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九时期的南京学生运动和南京学联（4）
2017-11-29 11:02:22  来源：中青网  点击：  复制链接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五日绥远抗战后，南京救国会上层负责人孙晓村，曹孟君响应全国救国会的号召，出面在南京福昌饭店，公开召开了各界援绥大会。

　　十一月二十二日，国民党反动派在上海逮捕了全国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史良、沙千里、王造时等“七君子”，同时在南京逮捕了孙晓村和曹孟君。在这之前，还逮捕了中央政治学校南京学联小组负责人马彬(刘慈元)，和中央陆军测量学校的学联成员陈扬(陈文治)。这个打击是沉重的，但南京学联和南京救国会经受住了这次考验。入狱的同志顶住了敌人的刑讯，没有屈服。救国会和学联有些同志及时转移外地，我们的组织没有涣散，没有继续受到破坏，工作仍然坚持了下来。

　　同年十二月十二日，发生了震动国内外的“西安事变”。再次考验了南京地下学联的政治水平。保留至今的南京学联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印发的《关于西安事件的提纲》，曾分析了事变发生的原因，指出它不是偶然事件，不是任何党派、任何国家的“阴谋”，而是日本帝国主义不断扩大侵略，全国人民强烈要求抗日，和“国民党中央始终没有决心发动抗战”，反而坚持要“消灭抗日武装”造成的结果;指出只有立即接受张、杨提出的要求，联合各党派、各武装力量，发动全民抗日，才能解决问题。《提纲》要求会员了解并向群众说明真相，指出存在爆发内战的危险，强调必须和平解决，制止内战。为了争取中间群众，《提纲》还指出在宣传“主张和平解决时，不妨强调蒋个人生命的重要，但对(国民党)中央主战者不惜痛骂”。今天看来，那时对事件的分析，提出的要求和宣传策略，基本上是正确的。南京学联没有因为对蒋介石的仇恨掌握不住自己的行动，迅速统一了会员对重大事变的认识。对CC派，复兴社造谣“人民阵线要举行暴动”和要在南京“开刀”进行血腥镇压的叫嚣，我们没有惊慌失措，一方面布置各校学联小组暂时停止集会，干部夜间离开学校和自己家里;一方面要求学联会员坚持上课，坚持个人进行宣传活动。警惕而又冷静地度过了形势猛烈变化的半个月。

　　(四)

　　南京地下学联成立以来，有很大的发展和提高。但只发展和巩固“左派团体”本身，并不是我们全部工作的目的。企图将一个秘密的学生组织，扩大成为包括大多数同学，能联合起虽然一致要求抗日，但政治思想并不完全一致的，真正是联合阵线的学联，是不可能的。我们一些领导骨干，受党的教育时间很短，只知道一点过去白区工作的方法;虽然间接了解党当时的政策方针，但对新形势下工作应有的大转变，实际理解却很差。我们这一批刚刚投身革命的年轻人，热情似火，要求很高，自认为是革命的抗日分子，也要求别的抗日青年也应该有社会革命的要求。地下学联的组织生活和革命理论学习，向我们打开了一个新的生活和思想境界，秘密工作对青年人又有很大吸引力。一时使得我们把主要力量放在自己这个团体里，放在一部分比较能靠拢我们的同学身上，放在本身的学习提高上;而把动员和团结广大的学生群众，事实上放到了次要地位。发动一些活动，发起一些外围组织，往往提出过高的口号，又不注意争取教师和学校当局的了解和帮助，从而给自己的工作增添困难。学联会员在和同学接触当中，容易流露出“左派”的神气，使有些知道有个“学联”的同学，认为“学联”是“红色”的而不敢或不愿参加。甚至有些学联干部，因为表现“过激”，受到学校警告处分或勒令退学。……地下学联扩大到一定程度，外围团体发展到一定程度，我们整个工作就出现了不容易再向前进的现象。

　　一九三六年末，我们开始察觉到这个问题。那年的十月二十日，由执委会印发的《南京学联工作的过去和将来》，提出了我们过去工作的缺点，指出第一是“工作的秘密化，政党化”，“有关门主义倾向”;第二是“只注意吸收干部”，“忽略了群众工作”，“造成干部的孤立状态，缺少群众基础”;第三是“工作上有左倾的毛病”，“把民族解放运动当做社会改造运动”;要求今后要“降低口号”，“深入群众”，“加强对外的宣传工作”，“脱去神秘的外衣”。问题是看清楚了，但学联下一步应该怎么办?今后的工作目标是什么?我们都不甚明确。

　　当孙、曹两位南京救国会领导人和学联两个干部被捕之后，我们对学联下一步的工作就比较明确了。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五日印发的《南京学生》，记载着学联通过区代表会讨论通过的关于今后工作的决定：第一是为了应付敌人的破坏，保证有实现联合阵线的力量和领导权，要进一步“坚强本身的干部组织”;第二是全力“争取建立一个全南京的联合阵线的学联”。接着，学联执委会又向全体会员提出要求：要“面向广大群众”，“避免和学校当局对立”，首先“在学习学校功课和日常生活中，建立同学对我们的信仰和友谊”，以适应实际上内战已经停止、国共合作局面已经形成，抗战已有实现可能性的新局面。

　　这些对过去的检讨和对今后的要求，是我们自己实践经验的总结，也是一九三六年十月中，在党的北方局的领导下，民先队和北平学联两个扩大干部会决议启发的结果。

　　一九三七年二月，我们从党在北平出版的《国防杂志》上读到署名华云的文章《论抗日统一阵线与左派》。文章指出，各地救国会及救国运动，主要是以左派为中心的救亡运动。“左派的发生，是中国一种进步的现象”。“左派需要组织和加强，不能融解于一般的统一阵线组织之中，但又不能用先进分子的团体去代替统一阵线的组织”。“左派学生应该自己团结组织起来”，而主要任务则是“为建立统一阵线的组织而斗争”。三月，全国救国会发表了《致上海会友书》，检查了过去的工作，提出了新形势下的新方针，也明确了以左派团体为骨干，全力去推动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工作要求。四月春假，由北平地下党学委派遣转学南京金女大，专门来和南京学联联系的周南(周曼如)同志，带了《南京学生》和南京学联一些文件，回北平汇报。她返回南京时，带来了上面提到的以黄华个人名义写的那封信，指出南京地下学联是个左派团体，应该改变名称，继续发展，作为骨干;但主要任务应该是从群众切身利益和生活上着手，去组织各色各样的团体，积极准备，以待时机成熟，建立起公开的统一阵线的学生救亡组织。

　　华云的文章和黄华的来信，使我们更加明确了过去工作中的问题，和今后工作的方向。学联组织全体会员学习和讨论了文章和来信，迅速统一了认识，实行了转变。

　　以我所在的金陵大学为例，自学联成立以后，虽然会员不断有所发展，组织日益巩固，但群众工作的局面却始终没有打开。四月以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我们成立了一个以文娱活动为内容的“体群社”，举办露营，在营火会上，不讨论时事，却座谈恋爱问题，慢慢引导到对人生观的讨论，并把这类座谈穿插在打猎、爬山、划船中间进行，使参加的同学有兴趣，又有意外的收获。渐渐地，他们终于改变了对我们这些“赤色分子”的看法，觉得也很可亲近。后来，我们举办了露营活动照片展览，吸引了更多同学加入“体群社”。我们的朋友越来越多了。金大广东同学很多，他们虽有强烈的爱国心和正义感，厌恶特务学生，却不大过问政治，不参加救亡活动。他们很团结，同乡观念强，常常共同行动，在学校里是一支不小的力量。我们派出好些会员，专和他们交朋友，做工作，终于把广东同学会会长和多数广东同学争取过来。赵斌(伍卓智)和周秩(潘永金)就是那时首先参加学联的金大的广东同学。我们还去参加平素厌恶的“交谊室”，学洋绅士举行的交谊会，并且打进了学校的基督教青年会，和更多的同学交上了朋友。进步同学不再只是和“自己人”在一起了，每人都交了许多朋友。效果很快就看见了，当春夏之交，金陵大学学生会改选时，我们就取得广大同学的支持，利用CC派和复兴社争夺学生会的矛盾，以“实力地位”和CC派的人谈判，使兰衣社分子落选，把学联两位干部祁式潜和胡叔度选进了学生会。

　　(五)

　　工作刚刚有了新的开展，却发生了偶然事件。一九三七年五月，一个学联总部的干事，因受别人牵连突然被捕。这个软骨头出卖了同志。国民党中央党部统计调查科(中统前身)当夜搜查了作为学联机关的我的家，逮捕了我和另外两位学联执委。并且埋伏下特务，第二天又逮捕了当时在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工作前来和南京学联联系工作的何伟同志。学联受到意外打击，不得不立即疏散一些领导骨干，布置学联各小组暂时停止活动。

　　这时离“七七”抗战爆发只有一个多月，国民党中央内部已经考虑释放“七君子”，形势已经不允许他们放手镇压。他们发现了学联地下活动的踪迹，得到机会，便下手来个打击，幻想在抗战局面到来之前，破坏南京的“异党分子活动”。但是他们的打算落了空，他们没有从被捕的人口里，得到他们需要的东西，“七七”前后，只好把我们陆续释放了。

　　抗战爆发以后，国民党政府急忙公布《民众抗敌后援会组织法令》，企图把必然会一涌而起的新的抗日群众组织抓到他们手里。那时已经是暑假了，南京学联留在南京的干部，抓住时机，抢先行动，在几天之内，发动了八百多同学，争取合法备案，成立了基本上由我们领导实际工作的南京学生界抗敌后援会。后援会一成立，立即利用合法地位，开展抗日宣传工作，通过广播电台在南京第一次播唱了《义勇军进行曲》。接着又组织起后援会的战时服务队，集中积极分子，准备“深入组织民众”。

　　七月下旬，由蒋南翔、杨学诚、段君毅、方琦德、李华等同志率领的大队平津同学和一部分党员、民先、学联骨干来到南京，成立了南京平津同学会，和南京学联干部配合，积极开展救亡工作。

　　八月，周恩来、博古(秦邦宪)、叶剑英三位同志来到南京，成立了长江局，重建中共南京市委。南京学联的一部分干部，取道太原、西安，奔赴延安，一部分在甫京入党。这时，东战场的战事已经十分激烈，国民党政府准备迁都，江南面临敌寇深入的局面。党的南京市委决定动员城市的学生逐步转移深入内地和农村，去宣传组织群众，发动全民抗战。市委布置平津同学会和南京学生界抗敌后援会，发起组织“首都、平津学生宣传团”，出发到安徽腹地、大江两岸，派遣胡叔度、我、叶方、林琼(林书昭)、林浩(许立人)、沙轶因、杨永直(方璞德)等党员参加。宣传团除了宣传动员组织群众，还担负到各地恢复党组织和到皖西老苏区联系隐蔽下来的游击队、赤卫队等任务。

　　南京学联干部，还有一些同志，留在南京坚持活动，直到十二月南京沦陷前夕，有的撤到武汉，有的随学校迁到重庆或成都，在那里继续开展学生救亡工作。迁到重庆的中央大学，我们的同志完全取得了学生会的领导权;一九三八年春，长江局领导成立第二届全国学联的时候，中大以全校学生名义参加了全国学联。分散在武汉、长沙、重庆、成都、昆明、桂林的原南京学联的干部，很多人都成了抗战初期以上各城市救亡团体的活动分子。

　　一条支流这时完全汇合到党直接领导的浩浩荡荡的革命洪流当中去了。

　　“秦淮水接延河水”，“迎风逆雨结群俦”。南京学联是在民族存亡危急之秋，在党的思想引导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在少数失掉组织关系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带动下，由热心救国的进步青年组成的，是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正是救国救民的责任感，把我们这群青年聚集在一起;正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辉思想，把我们这群青年引上了革命的道路。

　　注① 周佛海，抗战爆发后，随汪精卫投敌，当了大汉奸，历任汪伪政府的警政部部长，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部长和上海市市长。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7-11-29 11:0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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