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体版 / 繁體版 正在载入当前时间...

鲍奇:从新四军小鬼到抗美援朝战士
2018-09-05 09:30:33  来源:解放日报  点击:  复制链接

  鲍奇,原海军上海基地副参谋长。祖籍江苏无锡,1924年5月生于上海。1941年9月入伍,曾参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和解放东南沿海,屡立战功。2015年9月3日,作为抗战老兵参加“9·3”大阅兵。

  我强忍伤心,发出团长、政委双双牺牲的电报

  抗日战争爆发时,我在上海读中学。我的老师是中共地下党,在他的带领下,我做了一些抗日救亡的工作。1941年,抗战进入最艰苦的阶段,在老师的动员下,我决定北上参军,保家卫国。

  我从吴淞口出发,被人带上了一艘乌篷船,下船之后又有接应的同志将我领到下一个接应地点。到了一看,发现我的好几个同学都在那边,“你也参加了抗日!”几个热血青年相视一笑。就这样,我们参加了当时的东南警卫团。

  1940年10月,根据党中央指示,新四军东进开辟苏中通(通州)如(如皋)海(海门)启(启东)抗日民主根据地,同时创建我党第一支海上抗日武装,由新四军主要领导人陈毅、粟裕、陶勇等领导。东南警卫团就是其中一支武装力量。

  因为我在部队中的文化程度比较高,因此被安排做了书记员,后来又调到文工团,再后来到了机要处从事机要工作。电报传译工作分为对上和对下两个体系,担任部门领导之后,我专门负责对上的工作,就是在团部接发与陈毅、粟裕等领导同志往来的电报。

  1944年12月,为夺取抗日反“清乡”斗争的胜利,东南警卫团团长王澄和政委鲍志椿准备率部突围,结果不幸被冷枪击中,子弹射穿胸膛,两人同时牺牲。那一刻,前线传来消息,团长、政委双双牺牲,我万箭穿心、悲痛不已,但只能强忍着伤心,向司令部发去了两人牺牲的电报。

  从翻译电报的机要员到组长、科长、处长,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我与机要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曾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军机要先进工作者的荣誉称号。那段岁月,虽然艰苦、残酷,却也点缀着一些快乐的片段,现在回想,确实是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了。

  有一次,我差点搅黄了陶勇司令员的新婚之夜,现在想想都好笑不已。

  结婚可是大事情,可就在司令员洞房花烛夜的当晚,政委姬鹏飞把我叫到他面前,让我去给司令员送电报。我觉得,这封电报一定非常重要,所以丝毫不敢怠慢。

  哪知道敲开司令员的房门,他看完电报,把电报扔回给我,让我还给政委。不明情况的我只好回到政委办公室将电报交还给他。政委见状,又让我把电报给司令员送去,并且嘱咐我“非常重要”。于是我又带着电报敲开了司令员的新房大门,司令员依然不收。一头雾水的我就这么来来回回折腾了三次,最后司令员终于发了怒,让我“滚出去”,政委这才作罢。

  第二天一早,司令员看见我,过来拧住我的耳朵,哭笑不得地说:“小鲍啊小鲍,你怎么都不看看电报,那是一封假电报。政委开我玩笑,故意要搅黄我的洞房花烛夜啊!”

  司令员突然说:“你们俩今天结婚”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我跟随中国人民志愿军第9兵团奔赴朝鲜战场。在朝鲜,我们的生活相当艰苦。这个“苦”一是气候极寒,二是装备简陋。

  我是南方人,上海的冬天气温到0摄氏度就已经很冷了,我们到朝鲜时已经入冬,零下20摄氏度的气温,再加上部队出发时没有装备冬装,十分难捱。汽车的轮子都挂上了铁链,车一开动,地上的冰就被剉起飞得老高;有的战士没有戴棉帽,耳朵冻得用手一扒拉就掉了;我们都躲在山洞里,许多负伤的战士明明能够医好,也因为天气寒冷被活活冻死了……另一方面,我们的装备相当简陋。部队几乎没有现代化的装备,“小米加步枪”就是我们的真实写照。

  可为什么朝鲜战争我们还是胜利了呢?首先,是人心,当时许多当地的老百姓冒着严寒、顶着枪林弹雨来给我们送饭、送生活物资,我至今难忘。另外,正是因为我们的装备轻便,战士们带着一支步枪就能翻山越岭、占领有利的地形,居高临下便于攻击;而敌人的重型装备只能走公路,转移起来相当不便。在这一点上,他们吃了亏。

  我们在朝鲜顽强战斗了2年。1952年,抗美援朝战争将要进入尾声,陶勇被任命为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作为他的秘书,我随陶勇一起回到国内,住在上海徐家汇的陶勇家中。

  “小鲍,小程呢?”回国后的某天,陶勇突然问我。我答:“还在朝鲜战场,在9兵团。”

  陶勇特别关心的“小程”就是我日后的夫人程世萍。

  1944年,我和我爱人因同在东南警备团机要处工作相识,我们从战争年代走来,风风雨雨多年也没顾得上自己的婚事。我从朝鲜战场回国后,与留在朝鲜继续战斗的她天各一方,两个人更不敢多想个人问题。哪知道,作为司令员的陶勇还惦念着。

  过了半个多月,我爱人辗转到了上海,一下火车陶勇就派人把她接了过来。几天后,陶勇指着我们两个说:“你们俩今天结婚。”一头雾水的我们还搞不清楚状况,陶勇又重复了一遍:“我说,你们两个今天晚上结婚!”并且吩咐夫人打扫房间作为我们的新房,安排人接来了我的父母和弟弟,还让炊事员为晚饭多加几个菜。

  就这样,陶勇夫妇、我和我爱人、我的家人,加上陶勇的警卫员、驾驶员和炊事员,10个人围桌吃了一顿简单的晚饭。在他们的见证下我和我爱人结婚了。

  搞经济建设,“十八条规矩”不能忘

  1955年1月,为解放浙江一江山岛,我军历史上首次海、陆、空三军联合作战的一江山岛战役打响,由解放军高级将领张爱萍指挥。这次作战,我们一举攻占了一江山岛,而后又有了大陈列岛的不战而克,最终,我们解放了浙东沿海的全部敌占岛屿,给国民党反攻大陆的图谋以沉重打击。

  一天,张爱萍将军问我:“小程生了没有?”我说生了,生了个男孩。

  “好!以后就叫一江,鲍一江。”张爱萍高兴地说。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在福建平潭岛工作,排除一切干扰狠抓部队的教育和训练工作。1977年,我重新调回东海舰队,继续为海军事业贡献力量。

  不久之后,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地提出“现在军队沿用过去的经验是不行的”,因此,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也要下决心实行战略性的“重要的转变”。

  改革开放,军队建设迎来了大发展,我开始分管东海舰队和海军上海基地的经营工作。从端枪拿炮、指挥作战到和平年代的部队建设、经营开发,这对我们这些从硝烟弥漫的战场走来的老同志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从那时开始,我就给自己定下了做人的“十八条规矩”,时刻警醒自己:

  “余生之年办事切忌留下后遗症,以免留下臭名,情愿在世之年被人骂;

  几十年的革命,廉洁奉公。不要被钱攻破,莫伸手;

  以真理团结同志,坚持公道,切忌‘我’字当头;

  同志之间一起工作有了风险,要挺身而出,不能缩着脑袋、推诿责任;

  坐冷板凳、困难重重时,要想到自己创业的美好前景去努力……”

  1985年,我从海军上海基地副参谋长的职位光荣离休。因为我分管经济工作,正式退下来之前组织要求我将自己的私章、财务章、银行章这三枚财政大印“完璧归赵”。我向组织报告,在没有清清楚楚地完成交接工作之前,我不能把印章交出去。

  于是,海军上海基地、东海舰队、海军三家的纪委部门来“查账”,对这些年我经手的款项一一核实。在确认没有问题之后,部队党委召开干部大会,在会上宣读了三家纪委部门的调查结果。宣读完毕,台下200多名干部热烈鼓掌,在大家的掌声中我将三枚财政大印交还组织,为四十余载的革命征途画上了句号。

  时隔一甲子,在天安门接受检阅

  在我的一生中,有两次在天安门的经历令我终生难忘。一次是1952年,我作为志愿军代表参加了归国报告团,到北京上天安门观礼。那一次,我们受到了毛主席、朱总司令、刘副主席和周总理的接见并合影留念。这张珍贵的合影在“文革”十年浩劫中幸运地保存了下来,至今还悬挂在我家中最显眼的位置,被我当作一生中最高的荣誉。

  没有想到的是,时隔63年,我还能够作为抗战老兵,在全世界的瞩目下再一次经过天安门,接受祖国和人民的检阅。

  2015年9月3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阅兵中,由抗战老同志组成的车队方阵第一个通过天安门。车上是从大陆遴选的、目前健在的国共两党抗战老兵、抗日英烈后代,以及抗战支前模范代表。我们这些抗战老兵平均年龄90岁,英烈子女平均年龄78岁,抗战支前模范平均年龄88岁。

  参加“9·3”大阅兵的抗战老兵中共有6人来自海军,分别来自东海舰队、南海舰队、北海舰队、海军装备部、海军后勤部和海军政治部。

  阅兵前20天左右,我在儿子的陪同下,由专人护送乘高铁到了北京。经过严格的安检和行李检查,入住京西宾馆。

  有人问我,9月3号才举行阅兵仪式,提前那么多天去北京干嘛呢?最开始我也疑惑,几天下来我们这些“老家伙”总算弄明白了情况。

  首先是体格检查,因为我们年龄太大,怕出现意外情况,每天早中晚三次,专门配备的医生都会为我们进行常规的身体检查。他们“宝贝”我们到什么程度?就连吃饭也有医生站在旁边看着,生怕谁噎住会有意外,并且记录下谁、什么时候、吃了什么。有老同志提出想吃虾,工作人员怕虾壳卡了喉咙,于是后来的菜色中出现了去壳的虾仁。其次是熟悉环境和排练阅兵流程。一般情况下,我们不能外出,外面的人也不能进来看望,出门下电梯要登记,下了电梯走到门口也有专人护送,院子里还有固定和流动的岗哨,安保相当严格。正式阅兵前的几次排练,每次都差不多要6个小时左右,考虑到许多老同志身体吃不消,就由子女代替进行排练。

  9月2日,北京下起了阵雨。大家心里都紧张了起来,有人直念叨:“完了完了,明天的阅兵怎么办?”谁想到,第二天北京晴空万里,大阅兵顺利开始。然而可惜的是,临到要上车的时候有几位老同志身体情况不大好,只好不参加车队方阵了,非常遗憾。

  阅兵中还有个小插曲,讲起来大家恐怕都要笑话。去往阅兵现场的路上,我们的车队跟着一辆流动厕所车,为大家提供“方便”。

  经过天安门时,我感慨万千、心潮翻涌,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令我永生难忘。我知道,我代表的不仅仅是我个人,更代表了无数为国捐躯的战友。是他们浴血沙场、舍生忘死,捍卫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自由,也留下了激励后世子孙不断前行的宝贵财富。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18-09-05 09:31:02

特别说明:抗日战争纪念网是一个记录和研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史的公益网站。本网注明稿件来源为其他媒体与网站的文/ 图等稿件均为转载稿,本网转载,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本网转载出于非商业性的文化交流和科研之目的,如转载稿侵犯了您的版权,请告知本网及时撤除。以史实为镜鉴,揭侵略之罪恶;颂英烈之功勋,弘抗战之精神。我们要铭记抗战历史,弘扬抗战精神,坚定理想信念,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实现伟大的中国梦作出新的贡献。感谢您对抗日战争纪念网的支持。
纠错电话:0731-85531328、19118928111(微信同号)

上一篇:曹江泉、孙宝龙:记忆中的晃荡桥海安县墩头镇老促会

下一篇:范征夫:我也是新四军中一个上海兵

办公室 0731-85531328

抗日战争纪念网 13723880171

抗战文化研究会 15116420702

抗日战争图书馆 18182129125

抗战文化研究会

抗日战争纪念网

抗日战争图书馆

抗战文化研究会

抗日战争纪念网

抗日战争图书馆

红色力量传播

抗战研究

微博

抗战研究抖音号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中文域名:www.抗日战争纪念网.com 主办单位:长沙市抗战文化研究会

不良信息举报 电话:0731-85531328 手机:19118928111(微信同号) QQ:2652168198 E-mail:krzzjn@qq.com

湘公网安备43010402000821号 ICP备案号:湘ICP备18022032号 长沙市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