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后斗争四年的回顾
2018-03-31 11:40:59  来源：广州抗战文史  点击：  复制链接

何君侠

我原是中共地下党北江特委领导下的一个武装工作干部。1941年春，我意外地受命回到了日本侵略军铁蹄蹂躏下的广州沦陷区，在夜气如磐中又度过了四年的斗争岁月。 　　广州是我世居之地。沦陷前我离家在中共佛山支部工作。三年后再回广州，已是河山非旧，举目颓垣断壁，一片荒凉！我家附近的繁盛街市，已变成一个一个的大瓦砾场，如果不是在长堤猪栏当卖货手的堂兄带路，我恐怕会不识路回家。原来广州沦陷前夕，日军尚未入城，守军早已闻风先逃，广州顿成“真空”，土匪乘机大肆抢劫，日本兵进城后更是奸淫焚掠，无所不为。全市各个交通要道、珠江两岸码头、海珠桥、河南的马涌桥等地，都有日军把守，中国人经过，必须向日军鞠躬，稍一怠慢，就遭摔打在地，尤其令人发指的是，妇女经过要脱衣检查，受尽凌辱。1943年广东大旱，日军搜劫粮食，造成广东大饥荒，广州更是米珠薪桂，市民只能吃稀粥或以菜当饭，有些连粥、菜都吃不起的，就无可奈何地迷信“辟谷符”，说烧符吞服可以充饥，结果，当然只有死路一条而已。因此，除遍地饿殍外，常见一些濒于死亡的饥民，匍匐街头，哀号求乞，但不论商店或住户，都不让他们爬近自己的门口，因为日伪规定，谁家门口有死尸，谁家就得负责收殓。海珠桥脚有几个桥洞，不少自知行将饿死的人，拼命爬了进去呻吟待毙。人们把这地方叫做“升仙亭”。其次，弃婴很多，有的挂在树上，爬满苍蝇蚂蚁，奄奄一息，令人目不忍睹。沦陷前110万市民的南国名城，这时已无异于人间地狱。 　　广州沦陷前夕，为了保存力量，中共党组织和进步群众都撤离广州。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对蒋介石加紧诱降，鼓吹汪蒋合流，联合反共，对占领区则采取“怀柔政策”，宣传建设所谓“王道乐土”，在大城市中，公开奸淫抢掠的暴行有所收敛。逃离广州的市民，陆续有些回来。后来市面逐渐出现“繁荣”，尽管不少贫苦人民挣扎在饥饿线上，而茶楼、酒馆则颇兴隆，赌场、妓寨就更加旺盛。就在市民陆续回市之后，中共北江特委、东江纵队、珠江纵队都先后派党员回广州进行工作。北江特委沦陷区工作委员会则早在1941年前就建立起来，由王磊任书记。1942年初，北江特委领导人之一的邓础伯来广州召开沦陷区工委扩大会议，传达特委指示：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在沦陷区要“荫蔽精干”的方针，决定撤销沦陷区工委，改为特派员制，仍由王磊任特派员。我则打算前往珠江三角洲的一个武装中队工作，但因情况变化，又未成行，以后就一直留在广州沦陷区工作。 　　留在广州沦陷区工作，开始遇到很多困难，首先是人事沧桑，过去的青年朋友都离开广州，社会关系寥寥无几；其次找不到职业，生活极成问题，又因粥菜当饭，得了水肿病难于活动。1942年下半年病好后，借了些钱在我家附近开设一间小文具店作为掩护，逐步开展工作。1943年初接到粤北省委被破坏的消息，国民党统治区暂时停止党组织活动，但在我游击区及日伪占领区则照常活动，故我的工作不受影响。以后王磊调职，北江特委书记黄松坚来广州检查工作，决定由我接替王的工作。 　　当时党中央指示，在国民党统治区及日伪占领区党的工作方针是：“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我从王磊接过来的党员只有几位同志，一是陈玲（现名陈新），正在广东大学（地址原中山大学）念书；一是林照明（现名林绍仪），正在洪门小学当校务主任；一是庄碧君，在省立第二中学念书。除林外，都是女同志。鉴于党的力量薄弱，日伪统治下斗争环境恶劣，遵照党中央上述指示的精神，决定如下工作方针：站稳脚跟，建立大中小学的据点，广交朋友，稳步发展组织，把大中小学联成一个活动圈，进一步由学校扩展到社会上去，以便长期积蓄力量，在敌后作深沉、韧性的战斗。我在抗战前一向教书，为了长期打算及加强洪门小学的工作，我也到了这间小学任教。 　　洪门小学是洪门会所办的子弟学校，校长陈淑珍是陈玲的姐姐，广东大学学生，只是一个挂名校长，林照明实际成了代理校长。 　　洪门会全名为“五洲华侨洪门西南本部”，是日伪利用它为奴役人民的工具。它先由汪伪广东银行行长李荫南任理事长，后由曾当汪伪广州市警察局长、后当伪番禺县长的冯壁峭任理事长。日本帝国主义的法西斯统治下是不准成立工会的，为了达到控制工人的目的，洪门会便成立各个行业的工人休憩室，以代替工人组织。休憩室是日本名称，即俱乐部，各行业工人都被强迫参加，如不参加者不准工作，所以洪门小学的学生绝大多数是工人子弟。洪门小学在泰康路和高第路之间的水母湾，是竹器手工业工人聚居之地，通过学生关系，接近工人群众非常有利，后来我们就是从校内到校外发展党的外围秘密组织——“游击之友”。 　　我到洪门小学教书后，知道东江纵队派回来的钟文钜（现名钟达明）曾在该小学教过书，并且是陈玲的入党介绍人。我从佛山沦陷撤退到广宁时，因为同是“抗先”战时工作队队长的关系和他相识，敌后重逢，彼此非常高兴，以后就互相配合开展工作。钟的爱人经常来往于广州及东江之间，秘密带来东纵的《前进报》及宣传品。在钟的协助下，我们便决定在洪门小学建立秘密印刷据点，用油印复制东纵的《前进报》及宣传品，一部分给钟所领导的同志散发。洪门小学作为秘密据点很有利，洪门会因陈淑珍的父亲是伪增城县长，故对她极为信任，很少过问洪门小学的情况，日伪亦从未进来搜查过，比较安全。洪门小学高年级学生年纪较大，我们在学生中发展了党员何福和（后撤往东纵，在司令部工作），及“游击之友”多人。秘密印刷工作也是林照明领导学生中的“游击之友”搞的。后来又发展了青年女教师张竹筠为党员，陈淑珍也成为“游击之友”。

　　我的第二个活动据点就是省立第二中学。在这中学念书的庄碧君虽是新党员，缺乏经验，但年青热情，活动力较强。她与另一个党员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逐步打开了局面，从校内到校外，积极发展“游击之友”，并发展了在电力公司营业部工作的女青年刘×为党员。每逢星期日和假期，她们都在同学家中活动，同读进步书籍及介绍我们复印的《前进报》、宣传品等来教育群众。

　　省立二中在水母湾拐弯的素波巷内，距离洪门小学不远，洪门小学的“游击之友”竟然和省二中的进步学生结合起来，组织了一个秘密读书会，并请林照明参加指导。

　　我们另一个活动据点就是广东大学。在这所大学中，我领导下的党员，如上所述，开始只有陈玲一人，后来发展了女同学黄莹洁为党员，庄碧君在省二中毕业后也考进了广东大学念书。据她们了解，还有另一条线领导的女党员李×，党的力量本来不少，但广东大学斗争环境比较复杂，日、伪及国民党特务都渗入活动，工作特别需要隐蔽、慎重，所以发展“游击之友”不如中、小学校活跃。为了和农民结合，她们分别与同学一起，在附近农村办起妇女夜校及农民识字班，把活动范围由学校扩展到农村去。陈玲由于在大学时间长、活动多，引起敌人注意，我于1945年夏天便把她紧急撤往东江游击区。

　　1944年夏，梁广以地下党广东省委名义找我联系，嘱我通知北江特委书记黄松坚来广州在我家接头。我用预先约定的秘密通讯方法通知黄松坚。后来他们在我家谈了两天，谈的内容是如何在北江大力发展武装斗争问题。现在只记得他们曾谈过邬强率领队伍往北江时联系不上的情况，其余的当时旋听旋忘了。

　　黄松坚临返北江时，着我准备回北江重搞武装工作，并带几个党员和进步群众同去。林照明、何福和等知此消息，都异常振奋，每天早晨跑步，锻炼身体。到了初冬，大家正整装待发之际，梁广突然传达省委新指示：为了迎接抗日战争的胜利，准备武装起义，里应外合，配合我游击队解放广州，因此决定我不回北江，继续留在广州参加准备武装起义工作，并详细布置了任务。鉴于我当时的工作基础，多是青年知识分子，不适应新的斗争形势要求，必须迅速把工作重点转向工人方面。当时在业工人都为洪门工人休憩室所控制，梁广知道我的旧友周真正在洪门会当宣传科长，便决定我抓紧这社会关系，打进洪门会核心里工作，以便通过休憩室接近工人群众，建立党的工作基础。

　　周真原是电器工人，我在30年代初结识的朋友。“九·一八”后和我一起参加河南精武体育会的抗日话剧宣传队活动。后由我介绍他当农村小学教师，又大力帮助他当新闻记者。抗战开始后，由于他善于钻营，在报界已有些地位。广州沦陷后，他办了《粤星》、《成报》两小型报，销售颇多，获利甚丰。同时又投靠汉奸冯壁峭。冯当洪门会理事长时，便拉周真当宣传科长。冯当伪番禺县长后，又通过周真做生意，大发卖国财。为了打开社会关系，找他叙旧，佯称在内地教书失业回来后，生活困难，请他加以援手。每当见面，他招待十分殷勤，但对介绍职业问题则推三推四。我的政治面目，他不清楚，但我过去的抗日活动，他有所深知，估计他对我怀有戒心，且我的社会地位已逐渐巩固，也不急于求他。当接到省委新指示后，适逢南武中学被汪伪省府接收，改为纪念大汉奸伪省长陈耀祖的“德明中学”，我借口失业在家，饥饿堪虞，催促他帮助早日解决职业。1945年初，他便先介绍我在《粤星报》当记者，然后才又介绍我在洪门会本部宣传科工作。周真对我态度的转变，后来才知道是由于当时日本败征已露，汪伪政权正处在风雨飘摇中，冯壁峭及周真急于准备后路，一方面在番禺县地区慑于我珠江纵队威力，想和我游击队联系；一方面又与陈策（抗战胜利后，陈策任广州市市长）秘密搭线，妄图作“狡兔三窟”之计。周真又曾告诉我，写短评文章时，既不要得罪国民党，也不要得罪共产党。大概由于上述原因，对我的态度才有所改变。

　　洪门会本部设总务、调查统计、组织、宣传四个科。洪门会对休憩室的控制是通过派在休憩室的指导员进行的，这些指导员都由洪门会的科股长充任。周真虽担任休憩室的指导员，但却很少过问，只由文书代他管理。周真当时所依靠的文书冯某，是余美庆领导下的党员同志。我后来和他接触多了，也知他是个进步青年，对他非常信任，他积极帮助我组织新休憩室。在我打进洪门会后，周真却对休憩室态度积极起来，他向我透露：将来不管国民党回来也好，共产党回来也好，只要掌握了实力，就不怕他们不要你，所以请我代他掌握好现有休憩室，并鼓励我大力组织新的休憩室。这真是“正中下怀”了。在日本投降前的四五个月中，曾组织起机器纺织、机器制造、香烟业等6个工人休憩室，连同周真原来掌握的工人休憩室共有13个（时间久远，有些休憩室名称已记不起来）。从此接近工人群众的机会较多，局面亦逐渐打开。但由于时间短促，只在工人中发展少数“游击之友”，未能建立起党的基础，后来才知道，其他线领导下的党员，也有打进一些休憩室里工作的。

　　为了准备武装起义，除进行组织工作外，同时积极开展秘密宣传工作以扩大我游击队的影响。这时正好在西关成立洪门小学分校，由林照明当校长，钟文钜介绍来的党员何杰当教务主任，从东江回来失掉党组织关系的李秀清当训育主任，张竹筠亦调到分校工作，整个分校都在党的掌握中，秘密印刷点便转移到分校来，更利于大量秘密印刷。

　　我们秘密散发宣传品采取下面几种方法：1.通过党员、“游击之友”送给亲朋。2.邮寄给经选择的对象。汉奸们接到我们的宣传品都很惶恐，说“‘老八’都知道我住址了”或“‘老八’来警告我了”！3.广州在夜间11时即停电，并实行宵禁，但日本兵只在马路上巡逻，不敢进入横街小巷。我们就在这时候活动于横街小巷中，或在街道墙上，或在厕所里面，以代用品作浆糊把宣传品张贴，纵或遇见伪警，亦可掩饰过去。另外则将传单叠放在当风之处，借风吹散，翌晨人们路过，就可捡到。有一位当伪警察的“游击之友”，曾多次在电影院散发，从来没有出过问题。

　　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我们党员已发展到12人，“游击之友”亦有20多人。由于时间短促，对准备武装起义的贡献不大，加以形势急剧变化，蒋介石在美国援助下，水运新一军、五十四军和沿粤汉铁路派十三军回广州，抢夺抗战胜利果实。武装起义，配合我游击队解放广州虽已成为不可能的事，但同志们却曾以无比的激情，英勇的行动来作过一些准备工作，是值得一书的。

　　1945年的夏天，北江特委书记黄松坚派陈长源夫妇（又名陈行之）回广州，通知我恢复沦陷区工委组织，由我当书记，陈当副职，并说形势变化，他即来广州，着我准备。我于是介绍陈到《成报》当校对并撰述。由于陈的生活未稳定，工作又极忙，未及接上党的领导工作。

　　日本宣布投降后，冯壁峭因和新任广州市长陈策勾搭上关系，被委任为保安总队队长，周真亦当上该总队的政治处主任。未几，保安总队被调往南海官窑、里水改编。我从王仲华那里已知珠江纵队正在南海、三水一带活动，于是前往官窑，拟通过周真策反一些队伍投奔我游击区，谁知周真手中毫无实力，空走一趟。因为黄松坚约定来广州，又惦念广东大学学生反甄别考试的斗争，稍作逗留，便离开官窑。及抵广州，原来黄松坚已经来了。 

　　*作者于1941年由中共北江特委派往广州沦陷区工作，1945年夏任北江特委沦陷区工作委员会书记。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18-03-31 11:4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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