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将领张治中的“真情告白”
2023-09-12 14:22:56  来源：团结报文史e家 冯杰   点击：  复制链接

　　【精彩提要】

　　1949年冬，张治中开始写回忆录，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想把过去六十年一本大账清理一下，作为自我检讨，好为进入新社会为人做事的体验参证。”

张治中

　　1985年2月，隶属全国政协办公厅的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张治中回忆录》，洋洋洒洒60万字，分为精装本和简装本。2007年2月，中央统战部华文出版社推出新版《张治中回忆录》，内容基本不变，开本改为16开，之后增加若干历史照片，冠以“图文最新版”，多次印刷经久不衰。

　　鲜为人知的是，早在1980年8月，文史资料出版社曾经推出过《我与共产党》一书，其实就是《张治中回忆录》节选本。顾名思义，内容集中反映张治中与共产党接触20多年的经历和感受。

　　结缘周公忠蒋亲共

　　1921年下半年，川军第三独立旅参谋长张治中厌倦了军阀混战，脱下军装到上海大学选修俄文，得以结识陈独秀、瞿秋白两位共产党人，对苏联社会主义心向往之。后来，陈炯明炮轰总统府，张治中两次入闽参加“讨陈”军事行动，旋即帮助刘希闵建立“建国桂军”军官学校。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蒋介石邀请他担任黄埔军校第三期入伍生总队上校总队副、代理总队长。张治中勤奋尽职，在军校执教时，最敬佩政治部主任周恩来，“我们一见如故，他为人热情，谈吐、风度、学养都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黄埔学生当时分为两派，张治中立场“站在中间偏左”，有时候难免两头不讨好。尽管如此，邓颖超仍说：“文白先生在黄埔军校与周恩来、恽代英、熊雄等同志时有过从，曾为维护两党团结而努力。”

　　1989年春天，邓颖超还对张治中子女笑着说起：“我同恩来在广州结婚，除了你父亲，别人谁也没告诉。谁知你父亲一定要请客，他安排了两桌酒席，找了几个会喝酒的人来作陪，他自己一口酒都没喝，却把恩来灌醉了。最后他找来卫兵把恩来抬回去，直到第二天，恩来的酒也没醒，这件事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

　　国共摩擦日益加剧，张治中逐渐同情共产党，尤其是中山舰事件，他当面质疑蒋介石：“校长这种做法，是否顾虑到一般革命同志的信仰和一般革命青年的同情?”不久，张治中动了参加共产党的念头，周恩来请示组织后婉言拒绝：“你的目标大，两党曾有约，中共不吸收国民党高级干部入党，但我们今后一定暗中支持你，使你的工作好做。”

　　据张治中机要秘书余湛邦透露，新中国成立后追忆旧事，张治中说：“这可能是我的政治生命的转折，如果当时成为中共党员，我的历史就得重写了。”周恩来说：“这很难讲，有多种可能性。”

　　北伐战争推进到长江流域，蒋介石明目张胆走向“反共”。张治中坦言：“我是坚决主张实施联共政策反对两党分裂的，眼看两党关系日趋恶化，无法挽救，自己既不愿站在国民党立场来反共，也不愿站在共产党立场来反蒋。”

　　1928年8月，蒋介石被迫下野，张治中追到溪口“检讨蒋过去种种缺憾，如对共产党问题、对第七军问题、对用人问题的分析”。谈话颇有帮助反省味道：“蒋的态度，很为动容。有很多地方，由他加以解释、说明，或为我所不知道的，或为我没有看到的。”

　　为了躲避“剿共”战争，张治中主动请调中央军校从事教育工作，中间虽然五度出绾兵符，但多为针对冯玉祥、阎锡山、李济深等国民党地方实力派，以及两次淞沪抗战，而且每次战事结束，就立刻缴“令”回校。比起何应钦、顾祝同、蒋鼎文等同辈，张治中从未担任过“绥靖公署主任”“剿匪总司令”等军事职务，成为蒋介石身边名副其实的“主和派”。

　　谈谈歇歇相去甚远

　　1940年9月，张治中调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政治部是在武汉抗战期间恢复设置的，彼时国共两党关系融洽，首任部长陈诚，副部长周恩来、黄琪翔，第三厅厅长郭沫若主管宣传鼓动，聚集了大量民主人士和文化精英。

　　皖南事变发生后，国共关系急转直下，张治中奉命参加两党谈判，“每次都是在我家里，每次差不多都是周恩来、林彪一道来，谈谈歇歇，歇歇谈谈，前后经历八个月之久。”张治中官邸位于重庆曾家岩，名为“桂园”，因为见证了一系列国共谈判，至今保存完好。

　　1943年初，周、林提出四项条件，主要涉及共产党取得合法地位，八路军、新四军扩编，陕甘宁边区改组华北地方政府等问题。原则上接受中共军队开往黄河以北之规定，时机须待抗战胜利以后，“目前只能做准备，如情况许可时(比如反攻)，可磋商移动”。

　　张治中觉得“是应该可以接受的条款”，无奈国民党高层多数表示反对，何应钦声称前方摩擦不断，谈判“须搁一搁”，蒋介石没有明确拍板，但在日记里责怪“文白愚鲁无识”，态度一叶知秋。周恩来胸怀坦荡，声明“保证坚持敌后决不挑衅，边境不越雷池一步”“如要谈可再来”。

　　张治中记得夏季某日，蒋介石突然约他谈话：“我想请毛泽东到重庆来，我们当面谈一切问题，你看好不好?”张治中举双手赞成，揣测蒋介石因为第三国际解散，想要乘机“招降”共产党。“蒋亲笔写了一封给毛的信交我，这时林彪准备回延安去，我在家里为他饯行，就在那天晚上把信交给他。”

　　据蒋介石《事略稿本》，6月10日致函毛泽东：“兹乘周、林二同志回延安之机，特泐数行以伸悃忱，如能驾渝惠晤尤为欣慰，未尽之意已嘱周、林二同志面达，恕不赘述，顺颂时祉。”

　　1944年5月，张治中、王世杰和林伯渠重启谈判，地点从西安到重庆，前后历时整整半年。在此期间，日军发动“一号作战”，国民政府军队兵败河南，延安根据局势变化提高条件，要求重庆承认陕甘宁边区及华北、华中、华南敌后抗日根据地民选地方政府，应该“编十六个军四十七个师”“为委屈求全计，目前至少给予五个军十六个师的番号”。9月15日，张治中在国民参政会上报告谈判经过，认为共产党“要求与时俱增，距离乃不能不远”。毛泽东随后发文声明，决不服从国民党“法西斯的政令”和“失败主义的军令”。

　　由此可见，影响国共关系的因素很多，诸如战争形势、力量对比、国际环境、国内舆论等。

　　“我既脱不出本身所处政治立场的支配，当然也难免为国民党自大、片面与武断精神所左右。心里也未尝不同意顽固派的观点，中共要求条件越来越高，有点贪得无厌。”毕竟当时各为其主，张治中有情绪不足为奇。此后，美国总统特使、驻华大使赫尔利调停国共谈判，商洽毛泽东签署五点协议，包括“国民政府应即改组为联合政府”“军事委员会应同时改组为联合军事委员会”等关键议题。重庆拒绝签字，认为赫尔利不明事理，“可以容纳中共于政府机关之内”，怎么能和联合政府、联合军事委员会画等号?

　　期盼和平三到延安

　　1945年8月，张治中、赫尔利陪同毛泽东飞抵重庆，周恩来、王若飞提出11条和谈建议，其中“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成为双方争执焦点。共产党要求国民党政府召集党派协商会议，重选国民大会;请委山西、山东、河北、热河、察哈尔五省主席及委员，绥远、河南、安徽、江苏、湖北、广东六省副主席，北平、天津、青岛、上海四特别市副市长。公平合理地整编全国军队，解放区部队编成16个军48个师。蒋介石立场强硬，“中共军队之编组，以十二个师为最高限度”“承认解放区，为事实绝对行不通”。

　　重庆谈判的细节，张治中惜墨如金，《我与共产党》收入的多为官方文本，基本上没有提及幕后故事。反而机要秘书余湛邦披露较多，周恩来当日物色毛泽东会客场所，认为“桂园”比较合适，张治中爽快答应，举家搬迁，只留一个老管家以及就近读书的次子张一纯、幼女张素久。

　　毛泽东在渝40多天，大部分时间都在“桂园”办公，周恩来为表谢意请老管家、门房、宪兵吃过一次饭，“对警卫人员挟菜，谈笑不绝”，还给张一纯题字“光明在望，前程万里，新中国是属于你们青年一代的”。

　　经过十余轮艰难谈判，剩下解放区等核心问题无法达成一致，周恩来私下沟通张治中：“毛主席想早点回延安去，让他一个人回去，我们可有点不放心呀!”张治中明确承诺：“我既然负责接毛先生来，当然要负责送他回去。”10月10日，国共双方谈判代表在“桂园”客厅正式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简称《双十协定》)。

　　张治中说：“中共愿意由四十八个师减到二十个师，这是很大的让步。解放区问题虽然没有解决，但双方都表示了愿意继续商谈的诚意。凡是具有定见远见的人，对于这个协议应该感到满足;特别是亲身参加商谈的我们，真是几经折衷，舌敝唇焦，好不容易才得到这样的结果，自然更感到愉快。”

　　第二天，张治中送毛泽东飞返延安。翌日，毛泽东亦为张治中离延送行，在前往机场路上肯定地说：“我在重庆调查过，大家都说你在政治部和青年团能做到民主领导，也不要钱，干部都愿意接受你的领导。你为和平奔走是有诚意的。”张治中反问：“何以见得?”毛泽东笑着说道：“你把《扫荡报》改为《和平日报》就是一个例子。《扫荡报》是在江西围攻我们时办的，你要改名字，一定有很多人不赞成的。”

　　1946年2月，张治中、周恩来与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三方签署《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规定年底前政府军缩编为90个师，共产党军队为18个师。最终目标按照5:1比例配置，政府军50个师、共产党军队10个师。

　　3月初，最高军事三人小组到访延安，张治中发表感言：“我这次到延安来是第三次了，第一次是和赫尔利一起来迎接毛主席到重庆去谈判，第二次是签订《双十协定》后护送毛主席回延安，这次为了落实整军方案又来了，你们将来写历史的时候，不要忘记写上张治中三到延安这一笔呀!”

　　北平谈判焕然新生

　　蒋介石不满整军方案，又在日记里面埋怨“文白之足以误事也”，不过埋怨归埋怨，由于新疆问题棘手，更调张治中充任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政府主席，继续发挥“和谈将军”固有专长。随着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蒋介石彻底撕破了谈判协议。

　　张治中抽空回南京一行，却遭到顽固派冷嘲热讽，只好带着感伤返还新疆。临走之前，他不忘修书蒋介石，“详细分析政府威信的低落，党政军种种弱点的暴露，请蒋务必改变领导作风，检讨各项政策，坚决主张对外联苏、对内和共。”此时，国民党军队处于攻势上升期，张治中发出的“主和”声音自然得不到当局重视。

　　1948年秋至1949年初，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决定性胜利。蒋介石内外交困，极不情愿地通电下野，实际退居幕后左右时局，代总统李宗仁谋求划江而治，毛泽东声明“将革命进行到底”。张治中勉为其难，组团前往北平和谈，余湛邦作为随员负责记录，包括顽固派阻挠和谈的一些言行，《我与共产党》一书照录不误，使得“北平和谈”一节尤为立体丰富。如立法委员王秉钧等人叫嚣“现有华北国军扼守之各据点，如青岛、太原、归绥、包头、大同、新乡、安阳等地，必须保持，不能以和平为借口而轻易放弃”。说明重大历史关头，国民党内仍有人不知己、不知彼。

　　北上前夕，张治中两到溪口，引得周恩来不快：“为什么离开南京前要到溪口去见蒋?这完全是为了加强蒋的地位，淆乱视听，且证明蒋仍有力量控制代表团，这种由蒋导演的假和平，我们是不能接受的!”张治中自我辩解：“蒋先生是国民党的总裁，我们代表团的团员，除了章士钊外，全都是国民党党员。党员代表本党和贵方进行谈判，在事前向本党总裁有所请示，这是当然的事。蒋先生曾经坦白地对我们表示，关于和谈问题，完全交由李宗仁、何应钦二位作主，他毫无成见。贵方不能因为这件事，就说我们没有谈判的诚意。”

　　北平和谈第二次正式会议上，张治中强调：“国共两党之争，好比是兄弟之争，大哥管家管不好，让给弟弟管，没有关系，便宜不出外。”周恩来不以为然：“对于兄弟的比喻，假使指两个代表团的立场，我们都是为了和平而努力的，愿意接受。但如拿过去国共两党的关系说，就不是兄弟之争。孙中山先生当年革命的时候，对清那拉氏的斗争，对袁世凯的讨伐，就不是兄弟之争。对于这一点，中国共产党不能不表示自己的严正立场。”4月20日，国民党顽固派拒签和平协议，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一举突破长江天险。和谈代表团何去何从?张治中转知共方：“飞机二十三日来平，我们二十四日回南京。”

　　周恩来建议代表团留下，“我们估计随着形势发展迅速，仍有恢复和谈的可能。”张治中举棋不定，周恩来情真意切：“西安事变时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位姓张的朋友(指张学良)，今天再不能对不起你了!”张治中感动之余，决定留在北平，随后发表《对时局的声明》，反击国民党顽固派的造谣诬蔑。新中国成立在即，毛泽东邀请张治中参加政协并担任中央人民政府的职务，张说：“过去这一阶段的政权是我们负责的，今已失败成为过去了，我这个人也应该成为过去了。”毛泽东笑着说道：“过去的阶段从你发表声明等于过了年三十，今后还应从年初一做起!”

　　(作者：冯杰，民革浙江省嘉兴市委会)

责任编辑：石庆慧 最后更新：2023-09-12 14:2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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