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川、和平两县建党记
2018-03-24 10:42:18  来源：广州抗战文史  点击：  复制链接

麦任

一九三八年三月、省委分配我去龙川县建党，省委一个姓马的同志找我谈话说：“龙川县还没有党的组织，连一个党员也没有，你的任务是到老隆去找一个党的同情者，在那儿立足，开展工作、逐步把党建立起来。”我想，我刚从延安中央党校结业分配回广东工作，这是党交给我的第一个任务，不管有多大的困难，也得承担，便毅然接受了。过了几天，姓马的同志交给我一封信，说信是一个同志写的，介绍我到老隆去找黄用舒，说黄是党的同情者，在老隆是个大乡绅、系国民党大官员黄强的兄弟、现在老隆师范任教，并是一个百货店的股东，要我通过黄用舒在老隆找好立足点后即写信告诉省委，以便于联系，给我定好联系暗号和地址，给了路费，我便单身出发了。 　　去老隆是从广州乘长途汽车去的，当时的公路破破烂烂，汽车也是破破烂烂，到老隆仅200多公里要分两天走，头一天到河源县城，歇宿一晚，翌晨从河源过江，再乘到老隆的车。记得第一天的破车在破路上跌跌撞撞，到博罗县桂山脚下时，竟同迎面而来的一辆货车相撞，车上一个乘客撞断了一只手臂，我捏了一把汗，因为断臂乘客的坐位，一直是我坐着的，后来半途有人下车，我才挪到别的较舒适的坐位上去，幸免于难，我暗叫马列在天有灵，不致出师未遂身先残。那个出事的司机畏罪乘乱逃跑了，把一车乘客抛在荒僻的桂山脚下，时是下午四时左右，乘客叫苦连天，后来得另一客车，告诉河源汽车站，才派车来，到河源时已是掌灯时刻了。第二天中午抵老隆，按地址在横街一间百货店里找到了党的同情者黄用舒，他看了介绍信后待我还算热情，把我安顿在百货店暂住。从此，我盘算着在完全陌生的小镇上工作应如何开展？黄用舒是怎样的人？几天后，我了解到老隆是龙川县的一个镇、距龙川县城（陀城）20里，沿东江而上是和平、下游是河源、惠阳，故是东江上下游物资的集散地，镇上约有二百家商店，看不见工业和手工业，虽然时有警报，但日本飞机还没丢过炸弹。镇上有个抗敌后援会，是国民党官办机关，仅是挂招牌向商店收钱的机构。镇上没有抗战气氛，连抗战的标语也少见。至于黄用舒，接触了几天，觉得他仅仅是个同情者，对于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我党在抗战中的地位、作用，他还带有等着瞧的态度。看来此人不是首先发展的对象，知识分子是开展工作的桥梁，作为桥梁却很合适。我迫切要求找职业，以解决生活和掩护问题。黄乐于帮忙，初时想去老隆师范当个职员之类，但因故未遂。而现住的百货店的伙计们都是股东们的亲戚，除了吃店的，一个月每人赚十元八元回去养家，他们忠心耿耿为老板服务，阶级觉悟、民族觉悟，还是很低的。在这里没有发展前途，而且光凭黄的关系在该店吃饭，会引起另一些股东的不满，所以处境困难。连连碰壁，连吃饭也成问题了。在无人可以商量的情况下，我想自己是个共产党员，在延安受了党中央、毛主席那么多的教导，想到抗战以来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与日俱增、广大革命群众心向延安、心向党，老隆这个地方岂能例外？孔夫子说过：“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老隆自必有革命之士，问题在于时间短，还没机会发现。我暗下决心克服困难、去争取胜利。于是写信省委报告情况，并表示决心，还要求寄点钱来维持生活。省委回信鼓励我坚持下去，并寄来六元钱。我凭这点生活费向黄表示不想再在百货店吃饭了，免他为难。不久黄介绍我到镇上抗敌后援会当文书，但声明是义务职，我想有个职业作掩护总比没有好，权宜之计，就去当文书了。 　　抗敌后援会设在镇小学的一个小房间里，委员是区长、镇长、驻军的头头、大商人、大士绅和校长之类，借这个招牌向商店收钱，平日很少开会，开起会来，委员们个个官腔十足，散会后空无一人。我作为唯一的一个办事员，根本没有什么公好办。但却有机会结识学校的老师们，了解到这批老师都是地主或士绅们的子弟，当中有些竟是嫖妓的行家。有个老师叫骆冠群，虽是个大地主的儿子，为人倒有点正义感，对抗战有点兴趣，他见我对抗战形势有见解，谈吐不俗，可怜我是个“落难书生”，愿在经济上支持我，我婉却了。然而时间久了，又觉他士绅味很浓，难作建党对象，在镇小学找建党对象的打算又落空了。后来后援会每月给我六元，算是解决吃饭问题，但工作仍无进展。 　　一天，黄用舒引我过河去莲塘乡会见他的大地主父亲和家人，并去莲塘乡小学去走走，莲小是乡办小学，黄用舒兼校长，只有学生百余人，高年级学生更少。校中连同兼总务的黄用舒的干儿子共有老师四人，一个是逊清秀才，一个是落第书生，都六十多岁了。一个年青人名叫黄慈宽，交谈之下，觉得黄慈宽对抗战很关心，对党有一些认识，对革命也有热情。后来黄用舒向我介绍说，慈宽年幼丧父，无以为生，母亲把他送给人家当干儿子，不幸义父又死了，家道贫穷，靠祖父拉扯熬大，勉强在陀城中学念完初中，就在莲塘小学教书，是个有志气的青年，人品也好。我想，在建党对象问题上可能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了，为了进一步了解接触此人，我向黄用舒提出，工作之余我愿意义务在莲塘小学担点课，黄答应了。

　　在莲小担课的日子里，我和黄慈宽同食、同住、同床睡，我谈了当前的抗日形势，谈起了八路军、新四军和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后来还谈到了延安和毛主席，这一切黄慈宽是多么渴望得到的知识啊！他抱着无限的激情领会我讲的每一句话，后来他干脆问我是不是共产党，我觉得他出身成份都好，有民族觉悟，阶级觉悟，可以培养，于是我摊了底，表明身份，黄慈宽欣喜若狂，向我提出要求入党。不久我当了入党介绍人，给黄慈宽举行了入党仪式，由我写了入党的誓词，黄慈宽庄严地宣誓入党。

　　有了这颗红色的种子，局面就容易打开了，我热情地把延安所学有计划地传授给黄慈宽。他如饥似渴地学，随后，与之研究发展党的问题，他介绍了三个知心朋友，一个叫余丁运，一个叫大刘（名字我记不起了），一个叫魏南全，都是他在陀城中学念书的同学，余丁运家庭属小康，是莲塘乡的抗日自卫团的大队长，大刘在莲塘乡一所私塾教书，收入极微，家中也是赤贫的。魏南全陀中初中毕业后到广州念高中，当时回陀中寄读。于是由黄带我去逐个会见他们，找魏南全时，他已放暑假回到老远的家乡，暂时无法见到。余丁运和大刘，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和培养，他俩都具备了入党的条件，于是发展了他俩入党，在当时当地的条件下，我认为不必实行单线领导，于是在老隆建立起龙川县的第一个党支部。那是一九三八年六月。我当支部书记，还举办了短期学习班，我将在延安所学的一些关于党的知识，向大家讲了，要求大家密切联系群众，物色对象，继续发展组织。

　　建立起第一个党支部之后，黄用舒介绍我认识了和平县来的罗响，据说，罗是他的朋友中比较有抱负的青年，贫穷的知识分子，在龙川县城“和平县杉业公会”当理事，管理从和平县运来的杉排在龙川出售事宜。此后在接触中，我觉得罗对抗战对党都有一定的认识，他对我也是相见恨晚，我们谈得很投机。后来罗向我谈起他曾和两个知心朋友，为了找党，曾几次到赣南吉安附近的老苏区去，但都没有找着，欲进无门，我暗示愿意和他们一齐去找。乘机要求他带我到和平去会一会他的知心朋友，作进一步的了解。

　　农历六月，骄阳似火，我和罗响从老隆出发步行150华里去和平热水乡，第一天我们从下午开始在烈日下走了五十华里，到东水圩已日落时分，一路上给烈日晒得皮肤发烫，汗流夹背，夜宿东水圩小旅店，店楼上房子低矮，伸手可及，热得像在蒸笼里，一夜无法入睡，翌晨天未亮即起来赶路，中午到达彭寨圩吃过简单的午饭又起行，顶着烈日行到和平城已是下午三时，我欲见罗响的知心朋友心切，请他马上请来。不巧，知心朋友黄警白到外地去了，无缘会面，待在和平城无事，我主张罗响继续前进，赶回他家乡热水。从和平城到热水乡要翻过一座大山，上下都十五华里，一路上峰峦连迭，树木葱笼，真是个打游击的好地方，抵达热水乡已时近黄昏，我住在热水乡小学。学校刚好放暑假，学生和老师们都回家去了，罗响的知心朋友之一张觉清，是学校的老师，还留在学校里，我们一见如故，痛痛快快地谈了一晚上的话。

　　热水乡群山环绕，处处都是密林，一条不通舟楫的小河绕村而过，河中有好几处有温泉冒出，所以叫热水河。为了了解罗响的家庭情况，第二天中午到他家里吃午饭，罗响家的陈设古老陈旧，是普通的农民家庭，父母都不在了，家中只有个祖母，午饭有几片猪肉，就算请客了。这光景在我看来更增加了发展罗响入党的条件，这一天晚上，罗响、张觉清和我一起在小学吃饭，饭后一起到热水河去游泳，尝尝温泉的风味。

　　经过在热水乡两天时间的交谈了解，觉得罗、张两人都具备了入党条件。他们三人多次去赣南老苏区找我们党是真的，他们要求是很迫切的。于是在我离开热水乡之前就吸收了罗响和张觉清入党，他们俩就成了和平县的第一批党员。

　　在龙川、和平初步把党建立起来以后，我回到广州向省委汇报。省委书记大张同志（后来知道叫张文彬）完全批准了我发展的新党员，对我这一段的建党工作加以肯定，特别对热水乡的党抱着很大的希望，说那儿是粤赣边区，受过老苏区的影响，是将来搞武装的好地方，新入党的罗响同志当时是任乡抗日自卫团的大队长，手上有武装，在群众中又有一定威望，这对党将来在那里搞武装是非常有利的。大张同志给我总结了我这一段工作之后告诉我，党给你的任务算是完成了，要我再回老隆一趟，把黄慈宽和罗响同志带到广州来参加省委办的训练班，还要我回老隆后代表省委到五华去一趟，了解那边党的工作情况，把钟清寰同志也带到省委来学习。这个任务完成以后，大张为了表示对我的勉励，还特意同我上饭店吃了一顿饭。省委大张同志的指示，我都照办了，那是一九三八年八月。后来，省委另行分配我新的工作。

　　（市政协供稿）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18-03-24 10:4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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