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在新加坡的“大检证”
2018-03-25 14:28:14  来源：广州抗战文史  点击：  复制链接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60年了，时至今日，日本仍然有一股势力否认历史，不思悔改：其首相坚持要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其外相更攻击中、韩、新加坡等国家，对日本首相和政府阁僚参拜靖国神社提出批评是“荒谬”的；日本政府不承认1945年东京大审判的结论，认为该审判尚存争议；不承认日军在中国南京大屠杀的暴行；不肯赔偿被日本皇军迫害的劳工和慰安妇；甚至修改教科书掩饰其战争罪行，蒙蔽日本人民；更有甚者，竟然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是为了解放在殖民地受白种人奴役的亚洲各族人民，使之在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里的王道乐土上自由自在地生活。

　  且不说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在中国内地、台湾、朝鲜的诸般暴行，我就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单道它“解放”东南亚英荷殖民地“德政”中一项“肃清和根除不良分子”（即“大检证”）的措施吧。

　  日本军队在占领新加坡后，在人们还没来得及清理遍地瓦砾的废墟、掩埋被日军炸死者的尸骸的情况下，1942年2月中旬至3月初，侵略军就将新加坡划分为四个“检证区”。我所在被“检”的区域叫做水检证中心，是由日本皇军警备团和宪兵队负责“检”的区域。日本兵到各家各户驱赶12～60岁之间的男性居民，每人限带五天的粮食到其指定的区域内集中。“检证”中心的中心在海山街。周边六条街道被用带刺的铁丝网围起来，周围有坦克车和日本兵监视。我的姐夫叶秋涛带着刚满15岁的我，怀着愤怒和恐惧的心情进入了“检证”区域。天气炎热，环境嘈杂，人山人海，个个都汗流浃背，洗澡和大小便都极困难。一清早，人们就等待被“检”，日本兵不许排队的人站着，只准他们蹲在地上，拥挤中不免秩序混乱，有人争先恐后时，日本兵就用棍子殴打，打得他们头破血流。我们属于瘦弱之辈，当然不敢贸然参与到拥挤的人群中。

　  当我进入“检”室之前，姐夫嘱咐我要镇定，万不得已时，就只好跟日本兵拼了。有了这种心理准备，我倒是镇定多了，当我们站在小桌前接受日本军审视时，毫不紧张，日本军在一张纸条上盖了印章，手一挥，我们就拿着纸条从另一个门走出去。那张盖着章子的纸条印着以下的字样：昭和十七年，“检”，大日本皇军司令官山下奉文中将。

　  人们拿着这张纸条走出门口时，门房除站着一名日本兵岗哨之外，还坐着另一个日本军头目，他手一挥将人们放行，指示走一条街道回家；或另一只手一挥，命令人们爬上停在街口的大货车。那些上了货车的，都是些身体壮实的人，他们被运送到新加坡樟宜或榜鹅的海边集体枪杀。人口不到百万的新加坡就这样被杀了5万人。

　  我住的那条街，有三个青年人被“检”上了货车，其中一个没死，偷跑了回来，长期藏匿，直到日本人投降后，才敢出来露面。那两个被杀的人，其中一个已婚，遗下了老母亲和新婚已怀孕的妻子，老母亲哭瞎了眼，含恨死去，妻子生了个遗腹子，母子俩过着凄惨的日子。另一个被杀者，留下了未婚妻，终日以泪洗面。

　  日本人又去印度尼西亚抓爪哇青年到新加坡做苦工，病了又将其赶出集中营，以致他们饿死街头巷尾。这就是日本侵略者的所谓“解放”和“德政”。

　  这些是我所亲身经历过的新加坡大屠杀，至今想起，仍历历在目。如今，日本当局依恃美国这个靠山，公然以中国为敌对国，甚至插手台湾海峡事务，干涉中国内政，这不能不引起我们举国的警惕。

　  注：

　  上面提到，我和姐夫怀着愤怒和恐惧的心情去接受日军的“大检证”，并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做好了与日军拼死的思想准备。是因为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家大姐蔡月治（新加坡的模范教师），率领全家扎纸花、做糕饼来义卖募捐救国，在学校和街道都是带头人；她又将我家仅有的青壮劳动力，我的哥哥黄添财送回祖国参加抗日战争；在她的带领下，我的姐姐黄彩华、表姐何明恋也都是抗日宣传的积极分子。而我们的邻居住着一个英国政治部的密探（新加坡人称此类人为“暗牌”，日本人一进入新加坡，他立即投靠日本宪兵队特高科）。我们家的抗日公开活动，他看在眼里，所以我们去受“检”时，很担心被他出卖向日本人邀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