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 黄富俊笔供(1954年6月30日)
2018-06-30 18:56:49 来源：抗日战争图书馆 点击：
十七 黄富俊笔供(1954年6月30日)
姓名：黄富俊。别名：润轩。性别：男。年龄：六十五岁。族别：汉。原籍：沈阳市南郊石庙子屯。奉天法政学校校外生三年卒业。
经历：一九O八年四月入奉天度支司当书记生。一九一四年八月任奉天省财政厅(度支司改称)总务科正司书。一九一六年三月任奉天省财政厅制用科科员。一九一九年五月任奉天省财政厅制用科预算股长。一九二一年九月任察哈尔省财政厅征榷科科长兼察哈尔兴业银行坐办。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任奉天陆军粮秣厂第一科科长。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兼任镇威上将军公署军需处第一科科长。一九二七年五月任镇威军总兵站处兵站监兼陆军粮秣厂总务官。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任哈尔滨特别区长官公署顾问兼道胜银行清理员。
一九三二年三月九日伪满成立，经民政部次长葆康(他是我在陆军粮秣厂时旧长官)推荐，我同意，任民政部地方司长，抱着利己的思想，甘心背叛祖国，作了敌人的工具。
一九三三年二月民政部总务司长竹内德亥主持，我同行政科长白恒兴参加下，制订临时县官制，同年八日在部内开会，由次长葆康主席，各司长科长参加通过，用部令在政府公报发表。这种县官制主要点是县长以下设日人参事官(后改副县长)，大县的警务科长、实业科长改任日本人，行政财务科加派日人事务官。由此县政完全掌握在日寇手中，使他们能够顺利的推行帝国主义殖民政策，危害人民。我参加并通过这种官制，我应负责任。
一九三三年十月八日，赴西丰县参加军警慰灵祭。这个慰灵祭是奉天警备司令部和奉天省公署共同主办的，同去的有司令部参谋长曹秉森、省署民政厅长赵鹏第。这些军警都是被抗日军打死的，他们帮助敌人自残骨肉，死是罪有应得，我去参加祭奠他们，就是违反人民，我应负责任。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日，参加部内制订改省和省官制案会议。由总长臧式毅主席，出席的次长葆康、总务司长竹内德亥、警务司长长尾吉五郎、民政部嘱托金井章二，并有关司长科长等，审议通过，由部提交国务会议通过，同月二十日由溥仪名义公布。这项改革案，是由金井章二与竹内德亥共同主持制订的。对省的名称我
也表示过意见。内容：省区改变是把东北四省改为十省，蒙旗区域改设兴安四省，目的是为加强对人民的统制。省官制是在省长下设日本人次长，各厅增添日本人科长，警务厅长一律改任日本人，加强日寇掌握省政权利，以便督饬各县去宰割人民。我参加意见并通过执行这种制度，我应负责任。
一九三五年七月，代表民政部大臣吕荣寰到勃利县林口去慰问小林师团长。这是总务司长清水良策教我去的。同去的有总务司事务官西尾、秘书官张乐山。带去慰问品伪满国币一千元、酒十瓶。先到勃利县住一宿，第二天同勃利县于县长到林口小林师团司令部。这个师团任务是担当勃利县、桦川县一带治安，并保护图门到佳木斯铁路线。勃利县曾遭受过抗日军攻击，经他手把地方治安恢复，部里认为他有功，所以派我代表大臣去慰问。我见着他说勃利县秩序恢复，地方行政能够着手建设，皆是他的功劳，满洲官民同深感谢等等的恭维话。晚间并在旅馆设宴招待他并他的师部参谋副官等二十余人。日本军在伪满都是染满屠杀中国爱国青年和无辜人民血的人，我去慰问他，就是益行助长他们的凶暴的气焰，我应负责任。
一九三五年九月赴日本考察地方街村建设制度，目的是为伪满建立街村制度作参考。这是总务司长清水良策教我去的。同去的有地方司事务官西本属官、张乐山秘书官和安东省民政厅长许贵恒，并他的秘书翻译(名忘记)。到东京内务省见内务大臣后藤文雄，由他派事务官津田领我到京都、大阪、奈良、爱知县、新泻县各都市参观，并到爱知县、新泻县三个乡村去视察。听到村长说明日本地方行政建设的沿革并现在町村制度的实况，知道他们的町村体制有“村会”，担当的事务是行政财政教育交通卫生，“农会”担当生产，“组合”担当经济、生产共同贩卖、消费共同购买等等。我在日本考察了二十多天，当时的感想看到他的都市工商业的繁荣，交通便利，就认为他是有伟大的实力。听到村长说明他们乡村机构的组织，认为都与农民有利，由此发生羡慕，亲日崇日，看不起中国有前途。{中略}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到奉天参加县长会议。这个会议是由奉天省长葆康召开的，目的是为加强一般行政。主持会议的省长葆康，出席的省次长竹内德亥、民政厅长刘负初、警务实业各厅长、各县长等三十多人。我向各县长讲话，说什么现在地方行政已入轨道，不像从前军阀时代杂乱无章，这是由于盟邦仗义援助和政府办事都有法令，才有今天的成绩，满洲国前途是有发展的，今后相信各位一定能够本照省方的指示，根据政府颁布的各种法令，督励人民进行建设，使地方一切行政更进一步的得到发展。伪满法令无一件不是压迫人民的，日寇对东北只有掠夺，哪里来的帮助，我向各县长讲出这样话，就是勉励他们推行敌人政策，危害人民，我应负责任。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参加部内审查街村制度会议，由总务司长清水良策主持，警务司长长尾吉五郎、土木司长王庆璋、卫生司长张铭俊，并各司有关科长等十余人出席通过，于同月二十日用部令公布，一九三六年一月实行(登政府公报)。这项制度是由地方司事务官津田制订(他是日本内务省事务官，担任指导町村行政，由总务司长清水良策把他调到地方司专办这项工作)，经我同意。制度内容主要点，是在县的城市和集镇设街(从前县城下层行政直接归县办，不另设机构)，一般村屯设村(屯的单位仍存在)，街长村长由县委派，街村同属于县管辖，街村育成期限定为五年。从前南满(辽宁旧省区)系实行村镇制度，北满(吉黑旧省区)系实行保甲制度，这两种制度名称虽然不同，但实际皆属人民自治团体，为农村服务。新制度实行后，街村长由县委派，街村事务由县直接监督指导，完全失去自治意味。自一九三八年实行统制经济，各县就把街村组织提前强化，把收买粮谷统制物资等等事务均责成街村担任，从此街村就变成监视农民的机构，为敌人作工具。我任地方司长掌管地方行政，这项危害人民的制度经我同意由我执行，我应负责任。
一九三七年七月任安东伪省长。
一九三八年六月二日，伪满国务院总务长官星野直树到安东省视察，他的来意主要是宣传统制经济，在协和会召集各机关首脑和市民开会讲演，出席的有东边实业银行董事长范先和等四百多人。他说日本军在中国内地作战，业经取得空前的胜利，现在中国蒋政权逃往重庆，武汉指日即能攻下，北边国防有皇军驻守是能保障安全，苏联虽有相当的实力，但他决不敢向日本轻于起衅，这一点请大家安心。满洲官民应本着日满一德一心的精神，努力从事生产，支援前方。现在政府准备实行统制经济，目的是为开发产业，保证人民生活安定，希望大家要与政府协力。最后由我代表作答辞，硬说安东全省官民对于皇军的英勇早有信赖，同时也知道支援皇军是我们应尽的责任，今后一定要遵照政府策划，完成我们尽负的任务等等的恭顺话。日寇侵略中国，把东北作他们军需基地，统制经济就是实行掠夺，我竟向他说出这样违反人民的话，甘心作汉奸，我应负责任。
一九三八年七月产业部在安东设立统制柞蚕会社和烟草组合，派粮政司长吕作新，同总务厅主计处科长饭泽、柞蚕会社理事长鸠山、组合长(名忘记)到省开会，出席的省次长别宫，警务厅长连修，实业厅长范垂绅等十余人，决定收买价格蚕千粒一元六角到两元，烟草每公斤四角到五角(比时价少三分之一)，柞蚕全数作军用，烟草一部分交日本军，一部留伪满自用。我通过决议，由省令县执行，并以我的名义出布告，通知农民以后对于柞蚕烟草完全由会社组合照公定价格收购，禁止自由买卖。柞蚕烟草为安东特殊生产，每年总值在千万元以上，对农民经济占很大的比重。实行统制后，一九三八年柞蚕共由会社收买十亿余万粒，烟草一千一百公斤，总值六百余万元，农民损失四百余万元。这是我执行敌人政策造成的恶果，我应负责任。
一九三八年九月，国务院总务厅在安东设立鸭绿江满鲜水利发电会社，在宽甸县水丰河口修筑水利发电站。会社是由满鲜合办，资金两亿元两方分担，朝鲜出资的是日人野口，目的是为敌人在南满开发产业供给电力。同月十日总务长官星野直树派主计处长松田令辅，同会社理事长野口，理事陈某(名不详)到省开会，由省次长别宫主席，警务厅长明山，实业厅长钱鲁民等二十余人参加，我亦出席。由松田令辅说明会社在宽甸建筑发电站，计划收买水没地六万余垧，地价荒地每垧二元，熟地每垧由三十元到六十元，房价每间由二十元到四十元。政府在滨江省五常县预备出荒地，被收买土地的农民有愿迁往的，车费由政府担任，每户拨荒地三垧到五垧，每垧收价三元，当场通过，由省急令宽甸县协助会社执行。这时宽甸县长是由副县长山名光治代理，对于收买土地事务完全由他承办，收买土地不到三个月办完，被收土地的农民有五千余户，迁往五常县的仅有八百余户，其余均分散各奔他乡，直到一九三九年四月才全部迁移完竣。筑堤工程由宽甸县代募劳工三千人，说每天给工资五角，都被包工扣去，人民未得着。宽甸县长董幼安向我说，他到宽甸县后，有由五常县回来的农民说，到五常县去的人因县方所拨土地均系山荒，预备建筑的木材不够，自动迁走者有二百余户，到后因受冻饿死亡的有三四十人。在收买土地时农民被警察逼迫交照，自尽的有十余人，这是我执行敌人政策，使人民遭受危害，我应负责任。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赴宽甸县视察集团部落，同去的有官房总务科小牧事务官，秘书官张乐山。这个部落共有土平房二十余蹚，每蹚十余间，我进入屋内看到妇女均穿着破烂单衣裳，小孩仅肚子上围着一条布，炕上有炕席，有被褥的很少，房沿和梁头上挂有少数苞米穗，并未看见别的吃粮，在室内并看见有两个新死的人尚未
移出，这样凄惨情景令人目不忍睹。据部落内的村长背地向我说，这个部落住的人都是三年前从百里外山狱地区被日军烧了房子财物单人被撵出来的，原有三千人现在只剩一千四百五六十人，死了一大半。我问他怎么看不见壮年男人?他说都出外作工，不能常回来。我回省向次长别宫说，集团部落的人民因为无地种，无吃无穿多半饿死，现在治安恢复，应当让他们各回原地。他说这个部落系由日本守备队管，他们认为东边山林地区治安尚未彻底肃清，不能即时疏散。宽甸县共有这样的集团部落五个，我是省长，对于目睹垂死的人民不营救，我应负责任。
一九三九年四月，伪满政府在安东省安东县大东沟修筑大东港，目的为对日输出商品。同月二十日交通部派坂上技监同国道局长直木伦太郎到安东省开会，出席的省次长堀内一雄、实业厅长钱鲁民、交通科长田中等十余人。我参加，由坂上技监说明筑港计划，规定八年完成，第一期建设工程并收买土地一万垧，委托安东省承办。地价规定苇塘每垧三元，熟地每垧一百二十元，房价由四十元到六十元，比时价少半数以上。当场通过。收买土地由省令安东县执行，收买苇塘地七千垧，熟地三千多垧，撵走六个村庄的人民一千多人。事后听安东县长宫文超说，农民受警察催逼都含着眼泪交出地照，有迁到最近村屯的，也有远走他乡的，五家子屯并有自尽的一个人。这项工程共用劳工一千五百多人，均由安东县征发。工程一直继续到“八一五”。这是我通过执行，人民遭受的灾害，我应负责任。
一九三七年七月到一九三九年九月我在安东伪省长任内，警察实行法西斯手段镇压人民，更着重知识分子。检查邮件，在娱乐场所如饭馆澡堂电影院舞场等地方均雇用“腿子”监视人民的行动，遇有言行不慎，即由警察检举，诬以反满抗日罪名，用非刑拷问，这是到处普遍的事。安东人民在这样残暴镇压下，屈死的不知有多少人。安东县长宫文超说，他县内特务警察夜间审讯思想犯，非刑毒打，哀号的声音惊动附近邻家，成宿不能睡觉。{中略}我当伪省长，对警察这样危害人民，我知道不能制止，我对今天安东人民揭露出来的被害真象，我应负责任。
一九三九年十月一日任龙江伪省长。
一九三九年十月二十日赴阿尔山慰问西山部队(他是龙江省防卫司令官，诺门坎战争调到前线)，同去的有总务科小林事务官、秘书官张乐山、外属官一人(名忘记)，带去的慰问品伪满币(数不详)、酒五瓶。见着西山说他保卫国境击退敌人有功劳，龙江全省人民一同感谢，我代表来慰问等等恭维话。又到前方九一八高地去慰问森田部队。诺门坎战争是日寇妄想向蒙古人民共和国扩张势力惹起来的战斗，两个多月日本军和参加的伪满军，在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军沉重打击下，受到大量地伤亡，因此被迫停战。龙江人民是反对这种战争的，我代表去慰问是违反人民，我应负责任。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开拓总局长结城清太郎到龙江省开会。省次长多田骏、警务厅长神子敏、实业厅长申振先和各科长出席，我参加。由结城清太郎说明开拓总局根据日满开拓计划，拟收买龙江南部泰来、镇东、白城、洮南、安广、大赉、开通、檐榆、醴泉九县土地四百余万垧，作日本移民用。荒地每垧一元到两元，熟地每垧二十元到四十元，要求省方协助，当场通过，由省通令各县执行。收买的办法，由开拓总局派员拿着地图到县召集各村长按照地图所划的收买区域(说是买荒地，可是内中亦加杂一部分熟地)和规定的价格，责成各村长通知各地主限期交照领价，不交照的即发动警察催逼。在这样情况下三个月买完四百万垧的土地。这是等于
强抢，土地是农民的生命，被日寇用如此的廉价夺去，该有怎样痛心。所收熟地开拓民未到以前开拓局租给农民种，每年每垧收租五斗到八斗，四百万垧土地按二成熟地约计有熟地八十万垧，每垧平均按年照七斗计租(每斗四十二斤)，一年农民就得拿出租粮二亿三千五百二十万斤。我执行敌人开拓计划，使龙江人民遭受这种损害，我应负责任。{中略}
一九四O年八月下旬讷河县抗日军入县城，省方接到报告，即由警务厅长神子敏计划调龙江县警察队五十名随同日本守备队赴讷河应援，他们到讷河县城时抗日军早已向北安省撤退，警察队追到省境未遇即返回龙江，事后张县长来省报告说县署寄押有抗日行动的两个人(名不详)。抗日军进城包围县署(有七八十人)，打死日本警察三人，副县长逃跑，进监狱把这两个人救出，并缴去警察大小枪三十多支，在县城有三个钟头，即由北门向北安省方面退走，商民毫无损害。警务厅调警察队赴讷河县应援是经我同意，我就是打击抗日军，我应负责任。{中略}
一九四O年十月召开各县长会议，目的是为收买粮谷。出席的省次长山菅、实业厅长陈万铠、警务厅长神子敏、民生厅长吴奎昌、各关系科长等二十余人，我任主席，向各县长讲话，说去年龙江收买粮谷因为着手晚，仅收十余万吨，本年政府规定责任量五十八万吨，这个数字在春天已向各县分配，现在新粮不久上市，应提前
着手收买，务望大家努力完成责任量。随后即讨论关于收买粮谷进行事务，如收买日期，督催方法和规定农村送粮先后程序等等，决定出划一办法。于十月中旬开始收买，十二月上旬我到泰来、洮南、白城三县交易场去视察，并对送粮的农民讲话，催他们把应交的粮谷赶紧送到交易场。到一九四一年一月收买的粮谷未完成责任量，省次长下命令叫各县组织搜查班带警察下乡搜翻，同月林甸县副县长中岛到乡村搜查粮谷时，用木捧打农民头部，受重伤昏倒在地(村名人名忘记)，并令警察烧了他的住房两间和柴草垛。各县农民经此搜逼，多有把吃粮和种子拿出交纳，因此发生饥馑，有吃草根树皮的，有饿死的。安广县长刘元盛、白城县长刘鸿谟都说过县内有饿死的人，这是收买粮谷造成的恶果。到二月底收买结束，完成五十八万吨责任量。农产公社理事长结城清太郎到龙江省公署交我一万元秘密费，说是政府奖励收买粮谷的，我收下分给民生厅长、实业厅长和各县长八千五百元(每人有八百元有五百元的)，自己留下一千五百元，日本人亦有同样的奖励。我帮助敌人把农民血汗换得的粮谷抢夺到手，使人民遭到严重的灾难，自己反受政府的奖赏，我应负责任。
一九四一年一月兼任龙江省红十字社支部长，接总社通知在龙江修医院，令我筹款，在省公署内召集市内有力商民张秀峰、刘维汉四十余人，募集现款三万八千元，以后医院修成，院长、医生、看护皆是日本人，专给日本人治病，一般市民无入院的权利。这是我帮助日寇榨取人民，我应负责任。
一九四一年三月兼任兴农合作社龙江省联合会会长。兴农合作社的任务，名为发展农村生产，为农民服务，实际它是政府统制农村产业剥削农民的机构。自一九三八年实行收买粮谷，合作社的职权愈加强化，对农村的迫害更加严重，农民都称它是倾农合作社。例如收买粮谷，各县合作社在县城和交通便利地方设立交易市场，农民交粮由它验等过称，它可随意压等压秤，并多打粮样子，作为自己收入;农民应领的生活必需品，如棉花、布匹、食盐、豆油等等，由它配给，它可任意克扣，私卖出去作为自己的收入;到乡村催交粮谷任意毒打农民，秋成的时候对缺粮的人家限制吃青粮;春天农民种地，某种粮谷种多少须由它指定，不准农民自由变更。白城县长刘鸿谟同该县合作社理事(日人，名不详)下乡催粮谷，见农民吃干饭，当时他就把饭盆摔于地上，并把农民骂了一顿。泰来县吴家村村民劈一筐青苞米，被合作社理事看见，罚他跪在地头，他回到县城即要求副县长下令禁止农民吃青粮，这是泰来县林县长向我说的。以上种种危害人民的行动，我兼任会长不能制止，我就是支持他们的行动，我应负责任。{中略}
一九四一年六月到安广县荒地沟视察开辟稻田工程，同去的秘书官张乐山、安广县长刘元盛。这项稻田是开拓总局委托省办的(土地是开拓局于一九三九年收买的)，面积约五千垧，工程由大北公司包办(日本人)，需用劳工五百多人，由安广、白城两县征发。我到工地见劳工均有饥色，问他们都说吃不饱，我回到白城县问县
长刘鸿谟，他说这批劳工给养系由省指定，由本县照重劳动每人每月配给食粮二十五公斤足够吃，工人受饥饿，这一定是包工作的毛病。回省后问开拓科长小林(这项工程是他主办)，他竟不承认大北公司有克扣工人给养的事，反说工人撒谎。日寇在东北各机关主管土木工程的人和包工业者，都是土木系出身，彼此联成一气，上下其手，偷工减料，克扣给养，是到处普遍的事。劳工是我下令征发，工人遭受的痛苦，是我亲眼目睹，我对包工业者剥削行为，不能制止，我应负责任。
一九四一年七月经济部产业部准许林兼商店在龙江省大赉县设立水产会社，统制月亮泡鱼产。林兼商店是日本私人出资经营的，他在伪满各地收买水产物，专供给关东军，经济部产业部准许他在大赉县设会社，是由关东军授意，并省次长山菅支持他才取得独占权。月亮泡有渔民二百多户，大赉县城有经营渔业的鱼栈二十多家，每年生产总值在三百万元以上。会社成立后，规定鱼价每公斤由一角到三角，渔民打出来鱼不能自由贩卖，须照定价由会社收买，鱼栈的财产全部被会社由廉价收买去。这都是由省令县执行的。事后听大赉县长边树范说，水产会社成立不到一年，月亮泡的渔民因会社规定的鱼价太少不够开销，就有半数以上停业。会社拿廉价买进来的鱼，以三倍的高价在都市出卖，榨取人民取得高额的重利。这是我执行敌人政策造成的恶果，我应负责任。{中略}
一九三九年十月到一九四二年九月底我在龙江伪省长任内，征发劳工第一年七万五千人，第二年八万人，第三年九万人，皆是由我根据政府命令通知各市县摊派。这些劳工多数分配在兴安岭阿尔山林场、鹤立岗、穆稜煤矿作重劳动，死亡率在百分之五以上;一部分修建齐齐哈尔市到昂昂溪军用道路，龙江县三间房到昂昂溪一带军用仓库和堆积场，镇东、白城两县飞机场等工作，死亡率在百分之二。这是我执行敌人奴役政策，危害人民，我应负责任。
一九四二年任龙江伪省长时，龙江省鸦片瘾者登录共有六万多人(前二年瘾者登录数与此无大出入)，这些瘾者需用的鸦片均由省民生厅向禁烟总局领取，分交市县供给瘾者吸食。人民染成这种毒品嗜好，有倾家破产的，有死亡的。这是我执行鸦片政策产生的恶果，我应负责任。
一九四二年十月一日任伪满兴农部大臣。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到滨江龙江两省视察收买粮谷状况，滨江省长王子衡召集各县长来省，我向他们讲话，说现在省县主要工作是收买粮谷，这是因为皇军进行大东亚战争，对于军需支援是我们政府应负的责任，今年滨江全省出荷量中央规定一百万吨，现在收买的数字相差尚远，大家要努力，必须照责任量完成任务。到龙江
省我也向龙江省长申振先和各县长讲过这样的话(龙江出荷量六十六万吨)。到收买结束时，滨江龙江两省均照规定数收足，人民遭受掠夺，是我督催所起的作用，我应负责任。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下旬出席日满开拓委员会会议，主席关东军参谋长笠原幸雄、委员日本大使馆谷正之、伪满总务长官武部六藏、外交大臣李绍庚、兴农部次长稻垣征夫、开拓总局长五十子，我也是委员。会议内容是审议日本开拓移民事务进行的计划。会议开始先由开拓总局长五十子报告本年度开拓事业实行的结果，以后说明下年度拟定的开拓事务和移民人数、安置地点、资材准备、经费数目等等计划。他说完计划后，并未讨论，即由主席笠原幸雄站起来说，日本开拓民到满洲所作的事业有成绩，开拓局所定的明年度开拓计划很好，希望当局要切实执行，大家如无意见即表决(由此证明日方事前一定经过审议)。接着大家均同意，通过这项计划案。第二天开拓总局送一百元钱，说是车马费，我想这是酬劳。
日寇向东北移民，表面上说成是帮助满洲开发产业，实际是实现帝国主义多年拟定的大陆政策，先从北满着手，就是想以日本人从事北满国防阻挡苏联。这种移民政策，一九三七年冬即由关东军定出计划，在伪满设立开拓总局，任结城清太郎为局长，专办开拓移民事务。同时成立日满开拓委员会，作为审议开拓事务的机关。开拓总局于一九三八年秋，即在北满三江、北安、龙江、吉林各省七十多个县，着手收买土地，继续到一九四O年春，共收买土地三千万垧，约占收买区总面积四分之三，说是买荒地，实际加杂着一成到二成的熟地荒地。定价每垧由一元到两元，熟地每垧由二十元到四十元。收买的办法是发动警察强迫人民缴照。一九三九年七月，产业部大臣吕荣寰同关东军的参谋和知鹰二，拿着关东军计划案到日本东京，与日本拓务大臣小矶国昭，和陆军大臣、农林大臣参加下决定出移民计划，开始实行移民。计划的内容主要规定二十年移民五百万，所用的经费由日满分担，移民实施的结果：
1.截至“八一五”共移来日本开拓民十万人，撵走东北农民一百五六十万人，让出熟地百万垧。因日本拓务省每年计划的移民的人数不能全来，东北农民所让出的熟地他们不能全种，竟至撩荒七八十万垧。
2.日本开拓民到东北多数变了质，依靠着政府补助费(每户五百元)过优裕的生活，不尽力劳动，所种的土地草苗一起长，到秋天把熟地变成了荒地。到第二年甚至有把他种荒的地，强向附近的东北农民换种，东北的农民牲畜农具，他们可以随便使用，秋天苞米他们可随便劈着吃，因此有力的农家多数搬走，无力者只好停着干受气，这都是日寇移民政策给人民带来的灾难。
我在兴农部共出席开拓会议三次，通过每年开拓计划，人民所受的灾难我应负责任。
一九四三年一月兴农部订增产棉花法案，由农政司司长吕作新制定，由部送总务厅审查，提交火曜会议国务院会议，于同月二十日由溥仪公布。增产计划一九四三年规定产棉三十万担(以前二十万担)，一九四四年产棉四十五万担，一九四五年产棉六十万担。增产目的供军用。这项增产的计划兴农部责成棉花会社承办。东北产棉的区域，只有奉天省辽阳、海城、盖平，锦州省兴城、绥中、黑山、盘山、台安、义县、北镇十余县。会社为强制农民种棉，派出社员四百多人分住乡村担当监督指导种棉的工作，农民对于社员需要杀猪供应，担负了很大的费用。到了秋成的时候，棉农完不成责任量，受会社的逼迫，甚至有把自己被褥里的棉花拿出缴纳。收买棉价每斤由三角到五角，比时价差十倍以上，农民因为棉价低，所得的代价不够买吃粮。这都是我于同年十一月到义县视察制棉工厂，听关县长(名忘记)向我说的。增产的计划是由我执行，人民遭受的损害，我应负责任。
一九四三年二{一}月兴农部订开辟稻田法令案{战时农产物增产方针要纲}(是总务长官武部六藏教作的)，法案由兴农部农政司技正牧野根据武部六藏、次长古海忠之所定开辟稻田计划制订，由部送总务厅审查，提交火曜会议、国务院会议通过，于同月二十二日由溥仪公布。法令案的内容是在吉林省郭尔罗斯前旗，四平省双辽、梨树两县，滨江省松花江沿岸开辟稻田，面积约三十万垧，资金两亿元，日满分担，工程定为三年完成，产出大米每年约计一千万担(日本担)，专输供日本(这是日寇进行侵略战争人的伤亡过重影响农村生产，想用东北的人力地力为它造水田充实军用)。开辟稻田的工作是由兴农部责成开拓总局承办。法令公布后开拓总局即根据计划在郭前旗收买土地十八万垧，双辽、梨树两县收买土地六万垧，滨江省松花江沿岸收买土地六万垧。地价荒地每垧两元，熟地每垧三十元到六十元(比时价差三分之二)，于同年五月由吉林、四平两省动员劳工十一万人，开始在郭前旗、双辽、梨树两县着手修筑水库和沟渠工程。关于收买土地和征发劳工均由兴农部令吉林、四平、滨江省协助执行。一九四四年五月郭前旗水库和沟渠的工程完成一部，举行插秧式典，我参加，同去的国务总理张景惠、总务长官武部六藏、经济部大臣阮振铎、兴农部次长稻垣征夫、开拓总局长五十子等四十余名。在工地参加式典有村长四十多人，工人代表二百多人。我向他们说：政府为供给“亲邦”大米才在这个地方开辟稻田，这项工程是艰巨的，是紧急的，诸位能够协力政府完成了工程一大部，这是值得感谢，今后希望更进一步的努力，把全部工程在三年内提前完成。这是我昧着良心向人民讲的话。在宴会时听村长说：郭前旗从去年修水库和沟渠占用的乡村，已经撵走了五千多户住民，我们的土地都是被收买，开拓总局尚让我们种，每年每垧要五斗到八斗的地租，将来水田造成日本人来到，我们也都得被撵走。开拓总局共买土地三十余万垧，每垧若按七斗租粮计算(每斗四十二斤)，每年人民就得拿出租粮八千八百二十万斤。这都是我执行敌人侵略政策造成的恶果，我应负责任。
一九四三年三月，兴农部召开各省实业开拓厅长会议，出席的奉天省实业厅长张铭义、滨江开拓厅长王式文、龙江省实业厅长陈万凯、吉林省开拓厅长邱任元和其他各省实业开拓厅长，部内有关系的各司长科长五十余人。会议的内容是讨论农业增产问题、畜业增产问题、开拓民辅导问题、增产补助费使用问题等等。会议由
次长稻垣征夫主席，开始由我致辞说：今年政府宣布的收买粮谷和一切军用物资比较上年均有大量的增加，现在皇军进行大东亚战争，支援物资是我们官民应负的责任，希望各位要本着这次会议的结果，督励人民尽力从事生产，完成政府交给我们的任务。敌人讲求增产并不是为东北人民谋利益，而是要用东北人民的力量为他们生产，为他们充实军用，我让各厅长去督励人民生产，就是促使他们去奴役剥削人民，我应负责任。{中略}
一九四三年五月到吉林省怀德县东辽河北岸参加建国神庙祭田插秧的式典，这项祭田是由一九四二年春由兴农部直接主办的，面积三千垧，生产的大米专为祭祀建国神庙天照大神之用。同去的兴农部次长稻垣征夫、农政司长吕作新、粮政司长田中信一、参事官山名光治、和各司科长等二十余人，并有耕种稻田的日本开拓民百余名。举行式典时，我也光着脚在水田内插秧十余株，完成式典后，并作简单的会食。这是我信仰天照大神，推行敌人用神道迷惑东北人民的政策，我应负责任。
一九四三年九月下旬参加天照大神尝新祭，这是祭祀府总裁桥本虎之助主办的，地址在宫内祭祀府的礼堂。举行式典时由我奉献新谷(大米)，并念祭词。说什么今年满洲各地五谷丰收，皆是天照大神的保佑，特献新谷答谢神庥等等荒唐无稽的话。粮谷丰收是出于农民的力量，我竟说成是天照大神保佑，这是我帮助敌人欺骗人民，我应负责任。
一九四四年一月兴农部同经济部定兴农金库法案。法案是由文书科长小泉会同经济部金融司共同制定的，由部交总务厅审查，提交火曜会议、国务院会议通过，于二月上旬由溥仪公布。法令案内容规定兴农金库的资本一亿元，由中央银行出资，业务专办农村存放款，监督的机关<是>兴农部、经济部。法令公布后以中央银行
理事笠井任理事长，邱任元任副理事长(他是原任吉林省开拓厅长)。兴农金库表面说成是调剂农村金融，实际是榨取人民。政府规定农民储蓄每年两亿元，由它委托兴农合作社由农民出卖粮谷和农产物时代扣，规定年息三厘，其实农民未得着。它把收进来的存款，在春耕的时候以月息六厘到七厘的高利贷给农民。一九四四春到一九四五年夏，一年中共贷给农民的借款四亿多元，就榨取了两干多万元的利润。这是我执行敌人掠夺政策，危害人民，我应负责任。
一九四四年二月底赴日本报告供出粮谷数目，这是总务长官武部六藏找我到总务厅告诉我的，说是关东军授意，详情让我问次长。我回到部里找次长稻垣征夫，他说：大臣辛苦一趟吧，事情是因为政府今年预定拨给日本的粮谷三百六十万吨，陆军省因为不够，又想增加五十万吨，现在筹划出来三十万吨，业经关东军向日本陆军省接洽好，大臣去向东条国务总理一报告就行，一切事都由粮政司长田中信一准备好，他随大臣去，另外并带事务官一人，属官一人和秘书官尚希文。我到东京住帝国旅馆，第二天三月一日同粮政司长田中信一，秘书官尚希文到总理官邸见着东条英机，并有书记长官星野直树在坐。我把伪满对日供出的粮谷数目向他说明后，他拿出手账把总数记入，即说很好，随后说我有事午间再谈吧，并让我明天进宫去见裕仁。午间在官邸招待我们同去的五个人，陪席的有内阁书记长官星野直树和各省大臣。席间东条向我说：日本人民现在均节衣缩食，协力大东亚战争，满洲农民拿出这些粮谷支援日本，生活不免有困难，这是无可如何，大家应当忍耐过这个时期就好了。我当时即附合他的心意，硬说：东北农民生活尚能维持，他们都认识援助皇军进行大东亚战争是满洲人民应尽的责任，我敢保证本年供出的粮谷数目，定能足数交纳，请阁下放心。我说出这样违反人民的话，就是表示甘心作敌人的忠实的奴仆。宴会完了并在官邸院内同东条和出席的各首脑共同照像。午后宫内翻译官林出到旅馆向我说明见裕仁的仪式，第二天上午十一时同伪驻日大使王允卿进宫见裕仁，由林出作翻译，向他报告了对日供出粮谷数目，他点点头说：你是坐飞机来的很安全吧，你可在东京多住几天。我回到旅馆，田中信一即交给我广播稿子，让我明天十点钟到东京放送局向日本全国广播，我看译成中文的稿，主要也是说明满洲对日输出各种粮谷数目，并由我保证在本年内均能照数运交日本。我问他：这是什么意思?他说：日本人民现在物资缺乏，均盼望由满洲来粮愈多愈好，大臣向他们广播，他们就安心了。到放送局广播时由我先念的中文，后由秘书官尚希文念的日文。第四天即离东京到福冈，因等候飞机又住了三天才返回长春。这时候日本实行严格物资统制，人民生活亦感不安，表示出厌战情绪。关东军让我去报告去广播，就是利用伪满的汉奸来安慰本国的人民，我执行军阀的命令，不独违反东北人民，同时亦欺骗了日本人民，我应负责任。
{中略}
一九四五年六月十日赴安东营口视察制造木船，这项木船是由兴农部委托安东制材会社承办(关东军派员监视)，木船的用途是向日本输送粮谷(这是日寇轮船被炸想用木船代替)。原定计划共造两千只，每只载重量二百吨到四百吨，到“八一五”共造成二百多只。安东造船厂使用造船的工人有一千多人，是由奉天、安东两省征发。这时候日本运输力已到山穷水尽，在大连、朝鲜口岸堆积粮谷很多，就是运不出去。我去督催工人为他们造木船，就是帮助敌人强夺东北人民的物资，我应负责任。
一九四二年十月到一九四五年“八一五”，我在兴农部伪大臣任内，每年收买粮谷数目：一九四二年七百二十万吨，一九四三年原定七百五十万吨，实收七百八十万吨(有报恩出荷三十万吨)，一九四四年八百五十万吨，一九四五年责任量九百二十万吨，“八一五”日寇降服未收买。
每年输出粮谷数目：一九四二年输出日本二百六十万吨，输出朝鲜三十五万吨，输出关东州七万吨，输出华北汪政权三十万吨。一九四三年输出日本三百二十万吨，输出朝鲜三十五万吨，输出关东州七万吨，输出华北汪政权四十万吨。一九四四年输出日本三百九十万吨，输出朝鲜三十万吨，输出关东州七万吨，输出华北汪
政权四十万吨。上项输出的粮谷均由农产公社承办。输出朝鲜的粮谷，是由日本直接换大米。输出关东州的粮谷，是由农产公社换回芝麻花生榨油供给日本。输出汪政权的粮谷是由政府换回棉花、棉布、煤。棉花、棉布一部拨交关东军，一部留伪满自用，煤全数运日本。
每年国内配给粮谷数目：一九四二年劳工配给量轻劳动每人每月二十公斤，重劳动二十五公斤，一般市民十七公斤。一九四三年劳工配给量轻劳动每人每月减为十八公斤，重劳动二十五公斤，一般市民减为十五公斤。一九四四年劳工配给量轻劳动每人每月十八公斤，重劳动二十五公斤，一般市民减为十二公斤，并掺一成橡子面。三江省、东满总省有时仅配给九公斤。一九四五年各项配给没有变动，继续到“八一五”。
每年收买军用出产物资数目：一九四二年皮革牛羊皮狗皮七千吨，猪皮五十万张，兔皮一百万张，各种毛类二万五千吨，油类三万吨，动物油五百吨。一九四三年皮革牛羊皮狗皮七千五百吨，猪皮五十二万张，兔皮一百二十万张，各种毛类两万七千吨，油类三万二千吨，动物油五百二十吨。一九四四年皮革牛羊皮狗皮八千吨，猪皮五十二万张，兔皮一百五十万张，各种毛类三万吨，油类三万五千吨，动物油五百二十吨。一九四五年皮革牛羊皮狗皮九千吨，猪皮五十五万张，兔皮一百八十万张，各种毛类三万二千吨，油类三万八千吨，动物油五百五十吨。“八一五”日寇降服，实收不到半数。上项畜产物资的收买配给是由畜产会社承办，每年除猪皮兔皮留出一部配给伪满军，油类留出一万吨归伪满自用，其余尽数拨给关东军。
兴农部每年收买粮谷和军用畜产物资数目以及对外输出和国内配给数量，均系根据政府物动计划实行(物动计划是由总务厅企划局长官掌管，由关东军和总务长官，企划局长、各部次长共同参加制订。中国人不能参加)。数字虽不是由我规定，但对每年粮谷出荷责任量和收买军用畜产物资数目以及粮谷配给量，均由我在省长会议上发表，并由我督饬各省去执行。农民生产的粮谷和畜产物，因为政府每年规定的责任量逐年增加，在警察搜逼下尽数拿出来，自己吃草根树皮，多数遭受死亡。都市人民因粮谷配给量每年削减，最后且掺加橡子面，每天受饥饿，有力的变产买食粮，被警察看见就是经济犯，受惩罚。无力的有饿死的，有流浪街头被警察抓去做劳工，也是走进死路。这都是我执行敌人掠夺政策，把人民血汗换得的果实抢来交给敌人去打祖国人民造成的恶果，我应负重大责任。
一九四二年十月到一九四五年“八一五”，我在兴农部伪大臣任内，对砍伐森林每年征发劳工和马匹数目：一九四二年劳工二十二万人，马六万匹。一九四三年劳工二十六万人，马七万匹。一九四四年劳工三十万人，马八万匹。一九四五年夏季采伐征发劳工六万人。这些劳工受砍伐业者虐待，死亡率在百分之五以上。我有一个亲戚吕正琨住沈阳市效{郊}外杨官屯，一九四四年冬被警察抓去在阿尔山林场作劳工，不到三个月吐血死亡。他的同屯有被征发在阿尔山林场作劳工的人(名忘记)回来说，阿尔山林场作工的有三千人，他在阿尔山林场工作不到一年，看见山坡上新坟堆就有一百五、六十个。这是我执行敌人奴役政策给人民带来的恶果，我应负责任。
一九四二年十月到一九四五年八月我在兴农部任伪大臣时，每年二月底赴各地去慰问日满军警，这是国务院总务厅主办。一九四三年我担任的地区是牡丹江省东宁和三江省，同去的有总务厅会计科长广濑、主计处事务官一人、属官一人和秘书官尚希文。带去的慰问品有伪币(由日人经管数不详)和日本酒。{中略}一九四四年担当的地区滨江省、黑河省，一九四五年担当的地区奉天、锦州、热河三个省。日本军在东北都是屠杀中国人民的魔手，伪满军警都是帝国主义的帮凶，我去慰问，也是为敌人服务助长他们去迫害人民，我应负责任。{下略}
119—2—1155，1，5
责任编辑：国强 最后更新：2018-06-30 18:5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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