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与华南抗战（下）
2016-09-12 10:19:58  来源：近代史研究微信公众号 作者：左双文  点击：  复制链接

四、 广州沦陷后对华南抗战的部署

广州、武汉相继沦陷后，蒋介石开始考虑华南战局的后续安排问题，尤其是人事的调整，其间经过多次反复、权衡，年底始大致完成布局。10月27日，“预定：对粤局之处理。甲、自兼第四战区长官，以白副之或任参长”。蒋介石要亲自兼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这可能既反映了蒋对华南战局的重视，又体现了他性喜兼任多职的为政风格。10月30日，“预定：对粤处置。甲、人事；乙、军事部署；丙、长官部组织”。“决定南浔路部署，抽调粤军全部回粤以安粤军官兵之心。”将广东部队全部归还建制，自然有利于其后粤省部队抗阻敌军向广州北部进一步进攻。

关于广东新的人事安排，蒋介石感到棘手，也较为慎重。这期间，其日记中有多处涉及粤事调整的记载。10月31日，蒋提醒自己“粤事处置应特别慎重”。11月2日，“注意：一、粤军处理之方针；二、中央与地方政制之研究；三、两广军事决责成健生”。11月5日，“注意：一、西南行营与广东之人选；二、亲自驻粤指挥；三、桂林行营之参长须派中央要人；四、健生以行营主任名义，兼代司令长官为宜。”11月11日，“预定：对粤人事之研究”。11月12日，“人事为难，粤之人事更难也”。11月13日，上午见余汉谋、白崇禧“商谈粤事”，并预定“粤局根本方针之研讨”。11月14日，与吴铁城、白崇禧、余汉谋分别谈话，“解决处分广州失守之负责官长案，商第四战区战斗序列”。11月15日，“预定：一、赴长沙商议粤题；二、解决第四战区战斗序列；三、薛任前敌总司令，同时发表。注意：一、薛与张向华工作；上午约见行营僚属与地方长官，与幄奇、健生谈话。……下午五时由韶州登车回湘。”

在蒋介石与有关各方商议粤省人事的过程中，11月18日，邹鲁、孙科自重庆致电蒋介石，谈对于粤事处理的建议：“一、广州失陷，影响海内外人心加甚，如能乘今粤民气尚佳，竭力克复广州，国民对必胜信念必更稳固。二、粤军民长官于此次退败，号召实差，如能调抗战有声威之大员一二回粤负责，必于战事较有裨补。三、粤籍中委，除一部应返粤内地策动外，似应留一部在港组织机关，办理宣传情报，接济策划等事。乞卓核。”蒋复电表示：“卓见甚佩，此间预定办法大略相同也。”邹鲁等人的这份电报，其实最关键的是第二点，即称造成这次败退的军、民长官，也即余汉谋、吴铁城已难堪其任，应另派“抗战有声威的大员”回粤主持。而符合这一条件的粤籍人士，有张发奎、薛岳、李汉魂、罗卓英、以及邓龙光、叶肇、吴奇伟诸人。蒋后来的人事安排结果，似与上述日记所提有异，有可能是考虑了各方意见的结果。

到12月16日，蒋介石致电宋子文转俞鸿钧，称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名义由其自兼，张发奎代理，委俞为长官公署秘书长。19日，致电吴铁城，告以粤省府主席拟以李汉魂继任，但话说得很客气：“以兄在军事时期诸多不便，故拟另以任务属兄，使发展所长耳。”运筹近两个月之后，广州沦陷后的华南军、政长官人选初步定局。

广东人事刚有眉目，重庆又发生了震惊各方的大事，即12月18日汪精卫的离渝叛逃。鉴于汪精卫与广东的特殊关系，蒋介石对广东又增添了几分担忧，担心“广东军人是否受汪影响”，“政府内部受汪影响之人几何”，决定“对汪表明态度”。蒋考虑：“一、对汪处置究以积极为妥；二、驳斥近卫荒唐之声明；三、对粤将领说明汪之行动。”1939年4月，因汪叛迹益显，12日，蒋提醒自己“对粤军应特别注意”。

1939年8月，汪精卫到广州活动，蒋介石在8日“电张、余注意汪到粤之行动”。9日称，“汪逆确已到粤，其必将勾引粤军”。10日，汪精卫果然在广州发表所谓“如何而能实现和平”的广播演说，对此汉奸行为，张发奎、李汉魂、余汉谋等于18日发表谈话，痛斥汪精卫。蒋介石见广东将领表态均十分坚决，始放下心来：“张向华、李伯豪、余幄奇等对汪逆痛愤之切，情见乎辞，汪逆作伪卖空之举，当更为敌方所轻蔑与唾弃也。”

但由于内战时期造成的裂痕，以及中国官场争权夺利的积弊，出身于原粤军11师的余汉谋系与出身于12师的张发奎、李汉魂及邓龙光、吴奇伟等人均心存芥蒂，貌合神离。据张发奎称，蒋介石本想派薛岳出任四战区，余汉谋却建议派他，但余汉谋也不是真心欢迎他，而只是为了抵制薛岳。张发奎到韶关任职后，1939年1月初，曾打电报给蒋介石，要求派员到韶关“指导”党政军机关重组，并分割各自的权责。因为他知道“余汉谋不会服从我”，凡涉及余汉谋部的事务，均不易为：“顺从我的人们只是表面上的。例如，我想调动一些不称职的师长与其他军官，但余汉谋不同意。除了四战区的部队，我不能调查属于我管辖的部队之内部事务。在赏罚方面，我没有发言权。另一个例子是，余汉谋统帅的第十二集团军是唯一配置宪兵团的集团军。这个宪兵团成立于陈济棠时代，理应撤销，因为中央的组织系统表上规定宪兵团必须直属于中央，……可余汉谋不守规矩，蒋先生竟允许他自把自为。”“当我向蒋先生提出一个问题时，他总是要我就涉及广东省的一切事务”同余汉谋和李汉魂商量，同李汉魂商量不成问题，“但牵扯到余汉谋时就不够顺遂了”。反之，对于派张发奎回粤，对于是否曾极力防范张发奎插手其部队，余汉谋在后来的回忆中是这样说的：“以张向华代理第四战区司令长官，是委员长的一片苦心。抗日期间，不能不想办法安置他，其实他的部队已所存无几，委员长深知我识大体，能够和衷共济与张向华合作，才作了这样的安排，……我的干部对我是绝对服从，我命令部队归谁指挥就归谁指挥，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如果别人想另打主意，他是指挥不动我的部队的。我是军人，以服从为职志，更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这一点张向华心中很明白。”余汉谋这段话，几乎是为张发奎的上述回忆做了一个不错的注解。

故一年之后的1940年1月，蒋介石将张发奎第四战区的管辖区域调整为广西地区，另成立由余汉谋任司令长官的第七战区负责广东，令张发奎将广东的军事指挥权交给余汉谋，邓龙光部移驻广西贵县，余汉谋一统广东军权。这让张发奎颇为不满。

在张发奎看来，广东方面另一件令人头痛的事，是李汉魂与余汉谋之间的“心病”，“自从他们在陈济棠手下任职起，他俩从未融洽相处过”。李汉魂回粤任省主席后，与实际控制广东军权的余汉谋矛盾较大，粤省军、政始终不能协调，余、李之间常生龃龉，1942年6月初，竟发生了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强令李汉魂的省政府迁往连县，且限于月底前迁移完毕的事情。后虽经各方协调，行政院也未批准广东军方的方案，但战时广东军政不谐的阴影却是挥之不去。后来李汉魂浩叹，他主持粤政7年多，“无日不受挤压，麻烦天天有，谣言时时闻，主粤七年受尽毁谤及闲气。……这种两虎争山的闹剧也不独见于粤省，四处皆然，小日本所以横行于大中华，这种内讧实为祸根。”1944年2月南岳军事会议期间，因传闻粤省“军政不和亟须调整”（李汉魂亦自称“平心而论，粤中军政确实不和，余长官亦放任其部属对我明攻暗讦”），为避免两败俱伤，余、李两人在会上联手表现合作姿态，共同署名向蒋介石报告广东军政，才暂时平息外界议论。1945年1月，日军从南北两面夹击广东战时省会韶关，1月21日敌军攻陷乐昌，23日上午余汉谋率部撤离，稍后，李汉魂带领省府人员撤往龙川。他回忆称：“自从韶关沦陷，省府东迁后，我的处境更是困难。凡有枪者皆有权，省府形同虚设。2月中旬长官部电令省府：今后国库、省库收入，及征实、征借粮食，非军方命令不许动用。后来任命县长，军方亦插手委派。新成立的绥靖公署也凌驾省府之上，命令保安团、民团听其调遣，甚至径令撤免南雄县长。至于各县的自卫委员会则完全剥夺县府职权，其总部更无视省府，他们擅自派粮派款、责成供给，毁法乱纪，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至于上下各方的谣言，更是无日不有。”对于广东这方面的情况，蒋介石自然清楚，也做过若干调解工作，要求军、政之间坦诚合作。但以战时军事优先的考量，蒋介石对余汉谋颇显迁就和优容，最终是以改组省府、用罗卓英取代李汉魂来结束了这起长达数年的纠纷。

不过多年之后，在余、李关系上，余汉谋的说法却完全正面，仿佛一切都不曾发生过，且录以备考：“八年全面抗战中，我始终拥护国策，……对广东省政府的施政，采取密切合作的态度。我时常对李主席（汉魂）说：‘你放手改革政治，推行你的政策，我一切都协助你，我除了请你对军粮能够充分供应外，可说别无所求。你如果要我在中央替你讲话，我一定照办。你更不用担心我做军人的干涉政治，因为我对政治根本兴趣淡泊。在广东省区，难的事我去做，容易的事你去做。’因此军政很协调。”余之为人行事，从其晚年自述中，即可见一斑。

在余汉谋与薛岳、张发奎、李汉魂等人的矛盾冲突中，蒋介石几次都是留余而调换他人，即使有惠广弃守的严重失职，有其后的几次作战不力，均未动摇。仅仅是因为余汉谋是掌握一定军事实力的人物吗？这种人物多了，凡为蒋介石所忌恨的，都千方百计照样撤换，甚至杀头，为何对余却如此眷顾呢？在蒋介石日记中，记录了蒋余之间一个甚少为人所知的秘密，那就是余汉谋早在1932年就已与蒋介石暗通款曲，“余汉谋毅然来京，响义归附。自廿一年以来保守其秘密，是信义所感召乎？以其于廿一年粤桂称兵入湘时，彼以密使密电表归，后以自动退兵，故其志不得伸，而余亦退还其密件，以昭信义也。”而张发奎、薛岳、李汉魂此前却均有直接反蒋的历史。与外界所传的余汉谋“庸懦无能”（王子壮语）的印象不同，同属粤军阵营的余汉谋（幄奇）在某些方面之奇幄善“谋”、游刃有余之机心，却似为旁人所不能及。

纵观抗战期间蒋介石与华南抗战的关系，笔者大致有这样几点看法：

其一，在整个对日长期抗战的战略布局上，蒋介石以西南为首选，对华南亦有一定程度的重视，这种处置，事实证明大体上还是适当的。武汉会战期间，蒋投入重兵于华中战场，而不在广东作重点防御，不与日敌在沿海地区展开大规模的作战，这应该是吸取了淞沪会战的教训。其后，对于日军之进攻汕头、海南，蒋介石大致上均作类似处置。如果从局部的战役，从当地地方和人民的感受来看，往往容易得出蒋介石国民政府抵抗不力，放弃守土职责的结论。但如果从全局来观察，从整个国家的层面来考量，在敌强我弱、但中国地域非常辽阔的情况下，不分散用兵、不与敌人计较一城一地之得失，究竟应作何种评价，似可以再考虑。

其二，日军大举侵粤后，蒋的反应，不是仅仅着眼于华南战场，作为战时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最高统帅，他一是盘算敌人的这一行动对武汉会战会造成何种影响，须作何种战略调整；二是考虑对整个中国战局的影响，盘算以日军进攻华南是其“南进”的开始，威胁英、美、法利益为理由，说动西方国家采取更积极的政策援华制日，推动整个战局向好的方向发展。蒋及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门、外交人员在这一次具体的外交努力中似乎并未取得何种明显的效果，没有“立竿见影”，甚至似乎是有点异想天开。但如果从长时段来看，围绕这一“事变”的相关外交活动，包括顾维钧、胡适、郭泰祺、陈光甫等人的各种活动、说项，作为战时外交长期不懈努力的一个步骤、一个环节，最终还是收获了成果，得到了回报。

其三，广州、武汉的失守，对中国军民的抗战信心无疑造成了相当的打击，一些人悲观失望，一些人倾向议和，甚至公开降敌。在此情形之下，蒋介石能够保持抗战必胜的信念，不丧失信心，不接受议和，并多次提醒广东将领抵制汪伪的蛊惑和诱降，是值得肯定的。此外，在一片责骂声中，蒋介石能出来为部下承担责任，而不是推卸责任，坦承兵力抽调和作战指挥上的失误，虽有偏袒、维护余汉谋之嫌，但较之一味诿过于部下的做法，多少亦有其可取之处。其后，经过重新布局，广东先后两次顶住日军对粤北的攻势，广西取得昆仑关战役的胜利，华南战局有所稳定，广东及广西国统区的地方建设也有起色。蒋介石对这些战役及两广的地方政治均有相当的指导和过问，也派两广之外的嫡系部队包括杜聿明第5军等精锐部队进行配合与支援，并给予经费上的支持。因之敌我之间虽时有拉锯和进退，但华南战场仍对日敌有相当的牵制作用，且终能将局面维持至日寇投降。

其四，在人事的安排与使用上，抗战军兴，蒋介石能捐弃前嫌，对两广大批对抗和反叛过他的将士予以任用以至重用，使之投效于对日民族战争的战场。而两广军政要员，在战时大都尚能顾全大局，服从蒋的领导，即使对蒋介石有所不满，也能相忍为国，这都是颇值得肯定的。张发奎后来就说过，“我也对蒋先生不满，因为他自私与独裁”，但是“我敢毫无疑问地说，薛岳、余汉谋、白崇禧与我不是反蒋人士。为什么确认这一点呢？因为我们寄信心与希望于蒋先生。我们不顾及蒋先生的各种缺失，仍然不转向反对他，是因为他坚决抗日。薛岳对蒋先生的忠诚更甚于我。”

当然，蒋介石对华南抗战的指导，也存在若干失误，其中主要有：

其一，在战术的指导上，蒋介石失误较多，包括敌情判断失误，部队调配失误，具体指挥失误。日军进攻广州之役，即使中方有种种客观不足，但如果指挥得当，发挥出色，部队奋勇效命，战况并不至于如此糟糕。此点前文已略有述及，此处不再赘论。

其二，蒋关于“焦土抗战”的命令，本意是为防止中国守军撤退之后，日军可以利用现有资源，但在实际的操作上存在的问题甚多。一是撤退时往往情形慌乱，执行仓促，连带破坏较大，一些歹徒、汉奸趁火打劫，制造混乱，以致日军还没到，人民就已经遭遇一次浩劫。二是这毕竟是在中国人生活的地区，即使在沦陷后，一些民用设施的破坏，将使沦陷区人民的生活更加困难，陷于双重的痛苦之中。如王子壮在日记中称：“闻广州繁华之西关尽付一炬，系曾命令工人，每人汽油一听，纵火至此者。人民何辜，既遭锋镝，复被此涂炭耶！”三是往往不该破坏的破坏了，而一些必须破坏的军用设施，因为时间紧迫，仓皇败退，反而来不及破坏而为日军利用：“我军反攻广州，近日又顿挫，一则敌军近又增援，一则广州原有之防御工事本甚坚强，余汉谋、吴铁城等于撤退时，大半均未毁坏，今则转为敌军利用也。在渝粤人，对余、吴极愤慨。盖广州民居市店，因余、吴之撤退大半被毁，军事工作转尚留资敌用，足见余、吴之张皇，罪不可宥。”而在约一个月之后的长沙，因“焦土抗战”之误，造成的破坏更为严重，“查长沙全市房屋被焚者，几占百分之九十九”，甚至天心阁等名胜古迹及中央日报馆、河西湖南大学等学校文化机关亦一概被焚。对于这种敌尚未至，城已被毁，军已后撤，“焦土而不抗战”、“不抗战而焦土”的做法，各界多有质疑和责骂。

其三，在人事的调配和使用上，蒋有时过于迁就现实。应该说，余汉谋是一个私心较重的人物，缺乏勇于担当和牺牲的精神，蒋介石却因“两广事变”时余汉谋的表现，将广东的防卫重责交给他，经过两年多时间的准备，情形却如此不堪。其后，蒋介石仍对其一力维护，而未予应有的惩戒。加上在用人方面蒋也存有牵制与平衡的心机，从吴铁城、李汉魂，到张发奎、邓龙光，均与余汉谋不能合作，但蒋介石却似乎有意维持此一格局，使其互相牵制，造成军人之间的猜忌、军政力量的分散，从而使华南抗战工作遭受了一定损失。当然，这可能也是因为广东军人的反蒋历史深厚，地方观念较强，部分将领与投敌的汪精卫私人感情甚好，因之蒋介石有所顾虑和提防。这在情形复杂的战时，虽然不是令人觉得特别奇怪的现象，但也可看出张发奎所说的蒋介石存有的“私心”——宁肯只维持局面而保险，不肯为开拓局面而“冒险”。

 

责任编辑：王笛 最后更新：2016-09-12 10:2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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