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汉奸给汪精卫报仇刺杀宋庆龄，却被一个女人搅黄了
2018-02-03 14:12:35  来源：萨苏  点击：  复制链接

 

　　侦破这一阴谋，可以说各级专业特工人员没有一个发挥作用，却是一个主妇的八卦情结起了关键作用。
 

　　日伪在香港暗杀宋庆龄始末

　　位于北京市什刹海畔的宋庆龄基金会，是清朝老醇王府所在地，光绪的潜龙邸，当年宋庆龄从上海来到北京，便是居住在这里。

　　前几天，随北京市文联秦先生到这里办事，才发现此处存放着很多难得的文物，都是宋庆龄先生当年生活所用或作为收藏保存的。比如驻延安美军观察组的臂章，孙中山与宋庆龄定情时赠送给她的手枪等，其中最大的一件，便是建国后宋庆龄乘坐的汽车。

　　▲ 这辆车是苏联当年赠送的，外观浑厚大气，更重要的是具有防弹功能

　　看到此处，笔者暗暗感慨，别人配备防弹轿车可能只是个级别问题，宋庆龄配备这么一辆，实在是太需要了。这是因为民国期间在宋庆龄遭到的几次谋杀，对方至少有两次是从她的车子入手。

　　第一次是在1933年，宋庆龄因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活动触怒当局，戴笠授意特务筹划对宋庆龄的刺杀。因为宋的地位特殊，当时的方案是制造交通事故，撞宋庆龄的汽车，撞伤而不撞死，使她不能出面活动又不至于引发太大社会反弹。

　　这样的操作未免要求太高，因此特务们犹豫再三，一直没有下手。

　　民国的保密和笊篱差不了多少，事情一拖延便传了出来，被宋美龄知道了。这位第一夫人对姐姐是很有感情的，当即找到宋子文让他“关照”一下戴笠：“你关照他们一下，不准在阿姊那里胡来，如果我听到有什么，我是决不答应的。”

　　主母发话，老蒋也不敢过分，何况戴笠，于是特务们改而暗杀了杨杏佛。

　　▲ 杨杏佛，就这么挂在了墙上，实在……实在是令人不甘心啊

　　这件事多有人知晓，而另一次针对宋庆龄的刺杀行动则知者不多，却更有戏剧性。

　　事情发生在抗战期间，日军支持下的敌伪特工曾策划在香港刺杀宋庆龄，却被中国方面“勾结”港英当局予以挫败。最初披露此事的，是香港历史学者，著名报人谢永光。

　　▲ 谢永光是《三年零八个月的苦难——香港沦陷期间珍贵史料》的作者

　　谢永光先生曾专门对香港二战期间的谍报史作了研究，著有《二战期间的香港间谍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前，香港在港英当局管理之下，斡旋于中日之间，地位十分特殊，国共日汪四方的特工都以其为舞台展开种种活动。

　　在对这段时间的历史进行研究过程中，谢先生发现，1939年秋，在港的日伪特工曾策划了一次对宋庆龄的暗杀行动。确切地说，此时的汪伪政权尚未成立，这次刺杀是香港日军支持下的汉奸特务组织所为。

　　这件事的起因是“刺杀沈崧事件”。沈崧是汪精卫的外甥(汪精卫姐姐的儿子)，1939年奉汪之命到香港活动，推动所谓“和平运动”。8月25日，军统特工在皇后道捕捉到一个沈单独行动，离开日方保护的机会，发动突然袭击，用利斧劈杀了沈崧。汪精卫对沈的死十分痛惜，后曾在广州办鸣崧学校，以纪念曾仲鸣和沈崧——二者都是投敌过程中被军统刺杀的汪系大将。

　　此事对在港汉奸震慑极大，为了挽回影响，日伪方面决定也在香港暗杀中国方面的要员作为报复，目标，便选上了正在香港主持“保卫中国同盟”的宋庆龄。

　　1937年12月23日，宋庆龄在路易·艾黎的掩护下，巧妙地摆脱日伪特务的监视，从上海法租界脱身，此后一直以香港为基地，开展抗日救国活动。由于她的影响和个人魅力，宋庆龄很快成为香港支持抗战的一面旗帜。

　　▲ 香港报刊对于宋庆龄在港进行抗战活动的报道

　　宋庆龄对“投降主义者”的活动十分不满，曾在《抗战的一周年》一文中写道：

　　“国内实不乏怯于对外、勇于对内的政治家，抗战伊始，即抱失败主义，一闻敌人有意言和，即入出活动，恨不能立刻成为事实……要斩断敌寇侵略的另一只魔手——政治诱和的阴谋。”

　　她也曾专门针对汪系的行为发表演讲，道：

　　“由于不能征服我们的战士，它们(指日本军国主义者)现在阴谋利用如汪精卫之流的卖国贼来破坏我们的民族统一战线。”

　　于是，日伪方面，便选定了宋庆龄为暗杀目标。

　　这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任务。中共方面对于宋庆龄在香港的安危颇为关注，后来的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1955年殉难于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曾亲自安排人员保障宋在港安全，多次在集会，游行等活动中执行保护宋庆龄的任务。

　　此时日伪在香港方面的特务组织，主要有二，其一为汪精卫集团组织的“五洲洪门”，成员多为三合会流氓;另一为《南华日报》经理颜加保为首，设在中环荷李活道南华日报社五楼的特务组织，只有五个行动人员。

　　此外沈崧死前也曾在砵甸乍街设立一个特务机构，尚未成形他本人就被刺杀。总的来说日伪特务机构在港对宋庆龄进行刺杀能力有些不足，接到这一命令后感到为难。最终，他们做出了一个从内部实施的暗杀策划。

　　谢永光先生在《蒋汪特务战宋庆龄险遭暗杀》一节中写道：

　　“这次阴谋暗杀行动，不准备动用枪支，而是收买了宋庆龄的司机，准备在送她返回西摩道办事处时，就把她连人带车冲落悬崖，造成交通失事的假象。代价是五万元，先收两万元，事成后再收三万元。”

　　应该说这一手段虽然看来简单，成功的可能性却颇高。这是因为宋庆龄和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关系很好，对他们十分爱护，信任甚深。在上海时军统曾试图通过接近宋庆龄身边服务人员收集情报，便因此遭到失败。所以，从保卫工作上来说，对他们的背叛防范不足。

　　但是，财帛动人心，这个司机真的答应了日伪方的要求，而且多次进行了驾车跳车的试验，以保证实施的时候能够脱身。

　　那么，这样一个计划，又是怎么失败的呢?

　　应该说，侦破这一阴谋，可以说各级专业特工人员没有一个发挥作用，却是一个主妇的八卦情结起了关键作用。

　　那个司机参与这样一个阴谋，心中恐怕也难免担心日伪机关事后杀人灭口，所以还是预先把这件事的前因后果讲给了他的妻子，以期万一出事，可以通过披露消息的方法让对方投鼠忌器。

　　然而，他没有想到他的这个老婆八卦心甚强，嘴巴里藏不住事，竟然把这件事讲给了自己的姐姐。

　　而姐姐也同样藏不住事，又讲给了她的丈夫——至此，这件机密的暗杀策划终于出了岔头。

　　当时香港各路特工都在暗云涌动，许多人的身份并不公开，连司机太太的姐姐也没想到，自己这位丈夫暗地里还有一个身份，竟然是“荣记行”的人。

　　“荣记行”，是吴铁城负责的“驻港宣传专员办事处”所在地，也是中统特务机关在港的活动单位。

　　这个“荣记行”能量很大，1939年12月，日伪袭击孙科计划从香港飞回内地乘坐的帝国航空公司“达丹拿斯号”飞机，将其迫降，却发现孙科并不在飞机上，结果引发日英间相当大的外交风波，日军可谓偷鸡不成蚀把米。此事，背后便是“荣记行”从日本驻港领事馆武官室盗出了情报，导致孙科临时改变行程，才避免了无妄之灾。

　　在这里工作的，岂是善类?这位“荣记行”的工作人员从老婆那里得知刺宋行动的内情后大吃一惊，连忙飞报上级。

　　当时国共并不亲睦，而宋庆龄又是经常公开支持共产党的，这件事若是落在戴笠手里，或许会坐山观虎斗，但落在吴铁城手里却不一样。这是因为吴铁城属于国民党元老派，与作为孙中山夫人的宋庆龄虽然政治上看法不同，却是同气连枝，看到有人暗杀孙夫人，焉能不管?

　　吴铁城，国民党元老之一，曾任上海市市长、国民党海外部长等职，表面上是政治人物，但和特工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中统老大徐恩曾担任交通部次长便是他推荐的，中统特务训练班毕业，也是这位吴先生去讲话的。

　　在国民党元老中，救了孙夫人无疑可以让吴铁城威望大增，同时，毕竟是共同抗战，中国人之间还是守望相助的。

　　由于当时中国还没有香港的治权，于是“荣记行”立即将此事报告港英当局。港英方面当然不欲本地生事，于是派人将那司机逮捕归案，日伪的这次刺杀行动因此破产。

　　▲ 1939年宋庆龄在香港与格雷斯·格兰尼奇(《中国呼声》编辑)的合影，无意中留下了在港使用汽车的影像，不过，司机并没有出现在画面中，否则我们可以看一看这个为虎作伥者的长相了

　　值得一提的是，谢先生在书中还写到了那个司机的最后下场——“结果那司机被捕入狱，后来还在狱中被囚犯殴毙。”

　　呃，这是怎么回事儿?是日伪特工杀人灭口?还是国共机构震慑锄奸?还是这司机跟犯人抢咸菜导致被打死?

　　笔者，肯定是相信最后一条的。

责任编辑：李一菲 最后更新：2018-02-03 14:2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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