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胞李纯青抗战时期用过的眼镜
2018-09-19 09:16:18  来源：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网站  点击：  复制链接

　　人物生平：

　　李纯青(1908-1990)，乳名煊炉，笔名寒飞、吕煊、孔白之、杜微、何家通等，福建省安溪县龙涓乡人。 其祖父、父亲均从事茶叶生意，来往于安溪和台湾之间，定居于台北大稻埕下奎府町。

　　1918年冬，李纯青随父东渡台北，1922年因不愿做日本臣民，拒绝申办台籍，返回故里续学。1925年考入集美师范学校，期间积极参加学生运动，被推选为学生会主席。1929年考入上海大陆大学，旋转南京中央政治大学社会系就读。

　　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春回安溪崇德中学任教。学校因民军混战被迫停课后调往厦门任中国民族武装自卫会福建省闽南分会组织部长，参与筹划和组建中共安(溪)南(安)同(安)边区特支组织，指导并安排干部组建安南同边区红军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

　　1936年经组织安排和华侨资助，进入东京日本大学社会系留学。“七·七”事变后毅然回国投入抗日洪流，辗转上海、香港、重庆，担任《大公报》专栏记者，撰写了大量宣传抗日的社评、短评和专栏政论文章，是当时著名的日本问题专家和政论家。1943年1月至5月，根据当时的国际动向，连续撰文反对外国计划占领台湾的企图，同年11月8日在重庆参加台湾革命同盟会第三次代表大会，起草了要求台湾归宗中国的宣言。

　　抗战胜利后，于1945年10月5日以《大公报》记者身份前往台湾，接触各界人士，介绍大陆的政治形势，宣传中共的政治主张，并在台湾出版《献曝》一书，主编《台湾评论》杂志。1946年冬返回上海，任职《大公报》评论员并主编《时代青年》周刊。1948年11月到香港主持《大公报》，1949年3月任天津《进步日报》(天津《大公报》改名)副总编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上海《大公报》副总编辑、天津《大公报》副社长，1954年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政策研究室和外交部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1954年6月12日加入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任第一、二、三届台盟总部副主席。从1954年至1957年2月，发表有关台湾的政论文多篇，旗帜鲜明地反对“两个中国”、“台湾独立”等分裂祖国的言论。

　　1957年因“反右”扩大化受到错误批判和处分。“文化大革命”中又受到冲击。1977年11月恢复主持“台盟”工作。

　　1987年11月退居二线，转任台盟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历任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四、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

　　生平经历：

　　纯青幼时在家念私塾。民国7年丧母。同年冬随父东渡，居台北。11年，因不愿做日本臣民，拒绝申办台籍，返回故里续学。13年毕业于龙涓崇文小学。14年考入集美师范学校，在校期间，积极参加学生运动，被推选为学生会主席。16年国民党实行反共“清党”后，纯青激于义愤，发动学潮，抗议国民党当局的独裁统治。18年考入上海大陆大学，旋转南京中央政治大学社会系就读。22年毕业。

　　23年，纯青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春回安溪崇德中学任教。学校因民军混战被迫停课，旋往厦门，任中国民族武装自卫会福建省闽南分会组织部长，参与筹划和组建中共安(溪)南(安)同(安)边区特支组织。同年11月，纯青介绍林师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推荐其担任安南同边区特支书记(1935年秋牺牲)。

　　25年，纯青得华侨李金水等乡亲的资助，留学日本，入东京日本大学社会系。“七·七”事变后，纯青毅然回国投入抗日洪流，先在上海《大公报》任日文翻译。27年5月在香港《大公报》研究日本问题，积极撰写社评、短评和专栏文章。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任重庆《大公报》社评委员，撰写大量政论文章，宣传抗战，是当时著名的日本问题专家、政论家。32年1月至5月，他根据当时的国际动向，连续撰文反对外国计划占领台湾的企图。指出“在法律上，《马关条约》已经废除，台湾应归还中国。但在国际上，特别是美国，却在觊觎台湾”。同年11月8日，纯青在重庆参加台湾革命同盟会第三次代表大会，起草要求台湾归宗中国的宣言。

　　34年10月5日，纯青从重庆飞往台北。就在他到台北的那天早晨，他的父亲在台北溘然长逝。第二天，他偕同亲友数人葬其父于台北郊区芳兰。10月25日，他以《大公报》记者身份，在台北公会堂，参加由陈仪为代表的中国政府接受日本台湾总督安藤吉利代表日本政府投降的签字仪式。随后沿西海岸由台北到东港，环游台湾全岛，接触各界人士，特别是抗日进步人士。纯青向他们介绍大陆的政治形势，宣传中共的政治主张。并在台湾出版《献曝》一书。还主编《台湾评论》杂志。

　　35年冬，纯青回上海，在《大公报》上海版负责社评，撰写有关政治、经济、军事、哲学等方面的评论文章。并主编《时代青年》周刊。同时精选剪辑有关文章寄《台湾评论》发表。

　　36年2月，台湾发生“二·二八”起义。纯青在上海报刊撰文声援，支持台湾人民的爱国民主运动。37年11月到香港主持《大公报》。38年3月任天津《进步日报》(天津《大公报》改名)副总编辑。

　　解放后，纯青任上海《大公报》副总编辑。1951年赴柏林参加第一届世界和平理事会。1953年1月任天津《大公报》副社长，主持财经和国际宣传。1954年以后，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政策研究室和外交部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1954年6月12日，纯青正式参加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并担任台盟总部副主席。同年8月6日，他代表台盟总部出席北戴河协商会议，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及其他法律。8月22日，在京各民主党派联合发表《解放台湾宣言》，他代表台盟在宣言书上签字，并作发言。9月23日，周恩来总理指示：谬论必须反驳，所有侵害中国利益的世界舆论，都不应忽视，要及时纠正，毫不含糊。10月29日，纯青根据周总理的讲话精神，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驳斥关于台湾问题的谬论》的文章，指出“几个星期来，某些外国特别是英国的若干报刊杂志，有计划地大量散布所谓‘台湾交联合国托管’、台湾中立化’、‘台湾独立’、‘两个中国’等等谬论。发出上述谬论的人，不能掩饰他们实际上只能是对美国侵犯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行为的一种鼓励”。用历史的、法律的论证，反驳种种谬论。12月9日，又发表《反对“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的文章。从1954年至1957年2月，发表有关台湾的政论文多篇，旗帜鲜明的反对“两个中国”、“台湾独立”等分裂祖国的论调。

　　1957年“反右”扩大化运动中，纯青受到错误的批判和处分。文化大革命中，他又受到冲击、抄家、下放。在政论界销声匿迹二十年。他在回忆这段历史时写道：“文化大革命中”，我也受到冲击，住过牛棚，被抄家两次，被专政有年。但是我——应该说我们千千万万受冲击的人，包括对党和国家有过丰功伟绩的老同志，除林彪一家外，没有一个人逃亡外国。据我所知，有几个著名党外‘右派’，有人请他们随心所欲去国外生活，回答是：‘我是中国人，生在中国，也要死在中国’。正如外国谚语所说：‘不论正确与否，毕竟这是我的祖国’。中华民族不可侮!中国人不管遭受多么深重的灾难，只要还活着，始终要为国家鞠躬尽瘁。”爱国之情溢于言表。

　　1977年11月，纯青复出，回“台盟”主持工作。当时虽年已古稀，但老而益壮。他坚决拥护和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祖国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政策，为祖国统一大业奔忙。1980年元旦，政协主席邓小平主持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纯青在会上发言，针对当时台湾发生的情况指出：“台湾有人提出要‘用台湾的模式统一大陆’，扬言要向大陆作‘政治登陆’，说什么‘都学台北，统一不难’。种种谬论，令人发笑。大陆人民没有忘记国民党统治中国二十余年干了些什么好事，有哪些值得怀念的东西。这，不需要劳驾台湾当局来提醒我们的记忆，大陆人民都领教过，而且不愿再领教了。”1980年至1989年1月，纯青陆续在《人民日报》、《人民政协报》、《台声》杂志等报刊发表了37篇文章。

　　1987年11月，台盟换届，纯青退居二线，转任台盟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1989年1月，纯青患病住北京医院，病中撰写《中国文化琐谈》一文，反驳台湾某些人士倡言“以中国文化统一中国”的论点，指出“中国文化一直是统一的，不需要过多去讨论文化问题，眼前需要讨论的问题是：文化统一而政治分裂，是违背中国文化传统的”。他在患病期间，仍然关心祖国统一大业。

　　纯青历任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四、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一、二、三届台盟总部副主席，第四届台盟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等职务。已出版的文集有《日本春秋》、《献曝》、《反扶日论》、《日本问题概论》、《望台湾》、《笔耕五十年》、《台湾问题研究》。

　　1990年5月20日，纯青在北京逝世。新华社发表纯青逝世电讯时称：“他工作卓越，学识渊博，光明磊落，为人正直，廉洁奉公以及具有强烈的爱国心。”纯青遗嘱，去世后不举行仪式，把遗体献给科学研究，不留骨灰。

　　纯青在患病期间和逝世以后，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台盟中央等有关领导人吴学谦、丁关根、习仲勋、彭冲、方毅、程思远、卢嘉锡、钱正英、钱其琛、苏子蘅，分别前往探望或向李纯青夫人谈家芳及其子女表示慰问。

责任编辑：廖继红 最后更新：2018-09-20 15:2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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