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亮：延安生活片断的回忆
2018-10-20 10:04:03  来源：《广州文史资料》  点击：  复制链接

　　延安马列学院，永远让我怀念

　　1939年6月，根据党中央决定，我们陕北公学分校浩浩荡荡的队伍，从关中行军到达延安集中，准备与鲁艺等校开到华北敌后，组成华北联合大学。抵达延安后，我们有七八位同志考进马列学院学习，使我高兴不已。

　　7月初，一个金色阳光撒满大地的早晨，我们背上背包，在一位同志的带领下，从城外出发，沿着延安城北行，最后，跨过延河，经过一片庄稼地，看到山上有几排错落的窑洞，山下是两排长长的整齐的平房及其他建筑，被一堵弧形的土墙围着。带队同志指着告诉我们，这就是蓝家坪，就是马列学院。

　　入院后第一课，就是刘少奇同志讲“共产党员的修养”，第一次听中央领导同志讲课，第一次看到刘少奇同志，也是第一次系统地听关于世界观问题，我全神贯注地听讲，认真地记笔记，恨不得把每一个字都记下来。课后，使我沉思，觉得少奇同志的报告，内容丰富、新鲜，很有哲理，深入浅出，过去没有听过那么好的报告。对我这样一个新党员来说，实在太重要了。检查一下，原来我对自己的认识，对学习的目的、方法都有许多幼稚的、不正确的想法。

　　我生长在广东增城，1936年念完了初中，接受进步思想的影响，读过一些进步书刊，组织和参加过读书会，后来投入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由于对国民党丧权辱国不满，我向往延安，最终奔赴延安。我在陕北公学分校学习半年，并入了党，当时，只知道共产党好，对抗战有办法，是中华民族希望所在，祖国希望所在，但对党纲、党章以及怎样做一个好的共产党员……则是朦朦胧胧的。那时认为自己是十七八岁的青年，刚从校门出来，像一张白纸，是最纯洁、最清白的，也是最易接受真理——无产阶级理论，最易接受新事物的。这次对能考入被认为是延安最高学府的马列学院，我十分兴奋，非常激动，并决心学好，否则对不起党和人民。当时主要是从培养理论干部方面来理解，所以着重考虑如何专心听、用心学、认真记笔记，提高理论水平，学好一套理论，以便将来做教育工作。所以开始一段时间，只着重于死记硬背上下工夫。而对通过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改造自己世界观，则考虑较少，后来对照少奇同志的报告，反复思考、琢磨，逐渐认识到，我从旧社会来，必然沾染许多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和各种各样的非无产阶级思想，这种思想不克服、不改造，是严重妨碍自己进步的，是不可能革命化，不可能成为一个从思想上入党的合格的共产党员的。

　　少奇同志指出，无产阶级应该自觉地去接受长期的社会斗争，并且在这种斗争中改造社会、改造世界，同时改造自己，只有把伟大而高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切实的实际工作、实事求是的精神统一起来，才能成为一个好的共产党员。在党内、在人民中，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不与别人比待遇的优劣，而比革命干劲和艰苦奋斗的奉献精神。

　　我逐步领会到毛泽东同志指出的真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与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不能脱离的，没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就不能激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没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也就不能执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1939年5月1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会上的讲话)。经过学习，我把自觉地发扬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作为共产主义世界观的组成部分，也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自觉地改造世界观的一个重要手段和体现。

　　马列学院认真带头发扬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学院生活虽然非常艰苦，但同志们以苦为乐，朝气蓬勃，始终充满着同志之间的团结友爱和严肃活泼的气氛。

　　我在马列学院四班学习了一年半，四班学员的来源，一部分是经验丰富的老红军、老同志，大部分是20来岁至30岁的青年学生、知识分子，那些老红军、老同志处处做出榜样，他们和我们一起听课、一起讨论、一起生活，互相关心、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同志间相处亲如兄弟。我们在小组学习过程中，有时带着提出的质疑、争论的问题，跑到宋时轮、高朗山、李治等同志处请教，他们平易近人，以诚相见，热情帮助，谦虚探讨的作风，给我很深刻的启发和教育。

　　为了完成上级交给的生产粮食任务，我们参加耕地、秋收等劳动。延安的黄土地，山像个大馒头，一个个簇拥在一起，谷子、糜子都种在一大片一大片的山坡上，适合于“大兵团作战”。耕地的那天，大清早就集合队伍，扛起镢头上山，从下坡往上耕，按组排成一字，拉开适当距离，摆开阵势。一组七八个人，只有四五把镢头，多是两人一把，也有三人一把的。哨子一响，像听到冲锋号一样，同学们个个像小老虎，只听见嚓嚓的镢头落地声，镢头过处，土皮翻转，杂草刮下来。跟着后面的同志，只要看到前面稍为慢一点，马上抢着上前替换，顷刻间，就耕了一大片。两个小时过去，休息哨子吹响了，后勤同志送来开水，有的喝水，有的擦汗。一会儿，山沟里，山顶上，荡起一片欢腾的歌声和欢乐的笑声。“锄头是我们的枪，挖开荒地种食粮，秋风吹来，满山遍野一片金黄，这金黄的食粮，像千万颗子弹，它穿透了敌人的胸膛，啊!锄头是我们的枪!”歌声此起彼伏。负责后勤和送开水的同志，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后，也悄悄地跑到我们后面，抢着镢头替换耕地的同志。到日近西山，收工了，虽然同学们拖着疲倦的身躯，但是想到将来自己耕的一个又一个山头上大片的庄稼地重黄叠翠，就带着胜利的喜悦归来。为了解决烧柴问题，在马车运输力量不足的情况下，学院要自力更生，组织同学到40里以外的劳山沟里去背柴，院部作为一件大事来抓，除了各科配合，做好学习劳动的统一安排及准备干粮以外，同学们人人都检查自己的草鞋、绑腿、挂包和干粮袋。头一晚，提早睡觉，第二天清晨4时就起床了，吃罢早餐，每人带上几个馒头，集合出发，虽然知道艰重任务在后头，但在路上休息时，还是按捺不住唱起歌来。到了目的地，生产科锯好的木柴早已堆放在那里，对背柴多少，虽然没有规定数量，但每个同志都是按照自己的体力尽量多背，多的七八十斤，少的也三四十斤，都用绑腿捆绑好。我们大多数同志都是第一次干这种活，年纪大些的有经验的同志，还帮助检查绑得紧不紧，背起来合不合适。我是小个子，只背三四十斤，开始时不觉得怎么样，但走了10多里路，觉得越来越重，起初队伍还有队形，后来越拉越长，我也掉队了。那天，早的下午4时许就回来了，晚的5时多才到家。最后，有些身体好的同志还去接应。个个晒得满脸通红，汗流浃背，肩膀发麻，腰酸腿痛，但没有人叫苦。晚上，厨房准备了热水让大家洗澡、烫脚。第二天休息半天，又转入了紧张的学习。

　　我们全年主粮是小米，只有一个月一次加菜时和逢年过节，才能吃上白面馒头，至于大米更是稀罕了。分配的口粮，一般可以吃饱，但许多同志都喜欢吃小米锅巴(饭焦)，既香脆又耐饱，被称为“马列饼干”、“无产阶级饼干”，每顿饭到最后，都很抢手。菜的品种，很单调，一年大部分时间吃土豆，白萝卜下来时，整个月都吃萝卜，有时吃白菜、西红柿、豆角，那就是上等菜了。约一个月加菜一次，照例是红烧肉，猪肉或羊肉煮豆腐粉条。厨房养了几头大猪，某一天若听见宰猪声那就是大喜讯，大家都高兴起来。

　　每个学习小组10人左右，发一个装上铁耳的方形半截煤油桶，作为打菜用，这是小组唯一的集体餐具，它除了开饭时盛菜外，用处多着咧，平时洗脸，洗衣服、洗澡都用它。假期，偶然有人加点菜，自然它就是最好的菜锅，在窑洞旁挖个小洞作炉灶，架起柴来烧，至于碗筷，当然是各人自备，有的用搪瓷缸，有的用几分钱买只陶碗，筷子用高粱秆或柳条枝，也有人用勺子。穿衣方面，每人一年发一套单衣。那时同学们很少有可供换洗的内衣裤，夏天只有趁着天气好的时候，到延河深水的地方洗澡，先脱下衣服把它洗好，晒到石头上，然后下河洗澡，待衣服晒干了再上岸穿上。三年一套棉衣，要交旧领新。冬天把单衣作衬衣用，如果把单衣洗了，就光着身子，披上一件棉袄。天暖了，不少同志把棉衣的棉花拆下来，作夹衣穿几个月，到秋凉时，再把棉絮铺上，又过一冬。

　　洗衣服，到延河边是最好的去处。没有肥皂，只有洗被子、拆洗棉衣棉裤，才用草木灰过滤碱水以代替肥皂。以旧布作手巾，用旧布卷着手指代替牙刷，以盐代替牙粉。总之就地取材，因陋就简。

　　为什么在艰苦困难中，大家能积极找窍门、想办法?为什么艰苦的生活，磨灭不了同学们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什么力量使同学们以苦为荣、以苦为乐?主要是大敌当前，为了挽救灾难深重的民族和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千百万人民，我们用马列主义武装头脑，逐步树立起共产主义世界观，坚信党的领导是正确的，看到了前途，树立了胜利的信心，从而自觉地在克服困难的过程中，培养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磨炼革命意志;其次是领导、老红军、老同志带头苦干，做出榜样，上下级间、同志间，同甘共苦，团结一致，亲密无间。

　　我永远不会忘记，哺育我成长的蓝家坪。永远不会忘记马列学院那温暖的窑洞，紧张的学习，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学习使我获得了马列主义的理论基础知识，奠定了我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的思想基础，它的光辉照亮了我一生的革命实践，它的精神始终激励着我，给我前进的力量。几十年来，我们党有成就，也有失误，尽管遇到过各种挫折和风波，我个人亦遭受到冲击和挫折，但自己对党、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始终坚定不移。

　　现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已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正反面深刻的经验教训，都充分证明加强党的建设，坚持在改造社会的同时改造我们自己的重要性;坚持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延安精神的必要性。虽然后者的具体内容、形式、方法因时代不同而有所变化，但是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能丢。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艰苦奋斗是我们的传统，艰苦奋斗的教育今后要抓紧，一定要抓六十年至七十年。”

　　我们的图书馆

　　延安城外，顺着延河往北走七里路，在杨家岭(当年党中央所在地)对岸的黄土群山中，有个地方叫蓝家坪。41年前，这里曾是我们党培养理论干部的高级研究机关——中央研究院。建在山坡上的一排排窑洞，就是研究院的院舍。靠北头向阳的一面有一块小土坪，前边一排新芽吐翠的杨柳在春风中摇曳，显得生机勃勃，中央研究院的图书馆就设在这里三个大窑洞中。

　　我们的图书馆，是在原马列学院图书馆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开始只有两窑洞书，三万余册，复本较多。主要的图书是马恩列斯的著作，内有俄、英、法、德、日等版本，其中苏联出版的俄文精装书最多;其次是延安解放社出版的中文理论书籍和抗战时期全国各地出版的进步书籍。藏书中还有一部分线装书，是范文澜同志费尽艰辛从大后方带到延安的，装在一个个高约50厘米、宽约60厘米的朱红色的精致书箱里，共四五十箱。我们把它三四层摞起，占了差不多一个窑洞。这些线装书，大都是珍贵的文史书籍，也有一部分是宋、元、明、清历代的短篇话本、笔记小说。

　　为适应各研究室的需要，当时除中央宣传部每隔一定时间分给我们一些大后方出版的新书外，我们还通过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订阅大批报纸、期刊，并和延安新华书店挂钩，千方百计地收集各方面的图书资料。有时候能买到一两本新书，就如获至宝。后来我们又陆续增添了不少图书资料。

　　为了更好地给研究人员提供图书资料，我们将图书和报刊资料分库管理。报刊资料放在山前两间大平房里，设有阅览室。新到的报刊都陈列其间，休息和节假日也开放。这里不仅有《解放》、《解放日报》以及在敌后各根据地出版的报刊，有重庆出版的我们的《新华日报》，还有国民党的《中央日报》、《扫荡报》和成都、桂林、西安等地的一些报刊。对其中的重要文章，我们还作了索引，为各研究室研究敌、我、友三方面的情况创造了有利条件。

　　当时正处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国民党胡宗南顽军又长期封锁延安，处处卡我们的脖子。因此，总的说来，我院的图书资料还是非常缺乏的，不能满足研究工作的需要。那时，不论是中央领导、院领导，还是研究人员、工作人员，对图书资料都非常珍视。研究院的九个研究室，涉及社会科学领域的各个方面，可是我们图书馆可供专题研究参考的书籍却很少，特别是教育和新闻两个研究室需要的参考书就更缺。有的同志为了查一处资料，要跑遍延安各个图书馆。当然，其他单位的同志有时也来我们图书馆借书、查找资料。为了解决研究工作的急需，我们根据各研究室的研究计划和图书馆的具体情况，在努力提高现有图书的利用率、周转率方面想了一些办法。

　　一、从实际出发，研究改进图书分类法。根据党中央的要求，我院当时的主要任务是以马列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重点对敌、我、友三方进行调查研究，弄清历史和现状。我们图书馆的工作是为研究工作服务的。我们在工作实践中发现，原来采用的王云五图书分类法，对我院内容丰富、种类繁多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并不适用。于是，我们就从本馆实际出发进行研究改进，扩充了社会科学书目的编号，以便能用最快的速度，把读者要借的书从卡片和书架中找出来。每次新书来了，马上登记盖章，分类编目，贴上书签，插入书架;并用黑板公布介绍新书，使其尽快与读者见面。我们还利用班前、班后的时间，将读者归还的书归架，以提高图书周转率。

　　二、对外文书的分类编目，开始感到很困难，因为图书馆的几位同志多是初中程度，只有个别人上过高中，懂一点英语或俄语。后来，我们就请一些懂外语的研究员甚至研究室主任来帮助翻译书名，并按内容分类编号，写卡片。有人借外文书，我们就按书号找出，也较便当。

　　三、在借书手续上，尽量做到准确、简便、快捷。采用按书设卡的办法，将借出图书的卡片留下，填上借书人的姓名、单位和借书日期，分别插入分类布袋。这样，有人借书而书不在馆时，马上就可从卡片中查出是谁借去了，急用时可提前收回。

　　四、借书限期限册，一般每人每次借书不得超过五册，五天为一期，到期不还就催还。当时研究院的同志大都能遵守制度，按期还书，他们说：“这是我们的劳动工具，我们自然要和你们一样爱护。”有一次我们向副院长范文澜同志谈及在马列学院图书馆时，说鲁迅艺术学院的一位负责同志，借了图书馆几本文学、音乐方面的书籍没有归还，后来这位同志调到晋西北去了。

　　范老听后非常气愤，严肃地批评说：“你们为什么不催不追?”我们说，鲁艺离这儿二十多里，我们又忙，实在顾不过来。范老说：“图书是我们的宝贵财富，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追回来。”为此，范老特意嘱咐总务处，批准我们以后到远处催书可以骑马去(当时延安机关马匹很少，除极少数领导同志例外可用，就是处长、特别研究员也没有马骑)。范老的批评和帮助，使我们受到很大教育和鼓励。看到院领导对图书资料如此重视，我们的责任心也更强了。

　　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共五人。书库是土窑洞，后通有防空洞，窑内通风不好，湿度大，图书容易起霉，因此，经常要和霉菌作斗争。夏天，我们将大量图书抱出窑外晾晒，累得腰酸背疼，但仍不顾烈日暴晒，蹲在地上用旧布或废纸擦去书上的霉菌。有时因蹲得时间太长，猛站起来就会头晕眼花。有一次正在晒书，忽然天空乌云滚滚，暴雨骤至，赶快匆忙收书，同志们毫不犹豫地脱下自己的衣服，用来保护图书免遭雨淋。又一次，筹办苏联图片展览，由于缺少纸壳，李瑾同志就把自己的衣服撕成布片，打成布壳，将图片四角缝在布壳上。同志们就是用这种忘我精神，努力完成党所交给的任务。

　　我们图书馆的工作人员都很爱惜图书。新书买回来后，总是先用旧报纸包一层书皮，借出一个时期后，剥开书皮，还和新书一样。窑洞里耗子多，书刊常被咬，我们一面积极灭鼠，一面尽可能将被咬破的书刊修补好。

　　约在1943年三四月间，天气不冷不热，毛主席派通信员来图书馆借书。通信员长得清瘦但很结实，言谈举动显得十分精干、机灵，穿着一身整洁的深灰色军装，打着绑腿。第一次来借书时，他拿出一张条子，我们接过来看了看，不太明白，正想问时，通信员自我介绍说：“主席叫我来借些书。”他很有礼貌地问一次能借多少，什么时间归还。我们说，主席工作那么忙，只要主席需要，借多少借多久都可以变通。通信员说不行，主席是很注意遵守制度的。按照主席的要求，我们请来历史研究室的一位同志帮忙选了一些书，主要是宋、元、明、清的短篇话本、笔记小说等线装书，每函八册到十二册。主席每次借四五函或六七函，摞起来有一尺多高。通信员总是小心翼翼地用绑腿带绑得整整齐齐地背着回去。通信员约十天左右来一次，退还看完的再借新的，一共借过四五次。我们曾留意过主席是否在书上有批语、批注或划些杠杠之类，但未发现。毛主席完全以一个普通读者的身份借书，没有丝毫特殊，这使我们非常感动，深受教育。

　　我们在工作中深深感到，研究院的领导与下属之间以及各部门之间，关系十分融洽。不论职务高低，不论从事什么具体工作，大家都能平等相处，互相关心，形同兄弟姐妹，亲密无间。例如我们接触较多的柯柏年同志，他虽然是国际问题研究室主任、特别研究员，是专家、老同志，却很平易近人，没有一点儿架子。每当我们请他帮忙翻译外文书目时，他总是欣然前来，和我们坐在一起，认真地帮，热情地教。他在繁忙的研究工作中挤出时间来，帮助我们完成外文书的分类编目工作，为我们树立了革命工作不分贵贱和助人为乐的好榜样。

　　在我们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之间，虽有分工，但大家都能主动协作，团结互助。工余饭后，同志们常围坐在一起谈心。夏天，在窑洞前的柳荫下;冬天，在窑洞内围着火炉，大家还常在一起讲故事，猜谜语，唱革命歌曲，十分愉快。当然，最受欢迎的“节目”，还是各自叙述参加革命前后的经历和家乡的风土人情。业余时间，同志们还按照各自的爱好，分别参加院里组织的各种集体文娱活动。那时，我们研究院的排球队和附近机关常进行友谊比赛;我院的歌咏队也定期练习，认真演出。在晓风吹拂的延河边，在夜幕降临的操场上，常常传来悠扬的歌声。“啊!延安，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到处传遍了抗战的歌声……”这歌声至今仍回荡在我的脑中。

　　1942年初，为了打破日寇和国民党的经济封锁，我们积极响应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参加了边区大生产运动。开始，男女同志一起拾粪种地，后来，生产委员杨博然同志从供销社领来大批毛线，分发给女同志们织毛衣。织一件毛衣工值为一斗小米，收入全部交公。当时有些女同志不会织毛衣，国际问题研究室的朱仲芷大姐就手把手地教她们，直到学会。劳动时间，以小组为单位集中在一起，由一个人读报，大家边听边织，边学边议，既完成了生产任务，又学到了不少东西。

　　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前提下，我们还根据个人志趣，每人选修一门课程。在学习过程中，有时向范文澜、柯柏年等领导同志和专家请教，每次都能得到他们耐心、详尽的解答。

责任编辑：叶子 最后更新：2018-10-20 10:0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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