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编 救亡高潮(1933.1～1937.7.6) 第七章第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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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编 救亡高潮(1933.1～1937.7.6)

第七章 救亡运动高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第五节 西安事变

　　一、张学良、杨虎城实行兵谏逼蒋抗日

　　1936年夏，日本的侵略更加疯狂，中国的抗日救亡怒潮席卷各地。但是，蒋介石不顾华北和全国危亡的局势，仍竭尽全力贯彻其“安内”的反动政策。他花了4个多月处理了两广事件之后，便席不暇暖地于10月22日飞到西安，着手“围剿”红军。

　　蒋介石调集嫡系精锐部队260个团约30余万大军，以蒋鼎文为西北“剿总”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陕甘绥宁边区总指挥，由军政部次长陈诚驻前方督剿，并扩大西安、兰州机场，增设能容100架轰炸机的地勤设备，准备对中央红军进行第6次“围剿”。在蒋介石看来，以30万国民党军对付3万红军，不要3个月，便可大功告成。至于张学良和杨虎城部，虽说有密谋联合红军发动全国抗战的迹象，也曾发生过张学良派兵围抄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的事件，但是，只要自己坐镇西安，逼着张、杨执行“剿共”计划，谅他们是不敢不服从“委座”的。

　　10月27日，蒋介石以领袖身份到王曲军官训练团去训话，以解决“士气”问题。他在训词中强调：“我们革命军人还要分清敌人的远近，事情的缓急。我们最近的敌人是共产党，为害也最急;日本离我们很远，为害尚缓。如果远近不分，缓急不辨，不积极剿共而轻言抗日，便是是非不明，前后倒置，便不是革命，……是要予以制裁的。”[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8页。]?

　　蒋介石的训话，不仅未达到他的本愿，反而引起大部分军官的不满。

　　为给西北大举“剿共”作准备，蒋介石于王曲训话后，又到洛阳、太原、济南等地进行了一系列的部署。同时，蒋介石又命令傅作义军迅速使绥东战争结束，“以免共产党借题发挥，影响中央剿共决策”，[樊真：《抗日战争中的傅作义》，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2页。] 扑灭了绥东抗日烈火。

　　张学良对蒋介石阻止人民抗日救亡的做法十分愤慨，他曾趁在洛阳向蒋祝寿之机，单独会见蒋，要求释放爱国七君子，领导抗日救亡。蒋大发雷霆，蛮横他说：“我就是革命，我就是政府，只有我可以代表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反对我，就是反对政府，就是奸党暴徒。”[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85页。]

　　尽管如此，张还是耐心设法争取蒋抗日。11月27日，张致电蒋介石请缨授绥，力陈“绕室徬徨，至深焦悚!每念家仇国难丛集一身，早想拼此一腔热血，洒向疆场，为个人赎一份之前愆，为国家尽一份之天职”，希望“调派东北军全部或一部，克日北上助战”，“一鼓而挫敌气”。[张学良：《请缨抗敌书》，西安《解放日报》1936年12月15日。] 这一肝胆照人的请求，同样遭到拒绝。

　　12月4日，蒋介石在洛阳等地完成了“剿共”的部署后再度飞往西安，以临渲华清池作为“剿共”的临时行辕。蒋介石在临潼分别召见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师以上将领谈话，要他们听从命令，彻底“剿共”。蒋介石宣称：“剿共已达最后五分钟成功的阶段”，[〔日〕古层奎二：《蒋总统秘录》第10册，台北中央日报译印，1977年版，第151页。] 并威胁说，如果反对“剿共”的命令，就要严加处置。然后向张、杨摊牌，提出两个方案逼迫张、杨抉择。

　　第一个方案是：服从“剿共”命令，将东北军和17路军全部开到陕甘前线，进攻陕北苏区，对红军作战，“中央军”在后面接应督战;

　　第二个方案是：如不愿“剿共”，就由“中央军”去“剿共”，把东北军调福建，17路军调安徽，让出陕甘，让“中央军”“剿共”。

　　显然，这两个方案都是张、杨无法接受的。

　　第一，内战不能再打，这是张、杨和全体东北军和17路军将领下了决心的。

　　第二，调离陕甘，即等于拆散东北军、17路军和红军三位一体的联合，无异于自取灭亡。而且，他们已和红军达成了共同抗日的协议，广大官兵也不会与红军作战。

　　蒋介石这两个方案把张、杨逼上了梁山。正如周恩来指出：“蒋介石对张学良将军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你的责任就是剿共，不许到绥远抗战。若要不然，就把你换掉。’以后召集西安会议……准备以蒋鼎文代替张学良的。这样就逼出来一个西安事变。”[《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92～193页。]

　　为了争取最后一线希望，张学良仍按照他们商定的对策行事。张、杨的对策是：

　　(一)除抗日作战外，两军驻地决不分开;

　　(二)下决心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善说”无效，再“逼蒋抗日”。

　　12月7日，张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再次向蒋哭谏，希望以至诚来感动和谏服蒋介石停“剿”抗日。张学良痛切陈述共产党的政策是从民族抗日利益出发，红军问题可用政治方法解决;当前形势只有对外，才能安内，一旦抗日，即能统一。他还说明现在部队抗日情绪高涨，不可压制，并表示他对蒋一片忠心，所以才敢在是非、全局问题上誓死力争。蒋介石又听到张的抗日议论，并涉及部队情绪，勃然大怒，骂张是年轻无知，受了共产党的迷惑。两人争论长达3小时。

　　最后，蒋介石拍桌喊道：“你现在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变!”[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5页。]

　　张学良的“善说”一再遭蒋的训斥。当晚，张、杨苦思一番，决心置生死毁誉于度外，不顾一切实行“兵谏”，走“逼蒋抗日”的最后一途。当即进行如下部署：东北军负责捉蒋，西北军负责拘禁西安城内蒋系军政要员，解除蒋系部队武装，封锁机场，扣留飞机。

　　12月9日，西安1万余名学生，为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冒着严寒举行示威游行。警察竟开枪射击，打伤学生。被激怒的学生整队前往华清池，向蒋介石请愿停“剿”抗日。游行队伍高呼“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蒋介石命张学良前往制止，并说：“对于那些青年，除了用枪打是没有办法的。”[《张学良在市民大会讲演词》，《西安事变资料选辑》，第123页。]

　　张驱车赶至坝桥，学生痛哭流涕向他请愿。张学良被学生慷慨激昂的陈词所感动，增强了他逼蒋抗日的勇气，他激动他说：“你们请愿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很好!……我和你们的心是一样的，几天以后，我张学良一定用事实告诉你们。我说的话一定算数，我可以拿我的头作保证!”[张化东著：《华清池捉蒋回忆》，《西安事变资料》第2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77页。]

　　同日晚，张学良向蒋介石反映学生们的要求，并再次陈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蒋根本不予考虑，就怒斥张学良：“你到底是代表学生还是代表我?你是站在学生的立场还是站在国家大员的立场?”。[《西安事变简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38页。]

　　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临晨5时，按照张、杨事先商定的部署，东北军骑兵师师长白凤翔、张学良卫兵营营长孙铭九等，率领部队到临潼捉拿了闻讯潜逃到山腰草丛中躲藏的蒋介石。同时，在西安城内由赵寿山、孔从周等指挥17路军警备2旅和炮兵团、教导团等，解除了中央宪兵第2团、省公安局和西安城内“中央军”各部队的武装，控制了机场、车站、邮局等要点，在西京招待所里逮捕了蒋介石系的军政要员陈诚、朱绍良、卫立煌、蒋鼎文等10多人。

　　12月13日，张、杨及东北军和西北军高级将领联名通电全国，指出捉蒋的动机在于东北沦亡，国难当头，理应“发动全国之整个抗战”，但蒋介石“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因对介公为最后之净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并提出了8项政治主张：

　　“(1)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

　　(2)停止一切内战。

　　(3)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

　　(4)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

　　(5)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6)保障人民集会结杜一切政治自由。

　　(7)确实遵行总理遗嘱。

　　(8)立即召开救国会议。”[《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档案出版社，1938年版，第3、4页。]

　　12月14日，张学良、杨虎城宣布撤销“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成立“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张、杨分任委员会正、副主任。实行了如下军政措施：组织抗日援绥军，集结待命;调动军队，准备迎击南京政府的“讨伐”;成立以高崇民为首的“设计委员会”，研讨重大政治问题;改组陕西省政府，任杜斌丞为省府秘书长;解散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成立以王炳南为主任的“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释放西安政治犯;接收《西京日报》，改名《解放日报》，积极宣传抗日。

　　西安事变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它的发动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

　　第一，西安事变的发动是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成果，是中国共产党联合张、杨逼蒋抗日方针的产物。

　　第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步步逼进，民族危亡的加深，使得张学良同蒋介石内战政策的矛盾尖锐化。在劝蒋抗日失败的情况下，张、杨人民族利益和自身利益出发，迫不得已以极特殊的兵谏形式逼迫蒋介石改变政策。

　　第三，西安事变的发生是中国人民，特别是西北人民、东北人民抗日救国运动推动的结果。

　　东北军、17路军、红军三位一体的西北大联合计划也对西安事变的发生产生重大影响。从1936年春天起，张学良、杨虎城与中国共产党达成了一系列友好协定。西北大联合的计划一直在秘密执行，这一计划是以发展民族战争为主要出发点的，是要用西北的统一战线促成全国的统一战线。虽然，西安事变是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自己发动的，中国共产党在事前并不知道，但事变的发动“是要以西北的抗日统一战线去推动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开始，”[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第111页。]

　　因此，它确与西北大联合计划的影响有密切关系。

　　西安事变的发生，在国内外引起了极其强烈的震动。全国人民和各派爱国力量无不欢欣鼓舞。事件发生后，西安“30万民众欢腾鼓舞拥护民族解放运动。”[《西北文化日报》1936年12月13日。]

　　短短3天内，仅山西、湖南、贵州、四川、广西5省的民众团体和救亡组织，发到西安响应张、杨通电的电报就有1000余件。西安事变的当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等18个救亡团体发表通电，拥护张、杨“八大主张”。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致电全国武装部队和各党各派，号召加强团结，共赴国难，救亡图存，公开批评了国民党政府的误国政策。

　　西安事变使国民党统治集团陷入混乱。1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走“讨伐”张学良“叛变”。

　　为邀请中共中央派员共商大计，12月12日，张学良致电中共中央：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32页。]

　　为了对付南京的军事威胁，12月14日，张、杨调东北57军和105师到渭南一带，第51军和67军警戒兰州至咸阳一带，17路军警戒兰田、商城、蒲城、大荔一带，准备迎击南京方面的进攻。

　　二、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和努力

　　西安事变爆发后，各国和国内各派政治势力由于立场、观点和利益的不同，对事变采取不同的态度，提出不同的主张，从而呈现出一种极为错综复杂而又紧张的局势。

　　在国际上，日本帝国主义极端仇视西安事变，极力挑拨南京政府和西安方面的关系，并伺机对中国采取新的侵略行动。日本陆军省在12月14日的“西安事变对策纲要”中提出：“南京政权和其他各地政权，非但不改变以往的政策，反而更加激化了抗日反日思潮，将使帝国侨民的安全与在华利益受到侵害。倘若此种事态出现，则应毫不犹豫地行使自卫权”。“稍微看一下张学良的起兵声明便知，恐将招致对日空气之恶化，……因此，在此形势下，要做好准备，以便不失时机地采取自主之手段。”[〔日〕《现代史资料》8，第608页。]

　　12月19日，日本有田外相对中国驻日大使许世英称：“中央(政府)如在抗日客共之条件下与张妥协，日本决强硬反对。”

　　12月23日，日本广田首相在枢密院会议报告：“倘国府与张学良以容共为妥协条件，日本则予断然排击。”[《党史资料通讯》总第41期，第27页。]

　　英、美帝国主义由于自身利益所系，从需要中国牵制日本出发，支持事变的和平解决。

　　12月17日，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在致英驻华大使休格森的电文中称：“我想到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张学良可能被说服释放蒋介石，如果他本人的安全能得到保障的话。……我们表示愿意尽我们的最大努力来保证他的安全。”“我将要求美国、日本、意大利和法国政府加入所提议的行动。”[《党史研究资料》1988年第2期，第26页。]

　　12月23日，英国外交部致电休格森称，意、法、美等国已同意进行上述的合作。苏联虽支持和平解决事变，但对事变的性质目的作出了错误的判断。12月14日，苏联《真理报》社论《在中国发生的事件》中称：“张学良部队叛变无疑是中国亲日分子的一个阴谋，因为他们正在千方百计地为日本帝国主义奴化中国效劳。”12月17日，该报评论员在《国际评论》中说：“张学良叛变纯系日本在中国制造的又一起挑拨事件，其目的乃是阻止中国的统一，破坏日益高涨的人民抗日运动。?[苏联《真理报》1936年12月12日、17日。]

　　同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向中国驻苏大使蒋廷黻说：“自张学良让出东北后，苏联与彼即无关系。在莫斯科虽有中国共产党如王明等，然苏联政府不与彼辈发生关系。”[《党吏资料通讯》总第41期，第28页。]

　　南京政府内部两大派泾渭分明：以宋美龄、宋子文为代表的英、美派竭力要求和谈，却苦干无军权凭借，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恃手中军力，乘机导演“戏中戏”。何应钦于当天晚上就在自己家中召集重要会议，戴季陶、居正、叶楚伧等在会上表示：张学良“劫持统帅”，为“维护纪纲”，应立即“出兵讨伐”。而冯玉祥、孙科、李烈钧等则认为应弄清情况，说服对方，以保蒋安全，如立即出兵，必引起内战。

　　当日晚，国民党中央召开常委临时会议及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决定：行政院由孔祥熙负责，军队由何应钦负责。

　　16日，国民党中央委任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他下令调集部队“扫荡叛逆”，“讨伐张学良”，部署第28、第36、第79师、教导总队等沿陇海路西进，并把全国空军主力集中于洛阳机场，准备轰炸西安。

　　17日电请在欧洲养病的亲日派头子汪精卫回国，以便替代蒋介石。但宋子文、宋美龄、孔祥熙等反对“马上讨伐”。宋美龄召集黄埔军校学生代表说：“未明事实真相前，切勿遵加断定。遇事镇定，勿尚感情，”主张迅速与西安方面联系以确保蒋之安全。各地方实力派对西安事变的态度，有的支持、有的反对，局势十分混乱、紧张。

　　中国共产党面对何应钦的“出兵讨伐”，全国人民和爱国正义人士的呼声，张、杨对中国共产党的重托与厚望，意识到历史已把这付关系民族兴亡的重担放到了自己的肩上，形势迫切要求中共中央独立自主地迅速作出正确的决策。

　　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立即紧急商讨对策。根据张学良以及在西安的刘鼎等人来电的分析，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一致肯定西安事变的积极意义，决定采取有效步骤，予以全力支持，并复电张学良，提议即将东北军主力调集西安、平凉一线，第17路军主力调集西安、潼关一线，表示红军决不进占寸土，另告恩来拟到张处协商大计。与此同时，军委主席团向全军宣布加紧准备，待命行动。12月13日，毛泽东、周恩来复电张学良：目前西北任务应“重兵置于潼关、凤翔、平凉，潼关尤要”;“号召西安及西北民众起来拥护义举，对全国亦然”;“胡、曾、关等军向南压迫时，红军决从其侧后配合兄部坚决消灭之”;“恩来拟来西安与兄协商尔后大计，拟请派飞机赴延安来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文献和研究》(1986年汇编本)，人民出版社，第132页。]

　　当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扩大会议，张闻天在会议上的发言中指出，张学良这次行动是开始揭破民族妥协派的行动，向着全国性的抗日方向发展。对妥协派应尽量争取与分化、孤立，但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尽量争取南京正统，联合非蒋系队伍，把抗日作为最高旗帜，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党的文献》1988年第3期，第2～3页。]

　　12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对西安事变的方针，毛泽东根据对内战与抗日两种前途的分析和会议讨论的意见，进一步确定与完善了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中共中央指出：西安事变的性质，“是中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也是国民党中的实力派之一部，不满意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要求立刻停止‘剿共’，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并接受了共产党抗日主张的结果。”它的意义乃“是为了要抗日救国而产生的，是要以西北的抗日统一战线去推动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开始。”[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110～111页。]

　　中共中央清楚地指出了事变发展的两种前途，一是“使内战爆发”，“这一前途，是日德意国际侵略阵线，特别是日本及中国亲日派所欢迎的”;一是结束内战，实现一致抗日，“这一前途，是国际和平阵线，全国人民，全国一切愿意抗日救国的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所竭诚拥护并要使之实现的。”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方针，就是为实现第二种前途而努力，“坚持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的组织者与领导者的立场，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111页。]

　　12月18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中央：“蒋介石在此次被幽，完全是因为蒋氏不肯接受抗日主张，不肯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所致。”“贵党果欲援救蒋氏，则决非调集大军讨伐张、杨所能奏效，……为国家民族计，为蒋氏个人计，贵党必须毅然决然立刻实行下列处置：

　　(一)召集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决定对日抗战，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

　　(二)将讨伐张、杨与进攻红军的中央军，全部增援晋绥前线，承认红军、东北军及十七路军的抗日要求;

　　(三)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战;

　　(四)开放人民抗日救国运动，实行言论、集会、结社的民主权利，释放一切政治犯及上海爱国领袖;

　　(五)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

　　本党相信，如贵党能实现上项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不但国家民族从此得救，即蒋氏的安全自由当亦不成问题。”[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册)，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322页。]

　　12月19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再次就西安事变向国民党政府发出通电，强调“目前大势，非抗日无以图存，非团结无以救国，坚持内战，无非自速其亡!”建议：

　　“(一)双方军队暂以潼关为界，南京军队勿向潼关进攻，西安抗日军亦暂止陕甘境内，听候和平会议解决。

　　(二)由南京立即召集和平会议，除南京西安各派代表外，并通知全国务党、各派、各界、各军选派代表参加。本党本政府亦准备派代表参加。

　　(三)在和平会议前，由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先提抗日救亡草案，并讨论蒋介石先生处置问题，但基本纲领，应是团结全国，反对一切内战，一致抗日。

　　(四)会议地址暂定在南京。”[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113～114页。]

　　敦促南京政府下决心，接受张、杨主张，停止正在发动的内战。

　　12月21日，毛泽东又电告在南京的谈判代表潘汉年，要他向陈立夫提出下列要求：吸收抗日运动的领袖人物加入南京政府，排斥亲日派;停止军事行动，承认西安的地位;停止“剿共”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保障民主权利，与同情中国抗日运动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在上述条件有相当保证时，劝告西安恢复蒋介石的自由，并赞助他团结全国一致对日。同时，又电告周恩来派人到国民党在西北的黄埔系高级将领处，揭露何应钦与日本勾结害蒋的阴谋，以及红军愿与谈判，恢复蒋介石自由的条件。

　　中共中央在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指导下，对于蒋介石个人的处置问题上则有个发展过程。开始时，苏区有人要求把蒋介石“交付给人民审判”。在12月13日，中共中央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也有人主张“审蒋”。

　　12月15日，红军领导人在致国民党和南京政府的电中也提出：“罢免蒋氏，支付国人裁判。”但是，中共中央根据事变的发展，特别是何应钦等想借机发动内战，取蒋而代之，必须修正“审蒋”提法，以击破亲日派的阴谋，压迫和争取亲英美派接受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建议。而且当周恩来于17日到西安了解各方面情况后，首先提出“保蒋安全”的方针。次日，即电中共中央：“为缓和蒋系进兵，便我集中，分化南京内部，推广全国运动，在策略上答应保蒋安全是可以的，但声明如南京进兵挑起内战，则蒋安全无望。”中共中央同意周恩来的意见，并已反映在12月18日致国民党中央的电文中。

　　在此期间，共产国际从接到中共中央12月12日报告起，直至12月15日未作出任何表示。

　　16日发来一电，因电码差错无从译出。

　　18日，中共中央又发电给共产国际请“即检查重发”，延至20日才算收到16日季米特洛夫总书记的来电，内称：针对你们的来电，建议你们采取如下立场：

　　一、张学良的行动，无论其动机如何，客观上只能有损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力量的团结，并鼓励日本的侵略。

　　二、既然事变已经发生，中国共产党应考虑以上情况，并坚决主张在以下基础上和平解决事变。

　　1、通过吸收抗日运动的若干代表及拥护中国完整、独立的人士参加政府的方式改组政府;

　　2、保证中国人民的民主权利;

　　3、停止围剿红军的政策，并在反对日本侵略的斗争中与红军合作;

　　4、同那些同情中国人民抵抗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的国家合作。[《共产国际执委会1936年文件集》。]

　　由此可以看出，共产国际在责难西安事变的同时，提出了和平解决事变的一些有参考价值的措施。但是，早在共产国际来电以前，中共中央从事变一开始就抓住了事件的本质，肯定了它进步和积极的意义，立即采取了支持事变和平解决的重大和有力措施，并根据事件的发展情况，修正和充实了原定决策。

　　在短短的几天中，中共中央就根据既定的“逼蒋抗日”和“联蒋抗日”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制订和完善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一整套正确方针和政策，这不但说明共产党人以民族大义为重的伟大政治胸怀，而且也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成熟。

　　三、蒋介石接受六项条件，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1936年12月17日，中共代表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乘张学良所派专机抵达西安。他们按照中共中央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运用既坚持原则又灵活机动的斗争艺术，进行了紧张的谈判斗争。在周恩来出发前，中共中央对西安的具体情况还不十分清楚，很多问题需要等周恩来到西安进一步弄清情况后才能作出决断。对蒋介石的处置以及各种在保安难以估计到的复杂问题，都要由周恩来到西安后相机处理。

　　在周恩来到达西安前，张学良早在等着周的到来。

　　12日他们虽然把蒋介石扣起来了，但对下一步该怎么办，并没有明确的计划和统一的认识，许多事情都想等周恩来到后共同商议。周恩来一到，张学良就把他安置住在自己的公馆里。周恩来当晚同张学良的谈话一直进行到深夜。张学良先叙述蒋介石在被扣后的表现，南京的动态和各方面的反映。

　　当时，最迫切需要处理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处置蒋介石。张学良说：据他个人看，争取蒋抗日，现在最有可能。只要蒋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应该放蒋。

　　周恩来对张的看法表示同意。他肯定张学良的爱国热忱后指出：从各方面考虑，对蒋介石的处置极需慎重。周恩来分析了对蒋介石的不同处置方法可以导致西安事变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前途：如果能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会使中国免于被日寇灭亡，争取一个好的前途;如果宣布他的罪状，交付人民审判，最后把他杀掉，不仅不能停止内战，而且还会给日本帝国主义造成进一步灭亡中国的便利条件，这就使中国的前途更坏。历史的责任，要求我们争取中国走一个更好的前途。这就要力争说服蒋介石，只要他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就释放他回去。蒋介石实际统治着中国的大部分地区，迫使他走上抗日的道路，还拥护他做全国抗日的领袖，有利于发动全面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周恩来提出这样明确的意见，加强了张学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心。[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30～331页。]

　　周恩来对张学良提出决定西安事变发展前途的关键性决策后，又与杨虎城进行会谈。周恩来希望他从大局出发，逼蒋抗日。杨虎城表示：“共产党置党派历史深仇于不顾，以民族利益为重，对蒋介石以德报怨，令人钦佩。我是追随张副司令的、现在更愿意倾听和尊重中共方面的意见。既然张副司令同中共意见一致，我无不乐从。”[罗瑞卿、吕正操、王炳南著：《西安事变与周恩来同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48页。]

　　中共代表团还对张、杨所部将领与中下层军官做了大量工作。这样，各方面就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12月20日上午，宋子文由蒋介石的顾阿、澳大利亚人端纳陪同，乘飞机来到西安。但宋子文顾虑会被何应钦抓把柄，不敢单独同周会面，就由郭增恺去见周恩来。周恩来告诉他：这次事变，中共并未参与，对事变主张和平解决，希望宋子文认清大势，权衡利害，劝说蒋介石改变政策，为国家做贡献。并说：“只要蒋先生抗日，共产党当全力以赴，并号召全国拥护国民政府，结成抗日统一战线”。[《西安事变简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84页。]

　　郭增恺向宋子文转达了周恩来的意见，宋子文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十分赞赏。第2天，他飞回南京报告。

　　12月2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周恩来，主张争取蒋介石、陈诚等与之开诚谈判。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又在军事上作了以红军主力协同东北军、西北军，准备迎击“讨逆军”进攻的周密部署。

　　当时“讨逆军”总司令为何应钦，所属东路集团军由刘峙指挥的近10个师组成，其中5个师已进到潼关、华县，从东面直迫西安;西路集团军由顾祝同指挥的10个师组成，拟由大水坑、甜水堡、同心城、靖远等地向天水、陇西集中，尔后经宝鸡、凤翔协攻西安。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经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同张学良、杨虎城反复磋商，于12月21日共同决定：集中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主力，采取诱敌深入方针，在西安以东地区同刘峙决战;以一部兵力抗击和钳制西路顾祝同军。

　　1936年12月23日，双方开始正式谈判。蒋方由宋子文出席，西安方面由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3人出席。谈判一开始，先由周恩来提出中共和红军的6项主张：

　　(一)停战，中央军撤至潼关外。

　　(二)改组南京政府，排逐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

　　(三)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

　　(四)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红军保存独立组织领导。在召开民主国会前，苏区仍旧，名称可冠抗日或救国)。

　　(五)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

　　(六)与同情抗日国家合作。

　　以上6项，要蒋接受并保证实行。中共、红军赞助他统一中国，一致对日。宋子文听后，表示个人同意，承认转达给蒋。[《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0～71页。]

　　12月24日，谈判继续进行，蒋方由宋子文、宋美龄两人出席，西安方面仍由张、杨、周3人出席。宋美龄明确表示赞成停止内战，她说：“我等皆为黄帝裔胄，断不应自相残杀，凡内政问题，皆应在政治上求解决，不应擅用武力”。[《西安事变简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86页。]

　　她和宋子文对谈及的一些问题也都作了明确的承诺，这些承诺，周恩来在致中共中央的电报中作了汇报：

　　“子、孔、宋组行政院，宋负绝对责任保证组织满人意政府，肃清亲日派。

　　丑、撤兵及调胡宗南等中央军离西北，两宋负绝对责任。蒋鼎文已携蒋手令停战撤兵(现前线已退)。

　　寅、蒋允许归后释放爱国领袖，我们可先发表，宋负责释放。

　　卯、目前苏维埃、红军仍旧。两宋担保蒋确停止剿共，并可经张手接济(宋担保我与张商定多少即给多少)。三个月后抗战发动，红军再改番号，统一指挥;联合行动。

　　辰、宋表示不开国民代表大会，先开国民党会，开放政权，然后再召集各党各派救国会议。蒋表示三个月后改组国民党。

　　巳、宋答应一切政治犯分批释放，与孙夫人商办法。

　　午、抗战发动，共产党公开。

　　未、外交政策：联俄，与英、美、法联络。

　　申、蒋回后发表通电自责，辞行政院长。

　　酉、宋表示要我们为他抗日反亲日派后盾，并派专人驻沪与他秘密接洽。”[《同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2～73页。]

　　12月24日晚，周恩来、博古在致中央书记处的电报中，说明了蒋介石的六项承诺：

　　“今日蒋答复张：

　　子、下令东路军退出潼关以东，中央军决离开西北。

　　丑、委托孔、宋为行政院正副院长，责孔宋与张商组府名单，蒋决令何应钦出洋，朱绍良及中央人员离开陕甘。

　　寅、蒋允回京后释爱国七领袖。

　　卯、联红容共。蒋主张为对外，现在红军、苏区仍不变，经过张暗中接济红军，俟抗战起，再联合行动，改番号。

　　辰、蒋意开国民大会。

　　巳、他主张联俄联英美。”[周恩来、博古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1936年12月24日。]

　　12月24日，双方最后达成了6项协议：

　　(1)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

　　(2)释放上海爱国领袖和一切政治犯，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

　　(3)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

　　(4)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

　　(5)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

　　(6)其他具体的救国办法。

　　24日晚，周恩来会见了蒋介石。周恩来先对蒋说：“蒋先生，我们有10年没见面了，你显得比从前苍老些。”蒋点点头，叹口气，然后说：“恩来，你是我的部下，你应该听我的话。”周恩来回答：“只要蒋先生能够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我个人可以听蒋先生的话，就连我们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的指挥。”[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57～160页。]

　　周恩来向蒋介石阐述了中共的政策和西安方面的意图后指出：坚持内战，自速其亡。接着，据周恩来25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说：蒋作了三点表示：

　　“子、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

　　丑、由宋、宋、张全权代表他与我(注：指周恩来)解决一切(所谈如前)。

　　寅、他回南京后，我可直接去谈判。”[《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3页。]

　　至此，历时14天的西安事变，由于中共中央的正确决策及中共代表团(对外界用“红军代表团”名义)卓有成效的努力，由于全国广大人民和国内外一切主张团结抗日的人们的强烈要求，也由于红军和东北军、西北军作了对付“讨逆军”进攻的充分准备，终于获得和平解决，从而为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共同抗日，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另外，国民党比较痛快地接受联共抗日等6项主张，也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张、杨两将军即因领导和解决了西安事变，“大有功于抗日事业”，而成为“千古功臣”。[《周恩来同志在纪念西安事变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西安事变资料选辑》，第24页。]

　　在蒋介石承诺“决不打内战了，我一定要抗日”之后，“西北大联合”的三方同意释放蒋介石。在许多问题未妥善处理之前，张学良就急急忙忙亲自乘飞机送蒋回南京。周恩来得到消息，乘汽车赶往机场，飞机已经起飞，周恩来以后叹息他说：“张汉卿就是看《连环套》那些旧戏看坏了，现在他不但要‘摆队送天霸’，而且还要‘负荆请罪，啊!”[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63页。] 张学良去南京给自己带来严重后果。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有着重大的意义：

　　第一，表明中华民族已能在政治生活的惊涛骇浪中把握自己的命运，为救亡图存，自己起来解决国内团结问题。美国友人斯诺认为，事件和平解决是：“中国得了利，日本失了利。”[斯诺：《西行漫记》，第392页。]

　　第二，结束了10年内战。正如毛泽东指出的：“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内的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986页。] “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从此建立了两党重新合作的一个必要的前提。”[《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334页。] 所以说，没有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要迅速形成第二次国共合作是难以想象的。

　　第三，奠定了伟大的全国抗日战争的基础。由于国共两党逐步走向团结，为全国抗日战争的展开和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铺平了道路。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宣布第二次国共合作的酝酿阶段已告完成，它在国共两党关系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一页。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22-04-30 14:4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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