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你必须还我天道》之（九） 受尽苦难的劳工纷纷站出来
2016-09-01 09:30:06  来源：作者：关捷  点击：  复制链接

14岁的赵宗仁，又瘦又小，根本没有多少力气。监工让他抬几十斤重的花岗岩，他常常因为抬不起石头，被监工打得皮开肉绽。监工们拿中国人根本不当人，很多中国人被活活折磨死，几乎每天都要往外抬尸体。后来，工头们嫌麻烦，就要等凑足了五六具再往外抬。那些尸体都要放到手推车上，然后，由劳工推到郊外的焚烧场，他们先在干柴上面放上尸体，然后，浇上煤油点火焚烧。

人，中国人，就这样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那时，国家不能保护自己的国民，国民被人抢到国外，任人宰割。

对那些得了重病的，日本人怕传染，就把人扔到海滩上喂狗。后来，置户町那一带的狗也吃腻了人肉。

但是，人吃人却不腻。赵宗仁不明白，为什么工友们愿意去焚烧场烧人。直到有一天，他也去烧死人，看到了令他大吃一惊的一幕，有个工友在啃一条烧焦了的人腿，原来，饥饿的人可以吃烧熟的尸体……

童增听到这里，实难控制住自己的悲愤，他为自己同胞的遭遇痛哭失声。最后，他大声地喊道：“我不告倒他们，我就不是中国人！”

两人分手了，在接下来的一年里，赵宗仁天天骑着自行车跑，最远的有80多公里，他找到了100多名被掳劳工。然后，大家写索赔材料，写好了，寄给日本大使馆。他以为一定会有回音。然而，不但没有，反而他遭到了乡政府的调查，指责他破坏了“中日友好”。

有一次，派出所找到赵宗仁。赵宗仁趁机向警察控诉日本人的罪恶。临了，警察说：“赵老，您做得是对的，我今晚请您吃饭。”

和赵宗仁同样为调查劳工奔走的，还有一个人，这个人放下老板不做，倾家荡产追随童增。他同样是个英勇的中国人，他叫甄国田，是赵宗仁朋友叶永财的朋友。

1992年的时候，甄国田在河北省徐水县开了一个建材商店，日进斗金，每天过着近乎小神仙的日子。有一天，他正在喝酒，好朋友叶永财突然问道：“老甄，你老丈人不是也被日本人抓去当过劳工吗？”甄国田说：“是呀，他是1943年被抓去的，在福冈县挖煤。怎么啦？”叶永财说：“我的朋友赵宗仁正在搞调查，他是劳工，正在研究向日本人索赔。北京有位叫童增的大学老师正在调查这些人，劳工哇，‘慰安妇’哇，他要替这些人打官司，向日本人索赔。赵宗仁就是跟着他干。”甄国田说：“是吗？那我找他去，这才是中国人哪。我要跟着他干！”

这年秋天的一个夜晚，甄国田终于在北京见到了童增。他和叶永财、高国栋一起去的，4个人静静地听童增讲对日索赔的道理。

在童增快要讲完的时候，燕赵大汉甄国田突然爆出一句，“童老师，您啥也不用说了，我全力支持您，帮您调查，为我岳父，为那些劳工讨公道。当年光我们徐水就有400多人被日本鬼子抓去做劳工啊，他们受尽了罪呀。”

童增听了，特别高兴，他说：“那好吧，你去找那些健在的劳工，为他们造个花名册，将来打官司有大用处。”

回到徐水，甄国田就把每年净利6万元的商店关了。他走上了漫漫的寻访路。骑着一辆自行车，口袋里背着大饼、馒头和咸菜，他几乎跑遍了河北省大部分地区，景县、献县、静海、河间、唐山，他都去了。最远的地方，他去了安徽的泾县。没有车，他租了一辆自行车，就那样风里雨里地骑。当时还没有手机，全靠公用电话联系的，每分钟两元钱。他不知花了多少钱的电话费。

1994年4月13日，甄国田去河北献县找劳工刘敬章。临走的时候，妻子身体有些不舒服。甄国田想了想，说：“算了，等你好了我再去吧。”妻子说：“你快去，我没有事的，只要想一想咱爹在日本受的那些罪，我就气不过。你走你的，我没有事。”甄国田带着牵挂上路了。

3天后，他回家的时候才知道，妻子已突发脑溢血去世了。

甄国田捧着妻子的骨灰盒，呆坐了许久，然后给两个儿子擦擦眼泪。他再一次坚定地走出家门。

妻子没有了，家也穷了下来，但他的脚步没有停。他在结束了对最后一名劳工的寻访后，回到了家里，他问两个儿子：“你们怪爸爸吗？嫌爸爸吗？”大儿子说：“没有的事，爸，我养你。”小儿子说：“爸爸是为国家为百姓出力气的人，我脸上有光呢。”

最终，甄国田造出了一本写有5700人的劳工花名册。

2003年春天，甄国田来到北京童增的家。他把那本花名册捧到了童增的面前，“童老师，我的作业完成了。”

童增流着热泪紧紧抱住了他，“你的故事我知道了，你的爱人去世了，你的商店没有了，十几万元的积蓄也花光了，还欠了一万多元外债……让你受苦了。谢谢你，你是好样的中国人。”甄国田说：“童老师，不要这样说。我很崇拜你，您就是现在的戚继光。从打我认识您那一天起，我就决定跟着你去爱我们的国家，永远不回头。我虽然是个老百姓，但为国为民做事，是我的本分。别的我不懂，我管这个叫爱国主义。童老师，谢谢你教会我爱国的行动。我甄国田文化不高，可我要做个爱国的人。”童增问：“你现在靠什么生活？”甄国田答：“我现在靠儿子们养活，他们心甘情愿的，他们说我是国家的功臣。”童增听了，好一阵心酸。

刘连仁，是劳工中一个重量级的人物，在中国、日本，他几乎是家喻户晓，当年日本侵略者把他变成了“野人”。

1991年夏天，童增到石家庄会见了刘连仁，1994年冬天，日本律师小野寺利孝到中国来取证，童增请刘连仁和他的儿子刘焕新到北京来。第二天，他们到京伦饭店见了律师。刘连仁讲出了在日本做劳工的全部过程。

罪证—

刘连仁出生于1913年，是山东省高密市井沟镇草泊村人。1944年9月的一天上午，刘连仁被3个闯进村的日本鬼子抓住押走了。当时，他的妻子怀孕7个月。他哪里知道，这是日本人的“移入华工方针”，为这个卑鄙方针，他们到中国四处抓人，运回国去做奴隶。

在海上航行6天之后，刘连仁和100多名青壮年被运到了日本，他被分配到雨龙郡沼田村明治矿业公司昭和矿业所。他的身份到了这里，竟然被指定是战俘。日本人这样做的目的是想为自己的卑鄙做法制造个像点样的依据。

苦役开始了，刘连仁的工作是下到矿井里钻煤。又脏又累又险的活儿，每天要干上10多个小时。日本人给他们定的规矩很多，“完不成任务不准收工，不准洗澡……”日本人无耻地对刘连仁说：“太君是主人，你是奴隶，奴隶就是要听话……”没有多久，大家身上长了疥疮，奇痒难耐。他们每天只能分到一袋子粗面，根本就吃不饱，刘连仁只好掺些野菜、果渣、橡子面甚至木屑做成粥喝。有的工友饿极了，就从垃圾箱里捡日本人扔掉的垃圾吃，也有的人跑到日本人伙房的污水缸里偷捞饭渣填肚子。人们饿得身体发软，根本干不动活儿，工头就用木棒、铁棍、铁锨、铁镐疯狂殴打他们……矿井口就是地狱的门口，刘连仁他们只要一进去，就要受到塌方、透水、瓦斯爆炸等事故的威胁，死亡随时发生。挨饿受冻、挨打挨骂、担惊受怕，被打死、饿死、冻死、病死的人，不计其数……

为了活下去，刘连仁想到了逃跑。无数次失败，他被打得死去活来，但他对自己说只要打不死，还是要逃。

1945年7月的一天夜里，是个漆黑的夜晚。 9点钟刚过，工人们都睡了。刘连仁认为又是一个机会，他对自己说：“沉住气，跑。”他装着上厕所的样子，悄悄走出宿舍。老天有眼，院子的大门正好没上锁，门前也没有人，看门的日本人在里面喝酒打牌。

刘连仁特别激动，心都快跳出来了，那种求生看到希望的激动。他把鞋脱下来，提在手里，一步步地往门外挪，腿发抖心狂跳……终于，他挪出了大门，他穿上鞋子，飞快跑起来。天哪，他惊喜地发现自己的速度比风还快。月亮从黑云里顽强钻出来的时候，刘连仁跑进了北海道的深山。终于，他找到了一个山洞。

从那一天起，刘连仁成了野人。

有一天，他在山下的小窝棚里发现了一把铁镐、一把铁壶、一盒火柴。他高兴极了，有了这些，他可以活命。野人的生活开始了。世界上有没有野人至今没有定论，但是日本人在“二战”期间亲手“制造了”一个野人。

夏天，天亮的时候，他就爬出山洞，饿了，他用野韭菜、山蘑菇、野果子充饥。困了，就在草地上树底下打个盹儿。晚上，他到山下找土豆、豌豆、海带、稻米等食物，回来放在铁壶里煮着吃。这样的饮食，让他拉肚子、浮肿，食物中毒，但他挺着。害怕被人抓住，即使是在山洞里，他也不敢多睡，为了以防万一，他还要一天换一个洞。

北海道的气候冬长夏短，6月里雪才能融化干净，到了9月里，大雪又下起来，全年只有3个月的温暖。刘连仁身上只有一件单衣，又薄又破，根本无法抵抗严寒。无奈，他只好在厚厚的积雪里打洞，在雪洞中咬着牙度日。在冬天，不可能下山找食物，储存的食物又少得可怜，他就只能几天才吃一顿饭。

有一年，好不容易等到雪化干净了，可是，他刚下了山，差点被熊活吞了。

那天，他想到桑树下去摘些桑葚吃。突然，“扑通”一声从树上掉下一头巨大的黑熊。刘连仁快吓死了，跑是来不及了，只有等死了。他闭上了眼睛。然而，狗熊从地上站起来以后，定定看了他一眼，扭头就飞快地跑了。

刘连仁愣了，回过头来，浑身上下打量自己，才明白黑熊是被自己吓跑了。刘连仁身上绑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穿着捡来的日本女人和服。还有从稻草人身上剥来的布片，身上塞满了报纸片和野草，披挂着树叶等所有能御寒的东西，体积很大，走起路来哗哗直响，再加上几十厘米长的头发和满脸的胡须，确实太恐怖了。

凶猛的黑熊怕了他。

13年后，奇迹发生了。

1958年1月底的一天，大雪把洞口几乎封住，只留下很小的一个小口子。

突然，洞口传来了脚步声，刘连仁吓了一跳。突然， “扑通”一声，雪洞上端塌下来，一个人的脚伸了进来，这只脚在洞里四面打探，没碰着东西，又缩了上去。过了一会,那人慢慢地走远了。

刘连仁爬出洞来，在雪地上他拼命地跑，十多天后，他的手脚被冻裂，全身骨头疼痛难忍，又饿得要命，他只好又回到洞里。

10多天后，一个猎户领着两个日本警察来到洞口。这个猎户就是那天一只脚掉进雪洞的人。刘连仁看见他们在洞外，向里面观察，却不敢进来，只是向天鸣枪，过了一会儿，他们向里面喊话，刘连仁不吱声。警察们躲在远处候着，刘连仁以为他们走远了，就从洞里出来，又在雪地上跑起来。没跑多远，他被人抓住了。

日本发现了中国劳工野人的消息，飞遍了全世界。人类的媒体共同声讨日军的野兽行径。祖国人民对刘连仁十分关切，中国红十字会立即打电报给留日的中国华侨总会、日本日中友好协会等团体，那里的人们把刘连仁保护起来，给他治病养伤。

1958年4月15日，刘连仁回到了离别14年的祖国。在天津塘沽码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在那里率领数以千计的人民群众欢迎他。更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人群里还有他的妻子、弟弟和从没见过面的儿子。

刘少奇紧紧地握着他的手说，“欢迎你！欢迎你！祖国人民欢迎你！”当天晚上，刘少奇来到了他们一家三口住的旅社，和刘连仁拉起了家常。最后，刘少奇对刘连仁说：“这些年你受尽了人间苦难，明天先到医院去检查一下身体，好好治一下病，这里有好大夫。”

病好以后，刘连仁回到了高密老家，他很快参加了农业社的生产，先后被选为公社党委委员、村主任，还担任了县政协委员和潍坊市人大代表等多种职务。为了爱国主义教育，刘连仁不辞辛苦，到省内外做报告达1800余场次。先后6次出访日本，向日本人民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

童增听完了刘连仁的故事，接受了他的委托、调查、取证，因为刘连仁的岁数大，身体又不好，大部分工作是通过他的儿子刘焕新来做的，刘焕新最后也成了对日索赔工作的骨干，童增通过他联络了很多山东的劳工和家属。

那些年，刘连仁经常到北京来，也经常到东京出庭，每一次行动，童增都给以他大力支持，办手续，提供资金。

为讨回公道，1996年3月，刘连仁向仍然不认罪不赔偿的日本政府提起诉讼，并3次赴日上法庭陈述。2001年7月12日，刘连仁在童增的帮助下，经小野寺利孝大律师的辩护，他全面胜诉，被告日本政府被判赔偿2000万日元。

这是中国人对日索赔成功的第一例，对全国各地的战后赔偿诉讼产生了重大影响。2001年7月，日本东京地方法庭判决日本政府违反战后救济义务，应当向刘连仁的遗属提供2000万日元的损害赔偿。但是，4年后，日本东京高等法院推翻这一判决，驳回刘连仁索赔请求。2007年，日本最高法院三审驳回原告诉求，此后不再受理。刘连仁胜了，但由于日本政府的无赖，他又败了。

2000年9月2日，刘连仁的癌症复发，医治无效去世，享年87岁。童增对刘连仁的评价是：“他很正直，很有骨气，要求日本政府和企业赔偿的愿望也非常强烈，他是控诉日本的活证据。他不愧为反法西斯的斗士。”

有一年冬天，李定国调查工作提前结束后，李定国租了几个冰划子，带领大家在白洋淀上转了一大圈儿。

一路上，划冰划子的农民听说日本客人是律师，就开始介绍当年雁翎队在白洋淀打鬼子的传说，也讲了一些鬼子残害老百姓的故事。他说：“日本鬼子在白洋淀干了很多坏事，当地的老百姓对他们恨之入骨，如果日本鬼子被当地老百姓抓到统统地扔到冰窟窿里。”日本律师认真地听，不停地问，因为他们都是年轻人，没有听过这样的故事，他们在国内听的都是教科书上的胡说八道。

河北省白洋淀是一个对外开放的旅游景点，在白洋淀附近有很多当年被抓到日本去的“劳工”。这个地方是李定国精心挑选和安排的。一是这里“劳工”比较集中；二是总体费用较低；三是不易引起注意。在白洋淀集中调查过4次，每次都在20人以上，效率很高，效果很好。那些当年的劳工也愿意去和日本律师同住一个旅社，晚餐还可以和日本律师一起喝酒，他们很高兴，律师们也很开心。双方交流比较随和，讲的事情就更真实。每次都是事先定好房间，“劳工”和日本律师先后入住，司机尽量安排“劳工”家属。一切都十分圆满顺利。但最后一次出事了。就那一次李定国没有亲自到场，偏偏就出了事。那次，李定国在北京安排从山西来的几位老人去日本东京出庭做证。白洋淀那边全交给甄国田具体来安排了，调查起初进行得很顺利。但就在结束时，突然来了许多警察，有外办的、县公安局的，还有省公安厅的，人比较多，看起来是有备而来。询问倒是很简单，没有太多的刁难，但最后还是以两个翻译没带护照为由要罚款，李定国在电话里说可以让司机开车回北京取，但还是被罚款2000元。李定国当时给甄国田电话说：“他们说什么都接受，一定保证律师团安全返回。”
 

童增与部分受害劳工合影

此外，江苏、浙江、武汉、南京、陕西、安徽、福建、云南等地的很多热心人、志愿者和“受害者”本人参加了对劳工的调查。

经过两三年的调查取证，日本律师团手里也掌握了大量的证据及当事人的材料。其实还有很多“劳工”及各方面的“受害者”都还没有调查，但是这个工程量太大了。童增与律师团协商后，决定先以典型案例进行开庭诉讼，以开庭为主，调查为辅。这样的话，可以提高效率。

2003年9月18日，童增作为赵宗仁等中国劳工受害者的证人，作为中国民间对日索赔活动的发起人，受到日本知名律师田中贵文的邀请，首次到日本札幌地方法院出庭做证。为了在法庭上有力地驳斥被告的狡辩和抵赖，日本律师小野寺利孝等人请童增提供证人证言。童增按照律师们的要求先写好了证人证言传了过去。他是这样写的—

我的证言

一、我的经历和现在的地位。

我于1989年在北京大学法律系硕士研究生毕业。毕业以后分到化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书，在这个时候就提出了一些理论方面的研究，后来又转中国老龄科研中心从事老年法律方面的研究，副研究员；1998年，在中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任部门经理，总经理，董事总经理，现在是中祥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长。

二、中国受害者的苦难经历和对民间索赔的认知过程。

日本侵华，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我父亲小的时候在中国武汉，在一个大家庭里，生活非常美好。但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之后，整个家庭的命运随之改变。在一次日本飞机轰炸武汉时，我父亲与家人四处逃窜，父亲跑到一个大坑中的小坑里，才幸免于难，但小坑外的大坑边缘被炸死两人；后来在武汉的房子也被炸，很多宝贵的藏书、字画等毁于一旦。从此以后，我的父亲随家人四处逃难，逃到中国衡阳，为了躲避日军飞机轰炸藏在树林里，而日机却往树林里俯冲疯狂扫射，结果一些中国平民被打死或被打伤；逃难到中国桂林，躲日机时藏在山洞，结果日机在山洞口投放燃烧弹，使滚滚浓烟扑进洞内，我父亲及家人、还有很多中国平民忍受不了烟熏拥出洞口，还没睁开眼睛，又有日机飞来，这次是炸弹和机枪扫射，死伤无数。后来，到了重庆，防空警报拉响时躲进防空洞，日机对重庆各处防空洞洞口了如指掌，我父亲及家人躲避日机有了一定经验，重庆是山城，山很多，日机来时就往山上跑，避免了曾经躲避过的大隧道惨案，这次惨案死伤重庆平民一万余人，战后10多年，我父亲只要听到火车汽笛声和汽车喇叭声，就会受到惊吓，以为又是日本飞机来了。当然，我父亲及家人遭到日本侵华时受到的伤害，比起中国其他千千万万受害者可以说是比较轻的，是不足挂齿的。后来我从事民间对日索赔活动，我父亲在精神上给予我很大的支持。

我在调查中发现的第一位名叫侯冬娥的“慰安妇”的状况，就比我父亲要悲惨得多。由于她被日军糟蹋了，战后几十年都受到村里人的歧视。1992年，我把侯冬娥的索赔要求提交给日本驻中国大使馆后，我派了中国法律与生活杂志社记者李秀平女士到山西去找她，发现她孤独一人住在一个破窑洞里，全部家具加起来不过几十元人民币。她到了晚年每年的粮食不够吃，每天只吃两顿饭，下午4点钟睡觉，第二天上午10点起床，目的是睡着了可以少吃一顿饭，她几次都想自杀，后来知道可以向日本提出索赔要求，才打消了自杀念头。但是她不仅没有盼到索赔成功的这一天，而且再也不可能到日本来出庭，因为她几年前已经含冤而死（附件3）。中国武汉另一位名叫袁竹林的“慰安妇”，战后多少年，她心灵深处的伤害难以抹平，精神折磨直至心理也有所变态，对男人都不喜欢，连自己的外孙几乎都没抱过，而且她过去的事情还殃及了自己的下一代，她的养女小毛1993年11月9日给我来信时，谈到“我跟着她生活20多年也受到了歧视，60年代初我读中学期间同学曾骂我：上梁不正下梁歪……在当今日本政府没有公开赔礼道歉之前，我不想在工作单位传开，我怕！”还有几位战后留在中国的韩籍“慰安妇”，她们1993年向我叙述道，当年日军不让她们怀孕，将她们的子宫也切除掉，使她们终身不能生育，如果需要她们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出庭做证，除非她们死了。

中国受害者为什么战后过了这么多年不提出民间对日索赔要求呢？这是因为在“二战”结束后，当时在中国台湾的国民党政府在1952年与美国、英国一起与日本签订了《旧金山合约》，合约中放弃了赔偿要求，但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直是不承认的。战后50年代到70年代，特别是在中国当时的环境下、再加上“文化大革命”期间，对于战争受害人来讲，对自己个人的权利意识不是很了解。到1972年的时候，中国政府也考虑到日本人民也是战争受害者，我们提出战争赔偿会增加日本人民的负担，因此宣布放弃战争赔偿要求；但是这种赔偿要求，需要明确的是只放弃政府间的赔偿要求，并没有放弃民间的个人受害赔偿要求，实际上就把个人受害赔偿要求保留下来。作为中国的受害者来说，由于当时对国际法不了解，对这个问题一直认为是全部放弃了，再加上中国国内的具体情况，极“左”的路线，外交方面也比较封闭，很多国家对中国进行封锁，中国也没有跟美国等一些国家建交 ，再加上中国在法律方面不完善，在这个时候，中国受害者的确不知道自己还有权利要求赔偿，有少数受害者就是知道自己的权益，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起诉，法律依据是什么，通过什么渠道来要求日本政府赔偿。

三、开始关注战争受害赔偿的始末

作为我，对战后的受害赔偿是什么看法呢？我1982年大学毕业后开始从事教学工作和研究工作，主要是做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发表了一些关于法律、经济和社科方面的论文。在1990年4月的一天中午饭后，看到中国国内上海的《报刊文摘》，上面有一个关于欧洲重提战争赔偿的报道，如果东西德国统一，国家主体发生了变化，由以前的两个国家变成了一个国家，以前战胜国分别对两个国家放弃赔偿，现在两个国家统一为一个国家以后，各国受害者可以纷纷向统一后的德国提出赔偿。我看到这个消息后，激发了我的灵感，中国是当时遭受日本侵略最大的一个受害国，日本是不是应该赔偿中国呢？我到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查询很多有关资料，写了一份万言书，第一稿的题目是“从欧洲提出受害赔偿对中国的启示”；第二稿的题目叫“中国要求日本受害赔偿刻不容缓”，政府虽然放弃了赔偿要求，但是民间赔偿要求保留了，我们现在提出受害赔偿要求是维护受害者的权益，是符合国际法准则和国际惯例的。我写了万言书之后，上书到人大，通过新闻报道之后（附件10）。我相继收到了一万多封全国各地的来信（附件11），得到了中国各阶层强烈的支持，反响非常强烈。大家都一致认为日本对中国受害者赔偿是天经地义，是不可推辞的，是完全应该的。也有很多中国人认为，在这样一种环境下，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非常地难得，对受害人来说当年受到日军的伤害是非常之大，对他们进行赔偿，这是理所当然的。众多中国受害者也顿时豁然开朗，知道了依据一些国际法和国际惯例，可以向日本政府提出自己的权利要求。当时很多受害者从中国各地来到北京找我，武汉一位名叫陈忠义的老汉，当年他妹妹被日军抓走后一去不复返，他到北京为了找到我，在北京火车站地上睡了5个晚上。

四、中国受害者当发现自己拥有对日索赔权利的时候，大约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时候，国内有些媒体报道特别强调了政府赔偿与民间赔偿区分开来，这样中国的广大老百姓就知道了自己有这个权利向日本政府进行索赔。在这个时候，中国受害者就纷纷向日本政府提出索赔要求。当时我在中国老龄委工作，还被评为副研究员，接触老人较方便，而受害者又都是老人，他们找到我的时候，我让他们把索赔材料寄给日本大使馆，并把日本大使馆的地址、邮政编码和电话告诉他们；日本大使馆也承认已接到中国受害者的索赔要求信件和电话是非常多的，我也两次去日本大使馆代表受害者（特别是“慰安妇”）向日本政府提出受害赔偿，并且要求日本大使馆给予答复。日本大使馆一直强调是转交给了日本政府，但是日本政府却不尊重中国受害者的人权，无视中国受害者的受害赔偿要求，采取拖延的政策，一直不理睬，连一个答复都没有。中国受害者感到万分痛苦和愤怒，想不到日本政府是这样地可耻和无赖。中国西安“慰安妇”之子孙玉彬于1993年7月17日下午到北京来找到我，还带着一个小女孩儿，他说他给日本大使馆寄去的索赔信为什么不答复，他问我日本大使馆怎么去，他随身带的帆布包里有一瓶汽油，要去自焚以示抗议，我当时在马路边上，我劝了他两个小时，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也要为身边的小女孩着想，后来他想通了表示要长期跟日本鬼子斗争（附件14）。

五、我把中国“慰安妇”索赔要求向日本大使馆提出的经过和结果早在1992年8月7日下午4点，我与日本驻中国大使馆的公使斋腾先生约好了送一份索赔材料，我去了以后，但斋腾公使不在，接待我的是光冈先生，他是一位使馆的工作人员，我把“慰安妇”的要求受害赔偿的材料交给了光冈先生，光冈先生给我留下了一个收到这份材料的条子，证明收到了我的材料，我当时要求一个月之内给我答复，光冈先生接受了要求。当时各媒体都报道了此事。但过了一个月之后，一直没有答复，一个月之后又过了几天，我的一位同仁给他打电话，问为什么不按我们的要求给我们答复，当时光冈先生请示了很长时间，回答说，你们的材料我们已经转交了日本政府，他们正在研究，我的那位同仁叫李定国，他问为什么不答复给我们，光冈先生说那只是你们的意愿，只是你们的意思。后来我们的要求一直没有答复，这说明了中国受害者多少年来一直在要求索赔，要求日本政府给予答复，但日本政府一直不予理睬，一直到今天，日本政府对中国受害者提出的要求还没有一个答复，因此，当时我们就决定委托律师起诉日本政府。

六、委托日本律师为代理人提起诉讼的经过。在上述情况之下，我们通过日本大使馆向日本政府索赔的路子给堵死了。我们想到找律师打国际官司，因为我在北京大学法律系读了3年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是经济法，自然就会想到找律师起诉日本政府。从1993年开始，我就找到中国的律师，其中也有我的研究生同学，但都没有结果；又委托香港的朋友和美国的朋友找律师，很多国内外记者采访我时提到打官司时，我回答正在找律师，而且也拜托海内外记者帮我找正直的律师。因为我熟悉的记者很多，其中有位日本共同社记者河野先生，从1992年开始采访我，我们之间很熟悉，他后来也知道我想找律师，到了1994年的时候，河野先生打电话，说有位名叫小野寺利孝的日本法学家，很正直，想见见我，可以帮我们打官司，他在日本也知道我从事的活动，我听了以后半信半疑，日本人怎么可能帮我们打官司起诉自己的政府；但我们见面之后，使我永远不能忘记的是他表示，就日本侵华时给中国带来的深重灾难，他以前在日本了解很少，但到中国访问时才发现中国的受害程度远比他以前预想的要大得多，他愿意代理中国受害者打官司。当时他50岁，可以打到60岁，我当即表示可以代表受害者委托以小野寺利孝为首的日本律师起诉日本政府，讨回中国受害者的公道，目的是通过日本法院的判决，来伸张中国受害者的权益，让中国受害者当年被日军残害的案例与罪行公布于众。同时我们也委托了香港律师何俊仁先生，帮助另一位名叫袁竹林的中国“慰安妇”打官司；中国湖南的一位胡良侣的“慰安妇”和山西的一位叫李秀梅的“慰安妇”，我们也委托了美国华裔林翠玉女士到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控诉日本政府。

七、对东京地方法院判决的感想和看法。

经过数年马拉松式的诉讼，2001年5月，东京地方法院认定遭到性虐待事实，但做出了驳回她们诉讼请求的判决。对这个判决，作为我个人来讲是感到非常震惊的，为什么震惊呢？

这个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居然会无视国际法规和国际惯例。“二战”后，德国对受害者进行了多次谢罪和大量的赔偿。“慰安妇”问题是国际公认的对女性的性虐待，属于战争罪行。既然是战争罪行，对加害者犯罪事实的认定，除了承认事实之外，还要对受害者进行赔偿。从现在日本法院驳回这个判决情况来看，是不合法的，违反了国际法规定，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这个判决，实际上给世界和平和惩罚战争犯罪带来了一个很坏的案例。我们要维护世界和平，首先就要对战争罪行进行彻底的追究，但现在这么判决就是纵容了这些犯罪罪行，尤其是对女性的性虐待，这对以后预防战争犯罪，预防这种历史的犯罪罪行是非常不利的，留下了一个很坏的案例。

第三点，这个判决从人道主义来讲，是极不人道的。作为任何女性来讲，她受到了虐待，从她的心理来讲，是终身的，从人性的角度来讲，是对人性的一种扼杀。

第四点，这个判决加深了中国对日本政府的不信任感，对日本政府产生更大的厌恶感，中国的受害者在当年日军侵略中国的时候，受害是最深的。当时被强迫做“慰安妇”的中国女性得到这样一个判决是悲痛万分的。对中国的民间，对中国人民来讲也产生了非常大的负面影响，在中国民间自然积累了更大的仇恨，实际上是让中国人民永远都知道日本政府无视国际法，没有人性地对待中国的女性，加深了对日本政府的仇恨情绪。

第五点，这个判决为中日两国友好的发展设置了一个非常大的障碍。中日两国政府特别是中国政府希望和平解决战争遗留问题，但日本法院的这个判决在中日两国发展的道路中设置了一个非常大的障碍，这说明日本法院和日本政府没有这种诚意排除中日两国友好发展的障碍。如果这个问题得到解决，那么，中日两国的友好发展会更上一层楼。

通过以上五点，从我个人来讲，中国受害者从提出赔偿要求到现在已经很多年了，得到这种被驳回的结果，是没有想到的，中国的其他人民知道这个消息后，非常愤怒，有的人也埋怨我们，不应该到日本打官司，日本政府是没有人性和良心的，而这些“慰安妇”也不是日本法官的母亲和女儿，他们同样是没有人性和良心，日本的法院一定与日本政府一丘之貉，不会做出公正的判决。

八、对高等法院的要求和期望

从1991年到1994年，我们一直在向日本大使馆提出赔偿要求，但是4年来，他一直不予理睬。从1994年以后，我们就转向由日本的律师和其他律师代表中国受害者起诉日本政府。但从日本东京地方法院的判决结果看，的确令中国受害者非常寒心，在此，我们要求日本东京高等法院的法官到中国来访问一下，了解中国“慰安妇”受害的真实情况，她们一生中经历了很多很多苦难，有的已经濒临死亡，但愿她们的苦难历程能打动法官的心，能够改判东京地方法院的错误裁决，从战争受害者角度考虑，承认对中国妇女实行性虐待的事实，恢复中国受害者的名誉，给她们进行道歉和经济赔偿，让她们在晚年能了却这件苦难的心事，更好地安度晚年。

日本不欢迎童增。

早在1992年，日本亚太地区战争牺牲者协会曾邀童增于当年8月7日至16日到日本，出席在东京举行的悼念和集会活动并发表演讲。童增接受了这一邀请，准备的演讲题目是“中国‘慰安妇’问题”。但日本驻华使馆一听是童增，就拒绝给他签证。没有办法，童增只好在8月7日将受委托的中国7名“慰安妇”对日索赔文件递交给日本使馆工作人员。这是中国大陆“慰安妇”第一次正式向日本政府提出索赔。

1995年，童增再次受邀赴日代理9位中国战争受害者向日本政府索赔，其中包括在日本深山中度过13年“野人”生活的中国劳工刘连仁、南京大屠杀中被刺36刀的李秀英，以及丈夫被日军抓去做活体实验的敬兰芝老人等。日本使馆的工作人员看了看童增的照片，又抬头看了看他本人，退回了他的护照，还是一拖再拖。

这一次居然允许童增入境，这大大出乎他的意料。童增走在日本的大街小巷，看到到处盛开妖冶的樱花。可是他看不到美丽，他看到的是血红，是那种永不干涸的鲜血。

法院门口也开着几行如血的樱花，童增瞟了几眼，就进了法庭。

小野寺利孝组织的北海道律师团比较庞大，有66名律师，他们共同协助43名中国原告提起诉讼。可敬的律师，他们高举真理与法律的大旗，为了中国劳工与自己的国家开战。

为了帮助赵宗仁等人解决高额的诉讼费用，小野寺利孝他们费尽了心思，最后决定通过三个渠道来解决。这三个渠道是，向每个律师收取会员费，将那些不将姓名列入律师团的律师作为赞助会员，收取会员费；向市民募捐，从市民的支援中获取费用。另外，财团法人札幌法律援护基金会指定这一诉讼为“公益事件”，为诉讼提供了80万日元的捐款。

这样的义举，让日本右翼分子红了眼。

日本外务省的人打电话问田中贵文律师，“你们到底是哪国人？”田中贵文：“在法庭上，我们只是律师。”对方无奈，又问：“那个叫童增的来做什么？”田中贵文答：“出庭做证。”日本外务省的人停顿了好久，“啪”的一声撂了电话。

9月16日7时40分，童增准时来到首都机场，在棕榈树下，他如约见到了中国律师康健，还有两名原告，山东诸城的王子安和姚毅。王子安拉住童增的手，激动地说：“童老师，我早就在报上看到您了，当时你提出民间赔偿1800亿，政府的赔偿1200亿放弃了。了不起的观点，提醒了我们这些受害人。您今年多大年纪啦？”童增说：“我47岁了。”王子安说：“天哪，太年轻了，我以为您二十几岁呢，真的是又年轻又英武。”姚毅说：“是的，天生的英雄形象。”童增拉着3个人，在候机室合影留念。

4个小时后，童增所乘的飞机在日本成田机场降落。在这里，爱国的留学生们涌现了上来，他们拉着童增的手问长问短，帮助他们一行办理了登机卡。休息了两个小时后，童增和留学生们告别，带人飞往札幌。过了安检门，他还听到留学生大声对他喊，“童增必胜！中国必胜！”

日本庞大的律师团非常重视童增这次出庭做证，此案胜诉与否，他们认为这会直接影响到其他在日本打的中国民间对日索赔官司。在札幌，童增受到了律师们的热烈欢迎。

9月18日，在札幌法院。

2003年童增在日本法庭外

这次出庭的，中国原告方律师的团队共有15人，除中国女律师康健外，其余都是日本律师。被告方日本政府代理人3人，日本三井、新日铁、铁路建设、地崎等企业的代理人不等，另外有5位律师。

童增看了一眼法庭上下，内心瞬间激动起来，他看到法庭一边站着中国最底层的农民，另一边则是日本政府和大企业的代表。那个场面象征着，即便战争过去几十年，但是对于战争、对于侵略者的控诉之声依然坚韧。

他看到了自己努力的成果。想当年，日本社会对于战争罪行连最起码的认识也没有，普通日本民众心中根本就没有赔偿的概念。通过这十多年的诉讼，许多有良知的日本媒体、民众也在此过程中了解了侵华战争的真相，他们中很多人选择支持我们。现在，已经有10万日本人签名支持中国受害者在日本的诉讼。这就是胜利。

旁听席上座无虚席，有80多人在那里静静地等待。

让人忍俊不禁的是，审判长代表法院向童增提出要求：“凭良心讲述真实，不虚构任何情节，不说谎言。”说罢，他还带领大家煞有介事地宣誓。

然而，最先破坏誓言的就是日本政府的代理人。

被告日本政府代理人辩称：“中国被掳劳工原本没有索赔的要求，是日本律师到中国撺掇他们到日本来索赔的。”“小野寺利孝？”旁听席上，人们哄堂大笑。童增说：“你太可笑了，居然提出这样的说法。我的到来，就可以证明中国受害者是看见当年我的对日索赔文章知道了索赔的权利，我们的这些日本律师是在接受了被害人的代理后才打了官司。”

从下午2点开始，童增作为证人接受原告律师的询问，他首先向法庭陈述了从1990年开始提出对日民间索赔的“万言书”之后，如何代表中国受害者向日本驻华使馆要求赔偿，又如何委托日本律师起诉日本政府的过程。

下午3点，开始由日本政府代理人向童增提问。一个代理人居然这样发问：“1972年中国政府已放弃了对日赔偿要求，你根据什么要求日本政府赔偿？”童增看了他们一眼，回答说：“根据国际法、国际惯例、日本国内法和中国国内法，在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里面，中国政府宣布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而日本与韩国、苏联、美国、澳大利亚等国签的条款和宣言都是把国家赔偿与个人赔偿严格区别开来。”

日本代理人听了，愣了，想了一下，他想到了耍无赖，他说：“要赔也是相互赔偿，日本也应该向中国要求赔偿。”童增反驳道：“当年日本是侵略国，在中国犯下了滔天罪行，这就好比是有人把你父亲杀死，把你女儿强奸，难道还要求你赔偿吗？”

童增在日本演讲

日方代理人顿时哑口无言。

在法庭上，法官问到劳工饥饿难耐吃人肉的情形。日方代理人“嗤”地一笑，说：“这简直是小说里的情节，怎么可能呢，吃人？怎么会呢？”赵宗仁的难友赵冠英当即站了起来，他说：“这事是有的，当时我也吃了。这样的事很难说出口，但我必须说出事实……”

法庭上下一片哗然，当代人没有人可以相信会出现那样的事情。

过了一会儿，另一个日方代理人突然向童增发问：“当年你提交的‘万言书’，后来有相关议案在全国人大提出，那么全国人大是否通过？请回答‘是’或者‘不是’。”童增回答说：“这不能用‘是’或者‘不是’来回答。中国全国人大并没有发出不采用我万言书的通知，而且，你们应该知道中国的立法程序特别严谨慎重，有的立法要经过5年、10年才能完成。”

又是难堪的沉默。

日方律师提的最后一个问题是：“你是否认为赔偿是道义上的问题。”童增知道他们的用意，在这个地方讲道义，就是为了逃避战争罪责。他回答道：“除了道义问题，当然还有战争责任问题。”

下午4点，童增做证完毕。

最后一个小时是原告律师的陈述，中国律师康健严厉驳斥了日方的谬论。最后，康健说：“希望法官以勇气事实为依据公正判决。”

在审理过程中，日本政府代理人处境十分尴尬。童增作为证人问话完毕后，旁听席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会后，日本律师田中贵文紧紧握住童增的手，连连说：“好！”小野寺利孝说：“如果他们不耍赖，我们必胜。”

这一次出庭，童增明显感受到了日方辩护律师的强词夺理和法院的不公正。他发现，要在日本取得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胜利，哪怕只是阶段性的诉讼胜利，都几乎是不可能的。

札幌很漂亮，东京也很繁华，但童增婉言谢绝了小野寺利孝等律师朋友的挽留，他从法庭出来，就回国了。临行前，他深深地看了那个闪着幽灵般光辉的皇宫一眼，心说，“那里面还有好多从我们国家抢来的文物，特别是那块‘中华唐鸿胪井刻石’，等我有了机会，我非要回来不可。”

一年过去了。

2004年3月23日，札幌地方法院审判长奥田正昭宣布判决。

判决虽然承认了43名原告曾被掳掠到日本，在恶劣环境下从事过重的劳动，但同时又认为，日本掳掠劳工的不正当行为已超过20年，中国劳工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已经失效。据此，他们驳回了43名中国原告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及6家企业谢罪并支付总额达8.6亿日元的损害赔偿。

日本政府和札幌法院一起耍赖了。

童增得到这一消息，极为愤怒。

童增在接待中外记者时，这样表达自己的强烈愤慨，他说：“国际法规定，‘二战’期间受伤害者，个人追讨赔偿不受时效的限制。日本也有法律规定，一个人必须知道自己的权利才能起诉，如果不知道权利，诉讼时效就中断。中国民间人士在20世纪90年代初才知道个人也可以向日本政府、企业提起诉讼，所以诉讼期的起点应该是20世纪90年代初。我们的起诉并没有超过时效。这样的判决就等于是新的犯罪，这与当年对‘慰安妇’案的判决是一样的无耻行为。我这样说并不过分。第一，日本地方法院无视国际法规和国际惯例。‘二战’后，德国对纳粹暴行的受害者进行了多次谢罪和大量的赔偿。劳工问题、细菌战问题、‘慰安妇’问题是国际公认的战争罪行。既然是战争罪行，对加害者的犯罪事实的认定，除了承认事实之外，还要对受害者进行赔偿，而日本法院判中国受害者败诉，显然违反了国际法规定。第二，日本法院错误的判决，实际上给世界和平和惩罚战争犯罪带来了很坏的判例。第三，这种判决是极不人道的。中国受害者曾受到惨无人道的虐待，任何赔偿都不可能完全抚平他们的身心创伤。而漠视对他们的赔偿诉求则又是一种加害。第四，这样的判决，将加深中国人对日本政府的不信任感，对日本政府产生更大的厌恶感。第五，这将给中日两国关系的发展带来障碍。因此，我个人感到非常愤怒。我将继续诉讼下去。”一时，全世界的媒体都刊发了他的谈话，“中国童增”再次震惊全球。

然而，童增心急如焚哪。

中国受害者对日民间索赔从提出到现在已有很多年了，30多起案件，到现在无一案胜诉。这些诉讼主要集中于无差别轰炸屠杀、强掳强制劳工、强征奴役“慰安妇”、细菌战大规模杀伤等方面。战争罪是反人类的罪行，根据国际法，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起诉。应该说，在国内提起索赔诉讼是完全可行的，也有国际法可依。

在索赔方面，不论是政府索赔还是民间索赔，有很多国际范例。比如韩国当时也放弃了各种战争赔偿，但现在有受害者在韩国国内提起诉讼，韩国高等法院已经判胜诉了。童增想，韩国能胜，我们就能胜。

目前，受害者很多都已经去世了。当年和赵宗仁一同被抓的148名劳工，现在只剩下85岁的他和另一位90多岁的人了。赵宗仁对童增说：“我一定要坚强活下去，要看着把日本告上我们中国的法庭。”

童增和他的战友们经过反复研究认为，民间的对日诉讼在日本开庭，原告在地点、法律体系上都没有优势，中国律师要争取把对日诉讼的官司搬回国内打。当年日本犯罪的地点就在中国，中国法院对相关案件有管辖权。

2014年3月18日，“二战”掳日中国劳工及遗属状告日本企业一案已经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正式立案，这也是中国法院首次受理掳日劳工诉日企案。在童增看来，这是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路上的重要转折点。 他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类似诉讼在国内展开，新的良好的局面将一步步地展开。

冯万钧和童增相识也比较特殊，正如人们讲的缘分。

当年，他们是在一个系统工作。那个时候，冯万钧黑龙江省老龄委工作，童增在全国老龄科研中心。

1991年，北京召开全国的老龄会议，黑龙江省老龄委有个处长从北京回来，把童增的材料带给冯万钧看。冯万钧一看，连连叫好。于是，他相约与童增见面。从此，两个人成了亲密的战友，或者说冯万钧成了童增旗下的一员战将。

有一次，当时在《人民日报》记者站工作的冯万钧到北京开会，出于仰慕之情，他去看望了童增。进了屋，他愣住了。

童增的小屋子里只有一张破铁床，一台十二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客厅只有3个凳子，冯万钧进来了，同时还来了两位大学教授，童增只好站着。他刚从单位赶回来，从冰箱里取出一块干面包，就一杯白开水就算是午餐了。那个时候，童增每月的工资大半都用在索赔的事情上了。

他一个人在那里面默默地整理全国各地受害人的来信。

热血的冯万钧掉了眼泪。从那一刻起，他决心要大力支持童增。

2001年的“五一”长假后的第一天，冯万钧听朋友说齐齐哈尔工人文化宫旁边有个日军毒气部队五一六的地道。

五一六与七三一原先是在一起的，1939年5月，七三一去了哈尔滨。五一六部队独立了，成为日本陆军从事化学作战的部队，是“二战”期间日军在境外最大的毒气部队。他们主要是进行化学战方面的研究。编制约250人，大部分是技术军官，多数人曾在陆军习志野学校培训。这支部队分为五个课：总务课负责其他各课的统筹工作，第一课负责毒气探测和毒物合成，第二课负责毒气防护研究，第三课负责毒气治疗研究，第四课负责化学剂研究。同时，还承担医学、兽医学、气象学等领域的研究。五一六是日本在华最大的化学战研究中心。当时日本在亚洲毒气战的军官的培训，都是在齐齐哈尔五一六培训的。

冯万钧想，这就是日军的罪证了。于是，他给童增打电话，童增说：“好哇，冯老师，那就请你抓紧调查一下。还有日军搞活体试验的七三一部队，也要调查一下。”冯万钧说：“好吧，我就从这两件事入手。”

冯万钧找了几个朋友，来到河沟里一个大树杈后面，那有个大铁门，铁门里面就是五一六部队当年做细菌实验的秘密地道。当时，他还带了摄像记者。费了两个小时的时间撬那扇铁门，那扇关闭了几十年的恶魔之门，终于“轰”的一声开了。一股刺鼻的味道冲了出来。往里面一看，黑咕隆咚的。见人们有些犹豫，冯万钧说：“我先下，这样，我每走十步喊一声，如果我不喊了，你们就下来救人。”文化宫的保卫科长说：“好，你要小心。”

冯万钧穿着大靴子，一步一步试探着往里走。地道里的水很深，手电一照，漆黑。这时他感到头皮发胀，他撤了回来。

上来以后，他向市长做了汇报，市长同意在军方配合下，彻底调查这个秘密地道。

10天以后，由某旅工兵、市纪委、媒体、旅游局长组织专门的调查机构。冯万钧和七个战士穿着防化服，第二次下了地道。战士在前面，冯万钧在后面扛着摄像机。

地道里气味十分难闻，他们一边走一边化验，得出结论这里的气体是氮芥气，这种气体自然界里是没有的。常识告诉冯万钧，氮芥气也叫芥子气，是化学武器毒气弹的成分之一，毒性和危害巨大，糜烂性毒剂之一。分子式N（CH2CH2Cl）3，学名2，2′，2″-三氯三乙胺。无色油状液体，有鱼腥臭味。沸点230—233℃，凝固点-4℃。难溶于水，易溶于有机溶剂。能引起皮肤红肿起疱，以致溃烂。严重时会引起各器官或全身性中毒。只有漂白粉、二氯胺等可以破坏它的毒性。

在走进去几百米的时候，毒水没到胸部了，水一点点地加深，防化服漏进水了。冯万钧大叫一声：“撤，赶紧上去洗澡，不然皮肤要烂的。”大家飞快跑回地面冲洗。好在时间短暂，皮肤没有受到伤害。

很快，新华社将齐齐哈尔发现氮芥气报了出去。经过调查，那个毒气地道是“二战”时日本最大的攻防工程。

可是，从冯万钧那次上来后，那个地道就一直放在那里，没有进行安全处理。童增和冯万钧曾想恢复五一六部队遗址，但是由于资金等方面的原因，始终没有做成。

然而，两年后，悲剧发生了。

2003年8 月4 日凌晨4 时许，齐齐哈尔市北疆花园小区施工现场挖掘机司机毕海岩挖出5个铁桶，桶内有黏液流出，渗入土层里，气味很大，类似芥末味。8时许，铁桶被施工单位卖给收废品的李贵珍，他将5个铁桶送往铁南废品站。当天下午，废品站将铁桶卖掉。随后，公安部门发现铁桶异常，追回铁桶，送往齐齐哈尔冯屯化工厂保存。当晚，有3人中毒明显，进入解放军二○三医院救治。

8月5日开始，陆续有多名与铁桶接触者因中毒送往二○三医院。当天北疆花园小区现场的残土被运走，由于没人知道残土被污染，结果多家单位和个人受到了影响，造成更大范围的伤害。

事件发生后，专家鉴定这些人为芥子气中毒。5个铁桶为侵华日军遗弃的化学毒剂桶。当地政府对北疆花园小区、铁南废品收购站、民族车队、齐齐哈尔市五中等现场和运土的车辆进行了封锁，并对接触毒剂人员进行逐一排查，使事态得到及时有效控制。日军遗弃的毒剂桶被密封后，运到富拉尔基日遗化学武器托管库保存。

这个事件共造成中国平民1人死亡，43人受伤，是迄今为止日军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最严重的伤害事件，引起国内外震惊。

事实上，20世纪50年代、80年代在齐齐哈尔就曾经发生过一次这样的事故。

1950年8月，黑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位于齐齐哈尔）修建校舍，工人们在施工时，意外地从地下挖出两个铁罐。经过专家鉴定，这是侵华日军遗弃的毒剂桶，里面液体是糜烂性毒剂。在整个过程中，由于预防措施不够，毒剂泄漏造成了1人死亡，数人受伤的惨剧。

1953年2月，“北满钢厂”的工人在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昂昂溪一带收购废炮弹。结果，收到了许多毒气弹。在运输途中，炮弹中的毒剂流出，导致70多名工人受伤。

1987年10月17日下午，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煤气公司在施工时挖出一个圆形铁罐，装有侵华日军遗弃下的毒剂—芥子气、氮芥气混合物。最后造成十几人中毒。

冯万钧再次发现氮芥气，是发现了日军的一大罪证，他制作了大量的录像，有助于将来到法庭上状告日本政府。

在调查中，冯万钧听人说，在1945年日本投降之前的一周，五一六部队用四吨重的嘎斯车拉了一周通过那个老江桥往江里扔毒气罐，至少有200多吨。现在那个桥炸了。2003年的气体泄漏就是那些大罐。如果这200多吨毒气罐都烂了的话，顺着松花江到黑龙江的俄罗斯。会一直污染到乌克兰。五一六部队的毒害，是全球性的。

2005年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前夕，童增在一堆细菌战的资料里看到了哈尔滨人敬兰芝丈夫朱之盈的名字。他就给日本律师讲了，小野寺利孝说：“这个人可以呀，抓紧找她。”于是，童增给冯万钧打电话，请他查找敬兰芝这个人。

冯万钧到公安局查敬兰芝，人家查了多次，还是没有查到。冯万钧不死心，还是坚持要继续查。警察说：“那你自己查，这人没有啊。”冯万钧只好暂时停了下来，他哪里知道，敬兰芝在她丈夫死后，逃出来就改名了。

一年以后，冯万钧参与拍摄一部关于七三一部队的纪录片，拍完了请每个当事人签字。有位叫郭敬兰的老人签完字的时候，忽然说：“其实我还有个名字呢。”冯万钧试探着问道：“你是不是叫敬兰芝呀？”老太太说：“是啊！你怎么知道？”冯万钧听了，差点跳起来。他说：“太好了，老太太，您坐我车跟我走，我找您一年了。我们要帮您状告日本人，现在，北京出了叫童增的老师，他……”

在北京，冯万钧把敬兰芝请到了童增那里。

敬兰芝给童增讲了她的故事—

罪证—

我原名叫敬兰芝，解放后改名叫郭敬兰。现在是哈尔滨市测绘仪器厂退休工人。

提起日本鬼子我恨得咬牙切齿。他们不仅害死了我丈夫朱之盈和我老叔敬恩瑞，而且害死了牡丹江国际反帝情报站的张文善、吴殿兴、孙朝山等同志。他们对我的亲人和同志，做的是活体试验。

我的老叔敬恩瑞在哈尔滨火车站当扳道员，改名叫敬金铭。他交了不少朋友，有个叫“老于”的，还有个叫“大摩登”的女人龙桂洁。他们都和我老叔经常来往，不知他们在一起都谈论些什么。

有一次，老叔领我进了道里公园（现在的兆麟公园）不一会儿，他掏出钱让我去买冰棍，当我回来一看，他和“大摩登”女人在唠嗑儿，先前唠些什么我不知道，当我接近时听他们竟说些家常话。回来的时候，老叔不让我把见到“大摩登”的事对别人讲，人家问也不能说。有一天晚饭后，老叔要领我到“大摩登”龙桂洁家去串门。我问，她怎么叫“大摩登”？老叔说：她家有钱，穿的阔气，因此大家都这么叫她。

我家距“大摩登”家不远，我俩到那一看，家里摆设确实很阔气，一色俄式家具，衣架上挂着反毛的裘皮女大衣。龙桂洁把我领到另一间小屋哄我玩，我老叔和龙桂洁的丈夫张慧忠在屋里关着门谈话。在大约二十分钟后，我和老叔就回来了。

1934年，我家搬到道外南七道街260号。这时，我又发现有个姓于的和我老叔接触。大约二年后，那个老于，还有张慧忠，龙桂洁都不见了，后来听说我老叔和他们都去了天津。

1939年末，我老叔突然从天津回到了哈尔滨，说到牡丹江去找活干，这样，他们全家人就去了牡丹江。

不几天，我老叔回到哈尔滨，当我母亲面给我提亲，说牡丹江四站有个叫朱之盈的木工与我般配，母亲看我都十七岁了，也应该找婆家了，于是，就同意了这门亲事。我跟老叔到牡丹江后，就与朱之盈结了婚。

朱之盈是山东人，中等个头，圆脸尖下颚，大眼睛，性情温和，会一手木工手艺，结婚那年22岁。我们住在西三条路附近的铁路官房，距老叔家不远。

老叔和工友吴殿兴、孙朝山都常来我家，有时张慧忠也来。来了，朱之盈就叫我在外边看着点，如果发现有可疑的生人，就给屋里通信。有时，张慧忠晚上来的时候，朱之盈就让我把房门锁上，然后站在院外放哨，30多分钟以后才让我开门进屋。我知道他们在屋里发报。

因为在这以前，朱之盈领我去哈尔滨取过电台。那是1941年春天，朱之盈说要领我去哈尔滨看望爸爸妈妈。临走时，他拎着事先做好的手提木箱。我们在哈尔滨站下车后，让我跟他去办一点事，然后再到我妈家。我们走到喇嘛台西南那片苏联房时，他让我在外边等着。不一会儿，他拎着那个木箱出来了，小声地对我说，箱子里装的是电台，要马上去牡丹江，这样，就没有时间去看望爸爸、妈妈了。在路上，他叮嘱我，不论遇到什么情况，也不能暴露我们的身份。

上了火车，朱之盈把装电台的木箱放到货架上，我们在隔着一排的坐席上坐着，但稍一抬头就能看到那个箱子。车开动了很长时间，警察来检查，只是往那货架上看了一眼，就过去了。我们顺利地回到了牡丹江。我们把这部电台给了张文善。这时，我老叔又改名为敬子和。有一天，敬子和跟张文善赶着马车给我家送劈柴，随后把装草料的草袋子扔在那里。后来朱之盈告诉我，从哈尔滨取回的那部电台放到咱家了。白天的时候，张文善又把那个藏电台的草袋子取走了。

1941年7月17日晚上，朱之盈没回家，我就到邻居的职工家去打听，他们说上午还看见了朱之盈，下午就没看见他。

晚上六七点钟，闯来了一伙武装宪兵，有两个宪兵站在门口，其余的宪兵进屋到处搜查。日本人问我，“朱之盈是干什么的？电台藏在什么地方？”我说：“朱之盈在铁路上班，没见过什么电台。”

日本人看没问出什么重要的事情，就用吉普车把我押到宪兵队。

在拘押室，我看到了龙桂洁和她的两个孩子，还有我老婶都在里面。

龙桂洁说：“早上2点多钟，宪兵队就把张文善抓来了，你老叔已经逃跑了。”

晚上，敌人把我们挨个提出去审讯，我看到龙桂洁她们回来时，都是遍体鳞伤。

半夜以后，轮到我受审了，在一个小屋里，敌人扒光我的衣服，一边用鞭子抽打一边审问：“朱之盈是干什么的？他都做些什么活动？”我说：“他是车站的木工，除了上班工作，没见他干些什么。”日本人说：“你是反日的情报员，难道不知道他干些什么？”我说：“我是家庭妇女，确实什么也不知道。”

第二天，日本鬼子把我带到2楼审讯室，我看见丈夫朱之盈在那里跪着，他衣服被撕破了，满脸是血，看样子是刚上过刑。

敌人当朱之盈的面，一边打一边审讯，打得我死去活来。

朱之盈说：“不要打她了，她确实什么也不知道，事情都是我自己干的，有什么话和我说好了。”

敌人又没问出什么，于是，把我俩分别押回拘押室。

一周以后，敌人看问不出什么，就把我和龙桂洁释放了。临走时，敌人哄骗我俩说，如果能找到敬子和，就可释放张文善和朱之盈。

我们没有上敌人的当，回家以后，哪也不去，过了几天和龙桂洁一起去探监，但没有见到人，宪兵队说，他们全押送到哈尔滨宪兵队去了。

我和龙桂洁又到哈尔滨去找，连门都摸不到，于是我回到牡丹江收拾一下东西，就回到了哈尔滨娘家。龙桂洁把家具处理后，带着两个孩子回锦州了。

记得1950年以后，老战友庄克仁来信说，我丈夫朱之盈、孙朝山、吴殿东都被日军七三一部队给杀害了。只是张文善和1942年被捕的敬子和下落不明，但他们肯定是被日本人害死了。

1988年，韩晓同志在北京会见庄克仁回来后，在香坊找到了我，他有根据地对我说，敬子和也是死在七三一部队。张文善是“牡丹江事件”的主犯，并与朱之盈、孙朝山、吴殿东三人一起被押往哈尔滨，死在七三一部队里面。

直到后来，敬兰芝才知道丈夫和叔叔是死于活体试验。那么，什么叫活体试验呢？

罪证—

试验的人被称作“马路大”，也就是“木头”的意思。资料显示，用活人做试验，一般来说，两天试验3个人。

几个健康的中国人被日本兵押到严寒的露天广场，他们的手脚被插进冷水桶里，然后抽出冷冻，一段时间后，日本军医用棒子敲打试验者。随后，把他们押进暖房，再分别把他们的手脚插进不同温度的水里。据细菌战犯仓原证实，他亲眼看到在一间小牢房里，有3个人没有手指头了，其余的人只剩下手指骨了——这是“吉村班”的冻伤试验。

在一间透明的隔离室里，日本人对几个“木头”注射鼠菌液，数小时后这些人淋巴腺红肿，面部和胸部变成紫黑色，皮肤呈现暗淡粉红色……“高桥班”的日本军医正在外面观察，被试验者死后，他们就通过地道，把人投入炼炉里。

 

责任编辑：王笛 最后更新：2016-09-01 09:4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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