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泽江：从小八路到武工队队长
2018-11-13 11:10:57  来源：山东省情网  点击：  复制链接

　　

        韩泽江，1928年生，山东省聊城市高新区顾官屯镇于才村人。9岁时，曾为中共东阿县代理县长苏民放风、送信被抓。14岁时，跟随杨得志的部队入伍，开始了他的侦察兵生涯，一生参加过80余次战斗，多次立功受奖。抗日战争中，参加过攻打阳谷、聊城、东阿、茌平等多次战役。解放战争中，随刘邓大军南下，跟随晋士林团长在河南、安徽等地战斗，参加过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并随人民解放军第五兵团挺进大西南，随军西进贵州，驻守在仁怀县茅台镇，任武工队队长兼仁怀县政委，多次参与剿匪战斗，后负伤退役。

　　2015年2月12日11点左右，我们赶到韩泽江老人家对他进行采访。老人的家在东阿县城内一个深深的胡同里，是一个不大的平房院落。推开陈旧的木门，院子一览无余，红砖筑的正房，土坯垒的西屋，两个活泼可爱的孙女和两只活蹦乱跳的小狗给冬季萧条的小院带来了无限生机。老人为了迎接我们到来，一上午都没有喝水，怕喝水多了小便频繁影响采访，一个抗战老兵的这种心意让我们无限感慨、肃然起敬。韩泽江老人因头部负伤，再加上年纪大了，耳聋，说话有点不太清晰，思路也容易分散，但是跟他简单聊了一下，发现他的革命经历特别精彩，所以经过多次反复采访他本人及其子女，方整理成这份口述材料。

　　我叫韩泽江，1928年生于东阿县顾官屯镇于才村。我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后来又有了继母，家里生活比较贫困，吃饭也有点困难。后来，日本鬼子来了后就抢乡亲们的牛、羊、猪、鸡，装乡亲们的粮食，看见穿红棉袄、花棉袄的妇女就追得紧，强奸、轮奸妇女是经常事，吓得妇女们都不敢在家睡觉。我们这里没山，在于才村到张集村有一个大沟，妇女们晚上都到沟里睡觉。日本鬼子后来在农村修了很多碉堡，我们村附近的赵庄、张大人集都有碉堡，碉堡之间挖宽6米、深4米的封锁沟，这些碉堡遥相呼应，对抗日根据地进行“封锁”“蚕食”。

　　县大队里的“小八路”

　　抗日战争爆发前，东阿县就成立了第一个党支部——姜楼高小党支部，苏民任书记，带领党员们积极发展党组织、做地下工作。1935年4月，赵健民来东阿视察工作,向苏民提出建立县委的意见。1936年2月，中共东阿县委在西程铺建立,苏民任书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苏民带领东阿县委在黄屯召开抗日救国联合大会,积极发动全民抗日。1940年，东阿抗日县政府在葫芦头村成立,苏民任代理县长，随后东阿县武装工作团及东阿县抗日大队成立,由县长苏民兼大队长,下设3个连。

　　我八九岁时，苏民带领着一帮人到我们村做地下工作，晚上就住在我家。那时候，看到苏民带领的区部县府的人吃小米饭绿豆粥，馋得我口水直流，背地里偷偷掉眼泪。后来苏民就让我跟他们一起吃饭。后来，看我是小孩，能够帮助他们放风、送信，就收留我协助他们做地下工作。过了一段时间，我为共产党送信的事，让我们村的富农知道了，他就到赵庄碉堡的“二鬼子”(日伪军)那里检举了我。

　　赵庄村的碉堡分两围，大围套小围，小围在内，里面住着日本鬼子，大围在外，里面住着二鬼子。平时，日本鬼子很少出来，主要是二鬼子发孬(干坏事)。我们村的富农就跑到二鬼子那里报告，说我是小八路，让二鬼子抓我、整治我。后来，二鬼子就把我抓到围子里，不让出来。当时，他们绑着我，我哭喊着要出来，二鬼子狠狠打了我两个耳光，脸上留下很深的印，说：“你就当小八路吧，还出去干啥呀?!”

　　其实，他们就是想要钱。我是家里的独子，继母后来只生了女儿，为了家族不断后， 父亲四处奔波想要将我救出来，最后卖掉了祖上传下来的二亩半地，将钱送给二鬼子的头目后，才将我救出来。现在，每年到祖坟去上坟的时候，看到那二亩半的沙窝地， 我都会想起这些事情。家里原本可以靠这二亩半地勉强过日子，因为卖地救我，家里就变得更穷了，于是继母对我也更差了，将我赶出家门。

　　从那之后，我就跟随苏民领导的县大队正式参加了地下工作。当时，县里有区队。县大队还有个武工队，我是个小孩，没有固定编制，哪里需要我做点什么我就跟着做点什么，比如跟在民兵队伍中，抬担架照顾伤员等。1942 年，县大队升级成了冀鲁豫军区第一军分区(泰运军分区)的三团，我们都称呼自己为“老三团”。这一年， 我也正式参加了革命。

　　“小八路”初识杨得志

　　1938 年2 月，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代理旅长杨得志奉命二出太行山，挺进冀南豫北。3 月，成立冀鲁豫支队，杨得志任司令员。1939 年3 月下旬，杨得志率主力部队挺进鲁西南。1941 年7 月，鲁西军区和冀鲁豫军区合并，统称冀鲁豫军区， 杨得志任司令员。

　　1942 年我14 岁，正式参加革命，成了杨得志司令员领导的冀鲁豫军区第一军分区(泰运军分区)的老三团的人。有一次，杨得志司令员见我聪明伶俐，又听说我小时候就曾因为为共产党办事被抓，是个“小八路”，于是后来就经常带着我。

　　那时候，战争形势十分恶劣，杨得志司令员带领部队不停转战，连续的夜行军、急行军，把我这个身体瘦弱的“小八路”拖得不成样子。杨得志司令员是我的老领导， 对我很好。当时，他骑着高头大马，行军时我就拽着他的马尾巴跑，跑不动了他就把我抱到马上。那时候，天还挺冷，我穿得破破烂烂很单薄，他就把他的大衣脱下来给了我。虽然杨司令员对我特别好、特别娇惯，像自己的父亲一样，但是分派任务的时候也是很严肃的，一般让我当小侦察员，去敌人那里探情报。杨司令员就是特务连出身，没有文化但是头脑机灵，作战勇敢，打仗点子多，他教了我很多侦察的手段和对付敌人的方法。正是在杨得志司令员的熏陶下，塑造了我冷静、机智、勇敢的性格，也正是从那时起，开始了我10多年的侦察兵生涯。

　　老三团和七团

　　我参军后，除了跟着杨得志司令员，就是跟着老三团打仗。老三团是东阿县大队和区部合并成立的地方部队，最初主要是配合主力部队七团、八团作战。很快，我就当上了三团二连二排的排长。

　　当时，七团、八团在于才村西头的一座庙前种了3亩菜地，赵庄的鬼子、二鬼子经常去捣乱，于是我们三团与七团就经常合伙袭扰赵庄据点。有一次，我们用炸药炸开了赵庄炮楼的大围子，但是没能攻下小围子，小围子里住的是鬼子，火力很猛，我们的装备不行，硬攻是攻不下来的。我们想要升级装备，最好最快的办法是从鬼子那里抢，打个漂亮的伏击就能有所斩获。于是，我们老三团就打算打个伏击战。

　　于才村东边有个庙，庙前面有个沟，我们就在沟西沿埋伏好，然后从对面来了一队日本鬼子，都端着枪，还喊着口号“一二一、一二一”。等他们走到跟前很近了，我们用太行山的手榴弹，喊着“一二”就都扔了上去，大家也不知道有没有炸到鬼子，就争先恐后冲上去来了个冲锋，然后我们大获全胜。这次战斗我们缴获了2挺歪把机枪，2门小炮。日本的机枪能放5排子弹，攻击性特别强，那时候我们地方部队连炮都没有，有了这2门炮，我们三团从此就棒起来了!后来，上级要求地方部队老三团编入正规部队七团。因为老三团刚刚升级了装备，并且有了2门小炮，我们对改编有意见，后来上级安抚大家，说是让三团与七团合并，合并后还是叫七团。

　　其实，论实力，老三团与七团是没法比的。七团是军分区的“王牌”主力团，是由老红军的底子发展起来的，红军时期即属主力，抗战初期又参加了平型关大战、梁山战斗和潘溪渡歼灭战，曾全歼鬼子一个小队，缴获野炮2门、平射的九二式步炮1门，作风强悍，善于攻坚。

　　我就是“孟小北”

　　刚开始，我因为年龄小没有配枪，但我一直想要一支真枪。有一次，我扮成“小要饭的”，去完成侦察任务，发现张大人集炮楼里的敌人偶尔会出来买菜。于是，我蹲守几天后，终于发现一个敌人出来买菜，我假装讨饭，慢慢走到他身后，把准备好的烟袋杆拿出来，顶在他脖子上。烟袋杆的头是铜的，顶在脖子里凉丝丝的，跟盒子枪很像，鬼子以为真碰上了八路，就乖乖把手举了起来，我趁机缴了他的枪，用他的枪顶住他，命令他不准动，然后迅速溜进庄稼地里，跑远了。不过这支枪，我玩了还没3 天，就被上级要走了，上级说：“小孩不能配枪，缴获的枪支要归公。”后来， 在聊城古楼底下，我又缴获了一支枪，最后也交公了。

　　那时候，我是个小侦查员，经常和几个老同志深入敌占区去探情报，敌人对我这个衣着破烂的小孩警惕性不大。有一次，我和几个老同志深入敌占区，我走到敌人跟前，敌人喝问：“你干什么的?”我说：“吊孝!”他说：“给谁吊孝?”我们的老同志就趁机上前下了他的枪，说：“给你!”《平原游击队》里这样的事情绝不是杜撰的，是真实发生在我们身上的。

　　大家都知道电影《平原游击队》里有个李向阳，里面还有个小孩叫孟小北。其实， 电影里发生在孟小北身上那些事，也发生在我身上过，我就是那个“孟小北”(原型之一)。那时候，我年龄小，纪律性什么的都差点，行军打仗的，经常跟孟小北一样， 跑几圈身上的行头就乱套了，松松垮垮，被领导教育批评。我看着这个电影，就经常想起我的老战友们，想起那个时候的我。

　　真实的武工队

　　1943 年1 月，我们军分区从第一、二、三团及第一游击支队中，抽调二分之一或者三分之一的人员组成了104 个小分队(武工队)，分别派遣到日伪顽军占领区， 一边战斗，一边做群众工作，与当地党组织、武装及民兵联防，互相配合，机动灵活地打击日军，瓦解争取伪顽军，阻止日、伪、顽、匪联合。当时部队抽调的都是素质较高的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主要是心理素质好、军事斗争经验丰富、军事技术过硬的，我也被抽调去参加了武工队。那时候，我们武工队的人要经常深入敌占区活动，都配着双枪，我的双枪尤其高级，是带闷机的，可以像机关枪一样连发。因为配枪的事，还闹了一场笑话。我们于才村有个老乡跟我在一个部队当兵，后来在一场大战中，他看到有个使双枪的人被打死了，模样难辨，当时能配这种高级双枪的人不多，他想：“这人肯定是韩泽江，韩泽江牺牲了!”受伤复员后，他第一时间把这件事告诉了我们村部和我的家人，为此，村里把我们家定为烈士家属，一个小牌牌挂在门上13年，我当了13年的烈士。

　　在武工队里跟我一起干侦察工作的还有王大姐和李大姐，她们俩都是30来岁的年纪，会用双枪，打得也很准很厉害。王大姐和李大姐经常陪着我一起去执行任务，她们化装成男人，把我化装成小女孩，为的就是能减轻鬼子的警戒心。那时候，我慢慢地靠过去、靠过去，然后用腰带(布条)从敌人背后勒住他的脖子，背着就跑。要是后面有人给拖着点，这个人就死不了，我们找个僻静地问他的部队番号什么的，然后穿着他的衣服、配着他的枪深入敌营，探情报或者搞破坏。要是后面没有人拖着他，他就得死，我们管这个叫“背死狗”。那时候，“背死狗”是我们侦察员、武工队最常用的一种手段。

　　捣毁汽车 火线入党

　　抗日战争期间，我攻打过东阿一带的全部炮楼，还参加过解放阳谷、聊城、东阿、茌平等县城的战斗，打伏击、袭扰更是家常便饭。1944年，冀鲁豫军区第一军分区(泰运军分区)开始不断攻打日军据点，在司令员刘致远指挥下，在聊城、阳谷、东阿、茌平、博平等地作战36次，并攻克东阿杨柳、阳谷阿城等伪军据点16处，歼俘伪军1000余人。那时候，我们三团和七团合并打赵庄据点，打了整整一个晚上才打下来。后来我们打了阳谷南关，下午打下阳谷南关，然后急行军晚上就到了铜城，枪一响，铜城据点的日伪军就吓得跑到老东阿(今平阴县东阿镇)去了。

　　抗战后期，茌平驻着汉奸李岐山，李岐山是个恶贯满盈的大汉奸。1945年3月，李岐山勾结日军，围攻抗日堡垒村张家楼(今聊城市高新区张家楼)。入村后，大肆烧杀抢掠，杀害村民333 人，殴打致伤残271 人，抓走264 人(其中7 人被送到日本做苦力)，烧毁房屋273 间，抢走牲口86 头，制造了“张家楼惨案”。日本投降后， 李岐山依然占据茌平拒不投降。

　　1945 年9 月，泰运军分区司令员刘致远、政委邓存伦指挥5 个团共5000 人，在部分县武装配合下，向占据茌平县城李岐山部发起攻击。当时，我是个排级干部，仍然是做侦查工作，在战前我就先摸进茌平城内，探出哪里兵力薄、哪个门好进、哪个门好出等情况，回来报告给领导，领导制定进攻计划。攻进茌平县城后，在县府的对面有一个院子，我冲进院子里，发现了一辆日本汽车。这辆日本汽车不是烧汽油而是烧劈柴的，一边一个大铁皮桶，桶里装满了木柴。我进去后，想用刺刀挑坏汽车轮胎， 但是轮胎太坚硬，无法挑坏，我想要是光砸坏玻璃也没用，就把这两个烧劈柴的大铁皮桶给破坏了。

　　1946 年1 月，聊城城内驻着伪军王金祥的部队，为了拔除这个解放区内的据点， 我们军区发起了攻打聊城的战斗。聊城城墙坚固，外面还有护城河，久攻不下。当时， 连炸药都没有了，领导拉着我说：“小韩，给你20 个手榴弹，你去把城墙炸开!只要完成任务，你活着是共产党员，死了也算共产党员!”于是，我在战场上就举起胳膊宣读了入党誓言，然后接过捆成一捆的20 个手榴弹，左手搂着手榴弹，右手支撑着身体向前匍匐前进，后面是机枪在掩护，爬到城墙底下后，我把手榴弹竖好，拉了线就赶快“咕噜咕噜”往回打滚，命算是保住了。城墙一炸开，我们的部队就冲进去， 跟敌人拼了刺刀，我也冲进去了，在拼刺刀的过程中，我的肚子受伤了，肠子就像自行车内胎一样流了出来。卫生员把我送出城，当地的热心群众把我拉到没有枪炮的高粱地里，把肠子塞进肚子里，然后把地里长的荠荠菜放在嘴里嚼碎然后敷在我的伤口上，充当碘酒消毒。当时既缺医生又缺药，我们受伤的战士很多都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我的命大活下来了，但是只要我站起来，我的肚子就会鼓起一个大包，就是因为当时肠子塞进去的时候，一层一层的没有套好。这次战斗下来，我就是正式的共产党员了，火线入党!

　　随军南下 挺进贵州

　　鲁豫军区第一纵队离开晋冀鲁豫根据地，过境晋察冀军区到东北。我们部队也跟着去了东北，归林彪领导，攻打四平，我们连当时攻打的是中学。后回到鲁西扩军，扩军后去攻打郓城、南阳、宁阳、梁山。后来，我在刘邓大军的军部中干侦察排排长、侦察营营长。当时，刘伯承、邓小平经常揪着我的耳朵，命令我好好探情报。每当需要探重大情报的时候，刘司令员会叫我过去吃顿饭，吃饭的空慢慢给我安排工作。当时，我就化装成叫花子提前进大别山探情报，随后，我们的刘邓大军才进了大别山。这枚军功章，就是刘司令员亲手给我戴上的。那次，敌人进攻我们军部，军部人少，我带领警卫排夺下了敌人的机枪，用这十几挺机枪盯了一天，敌人最终没冲上来，保证了军部的安全，就这么着司令员亲自给我的军功章。

　　后来，我跟随晋士林团长在河南、安徽等地战斗，参加过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并随人民解放军第五兵团挺进大西南，随军西进贵州，驻守在仁怀县茅台镇，任武工队队长兼仁怀县政委，多次参与剿匪战斗，后负伤退役。

责任编辑：叶子 最后更新：2019-03-06 15:4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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