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忆先父刘公武在抗日前后的艰难岁月
2019-06-20 14:51:23  来源：刘晓  点击：  复制链接

        今年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想当年胜利之日， 是何等震撼人心、荡气回肠。60年弹指一挥间，历历往事， 随着60周年的到来幕幕展现而又铭记在心：父亲一生为民族解放与振兴奋斗之艰辛历程。

　　父亲就读于复旦大学时已成为学运先锋，后因闹学潮被退学回乡，随即参加了湖南农民运动，大革命失败后被 迫出走南洋去德国留学。青年时代的父亲目睹国弱民穷，列强环伺，彷徨无路，正是抗日救亡这条主线，链接了父 亲一生中最辉煌的14年时光，是父亲一生中最值得怀念、最使人崇敬的一段经历。

　　一、南洋北上思报国

　　1931年，父亲留德归来转道南洋，担任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创办的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校长。突闻日本侵 略者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全校震惊和愤慨，师生爱国情切，报国有心，无不摩拳擦掌，欲与日寇一拼为快。继闻 上海一.二八事变，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奋起抵抗日寇进犯，捷报频传，全校师生群情振奋。父亲在陈嘉庚先生的号召下，奔忙于筹募金钱和物资，支援上海军民抗战，情绪空前热烈。不料淞沪军民奋勇杀敌、海内外赤子踊跃捐助之际，却闻上海抗战被迫停战的消息，父亲压抑不住自己的悲愤走进每一间教室转告这一消息。全校师生立即自动停课，义愤填膺，更有人失声痛哭。而后不约而同地自动汇集礼堂，齐唱校歌：“我中华之光……万古其无疆 ……”这如泣如诉、震撼人心的歌声，是父亲永生不能忘怀的慷慨悲歌。父亲晚年每每念及此情此景，无不老泪纵横。

　　九-一八事变，改变了满怀爱国热情的父亲的人生。 从此不再偏居南洋一隅，毅然回国北上追随著名爱国将领 冯玉祥将军，亲身投入中华民族轰轰烈烈的抗日洪流。

　　二、追随冯玉祥抗日

　　1933年初，日寇侵略日甚，华北危急。父亲奔赴察哈尔省会张家口市，通过留学德国柏林大学同学李连山(冯玉祥妻李德全之弟)的引荐，担任冯玉祥将军秘书，正式投入了抗日战争。从此，父亲耳闻目睹冯玉祥将军蓝布短棉袄、厚底棉鞋，和蔼可亲，艰苦朴素之品德，不论是会见国民党要员如李烈钧、丁超五、黄少谷，还是接待部将吉鸿昌、方振武，总是侃侃而谈，大义凛然：“不抗日必亡，爱国抗日是朋友，是兄弟。屈辱投降就是卖国贼，我是绝不妥协的!”使父亲深受其教育和感染。

　　不久，日寇侵入冀东，气焰嚣张地进犯长城各口，而国民党政府则一再妥协退让。在忍无可忍、民众抗日情绪高涨的情况下，冯玉祥将军高举抗日义旗，于1933年5月26日，在张家口正式成立共有十万余人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冯玉祥为总司令。成立大会这天，父亲受冯玉祥将军指派，书写张贴大量的安民告示和标语，号召全国人民一致对外，奋起抗日。随后，父亲担任抗日同盟军总司令部上校秘书，协助冯玉祥将军指挥、开展驱逐日寇的战斗。从6月22日到7月7日，抗日同盟军主动出击，不怕牺牲，相继收复日寇侵占的康保、沽源、宝昌三县，特别是经历5天激战，终于收复日寇重兵把守的塞外军事重地多伦，随之乘胜全部收复察东四县。成为九一八以来中国军队首次从骄横的日军手中收复失地的胜利，给全国民众带来了抗日御侮的希望。

　　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胜利，鼓舞了平津一带许多青年来到张家口参加抗日盟军。冯玉祥将军为此成立了察哈尔 抗日同盟军干部学校，自任校长，任命张克侠为副校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曾任林业部部长)，父亲被调任干部学校政治总教官，协助张克侠开展干校的实际工作。干校前后招收了二百多人，经培训而成为抗日军政领导，从此父亲与军校结下了不解之缘。

　　其时，国民党当局认为察哈尔有“赤化”倾向，抗日同盟军则处于日伪军和国民党军内外夹击的险境。冯玉祥 将军为避免内战，保存抗日力量，被迫通电解散了抗日同盟军。而后只有方振武、吉鸿昌和中共掌握的部队继续进 行抗日斗争。张克侠和父亲仍率领干校二百多人在悲愤之中，向北撤退到塞外张北、康保一带，开展抗日游击队。 后因缺衣、少食、无弹药供应而难以坚持，被国民党第二十九路军围困，强令接管，二人只好离队各寻出路。

　　察哈尔抗战是冯玉祥等爱国官兵，响应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号召，进行联合抗日的伟大尝试，得到了全国广大 民众的支持和称赞。它在中华民族危亡关头，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日救亡斗志。

　　三、黄埔精神铸忠魂

　　黄埔军校由孙中山先生亲自于1924年在广州创办， 1929年9月迁至南京，更名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后因抗战事起增设为9个分校。在轰轰烈烈的东征、北伐和抗日战争中，黄埔师生浴血奋战，功勋卓著，在中国现代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

　　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解散后，父亲如离群孤雁，痛感国家多难，先后到上海、南京等地寻求抗日救亡工作。1936 年1月，经同乡同学白瑜介绍，担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处南京政训班中校政治教官。6月，该政训班和中央陆军军 官学校庐山特别研究班(后改为特别训练班)合并，父亲担任上校政治教官和政治总教官等职。9月，担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武汉分校政训科科长，“从此投黄埔，为国育忠魂，”。

　　1936年底“西安事变”的发生，使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形成，父亲神情为之一振。1937年 “七七事变”爆发的第三天，父亲就在武汉分校全体师生大会上讲话，赞颂卢沟桥英勇抗战，指出这是全民族的抗日 的号角吹响了。9月，父亲兼任武汉抗敌宣传委员会主任, 积极领导抗日宣传活动，多次亲自到汉口中山公园宣传抗 日和八路军平型关大捷，号召民众勇赴国难，挽救危亡。

　　1938年，日寇大举进逼武汉，规模次于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本部的武汉分校被迫迁往湖南武冈，更名第二分校又 称为武冈分校。当年，父亲带领在武汉招考的二百多名学生，乘火车到湘潭下车，然后一路风餐露宿、一路宣传抗 日，徒步到达武冈。

　　武冈分校主任为爱国将领李明灏，父亲担任军校少将政治部主任，兼任军校国民党特别党部书记长。许多有名 的教授到此任教，许多热血青年投奔军校。一时间，武冈成为湖南抗日重镇。

　　武冈分校的正规教育分为军事教育和政治教育两部分。 政治教育由政治部负责，在军校推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提倡“亲爱精诚，团结合作，卫国爱民，不怕牺牲”的校风。父亲主持制订教学计划，亲自上课，慷慨陈词，鼓舞 士气。同时，父亲深感武冈地处偏僻，信息闭塞，而抗日必须了解形势，唤起民众。于是在李明灏的支持下，军校 政治部创办了《战斗日报》。父亲亲自兼任报社社长，并设立电台，直接收录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和共产党新华通讯社 发布的电讯。《战斗日报》编排新颖，内容丰富，及时报道前线战况，大力宣传抗日，深受全校师生和当地广大民众 的欢迎与喜爱，对武冈的风气开化也起了重要作用。武冈分校采用军事与教育并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针， 至1945年10月迁往成都，共培养了二万三千多名军事政治人才，大批英勇将士直接开赴抗日前线，杀敌卫国，血洒 疆场。

　　湖南是“黄埔大省”。在历届黄埔军校毕业生当中，湘籍学子数量为全国之冠，现今仍健在的有近三千人。武冈 县现存有武冈军校中山堂旧址，是我省保存完整的纪念孙中山先生的建筑物，已被认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至今， 当年军校学生书写于武冈太保洞的标语：“好男儿杀敌去” 色如血殷，醒目尚存。父亲于1984年受邵阳市、武冈县人民政府的邀请重访武冈，受到当地人民的夹道欢迎，睹物思人，感慨万千。著名诗人、民革党员田翠竹闻听曾写下 《七律》诗赞：“旌节当年驻武冈，侵凌日寇正猖狂。八千弟子持军令，万里河山吊国殇。旧梦只余双鬓白，朝暾喜 见九重光。重来倍觉风情好，夹道甘棠尚有香。”

　　四、迎接抗战胜利

　　1940年10月至1943年初，父亲历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军训部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少将政治部主任，并兼任湘鄂赣边区挺进军政治部主任、三青团湘鄂赣边区直属区团部筹备处书记、国民党党政战地委员会第九战区分会湘鄂赣边区支委会委员，部队移驻江西修水抗日則线，加强了当地的抗日力量，并整训游击干部、开展敌后工作。后又随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迁驻湖南祁阳，由李默庵任教育长， 配合英国军事代表团，负责训练中国远征军援緬甸作战突击队。

　　1943年2月，父亲参加重庆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党政高级班第一期学习。7月，任三青团中央团部宣传处副处长、 社会服务处副处长兼中央团校筹备委员。8月，奉蒋介石之命，到湖南视察三青团中央团部举办的“南岳青年夏令 营’’，并担任该营政治总教官。同时，奉派查验国民党为纪念抗日阵亡将士在衡山修建的“忠烈祠”。这是由有周恩来、叶剑英参加的“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决定修建的， 也是目前大陆唯一全国性的纪念国民革命军抗日阵亡将士的大型烈士陵园。9月，又担任中央训练团高级班第二期少将教务组长兼办公厅主任秘书，竭心尽力积极培训抗曰军政人才。

　　1944年夏，父亲担任湖北省政府(当时在湖北恩施)委员等职，积极开展支前抗日工作。1945年初，兼任湖北省政府江南行政督导团团长，视察正在修建的来凤飞机场和公路，慰问民工，了解民情，准备对日反攻。正在视察途中，欣闻日寇投降，惊喜交集，连夜赶回恩施，旋接省府电报，受任为湖北省政府先遣负责人，兼任第六战区敌占区物资接管委员会委员，从长江边的三斗坪乘一只小邮轮沿江东下，赶往武汉负责接管工作。

　　其时，长江因抗战以来江流封锁且尚未扫雷，前去武汉，竟是首航，危险万重。父亲决然登船，孤帆挺进，一 路劈波斩浪，如入无人之境。甫抵沙市，只见人们早已汇集码头，顿时欢声雷动，鞭炮齐鸣，人们不断高呼：“中华 民族万岁万岁!万万岁!”自发的口号声响彻云筲，久不见这样扬眉吐气的非凡气概和狂热景象，一上岸，沙市人民 争相和父亲一行握手、拥抱，格外亲热。一路上，万头攒动，问候声此起彼伏。住定之后，人们仍不断地问这问那， 而后才依依不舍地离去，这仿佛久绝于世之后又重见天日之情景，令父亲喜极而泣。翌日继续顺江而下，站立船头， 眺望所及，但见两岸战后满目凄凉，一片疮痍，父亲禁不住吟咏起杜甫的诗句“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 溅泪，恨别鸟惊心”。

　　到达武汉后，父亲即巡查日军、日侨驻地。其时，日军仍驻防原地区，亦未解除武装，在交通要道、港口、要 塞、日侨住地，到处都张贴着醒目的“忍”字，令人触目。 这充分反映日本不承认战败、不愿投降的心理，引起了父亲的忧虑。在集中遣送日本侨民大会上，父亲秉持中华民族君子大国之气度，介绍中日两国的历史渊源，阐述“和 为贵”、“不念旧恶”的儒家理念，强调中日必须友好相处，诚恳地讲解和安抚着他们。

　　9月15日，父亲代表湖北省政府并组织群众夹道欢迎国民党第九十二军军长侯镜如、第六十六军军长宋瑞珂等率所部进人武昌、汉口。并选定于9月18日在汉口中山公园举行受降仪式。

　　是日，日军驻华中区最高司令官冈部直三郎大将率所部主要官员进入会场，交出所佩指挥刀，以示解除武装。 仪式开始，冈部直三郎从下席趋前数步，肃立片刻，双手将投降书呈送上席的中国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蔚如将军， 日军其他官员也举手谨致军礼。亲历这历史性的一幕，父亲百感交集。从1931年的九.一八到1945年的9月18曰， 以一介书生奋然投笔从戎，历经14载艰难，终于亲自参加接收了日军的投降，洗雪了国耻，胜利真是来之不易!这是父亲人生中一段最难忘怀的辉煌经历。每与子女、孙辈回忆起抗日战争的往事都激动不已，直到1988年10月因病溘然长逝前，他还常念叨着一首诗：“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仍然继续挂念着祖国的统一和富强。

　　时光如流水，父亲去世转瞬之间17年过去了，可我从没有感到亲爱的父亲离开过我们，墙上父母亲那慈祥的面 容每日注视着我们，父亲那忧国忧民的情怀，企盼祖国统一、强盛、民主、自由的心境，时刻都在教诲激励着我。 在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时候，回首父亲亲历的这段历史， 体验先辈的赤诚与艰辛，倍感自己肩头的责任之重。中华民族在这场伟大的战争中所展现出来的不屈不挠的强大的爱国精神，将永远鼓舞着我们前进!

              （原载湖南人民出版社《武冈黄埔情----黄埔军校第二分校纪念文集》）

               

责任编辑：徐为 最后更新：2019-06-20 14:5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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