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小兵”罗华松自传
2018-09-19 13:33:19 来源：孟企平 点击： 复制链接
认识罗华松老人好几年了，最近才申报到关爱抗战老兵公益基金审核通过建档。抗战胜利1945年罗爷爷才15岁，他自称“抗日小兵”，但他对“文夕大火”和“学生教导总队”的记忆殊属珍贵。
“抗日小兵”罗华松自传(一)
我的祖籍是广东番禺花地乡，1903年，祖父15岁时北上落户长沙，先在黑铅炼厂烧锅炉，不久开设“罗养正堂”腊味号，不到十年，声名鹊起，生意兴隆，乃开辟广州市场，从长沙用小火轮将货物运至武汉，再通过江轮经上海运达广州，每月销售不少于4000斤。1930年我父亲24岁早逝，祖父悲伤病倒，广州业务停止。之后祖父先后担任穗都(今广州、南海、新会、顺德、番禺五地区)会馆首事(即董事长)、广东旅湘同乡会首事、长沙食品行业理事长多年。我父亲是罗家唯一子嗣，我又是独子，两代单传，幼年随母亲与祖父母一起生活，得到他们疼爱照顾。
日本加快侵略步伐打破了长沙人民的平静生活。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11月攻陷岳阳，长沙军民惶惶不安。省政府迁往沅陵，政府也动员市民出城疏散，学校纷纷停课，我随姑奶奶和母亲等家人提前两天出城坐划子过湘江，住在西岸离市区约35里路的坪塘，祖父在那里置有一点田产和房屋。祖父及店铺的伙计留在城里照看生意和住宅，想把腊肉存货销完再走。13日早上我起床推门出来，满院子都是黑色灰屑，连屋檐下都落满灰屑，正不知什么原因时，邻居一位大姐姐大声喊叫“：长沙起大火了，快到岭上去看!”。站在小岭上，果然长沙天空一片通红，黑烟升起百丈还高，灰尘向西南方向不断飘来。由坪塘往宁乡、湘潭的大道上，难民络绎不绝，肩挑手提，扶老携幼，踉踉跄跄，一脸无奈。灰屑不但飘到坪塘，连湘潭九华庵、鹅洲(均离长沙60里以上)都是灰屑遍地。
当天下午，祖父带着伙计逃到坪塘，告知昨夜起大火，火势猛烈，眼睁睁看着房屋烧毁，无可挽救，祖父与伙计从梦中惊醒，放火的士兵催他们快走，再晚就来不及了，他们只身逃出，连装着几百块光洋的钱箱都来不及带出。第三天，祖父派伙计回城打探情况，回报住宅与店面都成了瓦砾灰烬，在灰堆里刨了半天，也没有找到钱箱。一家人仅逃出性命，家业毁于一旦，片瓦无存，一夜之间，从较富裕家庭一下子变成了一无所有。
罗华松
回到长沙以后重建家园，住房只能因陋就简，勉强栖身，腊味店面也只开了一个，生意大不如前。长沙三次会战期间，我和家人都逃到湘潭的白田铺躲避战火，日本人退走，又回到长沙。1944年日本人第四次进攻长沙，长沙沦陷。我随学校南逃到郴州，但家人陷入魔掌奴役之下。与我祖父一同从广东来长沙创业的冯云生爷爷(宏兴印务馆、南国酒家的创办人)与我家有着深厚感情，我是罗家独苗，备受宠爱，冯家无子仅两女，冯家二姑身材窈窕、貌美如花。冯家对我也是宠爱备至，冯家二姑对我比我家姑姑还要关心。可是这位美貌又痛爱我的姑姑在日寇侵占长沙后，不慎落入日寇之手，惨遭三个日本兵的蹂躏、轮奸，不到20岁的冯家二姑当晚投湘江自尽。得知这个消息，我对日本强盗的国恨家仇又添一层。
一九四四年五月，我就读的精忠中学迁到郴州地区宜章县，这些地区成为省内各行政机关、学校、医院等单位暂时宜居之地。就连与湖南相邻的广东省的韶关，乐昌等县的学校等单位也迁到了这一地区。由于大批学生涌入这一地区，生活毫无保障，1944年四月间，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南省政府主席的薛伯陵(岳)将军决定：将第九战区干部训练团和湖南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合并成立“学生教导总队”，全称为“第九战区干部训练团，湖南省行政干部训练团合办学生教导总队”，并即时接纳各地的流亡学生。
“抗日小兵”罗华松自传(二)
当时集体加入的有广东的中山大学，培正、培联中学;湖南有广益中学、精忠中学、五卅中学、省立十一中学、耒阳县中学等。截至一九四四年七月，已有男女学生近千人;零星参军的流亡学生更络绎不绝。从参军学生的文化程度看：大学生约占10%、中学、专科生约占80%，其它人员约占10%。
学生教导总队分为两个大队，一大队有四个中队，但二大队只有两个中队。且二大队的五中队为女生中队(约200人)，五个男生中队，每队约145人左右(不包括勤杂人员)。
学生教导总队总队长华振中(陆军中将，保定军校毕业，原第九战区参谋长)，副总队长张理(陆军少将，保定军校毕业);一大队大队长陈星楼(上校，黄埔一期，岳阳人)，各中队中队长、副中队长均为黄埔军校13-15期生;各分队长均为黄埔军校16-18期生。就连我们的班长，都是军训部入伍生第二团的学员(入伍生毕业后可直接进入黄埔军校学习);政治教员更是不可小觑，很多都是曾担任过地区行政专员，县长的官老爷，他们失去了工作地盘，只好和我们一样来到学生教导总队，既有一栖身之地，也发挥他们的长处。
学习期间，军事训练每天不少于五小时，政治学习不少两小时。学习紧张，且生活极艰苦，因此当时流行着顺口溜：“糙米饭、干菜汤，几口吃得精精光”。学生普遍生有疥疮，很多人患有瘧疾，长虱子。除了学习紧张外，修操场、修路、修茅棚宿舍、捡柴火、捡煤块。当时我们并不觉得艰苦，只有对日寇的更加憎恨。1944年初秋，中国青年军还未建立，学生教导总队已初具规模。薛伯陵将军给学生教导总队题词;“你们是青年从军的先声”。我们很受激励和鼓舞。
1944年10月，日寇占领粤汉铁路之郴州至韶关段，我们的驻地(杨枚山煤矿)离白石渡车站不到8公里，总队太靠近铁道线的敌占区，日寇要进攻杨枚山煤矿的话，2-3小时就可以抵达。故此，毫无战斗力的我们，只有撤退到较安全的地方去，因此选择了宜章与汝城交界处的长策镇作为总队部，各个中队分散到各个村落驻扎，最远的离总队部有10公里左右(如我们分队的驻地三界圩就离总队部约10公里)我记忆中女生中队(五中队)与总队部同住长策镇。
各个中队分开驻扎后，中队长成了主心骨，要考虑中队的安全、防止日寇的进击，生活的保障等……，就说吃饭的问题，运粮要去的地方，离我们驻地约25-30公里，其中要翻越两座山，运粮的同学必须早去晚归，中午又没有饭吃，有些同学忍受不了饥饿，只有抓一把生米咀嚼着聊以解饿。
学生教导总队虽没有正面与日寇拼搏，但我们与日军相距不远。1945年春节前后，我们分队驻扎在“三界圩”这个小村庄(它是湖南汝城、宜章两县与广东乐昌县交界处，人口约150人)。离我们四华里左右的另一村庄，驻扎着日寇的部队，他们经常晚上派侦察兵到我们驻地前100-200米处放几枪进行骚扰。但双方未发生过战斗。
1945年5月份，总队将一大队及二大队六中队的学生，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的第99军、37军、第10军，我被分到37军。又新成立了两个中队(即二大队七八两个中队，约250人)，以中小学生及当地青年为主，抗日战争胜利后，集体改编为军政部第十一防毒大队。
女生中队的学生，一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才被遣返家乡与亲人团聚，近200人的女同学，没有一人伤亡，也没有一人被强迫给军官做太太，完满平安结束军营生活，诚属不易。
学生教导总队就如此结束存在，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学生教导总队从建立到结束，总共不到十六个月，可是他使一千多学生，在抗日战争后期没有颠沛流离，而且受到一定的军事，政治教育，更加认清日寇的残暴，穷凶极恶本质及亡我之心。
1945年5月我从宜章县长策镇出发，经井岗山到达江西省遂川县，37军军部驻此。我们“学生教导队”，直属军部参谋处管理。几位有大学学历且英语口语较好的同学被抽调到美军军事顾问团任翻译;我和其他三位同学被调到参谋处当通讯员，具体任务是不定期去师、团收集战报，并实地了解战况。我们执行任务都着便装，以学生身份示人，把携带的战报放入随身携带的油纸伞打通的伞柄中，这样在路途中碰到日寇便衣情报人员和汉奸会安全些。到1945年7月份，日寇节节败退，已无斗志、每天撤退10里或20里不等。日寇撤退期间，仍有小的战斗，但不紧张，我们沿公路追击，死人、死马散发难闻的臭气，俗谚“屎臭三分香、尸臭很难当”真正不错。
日寇撤退，仍烧杀抢掠，从遂川至赣县公路两侧的房屋几乎无一完整。去赣县途中遇一老妇人守家，房屋倒了一半，儿子被日寇抓去做挑夫，儿媳带了小孩躲进山中，老太太已三天未进主食，以青菜煮汤为生。我们同情她的遭遇，每人拿出一点带的大米，凑了十斤送给她，老太太激动要下跪。八月初我们到了吉安，8月15日下午四时左右突然听到飞机呼啸声，初以为是敌机，结果飞机离地面不高且散发红绿传单，传单的标题是“日本无条件投降”。从迟疑到狂欢，当时全城的欢呼声响彻天空，激动的情形无法形容。不到两个月，军部中校参谋张浼澄带领我回到了家乡，翌年进入清华中学就读。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8-09-19 13:3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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