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儿童剧团战斗历程
2018-03-28 08:54:58  来源：广州抗战文史  点击：  复制链接

叶华

周恩来同志曾经指出：儿童是社会力量的一部分，是抗日战争中的一支小生力军，希望孩子们一手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一手创造新中国。以“革命、救国、创造”的精神武装起来进行工作。在抗日烽火中诞生的广州儿童剧团，正是以这种精神，冒着日寇炸弹、炮火的危险，顶着国民党反动派的刁难迫害，忍着贫穷与疾病的侵袭，在城镇农村的群众之中，播下了抗日、民主、进步的种子，发挥了在抗日战争中的一支小生力军的作用。 　　广州儿童剧团是中共地下党领导下的一支抗日文艺宣传队伍，自1937年9月18日建团，至1943年11月26日受国民党反动派迫害、集体被捕入狱为止，在广东的西江、北江一带和广西全省各地区转战整整六年。下面是我团六年奋战的简单历程。 一、在抗日烽火中诞生 （1937年9月18日至1938年11月） 　　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了对我国的大规模进攻，在这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旗帜下，展开了全国性的抗日战争。具有反帝光荣传统的广州，抗日民众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兴起。9月18日在市立第54小学（现梯云路小学）礼堂里，一群天真的孩子举起了小拳头，在老师谈星（何承蔚）的领导下，组成了一支儿童抗日救亡文艺宣传队伍——广州儿童剧团。团员有130多人，大都是黄沙、逢源、陈塘等区的小学生，年纪最大的14岁，最小的只有9岁。团长谈星是中共地下党员，当时也只有21岁。 　　剧团成立后，我们在广州市和郊区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演出抗日话剧《打日本》、《仁丹胡子》、《放下你的鞭子》等，每周到广播电台播唱抗战歌曲；同广州艺协、锋社、蓝白剧团、青年抗日先锋队的大哥哥、大姐姐们联合演出和义卖献金，为华北抗日军民捐募寒衣和药品。当日军持续轰炸广州、学校停课的情况下，剧团为适应战时需要，开办了平民夜校和儿童识字班，并通过来学习的小朋友回去向他们的家长、亲友和小朋友们进行抗日宣传。 　　1938年，“七·七”抗战周年纪念，广州市掀起了规模浩大的献金运动，支援前线。团长谈星更是日以继夜地辛勤奔波，领导我们联系各区儿童进行工作。同时，为纪念“八·一三”、“九·一八”和我团成立一周年，我们赶排了四幕六场儿童剧《古庙钟声》（许幸之作）、《海葬》，在太平戏院公演。同年10月中旬，全市人民抗日情绪高涨，决心“誓死保卫大华南”、“保卫大广州”。蒋介石却推行对日节节退让的政策，促使日本帝国主义以战迫降，集中兵力南下，在大亚湾登陆，向广州推进。广州危急，广东省政府为了应急，成立了动员民众委员会，动员委员会组织战时工作大队，分赴各地城镇农村开展工作。中共党组织指示各进步团体争取参加，领取经费，随队活动，见机行事。我们团和“上海八·一三歌咏队”、“广州蓝白剧团”共同组成战时工作第五大队，准备向广西梧州方向撤退。撤退前，谈星团长召集愿随团西撤的团员去哥伦布餐厅，参加廖承志同志召集文艺界进步人士的紧急会议。他作了《当前抗日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明确了我们今后工作的方向。由于时间仓促，来得及集中的我团同志仅有22人。10月21日，广州沦陷的当天上午，我们冒着敌机的轰炸，高唱着“中国不会亡……”的歌曲，告别了抚育我们成长的家乡——广州。从此，我们便离开了舒适的家庭、慈爱的父母，凭着一颗爱国赤诚的心，在漫长的流浪生活中，坚持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和战时儿童运动的组织工作。

　　我们和难民一起撤离广州。火车到三水附近，因日机轰炸，前面铁路已被敌人破坏，我们只好顶风冒雨，忍饥受寒，露宿公路、码头，徒步沿西江北撤，每天行走十几小时。某日深夜两点，大家又饥又困，一个个倒在公路旁就睡着了。即使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剧团仍然坚持抗日宣传。路上遇到伤兵、难民、乡亲们聚集的地方，便立即放下背包，拿起道具，敲起锣鼓，就地演出和教唱救亡歌曲。由于我们是从战区来的少年儿童，现身说法演得真切感人，深深打动了观众的心。有的观众和学校师生自动协助我团工作，并表示也要组织起来，用自己的力量保家卫国。我们动员民众参加抗战行列教唱《救亡进行曲》和在军队中动员士兵枪口对外，不打老百姓，不打自己人，教唱《救国军歌》，两首歌都在学生、士兵和广大民众中传播。

　　我们在战火洗礼中迅速成长，很快就像大人一样能够独立料理自己的生活，还把同情和关怀送到难民和伤病员之中，尽心细致为他们服务，给他们送茶水，缝补衣服和寄家信等。遇到环境十分艰苦时，我们就高唱《少年进行曲》共勉：“少年！少年！新中国的少年，不怕苦，不怕敌人的凶残。我们在抗战中成长，一切都为了抗战”。这雄壮高昂的歌声，传遍城乡，响彻云霄。

二、转战广西各地

（1938年11月至1943年1月）

　　在广西四年多的时间里，剧团先后到过桂东、桂西南和桂北大小城镇乡村，以及迁江、宾阳、上林、武鸣一带前线，开展各项救亡宣传活动，同时还宣传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增强持久抗战必胜的信心。

　　我们战时工作政工第五大队是11月初到达广西梧州的。在梧州，我们和当地文化教育界人士联合发起“抗日救亡歌咏宣传周”，在街头、十字路口、学校、娱乐场所，设置宣讲台、点，教唱革命歌曲；刷写抗日大标语；组织漫画巡回展；并展出宣传抗战，揭露日军侵略暴行的大型图文并茂的壁报等，把普及爱国救亡宣传，搞得有声有色，家喻户晓。活动一段时间后，我们于11月底到达柳州。

　　在柳州，我团经历了一次严峻的考验。12月，广东省民众动员委员会宣布停止供给经费，战工第五大队只好解散。为此，我们三个艺术团体组织了一次筹款演出，上演了《扬子江暴风雨》、《塞上风云》。演出后，他们留给我团一点钱，就先后离开柳州。从此，我团就没有固定经济收入，完全要靠“自力更生”了。大家一时陷入彷徨之中，不知小小的儿童剧团，能否继续生存下去？团长谈星及时给我们分析形势，权衡利弊，并且满怀信心地讲述了我们可以坚持下去的各种有利条件，特别强调广大少年儿童十分需要我们多方面开展宣传教育、组织工作。思想明确了，我们很快又振奋了起来。决心团结一致，努力奋斗，渡过难关。我们在柳州河南、河北两岸演出街头剧，展出流动漫画、大型墙报等，揭露日军侵略暴行和汉奸汪精卫卖国求荣的言行，激发群众同仇敌忾挽救民族危亡的意识。为了纪念抗战两周年，我们还参加了推销进步书籍和抗战歌曲选集，举办篮球义赛、歌咏比赛，在全市各界歌咏比赛中，我团获得了第一名。这些活动对当时当地的救亡戏剧开展和儿童活动，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我团应邀到广西农学院演出。我们的演出纯朴动人，感染力强，有很好的宣传效果，深深感动了学院的教授和广大师生，他们看到我们十分清贫，纷纷自动捐钱、捐衣被给我们。

　　这之后，我们又接到在融县的“四一”兵工厂的邀请。在我们准备离开柳州赴融县演出的当天，1939年4月16日《柳州日报》曾评说：“广州儿童团抵柳数月，工作异常努力，对于儿童救亡运动推动尤为积极，最近该团演出《古庙钟声》，招待本市儿童及各界民众团体，情形甚为热烈。………”

　　“四一”兵工厂的前身是广州石井兵工厂，工人们迁到广西的深山僻野之后，生活不习惯，水土不服，加上敌人、汉奸从中破坏，想尽办法企图骗工人回广州沦陷区工作，工作情绪不大稳定。看了我们这些从家乡来的孩子，充满爱国热情的演出之后，他们深深感动，纷纷到后台邀我们到宿舍去玩。工人们围着我们问寒问暖，并提出不少疑问。他们问团长：“你是个大学生，哪里不能寻个好生活，为什么挑这份担子，既没有薪水，剧团又没有政府给经费，不是自找苦吃吗？”又问我们：“你们小小年纪，背井离乡，到处流浪，图的是什么呢？”团长诚恳地回答说：“我何尝不想安安定定教我的书呀！可是不行呀，日本鬼子一连数月疯狂轰炸广州，学校都停课了，现在又占领了广州，我们不愿做亡国奴，才带领这些学生出来，唤起民众抗日救亡。”团员海风接着说：“这都是日本鬼子迫的呀！”一位工程师拉着我的手问：“你的父母呢？想家吗？”我说：“我的父母在广州，现在不知去向，也不知死活，我很想他们，也很为他们担心。但我更恨日本鬼子，我宁愿流浪也不当亡国奴。”那位工程师说：“对！有志气！我也不回去。”经过谈心，我们和工人的心贴得更近了。针对工人的现实思想，团长赶写了剧本《爸爸不要做汉奸！》，排练演出后，收到良好效果，不少工人激动得流下了泪。当我们演出任务结束，准备离厂时，职工们再三挽留，要和我们联欢。我们答应留下后，职工们活跃了，老职工也登台演唱粤剧。他们的锣鼓、行头、布幕、道具都有一整套的。原来，在广州时，厂里的业余粤剧是经常演出的。这一次，我们和工友们同台演出，至深夜才散。第二天，工程师领我们参观他们制造的各种武器，让我们最高兴的是，每人都打了步枪和机关枪。老师傅们还给我们每个人一架铜制的小飞机模型，希望我们长大成为捍卫祖国蓝天的战士。第三天上午，当我们离开兵工厂，已经跑了三四十里路时，几位工友挑着衣物、棉被、草帽，带着现款，追了上来，说这是全厂职工的一点心意，一定要团长收下。工友们的深情厚谊，使我们受到了鼓舞和教育。

　　离开融县，我们进入桂西北边远的长安、百寿。这里的群众是第一次看到宣传抗日救亡的话剧，感到新鲜、亲切，很自然的接受了我们宣传的道理。我们还帮助两地的学校，分别建立了战时儿童工作团，播下了革命的种子；活跃了当地的抗日爱国活动。

　　1939年6月，我们开始翻越桂北有名的高山峻岭“苦马岭”和“三大炮”，准备奔赴桂林。当我们艰难地攀上山顶时，我靠在供人歇脚的凉亭圆柱旁，回首眺望走过的大大小小山头，一种无比的自豪感油然而生。谈大哥走过来问：“你看什么呢？”我指着下面的山头高兴地说：“它们都被我们征服了。”谈大哥招呼大家：“快来看一看这‘一览众山小’的难得看到的风光。”海风看着山下，也深有感慨地说：“现在更理解登山途中谈大哥一再鼓励我们，坚持就是胜利的意义了。”

　　19日，我们经过一周的时间，经受了“苦马岭”和“三大炮”的严峻考验，徒步600多里，终于到达了桂林东安镇小学驻地，受到了住在这里的“新安旅行团”的同志们和汪达之顾问的热烈欢迎。

　　在广西四年多，特别是在桂林的九个多月（1939年6月至1940年3月底）是我团重要的发展时期。当时的桂林，在中国共产党南方局、周恩来同志的亲自关怀指导下，利用广西地方势力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与蒋介石中央政府的矛盾，使桂林的抗日文化运动蓬勃发展，在一定时期内，成为我党领导下的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它吸引了大批从上海、武汉、广州、香港各地沦陷区和广大后方迁移来的进步文化界、戏剧界、音乐界、美术界、新闻界、出版界等知名人士，如沈钧儒、郭沫若、茅盾、夏衍、田汉、欧阳予倩、司马文森、邵荃麟、马彦祥、焦菊隐、熊佛西、洪森、周钢鸣、范长江、金钟华等。

　　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导下，桂林的儿童抗日救亡运动也蓬勃发展，组织了一个“桂林儿童团体工作座谈会”，“座谈会”属下的各儿童团体代表，还为我团举行了欢迎会。我们也参加了桂林儿童团体工作座谈会，从此，和各地来桂和在桂林的儿童团体一起研究、交流经验、计划部署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如发动全国少年儿童给前方抗日将士写慰问信、寄慰问袋，发动少年儿童节约零用钱“捐献”中国儿童号飞机，为抗日战争中死亡的少年儿童树纪念碑等。

　　对我团来桂后的情况，当时1939年6月24日《广西日报》报道说：“桂林儿童工作座谈会，昨日开会欢迎广州儿童剧团，……一群小战士欢聚一堂，甚为热烈。首由新安旅行团黄健芬主席致欢迎词后，即请广州儿童剧团谈星团长报告在广州工作情况及来桂经过，言词中充满着该团在万难中艰苦奋斗的精神，听者深为感动，最后并共同提议，由各儿童团体帮助该儿童团日常生活所需，以尽友谊。闻广州儿童剧团亦此次备受桂林各界热烈欢迎及帮助深为感激，特于今明两晚在省府大礼堂公演话剧招待各儿童团体，明晚招待各界人士以谢盛意。”又讯：“在艰苦奋斗中走遍了华南各地之广州儿童剧团，已于日前步行抵桂，备受本市儿童团体及各界热烈欢迎。该团抵桂后工作甚为紧张。前晚应广播电台之请，前往播送抗战新歌，所播之曲，计有二部及四部合唱甚多，歌声雄壮，颇得各界好评。广州儿童剧团是个民众团体，一直靠自筹经费，坚持抗日戏剧工作，而两年来没有政府经费资助，数月前为了工作需要深入桂西北少数民族聚居的山区宣传，收入甚微，到桂后贫困得揭不开锅了。”此外，《广西日报》还报道了桂林儿童团体工作座谈会各儿童团体援助我团的情况。

　　在桂林，我团和参加桂林儿童工作座谈会的儿童团体一起，做了许多工作。特别是举办了中国儿童运动问题座谈会，研究如何团结全国儿童为抗战工作，并着重讨论了怎样开展中国儿童运动，全国儿童团体如何联系问题。这是中国儿童运动史上一次有意义的会议。出席会议的除我团外，有新安旅行团、厦门儿童剧团，长沙、育英儿童工作团等团体，以及新旅的顾问汪达之，生活教育社程今吾、季平、《少年战线》陆洛等，这时座谈会的团体会员已达8000多人。为了交流各地儿童抗日斗争经验，座谈会出版了抗日儿童刊物《抗战儿童》、《少年战线》。

　　在桂林期间，可说是我团的黄金时期；有了个固定住处，吃饭有保障，比较安定。谈星团长决心借助桂林的好环境，加强剧团政治思想教育和组织建设，从政治、艺术、文化知识等方面充实全团同志，引导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基础知识，学习洛甫的《辨证唯物主义》、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读进步小说如高尔基的《我的大学》，还有《铁流》、《夏伯阳》及《西行漫记》，启发我们树立革命人生观。谈星团长还很注意对我们进行时事和形势教育，使我们对抗日形势和中国的前途，有清醒的认识。团长请沈钧儒、郭沫若、茅盾、夏衍、田汉、范长江、金仲华、欧阳予倩、周钢鸣等来团做报告，讲解抗战文艺方针及国际时事，通过上述这些工作大大提高了我们的政治觉悟，加强了团结。在组织建设方面，团长借鉴和我们住在一起的“新旅”的经验，在团内成立了团务委员会，分政治、文艺、歌舞、戏剧等几个小组，还制定了各种学习、工作、生活制度。如规定我们写日记、读书笔记，召开民主生活会和轮流值日，主持日常活动的民主管理制度等，使我们的内部生活逐渐走上正轨。

　　1939年底至1940年初，国民党反动派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蒋桂合流，广西政治形势随即恶化。广西反动当局贯彻国民党中央《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广西省主席黄旭初明令取缔“桂林儿童团体工作座谈会”。厦门儿童剧团被解散，新安旅行团秘密转移，我团也面临着解散的危险，政治、经济处境都十分艰难。谈星团长沉着应战，连夜赶写了《桂林九月》，刊登在《广西日报》上，鸣谢各界对我团来桂后给予的种种支持和帮助，说这一切都是在省政府黄旭初主席关怀指导下进行的。文章最后开列了一串帮助过我团的知名人士的名单，左、中、右方面的人物都有。又在《力报》上刊登了一条小消息：广州儿童剧团将离桂，返回广东省会曲江工作。团长这样做的目的是迷惑和震住小特务们，使他们一时不敢前来和我们捣乱，与此同时，我们急忙离开桂林，转向中小城市、前线、农村。四月初，返回柳州。团长通过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司令的秘书、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左洪涛同志，为我们争取到由司令部特约三个月到前线部队去工作的机会。团长考虑一般特约工作，司令部政治部都会派人来我团指导，而四战区司令部政治部主任梁华盛很反动，于是争取主动，及早找左洪涛同志商量对策。左洪涛立即派了青年女地下党员郑黎亚同志，来我团任指导员。她和我们一起上了前线。这期间她给我们讲了《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还给我们讲故事，和我们谈心，我们都叫她郑大姐。

　　我们去的是桂东南前线红水河畔，迁江、宾阳、上林、武鸣一带。我们深入连队，除演出外，还为战士讲解持久抗战的正确方向，坚定他们抗战必胜的信心。这一带是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老乡们对军队不太了解，我们挨门逐户访问，宣传军民一致抗日的道理，加强了军民团结。我们坚持一个个部队、一个个村庄巡回演出。教孩子们识字、唱歌，并组织了迁江战时失学儿童识字班，所到之处，我们都受到了战士和乡民的亲切欢迎。六月底，正当我们在宾阳前线紧张工作的时候，突然接到长官司令部的通知，要我们立即返回柳州。听到我们要走的消息，士兵和老乡都恋恋不舍，老乡们送给我们一面绣有“为民先锋”的锦旗，士兵们把缴获的日军指挥刀、钢盔送给我们做演戏的道具。

　　回到柳州的当天，我们的郑大姐就回到她的原单位去了。第二天，张发奎司令召集我们说：“抗战是大人的事，你们小小年纪，应该去读书才有前途，我送你们去读书好了。团长、指导员可以到司令部任职。”我们一听全都愣住了，这不是要解散广州儿童剧团吗？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不吭声。稍后，还是团长机智地回复了他。团长说：“团员们都是从沦陷区逃出来的儿童，他们父母姐妹还在沦陷区遭受当亡国奴的灾难，去留问题要由大家拿主意。”张发奎只好答应让我们讨论后回复他。从司令部回来以后，团长引导我们讨论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在国家民族危亡的关头，应该如何正确处理国家与个人，工作和学习的关系？什么是个人前途？大家回顾两年来在抗日救亡工作中得到的锻炼，一致认为，救国不分男女老幼，只要国家有前途，个人才有前途。甘愿继续坚持抗日宣传工作，边工作边学习，在抗战中成长。由于全团团结一致的斗争，剧团避免了再一次被解散的危险。

　　7月，剧团离开柳州，转向桂平、贵县、郁南一带巡回演出。排演了《绯色网》、《风波亭》、《结婚进行曲》、《松花江上》等舞台剧，受到观众的好评。这一时期，我们不时遭到国民党特务的跟踪、刁难、捣乱，国民党地方官员要事前检查我们演出的剧本内容，严令删改剧本台词等横蛮作法，甚至禁止上演。团长考虑到国民党反动派日益加紧迫害进步人士和解散进步团体，叮嘱我们言行要特别谨慎。要求全团把工作重心放在“播下革命种子，壮大基层民众救亡组织”上面。这期间我们的工作比以前更加扎实和深入了。剧团先后组织了梧州、柳州、融县、长安、迁江儿童歌咏队等。还通过进步关系，在桂平《寻州日报》争取到副刊的一个版面，定期出版《桂平儿童》。

　　11月，我们进入日军刚刚撤出的南宁城。劫后的南宁，荒凉破败，满目疮痍，政府机关尚未重建。日军占领时间长，后期实行“怀柔政策”，对南宁民众，特别是儿童毒害很深。团长组织我们讨论如何投入南宁的重建工作。有的说，看到满街都是“东亚共荣”、“日中亲善”、“建设皇道乐土”等反动标语，真是气死人，应该刷上新标语。有的说，看到许多失学儿童，口里哼着日本歌，心里真难受，要赶快让他们上学。于是大家分头行动，一部分人刷写新标语，一部分人去家庭访问，了解儿童受奴化教育情况和学习要求。根据调查情况，团长决定以自己力量创办一所新型小学——南宁抗战建国实验小学。团长从八路军办事处得到陕甘宁边区学校的课本，结合南宁的情况编写教材。办学的指导思想是：唤起学生的爱国观念，唤起学生的抗战意识。“实小”免费招收学生，受到学生和家长的欢迎，有300多人入学。“实小”兴办不久，入学的人数越来越多，引起了国民党市党部、教育局的注意，他们散布我们搞赤化教育的流言，并派流氓来捣乱，先生、学生都不时遭到殴打。

　　1941年9月18日，我团举行了建团四周年纪念大会，提出了“继续四年来艰苦奋斗的精神，迎接光辉灿烂的第五年”的战斗口号。会上发了新团章，并全体合影留念。这幅照片是我们全团唯一的一张最珍贵的团体照片。不久，反动派就以我们没有校舍，没有办学基金等为理由，勒令停办。我团对此早有准备，早在暑期时，就带领高年级学生下乡宣传实习，培养了一批骨干，成立了南宁儿童歌咏团。1942年1月，我团被迫离开南宁，沿西江东下经梧州回到广东肇庆，结束了辗转广西四年多的生活，告别了在码头上恋恋不舍地欢送我们的实验小学的学生和他们的家长们。告别了哺育我们成长，印满我们匆忙的脚印，洒满我们辛勤汗水的第二故乡——广西秀丽的山山水水。我们走了，但我们一路播下的革命种子，仍然在坚持抗日宣传工作。

三、在肇庆的艰苦岁月和狱中斗争

（1943年2月至1945年6月）

　　肇庆在西江上游，交通十分方便。这里是粮、油、麻、桐油、药材等土特产的集散地，也是走私商人往来广州、香港，把军需民用的物资偷运资敌，乘机发国难财的货物储运基地。这里贫富悬殊，一方面是土豪地主劣绅官僚党棍与奸商的世界；一方面是四乡灾民聚集、民不聊生，横尸街头，甚至出现买卖人口的市场。当时我们既要向这些有钱人募捐，支援前线。又要跟他们破坏抗战、危害国家民族利益的行为作斗争。经团务会议研究，同他们相处，原则不能丢，既要讲统战，又要为维护国家民族利益的原则而斗争。宣传要有针对性。我们排演了痛斥奸商的《国难财》、《你这个坏东西》、《走私的人》等节目，演出时，把前几排好座位的高价票向奸商们推销，他们为了得个“爱国”的招牌，很高兴地买了“荣誉券”来看戏。可是节目开始后，舞台上连声痛骂奸商害人又害己，他们明知是骂自己，可又不好不硬着头皮看下去，因为自己干的都是见不得人的事，只好哑子吃黄连。虽然，一两个节目改变不了奸商们唯利是图的本性，但是却为广大人民伸张了正义，起到了团结壮大爱国力量的作用。

　　当时，我们的剧团是在经济十分困难，政治迫害不断升级的情况下坚持演出的。我们住在肇庆市中山纪念堂的礼堂里，睡舞台地板，盖的是布幕，吃的是碎米和发霉的陈仓米，后来连这样的平价米也买不起了，只能吃黑豆、芋头或红薯度日。那些一心想搞垮我们剧团的国民党反动派，他们从演出节目中抓不到我们的辫子，就改由经济上来卡我们。他们指令三青团出面，出高价迫戏院老板改变租约，强行顶包我们准备演出的戏院，使我们不能上演，声誉和经济都受到沉重打击。特别是售票得来的钱，已经买了杂粮，没有剩余，为了凑足退票的款，我们只好把自己身上穿的毛衣，好一点的衣物、钢笔和离家时父母给的纪念品，都变卖了。

　　由于不能正常演出，我们的生活更加困难，已到了朝不保夕的地步，有时每人一天只能喝上几碗汤样的粥水，一个个饿得头晕眼花，有的同志发低烧。当时，我们的伙食对外是严格保密的，厨房门口贴着“闲人免进”的字条，不许外人进入，这是与国民党特务斗争的一个办法。因为，反动派企图卡断我们的挂号信件，同时又派特务来暗中查看我们开什么伙食。他们希望我们因为经济困难而自行解散。我们可不是那样的软骨头。谈星团长常常鼓励我们，给我们讲解国际、国内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指出在抗战相持阶段中，能够把抗日力量保存下来，继续坚持做些壮大民众力量的工作，意义是重大的。这对日军加紧诱降和蒋介石加紧反共，都是个牵制。因此，剧团采取了对策，既然在大城市不能演出，我们就到中小城市去演。肇庆城里不能演，我们就在广大工农民众的支持下，每天步行几十里到其他的县城或墟镇去演。一切吃的、住的、汽灯和煤油都由当地乡民和码头工人包起。我们下去后，演出受到民众的热烈欢迎，先后演出了《生产三部曲》（歌舞）、《风波亭》、《希特勒的下场》、《狮子打东洋》等。乡亲们真挚的感情和高昂的爱国热情，反过来又深深教育和鼓舞了我们，坚定了我们战胜艰苦、坚持抗日宣传的信心。不久，国民党特务又跟踪而来，他们向当地的乡绅施加压力，不准邀请我们去演出，这就迫使我们一再改变巡回演出的路线。幸好，我们到达沙坪时，遇到抗敌演剧七队的战友们，他们在我们经济上最困难的时候，为我们筹款演出《沙坪之夜》，解决了我们的燃眉之急。当时，日伪互相勾结，把精锐兵力用于进犯抗日边区，企图对抗日人民进一步实施法西斯统治，以巩固它的后方，来发动南侵太平洋的战争。国民党反动派则到处逮捕进步人士，不少进步文艺团体被迫转移港澳或跑到抗日游击区去。为了筹集去游击区的路费，团长派海风和我乔装商贩，潜回广州，向团员家属筹款。我们到广州后，挨家拜访了同志们的家属，使家属们得到很大安慰。但我们经济上的收入甚微，只筹得几件衣物和一套鲁迅全集。因为沦陷区的亲人也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不仅没有完成筹款任务，反而添丁增口，不得不接受两名坚决不愿在日寇奴役下生活的弟妹入剧团。我们带着他们冒着风险，越过日伪封锁线，返回沙坪和我们共享一日三餐的稀粥。

　　沙坪在珠江三角洲游击拉锯的地区，是个进步势力与反动势力对峙的敏感地区，特务们对我们盯梢很紧，很快就把我们的活动汇报给广东的军政当局。省长李汉魂，十二集团军司令余汉谋先后发来三封电报，要我们到曲江“汇报”演出，我们只好返回肇庆。

　　1943年9月18日，是剧团诞生六周年纪念日，我们全面回顾总结了剧团六年来的工作。实践证明，我们团的方向是正确的，我们能以民众团体的公开面目坚持斗争六年，成为当时坚持到最后的全国著名的儿童团体，这是很不容易的。团员们也从不懂事的娃娃，成长为革命的文化战士。在为时一周的纪念活动中，团长对我们进行了革命气节教育，号召大家要发扬不畏严寒的红棉（木棉花）精神，做严冬盛开灿烂的红花。为了抗战的最后胜利，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在任何险恶的形势下，都要坚持真理，坚持斗争。这一活动，为全团日后迎接突然事变，坚持对敌斗争，打下了很好的思想基础。

　　同年10月初，剧团到达曲江。第二天，团长谈星就秘密去广西桂林。在曲江的同志，每天协助演剧七队演出《家》。谈星团长回来的第二天上午，就被省主席李汉魂请去“谈话”，同去的还有两个指导员，从此就一去不复回。当天晚上，我们演出回上窑村住地时已是十一点钟了，大多数同志睡下后，我们团务会议的几个委员，考虑到团长、指导员一天未归，正在研究应变措施，突然来了一帮穿长衫、大衣、戴礼帽、拿手枪的特务，说是“查户口”。同时在我们住所周围也埋伏着国民党军队和宪兵，还架有机枪，如临大敌。敌人很快开始了搜查，把团员的日记、书籍，甚至家信都搜走了。我们失去了自由。国民党反动派以为剧团无首就会自行解散，其实，剧团在团长培养下，早已是一个坚强的集体，在年龄稍大的海风同志领导下团务委员共同分析了形势，制定了对策。第二天广东省教育厅长黄麟书来训话，胡说什么“谈星是奸匪，破坏抗战，你们不要再受他的欺骗了，要回家的可以回家。”他的话立即遭到全体团员严厉的驳斥，我们高声质问：“团长辛辛苦苦把我们从沦陷区带出来，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有什么罪？”并要他保证团长、指导员的人身安全，恢复全团抗日工作活动权利。特务们火了，登时揭开伪善嘴脸，出动打手，把年龄最小只有十一二岁的汀肇、许志坚、宁燕、夏云等叫出去审讯，用手枪威胁他们，要他们说出谁是共产党？谁提供剧团经费？这些小同志表现得十分坚强，敌人没从他们口中得到任何“罪证”。面对特务的残暴，团务会议的同志立即商量，决定进行绝食抗议，一面绝食，一面要求省府当局惩办凶手，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要立即释放团长、指导员及恢复全体同志的自由；要立即恢复剧团爱国抗日工作的正当权利；要接见新闻记者，把本团处境公之于众；告诉演剧七队我们不能前往演出的原因……绝食的第三天晚上，也就是1943年11月26日，省政府以允许全团去桂林参加西南戏剧展览会为借口，要我们去火车站和团长、指导员见面，把我们骗进了曲江孝悌路的“基庐”——政治犯监狱，于是广州儿童剧团便集体被捕。

　　在狱中，在同情我们的看守的帮助下，秘密和团长取得联系，在团长领导下，展开了狱中斗争。

　　首先遇到的是频繁的刑讯，特务们查问我们的真姓名，问谁是共产党？谁提供活动经费？并说：“我们早在广西就注意你们这伙红小鬼了，赶快供出你们的组织吧！”我们除了说明改换姓名是为了抗日，为了对付敌伪汉奸纠缠我们的父老兄弟这一点之外，其他问题则一概回答个“不知道”，并针锋相对地说：“你们说我们是共产党员，破坏抗战，拿出证据来！”问得特务们哑口无言。

　　全团同志英勇斗争，反动派从我们身上得不到半点“罪证”口供，于是又是改为用送我们去读书或回家的办法，妄图分化瓦解剧团。我们坚持要集体恢复自由，拒绝个别出狱，这又一次粉碎了特务们的阴谋。

　　为了抗议狱中的非人待遇，我们举行第二次绝食斗争。我们这批未成年孩子的行动感动了看守的士兵，有个老兵冒着生命危险，为我们寄出了给桂林进步文化界、戏剧界知名人士和李济深、田汉等人的信。信中呼吁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暗地迫害日民众团体的法西斯暴行。我们的斗争取得了部分的胜利，如允许我们每天两次放风，派我团炊事员曹炳康监厨，并允许我们由士兵跟着到河边挑水洗澡等等。

　　当时一些监狱管理人员，乘我们放风之机，要我们给他家里挑水种菜。一次，一个满面麻子的杨管理员，凶神恶煞般骂我们，逼我们为他干活，我们就编首歌曲来回敬他，记得这么几句：“满脸花，天牌本家，雨点打泥沙，满口仁义道德打哈哈……”同志们边唱边笑，弄得那个杨管理员狼狈而逃。

　　我们跟团长等人不关在一起，每天我们跟团长总要用歌声来报平安和互相问候、鼓励。一次，特务在刑讯室里折磨我们敬爱的谈大哥。我们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当晚和第二天，我们不断唱歌问候，得不到回答。直到第三天下午，才由曹炳康带来了团长写的短诗《寒夜》：“阴风惨惨，寒风刺骨，阎王殿上，群魔发急，咆哮狂吠，词穷理屈，为了真理，战士不屈。”读了团长受刑后写的诗句，我们每个人心里都像烧起了一团火，斗争的意志更加坚强了。我们愤怒地唱起“囚徒歌”表达我们终将要冲出这牢房，砸碎这旧社会的锁链，渴望着真正的自由！

　　特务头子发现看守的士兵同情我们，就突然用宪兵来撤换了原来的士兵。但是，我们发往各地的信件，已获得多处反应。田汉同志在西南戏剧展览会的小范围内宣读了我们的信，并送钱给一位团员的家长，请他寄给谈星。李济深也打电话给广东省政府质问此事。地下党也在设法营救我们。国民党反动当局害怕各地声援的不断扩大，迫不及待地于1944年4月秘密强行拆散剧团。把年纪小的绑送教养院，我们年纪稍大一些的绑送集中营。团长、指导员和年纪更大一点的同志则继续留在狱中。

　　1945年日寇入侵粤北，团长等被转押至南雄监狱。他们和英德地下党取得联系，越狱成功，我们关在集中营里的同志也在湘桂撤退转移往湘西的途中逃出。后来，广州儿童剧团的同志重新找到了党的组织，分别走上了新的战斗岗位。团长等人参加了东江纵队北江支队，叶里、殷虹参加了演　剧九队，后来殷虹和演剧九队几个小同志进了育才学校和劳动协会，我入了重庆新华日报，后转赴延安新华通讯总社工作。

　　以上是六年多我们团所走过的战斗历程。

　　六年多，我们在地下党领导和在地下党员谈星的带领下，历尽艰辛，战胜了严重的经济威胁和国民党特务步步升级的迫害，坚持抗日救亡文艺宣传工作。如今谈星、李锦荣、海风、夏云等同志都已过早地离开了我们。当年的少年，如今都已进入老年，他们曾分别担负着党所交付的各项建设新中国的工作。广州儿童剧团的战斗精神，激励着我们永远前进。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18-03-28 08:5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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