。以正义的、革命的战争消灭非正义的、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战争观是共产党抗战领导理念的逻辑起点，也是抗战胜利的理论基石。

　　中国共产党的科学战争观是正确判断战争性质、澄清民众对战争的模糊认识、克服消极情绪、鼓舞民族士气的重要前提。

　　早在瓦窑堡会议上，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就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要把中国变为自己殖民地的阴谋。毛泽东曾高瞻远瞩地指出：在中日这样一个决死的战争中，日本发动战争的目的是出于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的本性，它和所有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一样，是退步的、非正义的；与此相反，中国抗日战争的政治目的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是反对侵略，捍卫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战争。不仅如此，由于它发生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已经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它是神圣的、进步的、正义的。

　　以正义反对非正义，以正义战争来消灭非正义战争，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基本方针，是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辩证法。抗日战争的正义性，即中国共产党人对这场战争的性质和未来趋势的科学判断，成为激励民族自信、指引中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一面旗帜。在这面旗帜的激励和指引下，中国人民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而战，“为永久和平而战”，抗日战争从最初的片面抗战发展成为一场全面的、彻底的、民族的解放战争。

　　抗日战争的全面性，首先表现在参与这场战争的民众的广泛性，在于它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真正成为一场全民族的抗战。战争爆发后，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成为中国革命面临的首要问题，能否发动全民族共同抗战，成为这场战争胜利的关键。1938年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明确强调：这场反侵略战争“不但是国内各个党派各个阶级的，而且是国内各个民族的。针对着敌人已经进行并还将加紧进行分裂我国内各少数民族的诡计，当前的第十三个任务，就在于团结各民族为一体，共同对付日寇”。正是在共产党的倡导和推动下，中国的各个党派和进步社会团体、各个民族、各个阶级、各个宗教团体以及海外华侨，都投入到了波澜壮阔的抗日洪流中，筑成了中华民族团结御侮的钢铁长城。众所周知的东北抗日联军、华北的马本斋回民支队、琼崖抗日自卫队等有少数民族参加或由少数民族组成的著名抗日武装，在白山黑水之间、林海雪原之中、华北平原之上、南国密林深处沉重地打击了侵略者，谱成了一曲雄浑有力的各族人民团结协作的抗战交响曲。

　　抗日战争的全面性，还表现在它的革命彻底性，在于它以以往所没有的姿态，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中国近代史上，曾经发生过无数次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英勇斗争，并在不同程度上打击了西方列强的侵略。但由于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他们在反对外国侵略、争取民族解放的程度上是不彻底的。中国共产党不仅把抗日战争纳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阵线，而且使其汇入世界民族民主革命的进步潮流，使这场战争具有了双重政治意义。

　　抗日战争的全面性，还表现在它引发了社会变革的深刻性，在于它推动了中国社会从传统到现代、从从属到独立、从被动开放到主动融入世界的变革。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部分，抗日战争已经超越了单纯军事意义上的战争，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实行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改变了旧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引发了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深刻变革，中国从传统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向现代新民主主义国家由此发轫。同时，抗战期间，在与国际反法西斯同盟国家和世界其他民族的交往与合作中，中华民族开始真正以开放的眼光面向世界，这也成为中国改变近代以来的被动开放格局、主动融入国际社会的开端。

　　因此，以正义的、革命的战争消灭非正义的、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战争观是共产党抗战领导理念的逻辑起点，也是抗战胜利的理论基石。

　　广泛建立统一战线

　　抗日战争是一场人民战争，人民战争必须唤起民众。如何唤起民众？最重要的有两条：一是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二是通过统一战线实行最为广泛的社会政治动员。

　　抗日战争是一场人民战争，人民战争必须唤起民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赢得民众的支持，才能赢得战争的胜利。如何唤起民众？最重要的有两条：一是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二是通过统一战线实行最为广泛的社会政治动员。

　　首先，从民族利益的大局出发，正确处理好中日民族矛盾与国内阶级矛盾的关系，坚持把民族矛盾作为主要矛盾放在首位。这缓和了国内阶级矛盾，扩大了统一战线的阵营。其次，通过采取既统一又独立、既联合又斗争的政治策略和斗争艺术，坚持了党在统一战线中思想上、政治上的领导权和组织上的独立性。第三，坚持把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联系起来，为主动争取抗战的国际援助和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中华民族的应有贡献提供了理论依据。

　　能否唤起与组织民众，在战争中不断增强党的政治动员力，决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功能的强弱，也是衡量一个政党凝聚力和领导力的重要尺度。因此，在积极倡导、构建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挥统一战线的功能，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广泛而深入的社会政治动员，从而组织起浩浩荡荡的抗日大军。

　　在这支抗日大军中，有我们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也有国民党的爱国将领和士兵，包括了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朋友、甚至国内战争时期的敌对阶级分子在内的海内外各界爱国人士，有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盟友，也有日本等法西斯国家的人民和士兵。最值得一提的是党对占中国人口80%以上的农民的成功组织和动员，可以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奇观。仅以晋西北为例，到1938年6月，组织起来的农民就达20万，其中青年和妇女有10万人。经群众团体或战斗小组组织起来的广大群众，构成了抗战中“比绵延的堡垒和堑壕还要机警和有伸缩性得多的活的屏障”。史沫特莱、斯特朗、斯诺等一批外国记者曾惊叹道：“中国的游击区开展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群众动员和群众教育。领导这种运动的游击区政权之所以能够存在和壮大，是因为他们赢得了农民，特别是青年农民的衷心拥护。”

　　中国共产党何以能在抗战中具有如此巨大的社会动员力？其一是由于它高举了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大旗，具有鲜明的价值导向。爱国主义是一种崇高的民族感情，一旦被激发起来，就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精神动员力；其二是由于它具有统一战线这种政治组织形式。这种政治组织形式特别具有广泛性和包容性，而且它还由许多具体的组织形式组成一定的组织体系，如在抗战中的抗日救国会等；其三，是由于它十分注意宣传动员主体和形式的多样性。戏剧、歌曲、标语口号、宣传画、演讲会等这些为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都成为撒播抗日火种、激发抗日热情的有力武器。从上层社会、知识分子一直到普通的农民，都被发动起来成为宣传、动员的主体。一位外国记者曾这样记述他所亲眼目睹的农民抗战演说会：“一个生平第一次登台的农民，他的演说并没有什么技巧，但当他举起紧握的拳头，义愤填膺地说‘侵略者已经来到此地，抢夺我们的土地，烧毁我们的家庭了！’怒吼着‘谁说我们不能打日本倭奴和他们的走狗?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一切汉奸！’的时候，汗从他的头发丛中滴出来,台下那些群众便高声喊着口号。”一旦人民自己成为宣传动员抗战的主人，就具有了不可估量的社会动员力。这是中国的抗战之所以能以弱胜强并最终取得胜利的最深厚的社会根源。

　　科学制定军事战略

　　从战争一开始，国内就存在着“亡国论”和“速胜论”两种不同的看法。《论持久战》的发表，照亮了中国人民的心，一时间从政治领袖人物、军人到普通的知识分子争相阅读。

　　毫无疑义，要领导一场战争取得胜利，必须要有正确的军事战略。中国共产党最重大的贡献之一，是在客观分析中日双方各自特点和力量对比的基础上，科学地确定了抗日战争的持久战性质及其基本战略。

　　从战争一开始，国内就存在着“亡国论”和“速胜论”两种不同的看法。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从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诸方面正确地分析了中日双方的力量对比，有力地批驳了上述两种谬论，作出了抗日战争是一场持久战的科学论断，强调最后胜利一定属于中国人民，并由此制定了相应的战略和战术，这些战略、战术充满着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辩证法。《论持久战》的发表，照亮了中国人民的心，一时间从政治领袖人物、军人到普通的知识分子争相阅读，成为指引战争胜利的指路明灯。

　　《论持久战》的军事辩证法，首先在于具体地、历史地分析、预测了这场战争的发展历程，科学地设想它要经历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将通过我方积极发挥能动性，改变双方力量的客观对比，从而使我方力量从弱势到均衡再到优势、而敌方力量从优势到均衡到弱势。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的变化决定了战争持续时间的长短，也决定了我们进行战略反攻条件的成熟与否。这种分析与预测，是基于对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深刻把握，基于对这场战争中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的各种对比因素的深刻认识，以及这些因素间的相互关系和变化趋势的科学分析。实践已经证明这种分析是同战争发展的客观进程相符合的。

　　其次，这种军事辩证法又具体体现在内线与外线、持久与速决、进攻与防御等军事作战原则的辩证关系上。一是以战役和战斗中的进攻实现战略上的防御。在战争初期，由于敌强我弱，人民军队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保存自己，待机破敌。这决定了我军在与敌军争胜的过程中往往不是一开始就采取攻势，而是采取退却、防守。但这种防御不是消极的，而是通过积极的战役的进攻，实现战略防御的目标。二是以战役和战斗中的速决战实现战略上的相持。应该在适当的时间、适当的地点，集中尽可能多的兵力，采取秘密和神速的行动，出其不意地袭击敌人，尽量避免持久的阵地的消耗战。这样才能最有效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在此消彼长中改变敌我力量的对比，为第三阶段的反攻准备条件。三是以战役和战斗的外线实现战略上的内线作战。从整个战略上来说，敌方是外线作战，我方是内线作战。但由于敌方兵力有限，我方主力军在内线、游击队在外线，完全可能从内外线形成对敌人的夹击之势，从而使整个战线呈现犬牙交错的态势。

　　第三，在抗日战争中，游击战的作用不仅在于配合正规军作战，而且是人民参加战争的最主要的形式，因此游击战本身就具有了独立的战略价值。在整个战争期间，游击战争充分发挥了我方“天时、地利、人和”等优势，深入敌占区敌方兵力不足的空虚地带，极大地牵制、消耗了敌人实力，成为与正规军并肩战斗的极其重要的力量和形式。在艰苦的八年全面抗战中，中国共产党领导敌后军民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游击战争，有力地抗击了日本侵略者，创造了诸如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水上游击队等极为有效的歼敌方法，以粉碎敌人的“扫荡”、“清乡”和“蚕食”等活动。据《中国抗日战争史》记载，仅在1941和1942两年中，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民兵就作战42000余次，击毙俘虏日、伪军33.1万人。抗日游击战争以其开展范围之广、规模之大、持续之久、形式之灵活，成为人类战争史上一个奇特的案例。

　　大力建设抗战文化

　　在黑暗的封建军阀统治和帝国主义的奴役下，很多中国人对生存处境逆来顺受，对前途认识不清。因此，在抗战中，“全民族的第一个任务，在于高度发扬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克服一部分人的悲观恐惧情绪”。

　　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民族精神，反对封建主义的和卖国投降的奴性文化，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的新方向。它在抗战前，能唤醒民众，是进行抗战的思想准备；在抗战中，能团结民众，是抗战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

　　唤醒民众，首要的是激发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爱国精神和抵御侵略的斗志。在黑暗的封建军阀统治和帝国主义的奴役下，很多中国人对生存处境逆来顺受，对前途认识不清。因此，在抗战中，“全民族的第一个任务，在于高度发扬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克服一部分人的悲观恐惧情绪，坚决拥护正确的抗战方针，反对任何投降妥协的企图，坚持抗战到底。”抗战开始后,解放区的文艺运动紧密结合抗战的需要和群众的文化要求,迅速和普遍地发展起来。文艺工作者创作了许多反映工农兵斗争生活的、为工农兵所喜闻乐见的作品，如《兄妹开荒》、《白毛女》、《小二黑结婚》等。国统区的抗战文艺也得到蓬勃发展。如郭沫若取材于历史事实的《屈原》等六部剧本，通过剪裁与安排历史故事，曲折地反映了当时的重大政治事件，对于教育群众团结抗战起到了显著作用。

　　团结民众，重要的是振奋民族精神，以民族文化为纽带，去团结、激励和增强抗日部队、全国人民，乃至全体炎黄子孙的抗日凝聚力、战斗力。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影响和推动下，全国文艺界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有力地团结了文艺界人士和知识分子，使他们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在抗战文化运动中,文化工作者以“文章下乡文人入伍”为号召，纷纷走上前线，到游击队中去，到伤兵医院去，到难民收容所去，到内地城市和乡村中去，用抗战文化激励民众，鼓舞战士，直接为反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服务。

　　在这场规模空前的抗战文化运动中，各种抗日救亡的进步报刊书籍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一大批抗战题材的优秀戏剧、歌曲、影片、诗歌等也相继问世。抗战歌声响彻中华大地，《义勇军进行曲》、《太行山上》、《游击队之歌》、《送郎上前线》、《大刀进行曲》等歌曲家喻户晓，嘹亮的抗战歌声成为激发整个中华民族奋起抗战的号角；极富感染力的优秀文化和文艺作品，成为鼓舞人民抗战斗志、激发民族自信心的精神食粮。抗战时期的文化宣传和教育，在民众的思想上筑起了抵御日本侵略的坚不可摧的精神堡垒，成为党带领人民冲锋陷阵的有力武器。

　　发挥精神示范作用

　　抗日战争之所以能取得胜利，有很多在实践博弈中综合起作用的因素，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牢记自己的纲领和宗旨，在民族危亡关头，自觉担负起抗战的历史任务，并在此过程中为了民族利益，不怕困难，勇于牺牲，充分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成为抗日战争中强大的精神示范群体。无数优秀的共产党员在抗战中或驰骋疆场，成为冲锋陷阵的抗日英雄；或深入民众，成为播撒抗日火种的组织者、宣传者；或打入敌人内部，成为在血雨腥风中与敌周旋的英勇战士。他们以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成为全中国人民抗战的模范。

　　在敌人封锁陕甘宁边区的极度困难时期，边区人民和军队几乎到了没有衣穿、没有菜吃的地步。边区军民最终通过团结奋战，以卓有成效的大生产运动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他们战胜一切困难的革命创造精神，也赢得了人民的认可、世界的尊敬。正是这样，美国作家史沫莱特到延安抗日根据地考察以后认为：“八路军是中国和亚洲的希望”。美军观察组成员戴维斯也指出：“蒋介石的封建的中国是不能同中国北部充满生气的现代的人民政府长期共存的，共产党一定会在中国扎根”，“中国的命运不决定于蒋介石，而决定于他们”。历史也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一点。

　　（2005年8月12日在上海市政协举行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研讨会上的演讲）

责任编辑：黄秀云 最后更新：2015-06-27 10:5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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