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抗日老兵的辛酸人生(廖仁武自述)
2018-12-05 09:07:45  来源：湖南老兵之家  点击：  复制链接

　　公元1939年九月(即民国28年九月)，日本大举侵略中国，蒋介石统一全国人民一致抗日，全国统一征兵。当时，征兵的政策是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独子免役。我父亲有七兄弟，要抽三个，我也有三兄弟当抽一个。因我家父亲兄弟多我自家已也有三个，家庭困难没有钱买兵，于1939年9月抽六叔的兵，我代替六叔当兵，号廖为云的名字。1939年9月即民国28年9月离开了父母兄弟，叔侄朋友等亲人，眼泪汪汪难舍难分，离开了可爱的家乡。由常备队接兵处接到黄桥铺武安宫住了二十天，再由宝永师管区接到宝庆府(今湖南省邵阳市)在宝庆府又等了一个月，又由司官区送到新化，在新化住了一个星期时间，在新化接新兵一百多人，一同由新化起程，送到湖北宜都县城摄家河老河口五眼泉交兵。我们编入中国六战区第八军中国荣誉第一师第一团，第六战区司令长官白崇喜，江防总司令吴奇伟，中国第八军军长郑洞国，中国荣誉第一师师长李弥，第一团长周克勤。我编在了通讯排，通讯排排长是崔济川。到了农历十一月，部队在湖北宜都县摄家河五眼泉正式入伍训练。日本大势进攻四十七军的防线，将该军打得大败。上级命令，调我第八军荣誉第一师以及三个团开到前线去支援第四十七军，和四十七军一道，经过一个星期激烈的战斗，把日本鬼子打得七零八落，鬼子的残兵被赶过长江。但日本还占领着宜昌对河的波箕山的高地做据点。我军奉命在离波箕山约10华里远的周围附近的大桥边和李家湾驻地防守。在这里我们能互相看到对方阵地上的人。敌人没有进攻，我们没有上级的命令也没进攻，这样在火线上相持了有八个多月，到十二月才下火线。至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我军调回湖南澧县王家场继续训练，我军住居的地方在湖北松资、资江、公安等县。这时日本鬼子将湖北沙市宜昌宜都等县的大部分部队调到湖南去集中兵力进攻长沙，守备长沙的第九战区长官兼湖南省主席薛岳恐长沙失守，急向蒋介石求援。我六战区原本奉蒋介石命令抽调第八军荣誉第一师组成远征军准备去打印度和密至那和仰光，部队行进在去湖南常德飞机场的途中，突然接到上级命令在途中停止前进，要我军不去印度马上折回准备渡长江。我军住在松资县，经过资江到公安县途程一百多里，用急行军达到渡江的时候已是下午五点多钟了。我们的战士都劳累万分了，有很多的士兵都走不动了，落伍在后到二天才渡江跟上队伍。我们搜索部队渡江之后，我们通讯排马上架好前后方的联络线，每个通讯员担任十里路的线路。我们刚把线架好，前方第一营与敌人开始打起来了，战斗打得很激烈。打到天将黑的时候敌人撤退了，这时我们司令部与前线的电话突然中断了，摇铃不通。上级命令通讯排限两个小时内把电话线查通，若线路不通误了战机就地枪决。那时我们排长急的要命，命令我和李养怀赶快查找。战场上军令如山，我们两人各背一部电话机，沿着线路一节一节查询。当查到一块棉花地坎下两人之间摇铃不通，拿起线来仔细一看才知道狡猾的汉奸把线剪断再用外皮接起来，所以不能通话。我们把线接好之后，将电铃一摇前后方都通话了，此时天已快亮我们两个就晕倒了。

　　一天一夜的查找，还是早晨吃一点东西，一天的战斗，一晚的奔波，心里又急又荒又怕，当任务完成后松了一口气，人也瘫软了。一个小时后醒来时天已亮了，我们两人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排里，吃过早餐后继续着紧张的通讯工作。在此我军与日本鬼子打了足足一个月，收履了日本占领江北的很多据点，这样逼得日本又把攻长沙的部队抽回来了，这次长沙才没有失守。日本鬼子把从湖北去攻长沙的部队抽回来后就集中兵力来攻我们，因此我军立即渡江，回到江南的松支资江公安等县防守江边。

　　过了不久到了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底，我军计划进行渡江反攻。但江北被日军占领，日本鬼子为了维护当地的秩序，在江北成立了维持会，凡是在此生活居住的老百姓和商人只有经过维持会的批准或发了良民证才能安心居住和从事商业及其他活动。当时的这个维持会虽然名义上是维持日本统治的秩序，实际上是为我们做事。要想渡江反攻，必须派人渡江过去摸清敌人的情况，为此我军特办了一期情报人员学习班。参加学习人员都是全军区各大小单位先选派人员报名的，学习时间一个月，当时选了40多人，我也被选上参加。学习结束后，渡江侦查马上行动，所有侦查人员渡江以后，统一由维持会安排，包括每个人的身份、装束、衣服、去的地方、每个人的代号以及会合的地方。行动规定，侦查情况不能用纸笔记录，只能把仔仔细细观察的情况记在脑里、心里不能记错。当时我才20岁，化装成一个青年挑夫，脚着一双草鞋，柬一条腰带，一根扁担栓付箩索挑在肩上，我的代号为406号。侦查完后按要求统一到离敌人20多里路的一座神庙里会合。当我们到达那里的很多领导人在那里。我看见我们回到的人员，相互看到对方及各自各种各样的化装，想起来好笑又好悲，真是感慨万分。我们都是为了祖国的存亡和全国人民的大灾大难，五湖四海各省各地来在一起，不顾自己的生命而作贡献。在这里，上级早安排有值日官、参谋长、秘书长官还有其他领导人值日官叫我们集合点名之后，就地休息，值日官站在办公室门口，按我们的代号点名到密室里来一个一个汇报。把从开始到达的地方敌人的真实情况，详细汇报登记之后，仍旧回到各人的单位工作。

　　回到通讯排后，其时我班长张伯元调到其他单位当排长去了，我们通讯排长崔济川，因我渡江侦察有功，就命我担任了班长职务。我当班长以后，排长又派我带一个班的人到湖南澧县王家场放盘查哨。我们放盘查的村庄前有一条小河，河里有很多小鱼，用手捉不到，就用枪打试试看，结果打一枪就捡了一斤多鱼，我们一连打了几天。由于这段时间没打仗，枪擦得很少，又因河里打鱼枪洞里进了水，枪生锈了，枪的机柄就攀不开了，就用双手拿住枪杆用足猛力一抖，不幸就将拉子钧翻断了。过去国民党把枪当作第二生命，搞坏一支枪要受严重处分。我们每一个班放哨一个星期一转，我班完成一个星期之后，回到本单位，乘着上级没知道我们把枪搞坏的时间，我就与全班的兄弟商量。我跟他们说这次搞坏枪，我是班长责任是我跟你们没有关系，我希望你们在这里好好的干，我要跑了。我到晚上10点的时候，什么也没拿就离开了他们，一路奔跑了出来，跑了10里路的时候，在路旁的棉花地里解大便。这时候，只听到原来的路上有人讲话，我以为是部队的人追了上来，吓得我蹲在那里大气不敢出，等他们来到我跟前，才知道原来是我班的兄弟们。我就问他们也跟来作什么，他们说他们一商量，一同去找班长，所以我们都来了。我说你们跑出来是把我加罪了，如果我一人跑，上级抓住了，也只能受严重处分，也不能受死刑，你们都跟我一同逃跑属集体逃跑，如果上级捉住了，就地死刑没有客气讲，那就死无后悔了。我班有一个兄弟问班长你打算住哪里呢，我说这里去常德打算回家去了。又一个弟兄说，那里去不得，因为你家系湖南武冈县石江乡横板桥乡第六保，他们必定要到常德上来抓的。如果他说的话也是真话，怎么办呢?真是无法可想了，江西一个孙声荣说，我们只好向湖北方向乱撞，撞到哪里到哪里。于是我们一连走了几天，才跑到湖北长阳县地界，那里住的部队是八十七军(军长高卓东)第四十三师(师长李士林)。那天直属部队通讯连连长看见我们，问我们是哪个单位的，我就回答说：“我们是第八军荣誉第一师第一团通讯排的。”问“你们为什么开小差呢”。我将我们怎样搞坏枪怕受处分而逃跑的事来龙去脉详细原本告诉他。他说你们愿意在这里干么，我们说同意一起在贵部队干。他又问我们吃过饭么。我说我们由湖南出发至今一连几天没吃过一餐饱饭，肚子都饿得难受了。连长唤伙夫做饭给我们吃，吃过饭之后，连长将我们一班弟兄都编到各单位去了，仅留下我一个人在连部。我问连长，我全班兄弟都已分派到其他单位去了我到哪去呢?连长说：“你暂时留在连部，以后有安排”。一天(记不起时间了)连长派我送一份报告到司令部副官室收发处，交了报告取了收条，我就往连部赶，在途中行走时，听到后背有马叫，我抬头看时来了几十匹马，来得很快我就走不赢了，我就站在路旁立正不动。此时一个当官的在马上看见我后问身旁一个当官的，路旁站着那个青年是哪个单位的，旁边那个当官的说他是通讯连的。此人在马上抽出钢笔在日记本上写了一个手令交给卫士又转交传达班又传交给旁边当官的，我站在路旁等他们都过去了，我就回到连部。到第二天吃过早餐后，连长叫我：“小廖，你近来看看，你昨天送报告回来时，师长在马上看见你，今天要把你调到司令部去了，这是师长的手令。”此时我才知道，原来踦在马上那个当官的是师长，旁边的那个是他的副官主任。不久师长派了四个卫士来接我到四十三师司令部副官室传达室任传达兼收发之职，我才二十一岁。一九四二年我军由湖北长阳县出发，调到湖北松支资江公安县一带与第八军荣誉第一师换防，如此第八军调到其他地区去了。此时我军四十三师防守的地区，有日本的一个联队占领的公安县城和雾气嘴作为根据地。我军奉命要消灭这两个根据地的敌人。这次我军四十三师集中兵力派一二七团守左翼，一二八团守右翼，一二九团攻正面，来了个突然攻击，敌人一个连哪里敌得住，经五个时辰的决战把敌人歼灭，只剩下少数的敌人，败下长江。接着进攻雾气嘴，雾气嘴是一个村庄，还是一二七团守上河，一二八团守下河，一二九团天面进攻，战斗一打响，雾气嘴的敌人抵挡不住，边打边退，退到江边，因他们有先进的渡江设备，配备有充气的帆布气划船，没死的人很快渡过去了，我二九团赶到江边，没有船要拆村庄的木板搭成浮桥渡江，等我们渡江的时候，敌人已在对岸稳住了阵脚做好反攻的准备。敌人所占的位置是风的上方，我军渡到江中时敌人借着风向，向我进攻部队施放了毒瓦丝(毒气弹)并不断炮击我一二九团，我一二九团官兵顿时乱成一团，两个营长被俘(其中一个叫候营长)，淹死的、毒死的全团几乎覆灭。后来这个团又从宝庆调新兵来补充。敌人暂时也没进攻，我军也暂做休整。日本在向江南进攻受阻后，日本鬼子恼羞成怒，重新部署进攻。这时候敌人从湖北以外的其他各战区抽调兵力共集中四个师团的兵力分几路来攻击我第六战区。当时形成四条火线，第一条是广西三江到贵州突山，第二条是洞口山门到溆浦龙潭，第三条是湖北松资长阳、五峰、合峰、秀山通四川，第四条衡阳至重庆，我87军部署在第四条火线上。看到敌人来势凶猛，六战区司令部总体方案是阻止敌人，全部向四川方向汇聚，在湖南、湖北与四川交界山区一带阻止日军，不能让敌人进入四川。

　　长江两岸边是一片平原地区，日军进攻开始，首先是飞机轮番轰炸，接着是大炮轰击，再接着步兵跟着装甲车疯狂进攻，在平原上我军哪里换挡住如此猛烈的攻击。一天一夜的血战，我军全面溃败。原来我们所占领的地区，湖北的公安、松支长阳、宜都、湖南的澧县、津市等县城全部失守，部队全部被打散，上下级都失去联系，我们师和上级已经五天五夜失去了联系。虽然各单位没有联系，但各级长官的战略方向都是一致的，往四川一个方向奔。在这种情况下，战区司令长官白崇喜急从其他战区另调几个师、一个独立旅、几个炮兵团来救援，埋伏在湖南、湖北通往四大道的界牌领一带来救援，又把往四川奔的六战区的各路败下来的官兵集中起来准备进行反击。我军一连几天几夜的败退，几乎没有还击，敌人也就放势的追击，想借此达到一举攻占四川的目的。要知道越往山区走道路越集中，一道自然的屏障横在前面。这时候，敌人各路军队慢慢集中，其中一条通往界牌岭的大道是两湖通往四川的关门大道，涌向这条道的日本鬼子特别多，追得也格外猛。当敌人进入到射击圈内时，我军各山头的所有轻重武器随着指挥官的一声令下，一齐射向敌人，敌人没有料到我军还能组织反击，所以被这突如其来的反击打得措手不及，抱头鼠窜，尸集如山、血流成河，乱成一团。此时我军各路部队同时反击，乘胜追击，一连几天几夜，将鬼子败兵将赶过长江。

　　我当时紧随我师副官主任常良元担任的后勤运输的直属部队，负责我师所有的棉被、家具、武器、弹药的押送运输。我们一行浩浩荡荡从一条小路向四川方向奔走，走到第四天上午九点时，日本的两个骑兵连从后追上来了。日本的骑兵每一匹马上有一门小钢炮，不时地小钢炮发出“呼、咣”的声响打在我们后面，情况非常危急，这时我们行进到了前面是合峰与五峰交界的地方，交界的地方是一个山坡，后面是大山，前面是一较宽的坪地，坪地前面是低一坎的开阔地，在开阔地上过来不上这个坎是看不到山坡的，这是一个设伏的绝佳地方。此时副官主任急令通讯兵通知所有人员赶紧跑到山坡背后。副官主任是一个老兵，原是老东北军胡宗南部队当过团长，有很丰富的作战经验。他命令这支部队中所有拿武器的人员集中起来，其他没武器的人员一律押着物资赶紧往四川方向走。这支后勤押送部队有一个辎重营，一个输送连，到现在为止，所有的武器只有一挺重机枪、四挺轻机枪和十五支步枪。副官主任把这五挺机枪、十五支步枪共不到50人集中起来埋伏在山坡上。副官主任身边有挺重机枪，我紧随副官主任身边。副官主任命令一切听从他的指挥，以他手指上的红丝巾挥出为令。为了节约子弹，一定要做到三不打(打不中不打、打不死不打、乱费子弹不打)。这时敌上的骑兵前锋已冲上那道坎了，离伏击地不到80m时，副官主任手指上的红丝巾一挥，所有的机枪步枪一齐开火。奇怪的是，重机枪的响声不断，可敌人倒下的不多。副官主任一楞，原来身边的重机枪手不知是受伤了还是吓呆了，他手扣着板机子弹打出去而没打着敌人，他急得要死，赶紧命我去换了那个人。那时我年轻也有力，虽然打枪不多，但脑瓜子好使，赶紧把那人推到一边，抓住重机枪扫射。冲上来的敌人倒下了，接着冲上来的敌人又死了……，坪上堆满了敌人的马和尸体，敌人的两个骑兵连几乎全部消灭，少数的敌人发现后逃跑了。因我们的任务是运输物资，所以也没有继续追赶。在这次大战中，出现了很多感人的事迹。

　　第一二七团第一营营长仇福生带领一营的官兵不顾自己的生命追击敌人，追了几天几夜，日本鬼子派出飞机进行轰炸扫射，英雄的仇营长被飞机扔下的炸弹炸断了右手，他仍坐在马背上挥舞着指挥刀带领官兵们追击，直到把敌人追到江边，他才从马背上倒下来光荣牺牲。后来我们全军发了手册号召所有官兵向仇营长学习。这次战斗非常残烈，到处是一片焦土，双方死伤不少。地上摆满了尸体，树枝上也到处挂满了断手断脚，真是惨不忍睹。这次战斗也是第六战区抗日以来最大的战役和取得的最大的胜利。此次战役结束后，我八十七军开到了四川，在四川的秀山又阴笋溪地区担任重庆至衡阳公路的防守任务和剿匪工作。我跟随四十三师师长李士林的副官主任常良元，在副官室传达班任传达长兼收发，历时两年半时间。

　　一九四三年上级招考创办陆军大学特技军校，第一次全军区各单位领导保送一人去参加考试，我向师长要求去参考，师长把我喊到家里，要我不去参考，跟着他，他会关照的，我就没去参加考试。这次考试只合格了15人，因人员太少，学校没有办成。第二次过了一个月又招考，我又去跟师长要求去参加考试，这次我下了决心要去考，我对师长说我的文化不高，我想报考学校实际本能，好更好的为人民做贡献，我毕业后会继续回到你身边，师长被我的真诚打动，所以同意参加，第二次由于部队人员的文化太低，考试合格的人员太少，学校又未办成。第三次不从部队招考，从四川的又阳县、秀山县，湖南的溆浦，贵州两个县的高中毕业生中招考，考场设在四川秀山庚家店，考试三天，参加考试的有300多人，录取合格的168名，加上部队三个人(我是一个)一共有171名。校址设在湖南的炉溪县南庄坪。十月入校训练，校长叫李子辉。开学典礼时蒋介石参加了，每个学生发了一本学生手册，学生手册上有名字、相片，有国民党的岗领。训练半年，到四五年五月因战事需要又转到贵州的遵义市。到四五年阳历9月2日(农历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根据需要，学校又要迁往衡阳。此时，我们的校长奉令参加日本在芷江投降的受降仪式，学校随同校长一起从贵阳迁往衡阳，中途在榆树湾住了三天，校长就去参加受降仪式。仪式结束后我们学校随同部队从芷江、安江、洞口、武冈、石江过来去宝庆到衡阳去。在部队到石江后，经过我家横板桥时，我苦苦向校长请假，开始校长不批，后来我将我17岁离开家一路随军从战，现在到家，很想去看望家里的亲人。我跪在校长面前，校长才批了我5天假，要我按时归队。因当时虽然部队艰苦，但我跟随司令部，我的衣服、被子、毛毯、鞋子都比较好，背着这些背包离开部队回到家里(这也是以后受迫害时造反派认定我是伪军官的证据)。六七年没回过家，经历过九死一生后，今天还能活着回来，家里人见了真是非常高兴。从此之后，我家里人坚决不同意我继续回部队和学校了。我也从此离开了部队，离开了学校，也没有去参与打共产党了。

　　从部队回家后，我就在横板桥街上租了店铺做起了杀猪卖肉的生意度日子。

　　二、抗丁和剿匪

　　我再讲一九四八年上级的命令全国性的统一征兵，我保应该交任务兵只有五个，我们保长乘机贪污人民的血汗钱，他们征了一十五个兵役上交五个其余十个要钱。他们要钱的多少也不一致有多有少，多征十个兵共计谷子是一百二十八担的红票。我得知这种不合理的事之后，我就跑到副保长廖克黄家里问副保长这次我们六保要交多少个，他说要交十五个，我说只有五个兵你为什么要抽十五个呢?他说我保上的事你不要管我，我说不合理的事怎么不要管?他说你有什么本事能管我们。请看我的本事，我要你的保长当不成，吃人民的血汗钱也吃不下去。他就大发脾气，在桌子上面一掌开口骂人量你无名小子能将我怎么办呢?我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不得以下决心非把他搞跨，不搞跨也不收兵。我回到老家与我五叔商量开始发动群众。我五叔开始到廖彦弟家里，他同胡宝光、肖祥庆、肖时凡、肖寿庭，庙山肖三貌、廖济清、廖高轩、廖云轩、廖科文、唐宣皆、廖颜典、廖颜凯，发敝人廖为坤、廖仁虎等人共同商量开第一次会议，一致同意要把保长撤换，必须召开一次各甲长发动一次群众诉苦大会，使全保所受多次出壮丁钱的户，大家都来诉苦。此次来参加的人士有五十多名，在会议当中成立一个主席堂都同意廖济清同志当主席，廖颜第当记录员。会议开始，首先唱国歌向孙中山致敬，此后就开始诉苦，每个诉的哪年哪次哪日出了多少钱，出了多少，每个诉苦后，都要签名盖章。所来的人诉苦之后由廖科文、廖颜第二搜集材料，由肖时凡、廖高轩二个拿(充)出钱来，派廖颜馈、廖颜典、唐宣皆等同志赴武冈政府状告保长贪污和剥削罪状，把状告发之后，保长就着急了，他们就到石江乡政府把乡长廖月池请回来调解。廖乡长他回来就到我店来，我看到乡长来我家，我就喜笑言开的接待他，我说乡长来到我店有什么贵事呢?乡长说这次你们因为发生保上的事，他们特请我回来调解。我就满口答应他，但是我们大家要再开第三次会议共同决定，所以我们又召开三次议。当中我们订了五个条件，第一只准征五个壮丁，第二条十个兵的红票全部退还，第三条保长撤职，第四条另选保长，第五条我们赴武冈的讼费概由保上负责，如此五条请乡长调解处理。于此保长答应四条只要求保留保长原职。我们不答应，当时我们不同意的人有肖祥庆、廖科文、我也在内的几个人。如此，我们共同商量另选保长。这天由各甲长选派代表进行投票选举，最后选取正保长廖颜魁(现立志村七山人)，副保长廖颜深豪(现大塘)，干事唐进廷，保丁蒋坤生。从此我们报请县政府下指令把保长撤换了，新保长就职后，肖信吾保长不甘心他就投入了大土匪张云卿部下当上副官，想千方百计来杀我们。第一次带兵来杀我，幸喜我不在家，他连夜到同付井现把肖祥庆枪毙了，还把祥庆的大儿子肖重正打伤。第二次土匪住在牛眠涵又派胡芳子(分队长)来拿我，因为胡芳子他与我是亲威关系，又与我是同年，他不但不捉我，而且叫我四叔来通知我逃跑。当夜我不在家里，胡芳子到夜晚十点左右，他带了一班弟兄来拿我时，我妻把店门打开，他们进来问仁武在家么，我妻回答说出去买猪两天没有回来，胡芳子问过之后，就带一班弟兄回去了，这是二次脱离了危险;第三次又派廖颜林分队长来捉我，因廖颜林是本街人，他要捉我很容易，但是他私人来找我，叫我今晚不要在家，我是奉大队长和肖讯吾保长的命令来拿你，只说买猪未回家，十二月十二晚上他们来的时候我不在家，这样又躲过了一次。这是第三次危险过去了。再讲四次的危险，到正月十二的傍晚的时候，我到庄上廖颜民家收卖肉帐回家时，正走到小菜园肖远科家门前的时候，肖信吾保长由井现到横板桥来与我碰上了头，我在前他在后同步，他抽出手枪正想向我开枪的时候，正在这眨眼之间就来了一个救星，他就是小菜园范书生由街上回家时他正好来到我们二个面前，肖信吾把枪收了回来。他满脸铁青地说“廖仁武，这次为什么你要倒我的脸，我与你无仇无冤，你们家的壮丁钱我没吃过，你苦苦的要撤我的职，我与你势不两立，我今晚对不你客气”。在死神再次来到我面前时我也没有什么害怕了，我说：“信吾先生，你是一保之主又是有智慧的人，你刚才对我说的话我都承应，但是其中的内容和事情话不说不明，鼓不打不响。事情是这样的，那天我问副保长先生我六保这次要多少兵，他说十五个，我说只有五个，为什么要征十五个呢，他说保上的事不要你管，我说不合理的事怎么管不得?这次出壮丁钱的人都是很可怜的人，你们分红的人有几个有四五崽都保得周全没一个去当兵，还要分红。我说这些说是真说，他无言对答，他在桌子上一掌，开口骂人量你眼屎崽子将我怎么样?如此，骂得出气不得，因此引起我下决心才发动群众要把保长撤换。我说保长你是有知识的人，其名是保长呷钱，其实保长贪污是一个臭名声，所以我说人要做流芳百世不要做遗臭万年，请你把我想想是否我与你有仇有冤。我讲到这里，你就很清楚了。这时肖信吾保长他说：仁武老兄，讲到这里讲得我心平气和了。于是我们二个手挽手说说笑笑的一同走到街上各自回到各人家里，这是第四次的危险过去了。再讲第五次的危险，从上次正月十二日夜里肖信吾回到家里之后，他又想不通，一定要把仁武枪毙才出得这口气。他们在桂姑娘店里开会后，带了十多个人来车田杀我，他们动身之后，有人告诉罗泽湘说今晚肖信吾带了十几个人到车田江去杀仁武。罗泽湘听到信之后，就在他们后面急急忙忙的追赶，　刚赶到我家的桥端时赶上了他们了。罗泽湘问你们到哪里去，他们回答去捉仁武，罗泽湘说仁武是一个好人，你们乱捉人是犯严重错误的。于是他们没有过桥来，就同罗泽湘一同回到横板桥廖桂花姑娘店里。这是第五次脱险。

　　到一九四九年冬，全国解放了，解放军的部队驻扎在横板桥，一部分队伍，以吴连长为主担任地方剿匪工作。那时节，驻在横板桥的部队纪律严明私毫无犯，对待老百姓特别和气。吴连长他们是四九年八月进驻横板桥的，在横板桥一个月的时间内，他们漫漫的摸索当地的情况，他们认为必须要找一、二个地方可靠的人来协助才好开始工作。在那时节其他的老百姓也没有与他们接触，又摸不清人的思想。初解放时期，在国民党时期人员的仍旧利用。我当时接杨春华代替当临时甲长，自己做生意，在街上说话做事与别人不同，他们经过一段时间了解后，认为我这个人可以，于是吴连长、刘连附、王排长三个私自来到我店里，轻言温和的与我谈话，他与我接触一段时间内他看到我对他们一切事情都是忠心耿耿的，所以他三个人特意经常来到我店里谈话。我对吴连长、刘连附、王排长街也是忠于耿耿的，谈我家庭的真实情况，从头至尾将家庭的情况如何被土匪吊羊，如何被土匪将我家的房子烧得干干净净，如何把我一家人搞得无家可归的情况说了一遍，又将我一九三九年被国民抓壮丁当兵经过七年抗日战争的事详细讲了一遍。这样，他才真正相信我。他问我你看我们部队在这里好不好，我说你们军纪很好，如没有经过当地领导许可，不论官员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是很好的军纪，我们是应该拥护的。吴连长、刘连副一同说，廖同志听你说话做事我们很相信你，但是你在思想是否能参力口我们的剿匪的工作帮助剿匪除害呢，我比时答应他的话。我承应之后，就要和周裕奇二个参加他们　会议，开会的地点就在廖颜宗祠背后苏楼上，开的是秘密会议。当时把石江的江元延区长叫来参加一次秘密会议，吴连长开口说今晚特请二位甲长来共同商量，但是我们来到贵地，因为是人生地不熟，一切情况全靠二位甲长。将当地的土匪、恶霸、大土豪劣绅，这些最可恶的站在人民头上吃人民的血汗过生活的人，这些人都应该押下去，要把劳动人民翻上来，要自由作主人。今晚请二位将当地的情况座谈一下，于是我与周裕奇两个人将当地最大的土匪张云卿总头子下面分三个大队共有九个分队长都盘住在桃花坪、石江、黄桥铺等地区的情况讲了一下。其他的情况暂时不讲，单讲横板桥的最可恶的是女恶霸桂姑娘。当时吴连长就问她是一个女流怎么可恶呢?我就将她的恶贯情况一庄一件的事故详细汇报。她和张云卿叫老庚，时常来来往往很有感情，凡是我们地方的大小事情，必须要经过她处理才得结局，不然的话，她使过眼色，就要遭殃。使别人送片子问你要钱，如果没交钱的话，你全家的生命难保，他必须要请“姑娘”讲好话，首先许他的礼信钱，她才假意帮忙，哪一家没有钱请对方减少一点，她就又双方收钱。比如一万伍千元的数字姑娘讲情只出一万减少伍千元，你必须谢她两千元，这一万元的数字又是二八扣她又得两仟她共得了四千元，送片子得到八千元。如此长期以来他的钱粮就超过地方的大地主了。她的家财还有其他各方面的来路，如果天旱年成老百姓没饭吃向她借粮一担谷要还两担，对加的利息。如果土匪吊羊要买命钱急用，向他借一万元钱过二十天之后就要还他两万元的重息，这种息就叫做赤息，除此以外还有其他的拨得来的钱。所以他们对人民的恶烈手段和在人民头上的种种罪行，我们横板桥的地主乡保长都要奉承她。“看来这样罪贯满盈的恶霸真是可杀不可留的罪行”，如此吴连长听到我所讲的情况，他也非常愤恨，他说明天就要拿地。那日晚上所汇报的事，也谈了五六个钟点方撒会。到二天下午，吴连问她住在哪一家店里，我说是武安官对门，她嘴里有金牙齿。到达四点钟的时候吴连长、刘连附、王排长带了十多名士兵把肖远程的母亲拿来了，刘连副来问我捉对了没，我说捉错了，是上首一家，他们把肖远程的母亲放了，再到上首店里，将女恶霸捆起来，关在肖氏宗祠连部一间房子里。庄上廖深藕是张光彪的走狗，他就跑到沙子坪大队部报讯此时，　肖信吾写一封信交给廖深藕带回交给副保长打开一看大吃一惊，要副保长、肖时章、廖仁武、周裕其、尹全奎等人立即把桂姑娘保出来，不然的话，要你们全家生命。我得到这种不好的消息，之后就半夜三更就跑到连部，吴连长问我老廖同志今晚半夜三更深了，还没休息，来连部有何贵事。我说我特意来与你们商量一件要紧事，因为桂花姑娘的事，他们的走狗到沙子坪报讯，张光彪、肖信吾来信要我们把桂姑娘保出来，不然的话，要我们全家生命。所以特意来与你们商量想一个办法。吴连长问想一个什么办法才好呢?我就告诉了这样一个办法。　第二天三街父老及副保长来贵连来好保的时候，我说她是一个女流，她依着张云卿的势，得罪很多的人，所以群众才打报告到贵连把她抓起来了，我说现在党的政策一贯是宽大的，凡是犯错误的人只要痛改前非改过自生与群众打成一片是否宽大释放。吴连长接着说党的政策一贯是宽大的。吴连长说，请你写保状吗。如此尹全奎把保状写好之后，请列位签名画押之后，吴连长把桂姑娘释放回家。过了一日一夜之后，我与吴连长商量桂姑娘放不得，必须要抓，吴连长要我们发动群众多集材料送来，我们再拿他就是了。从此日起，发动各甲甲长，再发动受苦受难的群众多打报告。大约几日之内，所搜集的材料十多份交在连部，连长和刘连附都摇头说这样的罪非杀不可，从此半个月时间，吴连长又将他捉去了，到五0年正月初五日，吴连长和我们把他送上武冈县关押了。

　　其后我继续参加剿匪工作。为了剿灭横板桥的土匪，吴连长跟我商量了一个这样的方案，就说部队要离开横板桥到其他地方去，使得土匪放松警惕，等到在横板桥赶集的那天所有做生意的人都来了，部队再回来将横板桥围住，再叫我们领着他们挨家挨户清查，是土匪是坏人就捉起来，我们一起商量了这个方案。部队暂时离开了横板桥。大概过了十天后逢十赶集的一天，等赶集做生意的人到齐了，解放军突然将全街包围起来，所有的进出口都封闭戒严，所有人员只准进不准出，之后把全街赶集的人不分男女老少都赶到肖氏宗祠里，把祠堂门关起来，这时吴连长派刘连副到我店里，要我和周裕其去认人，看哪个是坏人哪个是好人，看一个放一个。这个事太突然也太难为我们两个了，我们长期住在这里，如果这样明显得罪土匪捉了他们，那解放军走后我们不坏事了。我赶到连部对吴连长说要想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才行，吴连长问我什么办法，我说来的人有远处有近处的。有认得有不认得的，不认得的是好人坏人我不认识。认得的人中，不管是好人坏人我都说是好人，但如果是坏人我做暗记，我使个眼色或者把你抓一下，你们就注意，派人跟着他出街后把他抓起来，吴连长、王排长、刘连副三个人一致同意。如果解放军把祠堂大门打开，我同吴连长他们站在门口，把赶集的人全部放完，有几个我认得的土匪在经过门口的时候挤到到我眼前不断说：“仁武，我是好人吗”，我口头说：“是好人是好人”。在我的暗示下，解放军跟出去在出街后就把他们抓了起来。再讲第二次，吴连长又按排我要找老百姓的便衣衣衫子十二身，又要办十二根竹杆使用到间山西凤寨去捉土匪，不能用手电不能用灯火，就将竹竿破去一小边，每个节里安装一根线香作引路，摸到哪里有竹节里面的香头光到达那里，一个连一个后面的队伍不失联络，这是黑暗中行路的办法。这次成功抓到了间山西凤寨的土匪。

　　1951年正月下旬，成立乡农会召开万人大会，要选举乡长。在选举会上大家议论选举一个好乡长。这时陈家冲廖克龙同志开言说，我推选一个人大家看好不好，他就将我抱起来向大家说仁武同志当乡长好不好，群众一致同意大家鼓掌欢迎。我说：“承蒙列位，我没有能力胜任，再者也要经过父母亲的同意我才能接受工作”。等我回家之后将选举乡长的事告诉父亲，父亲说你不能当乡长，现在的时局不可估计，最好当个老百姓安分守已，比较平安过日子，我父亲虽然没读书，他一贯喜欢听前朝的事故和小说，他说唐朝薛仁贵薛家的故事，罗家的故事和其他小说的故事，好人都是被奸屋所害，所以不许我当乡长。父亲说的话也有道理，因此我第二天就推辞了，只说父亲不准我接受。乡农会成立后，新干部都安排好了，我们当老甲长的用不上就靠边站了。至于剿匪的事我就推辞了，我替吴连长你找了一个廖付贤能协助你们剿匪，他行不行，我说他可以。过几天，我对廖付贤说，吴连长要我找一个接替我手参力口剿匪工作的人，付贤最喜欢背枪杆子打敌人，廖付贤说我愿意干，于是我又到连部说因为廖付贤的身体好又高又大，身体健康。从此廖付贤接手之后，我就不在横板桥住了就此离开了横板桥回到车田老家，仍旧杀猪，背屠筛下乡卖肉，我又耕两亩田又开荒挖老山种维粮，苦度生活。在此又讲廖付贤的接受剿匪工作后他很积极，有一次与吴连长夜晚出差，到苦猪圹去捉土匪，　肖绍杰当过土匪听到剿匪部队来捉他，他开门就逃跑，因廖付贤的身子高跑得快就追上了，将肖绍杰抓住了，他两人滚在一起，一个在上一个在下此时剿匪部队也赶到了，因在夜晚，月亮也不明，看不清楚，解放军就冒冒失失开枪，正打在廖付贤身上，只听到廖付贤负痛唉哟一声，土匪逃跑了。解放军前去仔细看时错了，把自己的人打坏了，解放军把廖付贤背回来，放在廖颜宗祠到下午四点时候呜呼哀哉了。可惜廖付贤忠心无畏的为人民除害不顾自己的安全光荣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从此以后党和政府将廖付贤的全家安慰之后，当烈属家庭处理，优待全家的生活给予了光荣名誉。如此廖付贤的事情就此结局了。

　　五一年成立了农会后就划阶级，把人划成地、富、反、坏、右等21种，那时我家庭是下中农，把我化作国民党的伪军官反革命一类看待，凡事都不准我说话不准我自由活动。到五七年天旱是虫灾年成，我耕了两三亩田都被虫吃光了，两三亩田只收到五六担谷，其年实现统购统销的政策，我们村里的负责人强迫我卖统购粮五百斤，我说今年我的禾受虫灾总共只收到五担谷不信请大家看看，我不说谎话，请你们原谅我少卖一点。他们说，要卖五担谷不要多讲，要你卖你就卖。那时我没有说话的余地，只好把谷卖了，只有靠红薯过日了。到第二年上面来统削粮的时候他们吃六七百的都明统削为粮吃我的粮被近卖了，我也应该统削一点吗，说我是这么余粮户你们强迫我卖粮，我去年遭到虫灾，仅仅只收到五六百斤谷子，你们迫我卖尽了，我全家靠红薯过日子，你们每人吃七八百斤粮，怎么还要吃统削粮，是什么道理?他们说你是什么人我们是什么人。他们说到这里我就忍奈不住了，我是一个为祖国为民族为地方为人民有功的人，你们把我当坏人看待，我是始终不甘心的，我在这里开口骂了几句娘。他们说要你怎么样就怎么样，非处死你不可，我说我这辈子不做坏事，只怕你们咬死我的卵，之后我就回到家里只气得我真正难忍难受，我想这样不合理的事要到什么时候才能作太平安居合理的公民，自由平等的人。此后，社会主义大宣传的大动乱的时期，全国开始搞运动。这时他们搜集我很多的假材料：第一条说我是国民党的伪军官反革份子，第二条对共产党不满，第三条破坏征粮统购的政策，第四条破坏农业生产，私自到石江卖稻草等罪名。搜集材料后就开始开批斗会，会场设在肖氏宗祠的讲台上，这年12月，他们把我押到会场，当众宣布我的假罪行，要我一庄庄一件件承认错误，我也是一个不怕死的人我哪里肯承认这不合理的假罪行，始终一点也不承认。他们将我捆得紧紧的，你一脚他一脚他一掌就打得我鼻吼来血，打我的凶手就是胡明伯、胡号进、廖克佐、卿上祥等人，其他还有些打手。会场上有很多男女老成人都流出眼泪泣哭起来，胡明伯看见他们哭起来了，从台上跳下来责骂他们，你们哭什么，你们看见他受斗争，你们还痛情吗，我们斗争的人都是坏人。在责骂批评几个老婆婆的时候，区政府秘书彭光明同志他看到斗打我不合理的事，他的心也是如几个老婆婆的心一样心理也感动起来了，当时的情况下谁敢说好话呢。彭光明就说，今天斗的人很多搞不赢，廖仁武这个反革命分子不是一般的人很顽固，要单独斗，派人把他送到区政府来。于是胡明伯他们派两个民兵把我送到区政府，彭光明把我带到区里一间房子里把门—关上，叫他妻子曾秀金到街上买斤酒来，他把我身上的索子解下来之后，用酒将我的伤处磨擦磨擦。他对我说现在这时候，没有什么法律法规政策，都是乱搞报复的，我看到你打得太可怜了，真是忍心不得，所以把你放到区里来，免得再挨打了。到这次运动横板桥被斗的人有此老年人就在家里管制，有一部份人送到县公安局关押，我也被送到公安局关押。在关押的一个多月的时期里，王院长和刘所长找我们谈话，他们叫我们不要担心，好好讲，在这里要把好人、坏人搞清楚。他问我这次是为什么来的，我把前面的经过讲了，他们听了以后就说，你们不是反革命，要我写了一份材料，教诲我回家后，不要依自己的的脾气，什么事都要忍耐，不要和他们闹事，做一个安分守已的公民，才能过于平安安平静的生活，此后我回到了家里。

　　三、文革

　　再讲到了公元一九六五年六六年的时候，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十年大劫难开始了。造反派起来了打倒当权派，到处有打倒刘少奇的标语。那时候我们大队主要造反派头头有肖仁山、廖仁洲等人。肖仁山派肖竹生、肖祥田两个人来到我家无缘无故的用箩索把我捆起来，我就问他们为什么无缘无故的把我捆起来，他们二人说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奉命来的。这样就由他二人把我捆到磨石潭肖宝生家里，关在草门的房屋内，准备着苦刑拷打的刑具。此时正要受苦刑的时候，幸喜在造反派的办公室煮饭的肖松林看见了我。他问我：“仁武把你捉进来做什么?”“他们讲我是国民党的伪军官，是反革命分子”。肖松林问：“那你是哪个部队?”我说我们的战区司令白崇禧、江防总司令是吴奇伟第八军军长奠洞国中国荣誉第一师长李弥我们第一团团长周克勤第三团团长王卜，通讯排长崔济川。肖松林又问：“你是那年去的”，我又说我是民国二十八年去的，他说我与你是一个团，我是输送连，你是通讯排，所以不是一个单位没有相过会，到今天才知道我们是老战友，同生死同患难的抗日救国的老战友，说你是伪军官，我要骂他们是无良心的人。我们在大桥边的大战役之后在前方火线上八个多月，没吃过菜，没吃过油，真是苦不可言了，还说你是伪军官，我要骂他们是无良心的畜牲。如此肖松林大骂起人来了，造反派听到骂声，派人把肖松林喊到办公室问肖松林：“你刚才骂谁?”，“骂你们”，“为什么骂我们”，“你们为什么把仁武拿来”，“据说仁武是国民党的伪军官”。“仁武与我是一个团，我是输送连他是通讯排，不过我们不是一个单位也没有相过会，到今天，才知道是同生同死同患难的抗日救国的老战友”。肖松林讲完之后才免去我的重刑。此后，他们要我写材料，就给我一支钢笔一本稿纸一瓶墨水，我将我当兵打仗的经过、来龙去脉仔细写了三份档案，从此他们虽然没关押我了，但是总不许我回家，就在磨石潭肖祥松妹夫家住了三天三夜。后肖仁山造反派头子对我说肖松林作证还不算数，另外还有其他哪此证人。公证人有很多到现在都为国牺牲了。他们又说总有少数人没有死。我说当时与我同时当兵的有臭鱼塘、柳山、罗子团、横板桥等处都集中在黄桥铺常备队等了一个月的共有一百多人，大部分牺牲了，现在还在的人只有柳山石塘院子一个周裕意、罗子团毛铺丁家一个丁起炳、黄桥铺一个李远和，他们我都看见过。臭鱼塘廖复光听说他回来了，但是我没看见过他。造反派肖仁山等几个人亲自到几处调查，调查的情况都是和肖松林所说的一样，这样他们才把我放回家。

　　从此以后我虽然没有继续被批斗、被迫害了受皮肉之苦了，但一直是在一个伪军官的家庭受歧视下生活，家里的小孩不能当兵，更不能当干部，连当时的正规的中学都不能读，只能读所谓的“五七”中学、“运动”中学，直到粉碎四人帮，教育体制改革恢复高考制度后，家里的小孩才享受与其他人同等的待遇，才算真正回到了朗朗乾坤见到了太阳。

　　(因为老人年事已高,文化水平有限,有些细节和人名还需更正和修订。他抗战后的经历也非常曲折，剿匪的地方非常惊险，是难得的亲历者记述。)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18-12-05 09:0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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