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支化学兵部队老兵易俊良回忆印北丛林阻击日军
2016-04-22 10:35:46  来源：《南方都市报》 作者：刘洋  点击：  复制链接

　　“防毒服整套设备七八十斤，笨重得很，单防毒面具就有三斤半，戴上去脑壳只能低下，像猪八戒。

　　最痛苦的是毒气适应训练：一群人关在密封的屋子，突然放模拟的毒气，有的让你不停打喷嚏，有的让你流泪，有的让你窒息……“

　　———易俊良回忆在学兵总队的战场防毒特训生活

　　“那天下午先是紧急集合，把所有人叫到操场，然后通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的消息，队伍一下子炸开了锅，好多人扔掉帽子，抱着，跳着，大喊‘我们可以回家了’。”

　　“日本人精着呢，我们缴过来的枪都缺着关键零件，最终都毁了。”

　　———易俊良回忆在广西战场接受日军投降细节

　　参军，抗日，逃避内战，放弃去台湾，回乡耕地———四川泸州老兵易俊良的人生轨迹与许多抗战老兵如出一辙。特殊之处，他是中国第一支化学兵部队“学兵总队”的成员，在部队受训时多掌握了一项技能：战场防毒。

　　“防毒服闷热，不通气，玻璃眼窗镜一哈气就起雾，那时又没通讯器，看不见指挥的手势，做错就要受罚。”

　　“最痛苦的是毒气适应训练。真正的毒气没有味道，颜色越深，毒越重；毒气适应培训时最担心的不是中毒，是怕丢掉手里的枪，那等于投降。”

　　易俊良今年已90岁，对70多年前的训练仍记忆清晰，讲起来手舞足蹈，眼神闪亮，还不时笑出声。他说，最大的遗憾是，战场上一次都没穿过防毒服，所学没派上用场。

　　“自愿”壮丁

　　到部队第一天走了上百里路，他又累又饿，很快就睡着了

　　易俊良1925年9月生于四川泸州通滩镇长河村一个农民家庭，排行第三，前有两个哥哥，后有五个妹妹。家有田土20余亩，勉强对付温饱。1942年1月，不满17岁的易俊良参加“学兵总队”。此时，这支化学兵部队已驻扎泸州三年。易俊良用了一句看似矛盾的话讲述自己军旅生涯的开始，“我是被逼自愿当了壮丁”。

　　国民政府当时的兵源主要依靠保甲制下的“抽丁”和招募，随着抗战的僵持，“抓壮丁”也成为一种常见手段。

　　为躲避“抓壮丁”，易家三兄弟曾到隔壁村中的大户打临工，终究被保长发现。保长要求，三兄弟必须去一个。“那时候我父亲去世不久，大哥当家，论理该他去，但他结婚有了娃娃，我二哥做农活又比较在行，只能我去。”

　　易俊良离家，哥哥妹妹还在地里干活，爷爷奶奶又不知情，送行的只有母亲。母亲叮嘱着平安，没几句，眼泪就止不住了。易俊良转身疾走，把泪水逼了回去。他是一个人走到乡公所的，一路上委屈与恐惧交织。此时他尚不理解死亡的含义，但他知道，去当兵很可能就回不来了。他不想去，又不得不去。

　　体检时，乡公所的官员发现易俊良高不足1.55米，重不足40公斤，犹豫是否合适。易俊良本以为自己“不过关”，可以回家了，正高兴，旁边的人插了话，“这种娃娃到部队还要长的，没问题”。易俊良的心彻底冷了下来。更让他哭笑不得的是，乡公所将其塑造成“自愿参军”的典型，为其披红绸，放了鞭炮。

　　第二天一早，易俊良被送到“学兵总队”在泸州纳溪的驻地，编入工兵营三连二排五班。全班共15人，除班长、副班长外，其余均为新抓的壮丁，来自泸州及附近的安岳、乐至等地。

　　易俊良说，到部队第一天既没有见到枪炮的兴奋与好奇，也没有离家的孤独与恐惧。那天走了上百里路，他又累又饿，很快就睡着了。

　　防毒特训

　　防毒服笨重闷热，防毒面具戴上去像猪八戒；最痛苦的是毒气适应训练

　　“刚去那7天，我都没解过大手（方言，指大便）。”这是易俊良如今对入伍初期最深的记忆。他讲述，“学兵总队”对士兵上厕所的时间有明确规定：小便不超过3分钟，大便不超过5分钟。“每次上厕所都有哨兵跟着，隔一分钟报一次时，让人紧张得不行，后来才慢慢习惯。”

　　若无意外，新兵易俊良的一天会这样度过：

　　早上六点左右起床，有5分钟时间排队洗漱，“到田边洗，没有毛巾，捧水冲后用衣服擦脸”；整理内务，被子必须叠成棱角分明的“豆腐块”。接着两小时早操，主要训练军姿军容、方阵齐步走（跑）等。

　　上午9点，早餐，两碗粥，一小碟花生和黄豆，“根本吃不饱，那时给我10份都不够”。

　　再接两小时出操后，开始军事文化课，讲述兵法、历史、武器、当前战争形势等，“有时总部长官也来给我们讲话，讲前线吃得好，穿得好，还能杀日本鬼子，让我们努力训练，时刻准备报国”。

　　下午4点，吃第二顿饭，也是每天最后一顿，三碗米饭加一小碗水煮汤菜。

　　其后是第三次出操和第二次军事文化课。

　　晚上9点左右，点名，灭掉桐油灯，到一排十几人的通铺睡觉，“有时半夜会有紧急集合，起床慢或军服不整会罚跑，罚俯卧撑”。

　　这样的基础训练会持续6个月，其后易俊良成为老兵，开始配枪并接受打靶专项培训。他最先接触的是“79式步枪”，4.5公斤，一个弹夹5颗子弹，有效射程2000公尺。他回忆，第一次打靶训练时“心脏都快跳出来了”，“手心全是汗，听到射击命令后，闭着眼扣动了扳机，没想到还打了2环（12环靶），周围好多人脱了靶，后面再打就不紧张了”。

　　随后，易俊良接触到“捷克式轻机枪”，9公斤，可配6个弹夹，每个弹夹20发子弹，有效射程1500公尺。这是易俊良最擅长的武器，此后他正是配备此款机枪远征印度抗日。

　　“学兵总队”的核心训练是战场防毒。在易俊良的记忆里，那是一场持续三个月的“魔鬼式特训”———

　　“防毒服整套设备七八十斤，笨重得很，单防毒面具就有三斤半，戴上去脑壳只能低下，像猪八戒。

　　“防毒服闷热，不通气，玻璃眼窗镜一哈气就起雾，那时又没通讯器，看不见指挥的手势，做错就要受罚。

　　“最痛苦的是毒气适应训练：一群人关在密封的屋子，突然放模拟的毒气，有的让你不停打喷嚏，有的让你流泪，有的让你窒息……”

　　讲到这个，易俊良兴奋得手舞足蹈，掰着手指盘点起防毒特训中难忘的细节：配防毒服的黄色皮鞋特别硬，刀都刺不进；训练时消毒粉用河沙代替，重了两三倍；真正的毒气没有味道，黄色的，颜色越深，毒越重，最猛的会变成黑色；毒气适应培训时最担心的不是中毒，是怕丢掉手里的枪，那等于投降。

　　易俊良在训练中表现出色，差不多入伍一年后，他成为工兵营三连二排四班的班长。

　　赌徒与逃兵

　　逃兵自己挖个坑跪在里面，枪响了，他就被埋在自己挖的坑里

　　军营的生活并非只有训练。

　　每周六和周日的晚上，“学兵总队”会以连为单位组织“娱乐会”，官兵各展特长。民间故事，川剧，京剧，是最常见的项目。易俊良说，没特长的人就唱歌，唱《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满江红》等爱国歌曲。“有一次唱《松花江上》，一个士兵突然大哭起来，后来才知道他是东北人，一听到那些歌词就想家，会场一下子就安静了。”

　　赌博，是军营另一项常见的“娱乐”。“学兵总队”创始人李忍涛治军严厉，曾让参赌的副官处长祁念截下一节手指以示警戒，但这并未根治军中嗜赌之风。易俊良说：“在那个地方，认不到牌的人都会当赌徒。”

　　易俊良回忆，当时普通兵的月饷为500法币，士官的月饷有2000法币，尉官的月饷有七八千法币，这些钱大多会在赌桌上流通。军中的赌博主要有牌九、骰子、扑克几种，一般都是一群人先围着看几个人赌，然后陆续加入。

　　易俊良认为，军中赌博之风盛行，钱的魔力尚在其次，最主要是每个人都想临时找个寄托，“当兵太苦了，吃不饱穿不暖，命也不是自己的，如果没个寄托，只会想到逃跑”。

　　易俊良见过逃兵。一个四川内江的18岁士兵从工兵营逃走，几天后又被当地保长抓了回来，营里开处决大会，营长那句“跑出去算你的，跑不出去算我的”至今让易俊良胆寒。逃兵要被枪决，自己挖个坑跪在里面，全营的兵必须到场观看。易俊良说：“排长端着步枪准备执行时，那个逃兵大哭起来，不断求饶，没用，枪响了，他就被埋在自己挖的坑里。”

　　曾有个老兵拉易俊良一起逃走，易俊良拒绝了。他说：“我不是不敢，是觉得逃跑没有意义，就算不被抓回来，老家知道我逃跑了，又会去找我两个哥哥的麻烦，何必呢？”劝易俊良的老兵最终没被抓回来，但谁也不知道他是否又被抓进了另外的部队。那是个混乱的时代，军营里隔三差五有人逃走，同时又有新壮丁被抓来，营地训练声依旧。

　　易俊良还记得，“学兵总队”为减少逃兵数量，发明了一项特殊训练———新兵每天睡觉前必须打50只蚊子苍蝇，或者目测房顶瓦的数量。重复的报数，只为分散士兵的心思，弱化他们逃跑的念头。

　　远征印度

　　被编入“骡马二连”侦察班，驻守印北丛林守卫公路，阻击日军

　　1943年下半年，印缅战场开始反攻，应美英等盟国要求，国民政府选派一批精锐部队增援中国远征军。“学兵总队”先遣炮一团和炮二团参战，工兵营由各连抽调精英随从。因机枪使用纯熟，易俊良被连长抽中。

　　“学兵总队”的士兵乘卡车从泸州纳溪到达昆明，随后由美国空军运输至印度汀江机场，再换乘火车到加尔各答南面的兰姆伽训练基地，参加了反攻缅北的密支那、八莫、孟拱河等战役。

　　易俊良忘却了自己参战的地名，只记得当时被编入“骡马二连”，驻守在印度北部的一个丛林中，任务是守卫一条中印公路，阻击日军的人员和物资运输。那时，他是侦察班的班长。

　　“站住，报暗号。”

　　“白色。”

　　暗号对上，气氛瞬间松弛下来，寒暄两句，换班。这是易俊良在远征印度时最常见的场景，“那暗号都是哨兵临时乱编的，白色，黑色，土豆，红薯，换班就换暗号，然后传达给后方几百米的大部队”。

　　哨兵一天三换，每隔两个小时还得学猫叫或鸟叫证明在岗。隐蔽在岗时，眼睛得一动不动盯着公路，若打瞌睡，就用力掐眼皮，疼了，就不困了。

　　日军来了。

　　哨兵枪响，后方部队迅速落位射击。易俊良描述，日军往往没有还手之力，抵抗十来分钟就调转车头跑了。偶遇激烈对战，居高临下的远征军也占有优势，鲜有伤亡。

　　“现在的抗战片把日军拍得很笨，这不符合现实。”易俊良说，日军最喜欢黄昏或拂晓来袭，那是远征军最困乏之时。有时候日军扔几个照明弹和催泪弹就跑，故意让远征军慌张。有时候，日军的飞机也来侵袭，先扔下些石头，等地面埋伏的士兵有了动静再扔炸弹。“后来我们也学精了，看着扔石头就不动，他们摸不清情况就飞走了。”

　　1943年深秋，噩耗传到前方———“学兵总队”创始人李忍涛牺牲。易俊良他们最初被告知的消息是，李忍涛回国途中飞机撞到喜马拉雅山失事。此后回国才知道，李忍涛中了日军的埋伏，飞机被击毁。

　　这激发了“学兵总队”官兵在前线的斗志，打出的每一颗子弹都带着复仇的情绪。易俊良称，一个人不上战场根本不知道自己潜能有多大。“平常训练只能跳1 .7米远，在那里2米多的水沟一跃就过了；平常只能爬1米多高，在那里两三米的坡一撑就上了；我平时是个杀鸡都害怕的人，但到战场杀敌又毫不手软，那是个有你无我的地方，每个人都在求生，求生就要杀死对方。”

　　子弹不断从头顶或身边穿过时，易俊良常想起参军前乡公所给他放的鞭炮，觉得声音没啥区别。

　　缴日军的枪

　　带上防毒装备准备殊死一搏，却传来日军投降的消息

　　1944年初，军队换防，易俊良所在的部队回到泸州纳溪。

　　总队长李忍涛殉国后，“学兵总队”的地位和待遇每况愈下，每年2月8日的“建队纪念日”取消，春秋两季各一套的新军服取消，每天一碟的花生黄豆也没了。资料显示，“学兵总队”此前严苛的训练系统也在改变，新抓来的壮丁培训三个月就直接拉上了前线。

　　1945年6月，易俊良随队到了广西。那次他们带上了防毒装备，准备与日军殊死一搏。孰料，还没正式与日军交火，已传来日军投降的消息。易俊良说：“那天下午先是紧急集合，把所有人叫到操场，然后通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的消息，队伍一下子炸开了锅，好多人扔掉帽子，抱着，跳着，大喊‘我们可以回家了’。”

　　第二天下午，易俊良所在的部队到日军军营缴枪。易俊良回忆，日军都垂着头，把枪倒挂在手中，待中国长官一声令下，他们恭恭敬敬地把枪放到了指定地方，然后转身离开，有的还不忘给中国士兵竖起大拇指，以示尊重。“日本人精着呢，我们缴过来的枪都缺着关键零件，最终都毁了。”

　　国共内战爆发后，易俊良换到学兵培训学校任职，1949年又在学校筹划搬到台湾时悄悄回到老家。此后娶妻生子，种地养家，开始过平凡日子。

　　易俊良的子女介绍，父亲在“文革”时期曾受到波及，被抓去蹲了两个月的学习班。回来后，易俊良剪烂了当初在“学兵总队”的军服，再不愿讲起当兵的往事。直到2013年底，当地政府登记抗战老兵信息，易俊良才重新向媒体回忆起那些战火纷飞的岁月。

　　如今，易俊良生活在泸州通滩镇长河村的泥土屋中，每天自己做饭洗衣。他说，身体还硬朗，可以照顾自己。他现在最喜欢的事是看历史剧，秦始皇、唐太宗、乾隆的故事他都了然于心。

　　易俊良记忆清晰，但讲到“要好的战友”时却卡壳了。他突然沉默，眼睛望向门外，连续叹气。“那时候我有5个最好的战友”，他顿了顿，“我们相互留了老家地址，约好如果牺牲就帮忙报信，后来打仗打散了，再没见过，我还能想起他们的样子，但始终想不起他们的名字了。”

　　参考资料：《纳溪文史资料第36辑。“学兵总队”在纳溪》

　　[档案]

　　“学兵总队”

　　1932年2月8日，李忍涛在南京创设“军政部学兵队”，这是中国第一支化学兵部队，为保密，名称中隐去了“化”字。1937年，学兵队扩充为4个高射区队和两个营规模的大队，更名为“学兵总队”。1939年，“学兵总队”进驻泸州纳溪，另扩充特科干部教育训练班和防毒处与之配合，开始广收学员和士兵，进行化学武器作战的培训。1943年，学兵总队奉命派炮一团和炮二团参加远征军，并于当年10月参加了反攻缅北的战斗。1946年底，“学兵总队”奉命到安徽当涂、马鞍山一带驻守。在陈诚担任“国防部参谋总长”之后，“学兵总队”被撤消编制。

　　这支部队抗战期间曾参加淞沪会战、常德会战、印度远征、宜昌反攻等重要战役，消耗了日军有生力量，也为中国化学兵部队的发展积累了经验。于1943年10月28日被日机袭击光荣殉国的部队创始人李忍涛也被尊为“中国化学兵之父”。

责任编辑：何青龙 最后更新：2016-04-22 10:3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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