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你必须还我天道》之（五）调查“慰安妇”千难万险也要查
2016-08-30 14:31:32 来源：作者：关捷 点击： 复制链接
10年后，1992年7月的一天，张双兵拿着介绍童增事迹的报纸，还有童增的亲笔回信，他又走进那个破石窑洞。侯冬娥看了童增的回信，只见上面写道：“大娘，讲吧，全中国人民给您做主，我们要找他们算账。”侯冬娥的泪水先是滴在信上，突然，她放声大哭起来，她哭得惨哪，哭了整整半天。张双兵悄悄退了出去，第二天，他又来看望老人家，侯冬娥一边哭，一边说出了她的受害事实。
张双兵
罪证—
“1936年的时候，我只有15岁。在父母的包办下，我嫁到了高庄村。1942年初，我丈夫入伍参军，留下我一个人带着5岁的儿子和刚满月的女儿。这年8月，日军进驻高庄后，得知我是当地妇救会的主任，就连夜把我抓走。我儿子只有5岁，他在后面哭喊妈妈，很可怜，日本人就要打他，我说你不要打他，我跟你们走就是了，我不用你们拖了，我走。去了进圭据点以后，一个红脸队长先上来动手，我骂他不是人，他就拿那个刺刀去扎我的胸口，让我自己脱衣服。当天夜里，我被一个叫伊藤的队长强奸后，关到了日军临时建立的一处慰安所，在这里，我与五六名同村的妇女每天都要忍受十几名日军的强暴和蹂躏。在据点里，只要日军不出去扫荡，就要野蛮地强暴我和姐妹们。几乎每个晚上都没有休息，最多的一次，我身上经过了50多个日本鬼子。40多天后，我刚生产完的身体，无休止地大量出血，完全垮了下来。3个月后，我被折磨得快死了，他们通知我母亲把我拉回了家。经过半年多调养，身体虽然恢复，但却永远失去了生育能力。在我被抓期间，未满周岁的女儿因为没人喂奶，饿死在了家里。1951年，当兵的丈夫回到村里，把我儿子接走了，从此再无音信。我在高庄几次改嫁，最终与一个大我十几岁没有鼻子的老光棍生活在一起。他有梅毒，把鼻子烂掉了，鼻子那地方就是两个黑窟窿，生人见了都害怕……”
侯冬娥讲完了自己的悲惨遭遇，张双兵认真地记录了下来。她从此把童增和张双兵当成恩人。在山西，侯冬娥响应童增和张双兵的号召，她是第一个站出来向日本政府讨还公道的中国女性受害者。
1992年7月提出申诉后，侯冬娥开始眼巴巴地盼望公正的裁决。然而，她没有等到那一天。
1994年，侯冬娥结束了贫病痛苦的一生，悄无声息地死在山西盂县高庄最破烂的石窑洞里。临终前她喊着儿子的名字，然而，无一人给她送终。
盂县西盘乡李庄村的李秀梅大娘这样向张双兵诉说—
罪证—
1941年农历八月的一天，我和妈妈正在炕上做针线活，突然有4个日本兵端着枪走了进来。他们看到我就叫了起来：“花姑娘！”一个日本兵冲上来猛地抱住我，张开满是黄牙的大嘴咬我，我吓得大哭起来。我娘拼命地护着我，那日本兵抬起脚把我娘踢倒在地上，用枪托猛击我娘的腰部，我可怜的娘被打倒在地上起不来。他们把我拖到了门外，他们见我还拼命地哭叫，就把我的嘴堵上了，并把我捆了起来，横在一头毛驴上驮到进圭村的一个老百姓家里。此时，高庄的侯冬娥和进圭村的班贤梅也被堵上嘴巴绑起来了，和我关在一起。第二天，我们被带到了进圭村炮楼旁的一个窑洞里关了起来。当天晚上，一个日本兵把我抓进了炮楼的屋子里，把我强奸了。自那以后每天晚上，至少有10来个日本兵来欺侮我，一夜下来，我被糟蹋得路都走不动。
在这些鬼子当中，那个红脸队长最坏，我们受害的姐妹一提到他，都会浑身发抖。有一次，我实在忍受不了他那变态的折磨,就拼死不从。红脸队长就大叫一声，抽出皮腰带劈头盖脸地朝死里打我。我吓得拼命地逃出了屋子，红脸队长追上我后，竟把我的胳膊拽断了，我痛得大哭起来。我恨死红脸队长了，我就狠狠地咬了他一口。红脸队长非常恼火，拿起地上一根碗口粗的棍子死命地打我。我的头上被打了两个大洞，鲜血直往下淌。就在我失去知觉以后，我的一只眼睛被打瞎了……
我被关起来后，母亲为了把我赎回来，向亲戚借了400块大洋，交给了日本兵。日本兵收了钱，但就是不放人。这些钱是够我家生活好几年的开支呀，我娘受不了打击，就上吊自杀了。
我以为要死在日本兵的据点里了，但我命中注定不会死。就在我被红脸队长打得瘫在地上不能动的时候，每天给我送饭的老乡见我就快要不行了，便把我悄悄地转移到一个老乡的家里，通知我的哥哥将我抬回了家。侯冬娥和班贤梅都和我一样，都是被折磨得只剩一口气时，才被抬回家的。回来后，我重病在床躺了一年多才慢慢好起来，我还得了严重的妇科病，至今没好。20岁那年，我出嫁，后来生了一男三女4个孩子……
1992年12月1日,张双兵在童增的鼓励和支持下,给日本政府和天皇写了一封信,要求对他找到的35名“慰安妇”进行赔偿，并随信寄去那些可怜老人的申诉书。
致日本政府的公开信
尊敬的日本天皇阁下：
中国日本有着历史悠久的友好往来，在中日两国的历史上有着美好的记忆。但不幸的是在近代史上的1937年至1945年8年间，给我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贵国政府也当然应该承认这一段史实。现在通过两国政府的努力，中日邦交正常化已在1972年就签发了联合公报，并在以后的这20年时间里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我们能为当时的受害者，对两国的友好往来一直向往着。并希望能在为更进一步发展中日友好的今后工作中做出自己的贡献。
中国有句俗话：“老朋友，账目清。”我们能盼到中日的友好关系，我们有机会能向贵国政府诉一诉我们当年受的苦，让贵国政府了解知道我们这些受害者是怎样在血和泪的挣扎中活到了今天的。作为贵国政府也应该按国际惯例和法规，为她们的过去做出合理的赔偿，为她们今后的生活做出安排。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封建制度国家，旧时代封建国家的封建妇女如何生存，她们惨遭蹂踏后的命运如何，这几十年的日日月月又是如何活过来的。我们不愿回忆过去，但过去的事折磨着这一些受害的妇女。对这一事实造成的人生悲剧，贵国政府理应早日作出道义上和经济上的赔偿。我们坚信，贵国政府一定会早日弥补这一场历史造成的损失，使他们这一些快入土的老人在有生之年得到一点温存。
特此
中华人民共和国山西省
张双兵
1992年12月1日
张双兵随信寄去了他调查的“慰安妇”简况—
侯冬娥现年 70岁 在进圭炮台受害
陈林桃 70岁 同上
刘林奂 70岁 同上
刘长换 66 岁同上
周喜香 67 岁同上
李高梅 67 岁同上
侯喜良 68 岁同上
侯巧莲 65岁 同上
赵乃花 68岁 在阳曲县温州炮台
侯计秀 68岁 同上（已死）
万洋梅 70岁 在进圭炮台
张仙桃 70岁 同上
尹玉妮 71 岁同上
王变良 69岁 在上庄据点受害
李丽香 69岁 在西烟据点
李玫荷 69岁 在河东据点
李海儿现年 68岁 在河东据点受害
张仙儿 67岁 同岁
杨毛女 68岁
王玫荷 73岁
高饱娥 68岁
尹玉林 71岁
尹桂香 74岁
张小妮 70岁 在进圭炮台受害
张二妮 已死
冯北香 已死
刘二荷 已死
李小孩 已死
边粉桃 已死
侯北桃 已死
侯润香 已死
赵雪梅 已死
齐瑞爰 已死
刘变珍 已死
侯双仓 已死
这些人全部提出要日本政府赔偿，下面是她们的申诉书。
罪证—
申诉书
申诉人侯巧连，女，现年64岁，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山西省阳泉市盂县西潘乡高庄村人。
于1942年3月，日本人去西烟镇夹掌村，把我和我父亲侯银筛抓住。当时我父亲任副村长，一开始把我们的上衣脱掉用木材来打，打得我们满身是伤，后来把我们带到了进圭村，去了以后就把我和父亲分开了，把我拉到一个家里，用锁把门锁住。但父亲不知到了哪个地方。到晚上11点多钟，有个人把门弄开进去，把我拉到另一个家中，进去一看有个黑脸大军官，我见势不妙，就高喊起来，可是那个黑军官穿着皮鞋对我又踢又打，又把我拉到炕上，又把嘴堵住，把我的衣服全部脱掉，就这样把我奸淫了，当年我刚满14岁，就这样被他们毁坏了一生。天刚亮，又把我送回了原住地方。在这样的情况下，每天清早到黑夜有20余次让日本人糟害，又过了70多天后，我全身浮肿得不成样子，在这种情况下锁在那个苦难的监狱里，饭吃不饱，水喝不上，大小便就在家中。除了他们叫时，再见不上天日。后来，家里人把一群羊（20多只）、一头驴、小麦500多斤，其中婆家还拿了200多块银圆才把我和父亲赎回来，我姨夫抬去一头驴，我爬到驴身上肿痛得下也下不来，回到高庄我姨夫家住了一夜。第二天，我姨夫才把我又送回我们家去，回去以后我病重得饭水不能到肚，大病了一个多月。后来造成后怕做梦，造成脑神经错乱，直到现在头脑都不够用，一遇大事和说话太多就脑神经错乱造成胡说，我的一生就让日本人糟害成了这样，连本人也养活不了，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申请向日本提要二十万美元，请给予我解决和做出果断的处理为盼。
申诉人侯巧莲具
1992年11月
申诉书
申诉人，赵乃花，女，现年68岁，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山西省盂县西烟镇大湾村人。
1944年3月的一天，驻阳曲县南温川据点的日本兵在白局队长的带领下，出发到大湾村，把正在耕种小豆的父子三人无辜杀死，拉走了耕种的牛驴。四处搜索把我从地沟里找出来，押到20里以外的南温川据点。一同被抓到南温川据点的还有同村的女人侯计秀。
到南温川据点后，被关在据点下面的黑洞里，每天晚上被人叫到据点炮台上，受尽了日本队长白眉和众多日本兵的奸污和轮奸，稍有不从，就遭毒打。我被打得遍体伤疤，受尽了折磨和凌辱。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被日本兵野蛮地糟蹋和粗暴的毒打，致使身体健康状况益下渐，不能再支持下去了。所以，经多方努力，我家用钱卖了黄米两口袋和一桶白酒送给日本据点里的日本人，才得以脱身被赎身回家。
由于日本兵的野蛮粗暴，遭此大难，落下终身残疾，至今难能痊愈，越老身体越出现多种当时落下的病根，为了能治愈我的多年病根，为了能保持晚年的生活用度，特向日本国政府要求赔偿10万美元。
特此申诉
申诉人，中国山西省盂县西烟镇大湾村，赵乃花（手印）
代笔人周爱英（手印）
1992年4月16日
申诉书
申诉人，周二海，男，现年69岁，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山西省盂县西烟镇大湾村人。
1944年3月，驻阳曲县南温州据点的日本兵在白眉队长的带领下，到大湾村把我妻子侯计秀和平村女人赵乃花一起抓到南温州据点。到南温州后，把她二人关到据点的黑洞里，白天给送些东西吃，晚上被拉到据点供日本兵和队长玩弄奸污，受尽了折磨和毒打。在据点一个多月，不管她们死活，眼看难以活下去，家里人非常着急，多方派人送东西，送去黄米两口袋，白酒一桶才把我妻子赎回来，进行医治。
回家以后，病情难以医治，身体受到极大的摧残，无法挽回她的生命，时至1952年含痛离开了人世。
我作为她的丈夫，深感悲痛，又加为她治病，累年外债倍增，我又年老，身体状况也不好，以农为生，经济拮据。为安就她的亡魂，为我今后的生活，为还清她大病期间的债务，特向日本国政府要求赔偿10万美元。
特此申诉
申诉人中国山西省孟县西烟镇大湾村
周二梅（手印）
1992年9月16日
申诉书
申诉人，周喜香，女，现年68岁，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山西省盂县西潘乡李庄村人。
1943年春，我被日本军驻进圭据点的日本兵抓到进圭据点，当时同李庄村5名共产党干部一起被抓，我是村妇救会主任，抓到进圭之后，他们被关在柴房里，我一人关在另外一处房子里，不管白天还是晚上，受尽了日本兵和伪军的百般欺辱。
20多天里，他们没有放过一天，几乎天天，少则一人两人，多到十来个人，无论你怎样抗拒，他们都用威吓、毒打屈使我为他们取乐。
我是一个女人，身体因此受到种种摧残留下终身后患，自此以后，再不能生育。直至今天，身边没有一个亲生儿女，晚年的生活没有依靠，因此又受到社会的种种不公正的待遇。
由于种种原因，我幸存下来，但是给我留下的种种伤痕和记忆是抹不掉的，为此，我提出让日本政府给我赔偿各方损失15万美元。以偿还我早年拖欠的债务，和对今后生活的安排。
特此申诉
山西省盂县西潘乡李庄村
周喜香
1992.10.3
申诉书
申诉人，尹林香，女，现年74岁，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山西省盂县西烟镇后河东村。
在1941年春，驻河东山炮台的日本兵，属于阳泉团的吉田部队，佐藤队长和他的士兵，从山上下来经常蹂躏妇女。我和我妹妹尹玉林，被他们轮流往山上炮台里接，在炮台里被他们轮奸蹂躏不算，还经［常］受他们的痛打。直至1942年冬，在两年的时间里，他们把我和妹妹的身体蹂躏得每天都在病着，回到家中，被自己的丈夫［赶］出门外。我没有办法，只好另找男人，在丈夫不要我的情况下，没有人要我，我一个被日本兵轮奸的女人，无脸面见人，几次想死，但没有死了，我只好找下一个比我大20多岁的老头儿，从这以后，我身体长年病痛，没有生育能力，比我大20多岁的老头儿死后，无人扶养。只好再找一个男人至今，我的身体长年害病，浑身病根难有根治。
我现在的男人，也没有劳动能力了，无依无靠，无法生活，我为了治疗日本兵给我流下的弊病，能保持往年的生活［费］用，特向日本国政府要求受害赔偿12万美元。
特此申请
申诉人，中国山西省盂县西烟镇后河东村
尹林香（手印）
申诉书
申诉人，尹玉林，女，现年71岁，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山西省盂县西烟镇后河东村，现住阳曲县东和水子啊再村。
在1941年春，驻河东炮台的日本部队，有毛驴队长和佐藤队长，多数的日本兵，把我和姐姐［逼］到炮台，被他们奸污和轮奸，白天放回家中，晚上接到炮台被他们蹂躏，我逃到外边，被他们捉回来往死里毒打，连我父母也跟上，我们姐妹俩经常受他们的毒打，把我打得死去活来，吓得我再不敢躲避，只好让他们蹂躏。我和姐姐在两年的时间里轮流往炮台上接，我们受［尽］了他们的毒打和折磨，我实在忍受不了他们的轮奸蹂躏了，几次要死，经父母劝说，才逃出在外，逃到阳曲县东和水乡自啊再村，我被日本人蹂躏得经常病得不能起床，至今病得不能行动，生活很困难，我为了治疗多年的病根，以度晚年，特向日本国政府要求受害赔偿15万美元。
特此申请
申诉人，中国山西省阳曲县东和水乡自啊再村尹玉林
代笔人李贵明
申诉书
申诉人，高银娥，女，现年68岁，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山西省盂县南社乡，黑石窑村。
在1941年4月4日，我在南社住的，被河东山炮台的日本兵出发到南社村杀人，我被他们捉拿，把我捆回河山炮台里，我被他们轮奸蹂躏，被他们关了一个多月，天天如此，还受他们的骂和毒打，当时我才17岁，哪能受得了那么多的日本兵轮奸和折磨？我每天哭，不能吃东西，在一个多月里把我折磨得半死不活，我家里的人才卖了10地，和借了人家二百多白洋，一共400白洋送给了驴头队长和古桔寒班长，才把我放出来，回到家中大病一场。从那以后，身体毛病［逐渐］出现，长年吃药，连个孩子都不能生育，至现在没有子女，无人赡养，再加上长年有病，生活［十］分［困］难，我为了治疗日本兵把身体蹂躏下的病根，和保我晚年的生活［费］用，特向日本国政府赔偿我人身损失10万美元。
特此申请
申诉人，中国山西省盂县南社乡黑石窑村高银娥（手印）
代笔人李贵明
申诉书
申诉人，王改何，女，现年73岁，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山西省盂县南社乡，候党村。
在1942年2月28日，驻河东炮台据点的日本兵，在孙从队长带领下，出发到南贝村，当时我男人赵双来在男贝村开会，被日本兵捉住，把我男人捆回家中，把我［吓］成一团，我被他们蹂躏，日本兵把我男人杀死，我被他们［架］到河东炮台，关了我40多天，每天受尽了他们的打骂和折磨，每天被他们糟蹋，奸污和轮奸。我实在受不了他们这样的折磨，我娘家用白洋把我赎出来，回到家中无人抚养，没有办法，只好又行下一个男人，［躲避］日本兵的糟蹋，从此以后，我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我现在［越］老毛病［越］出现，家中［十］分困难，我为了根治日本兵给我留下的各种病根，日本兵对我这样折磨和糟蹋，特向日本政府提出受害赔偿10万美元。
特此申请
申诉人，中国山西省盂县南社乡候党村王改何（手印）
代笔人李贵明
申诉书
申诉人，杨毛女，又名杨时珍，女，现年69岁，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山西省阳泉市盂县南社乡利沟村人，原祖籍山西省阳泉市盂县西烟镇后河东村人。
本人在1942年11月份，在后河东自己家中，被［驻］本村山羊马山炮台的日军中队长孙春部队下士班长小田所领导的日本兵强行强奸。当时使我产生死的念头，日本兵人多势众，轮流野蛮地发兽性，使我受到极大的折磨和蹂躏，并且于当天用细绳子捆绑我，带回羊马山炮台，在近40天里，不论白天和晚上，天天如此，使我的身体日渐消瘦和懒于行动，困倦无力，甚至昏迷好多次。庆幸在炮台的第四十多天的一个晚上，我利用他们喝酒作乐之际，跑出来，滚下山回到家中。日本兵发现我逃掉就行动，到我家乱［搜］，在柴堆中又找到我带去，并且点火烧了我家的五间土木结构的正房五间，烧了扇车、平车等农用具。
回到炮台后，生活又恢复从前，每天遭受日本兵的轮奸，并且还经常被打，折磨得我死去活来，50多天的一个晚上，我利用他们开会，放哨人员少的机会，强行地逃出来，滚下山坡，早上被本村放牛的老汉救回。又怕日本兵来搜人，我父亲、母亲将我偷偷运回到山西省阳曲乡东陵井乡东郭秋村我表姐王玉萍家中（表姐早年病故），使我逃出虎口至今。
日本人对我野蛮糟蹋、恶劣地折磨和残酷地摧残，造成我身体长年病难，落下了各种妇科疾病，多年治疗，花费好多钱仍不见效。家中只有我老夫做伴，无生子女。我俩年纪已大，将近70岁了，生活相当苦难，我为了治日本兵给我造成的多处疾病，维持我的生活，特向日本政府要求给受害者赔偿壹拾叁万美元（13万美元）。
特此申请
申诉人：中国山西省阳泉市盂县南社乡血利沟村：杨毛女（手印）
代表人郝永青（手印）
1992年10月25日
申诉书
申诉人，张先兔，女，现年67岁，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山西省盂县西烟镇西村。
在1941年的大年初二早起，我们刚起床，驻河东炮台的日本兵来到我的家中，把我捉拿，把我［抢］到河东山炮台里，被他们奸污和轮奸。我年纪很小，刚过门两个月，就被他们那样地蹂躏轮奸，每天关在炮台里不让出来，还逼迫我玩弄他们的生殖［器］，我受不了他们的折磨和奸污，我几次要回，他们不让，还要毒打，把我打得遍体是伤，我没有办法，只好等死，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我丈夫借下400个白洋，送给了河东炮台里给日本兵孙春队长，才放我回来，在日本兵的轮奸蹂躏下，使我的身体受到了极大的损伤，［经］过多年的吃药打针，我的身体才有一点点好转，但还是，长年得吃药，长年有病在身。
日本兵对我野蛮的奸污和轮奸，使我身体受了极大的损伤，吃药打针，至今外债未还，家［计］［十］分困难，生活较苦，我为了根治多年的病根，［还清］多年的外债，特向日本国政府要求受害赔偿拾万美元（10万）。
特此申请
申诉人：中国山西省阳泉市盂县西烟镇西村
张先兔（手印）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二十日
然而，日本政府和天皇，没有任何反应。
张双兵打电话问童增：“怎么办，张老师？”童增回答：“他们的沉默早在我的意料之中，继续调查，我们做我们的。”
在山西农民李贵明、张德英、王跃平、曹安北、刘英、韩玉英的帮助下，张双兵在盂县、阳曲县、武乡县、沁县、太原市，河北的平山县和井陉县一带陆续寻访到123名“慰安妇”。在童增的帮助下，他带着这些老人多次到日本法庭控诉。张双兵也因此被称为“中国‘慰安妇’民间调查第一人”。
张双兵把她们的经历写成了一本书，这是中国第一部“慰安妇”口述史书—《炮楼里的女人》。根据张双兵在山西地区的部分调查，每个日军据点平时至少有五六个女人，最多时超过10个女人。据调查，那时候被日本兵抓去的女人，少的关押10多天，多的关押一两个月，以每一据点每次抓捕五六个女人，每20天轮换一批计算，一年内在一个据点被抓的女人预计超过百名，按一个县10个据点计算，一年一个县就有超过1000名女人受害。据不完全统计，侵华期间日军占据过中国至少1000个县城的区域（其中仅山西就被侵占过80多个县），这样计算的话，在中国被强征为“慰安妇”的妇女人数恐怕更加惊人。
1995年3月末的一天。日本大律师小野寺利孝在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后，他到中国山西来调查“慰安妇”了。
小野寺利孝身边还有两位漂亮的女律师，一位就是赫赫有名的大森典子。她出身于东京一位法官的家庭。在她立志要成为一名律师的时候，日本女性从事法律的，还极为少见，当年她通过律考的时候，全日本只有3名女律师。
自从当上律师的那一天起，大森律师就以一个人的良知和责任感积极地从事维护人权，促进日本正确地对待历史，为加强和亚洲各国人民的和平友好而斗争。从1965年开始，日本的历史学者想把侵略战争的历史事实写进高中教科书中，受到日本政府文部省的阻挠。为此双方把官司打到法院，大森律师一直参与了这一历史教科书诉讼，坚持了30多年。
在北京，童增热情地接待了小野寺利孝和大森典子一行。这一天，他特别兴奋。 “慰安妇”案将是他对日索赔的第一案，他对此充满了期待。
为了安排好小野寺利孝一行的调查，他在北京的家里特别召开了一次会议，参加人员有李定国和作家柳白。
童增激动地说：“好兆头哇，我看这一次希望很大。从今以后，我们再也不与日本使馆和谈了，就是诉讼，一诉到底。所以呢，我想请二位到山西跑一趟，找张双兵老师，请他找到当年被日本鬼子强拉到西潘乡进圭村炮楼做‘慰安妇’的几位大娘，把她们接到太原，与日本律师小野寺利孝、大森典子签订诉讼法律文书，正式起诉日本。我已经给张双兵打了电话。”
李定国说：“好的，我就等着这一天哪，我去！”柳白说：“那个地方我熟，我过去写过《对日控诉》一书，多次去那里。我让我朋友带一辆车去。”童增说：“好，那你们明天出发。”李定国是急性子，他说：“我今天就走，先到那里安排好，明天你们到了，啥都方便啦。”说罢，李定国起身走了。
这样，第二天早上，柳白带领小野寺利孝、大森典子上路了，一辆 “依维柯”面包车飞快西行。他们先到了太原，让日本律师住在汾阳饭店休息，然后，柳白带人奔往盂县去接被害人。
在盂县，对日索赔志愿者张双兵一家一家地走访，做工作，终于有4位老大娘答应愿意去太原签字做证。
傍晚的时候，柳白他们来到了盂县西烟镇和西潘乡。张双兵和李定国早将一切都安排好了。4位当年的“慰安妇”李秀梅、郭喜翠、王连香、陈林桃站在路边等着他们，早春的寒风吹着她们苍苍的白发，柳白望着那些苦难的雕像，心，颤抖了起来，眼睛不觉湿润了。
终于，在太原汾阳饭店，张双兵领着四位大娘在小野寺利孝的法律文书上签了字。李秀梅大娘说：“我是不怕的，我的一只眼睛当年被日本兵打瞎，我要用另一只眼看到我的胜利。”张双兵听了这句话，跑到走廊里轻轻哭了起来。
张双兵自己的生活非常困难，是位退休教师，每个月只有几百元的收入。他还要赡养两位老人，妻子又多病，还有一双儿女。多年来，由于他把大量的精力和金钱都投入到为“慰安妇”奔走的事业中，到2000年，虽然全家省吃俭用，还是欠了四五万元的外债。
但张双兵一直很坚定，他说：“我命中注定要做这个事，我和人家童增老师比根本不算什么，我要向他学习，是他给了我巨大的精神力量。”
这些年来，张双兵几乎每周都会挨个去看望那些老人。她们遭遇不幸后，80%以上都会被丈夫抛弃，被迫二婚、三婚的也很多。这些老人，大多数因为当年的惨遇而丧失劳动能力，因此也就没有经济收入，除了低保，就只能依靠别人的施舍度日。有些人甚至失去生育能力，到了老年无依无靠，得了稍微重一点的病，就几乎没有康复的希望，只能等死。好多人只活了50多岁就过世了，能活到现在的，是很少一部分。这辈子，她们活得太悲惨、太痛苦、太孤单了，她们被日本人害得生不如死，回过头来，绝大多数同胞还把她们当“日本婆”“汉奸”，现在能有个人愿意跟她们说说话，也是好的。
这些年里，张双兵眼见近50位老人陆续抱恨逝去。这让他与童增一样，饱受痛苦折磨，觉得对不起那些老人。侯冬娥临终前曾抓着他的手叮嘱：“双兵，我等不到那一天了，事就交给你们，我死了，你们要为我讨回公道。你再去北京的时候，代我问童增老师好。”张双兵含泪点点头。
恰恰是侯冬娥这句话，成了张双兵永不休战的动力。每次童增给他打电话问：“张老师，还能坚持吗？”张双兵都要大声地回答：“放心吧，童老师，我一定要坚持到胜利的那一天。我们的毛主席当年说要打持久战，我早准备好了。”
在1992年10月的时候，香港翡翠电视台要做一个关于“慰安妇”的节目。导演找到了童增，希望得到帮助。童增想了想，就请志愿者李定国带领摄制组一行共5人前往某地。
李定国是个“红二代”，对日民间索赔坚定的志愿者。1992年初，他与童增在一家医院相识。当时，两人都在做手术，住院期间他们经常聊天，渐渐就成了好朋友。出院后，有一天，童增邀请李定国到家里去做客。李定国来了以后，童增开门见山地说了要进行对日民间索赔的事情，接着，他拿出了论文《1800亿美元，民间对日索赔刻不容缓》、上书人大代表的《万言书》及全国各地支持者的签名。
童增激动地说：“虽然中国政府在1972年放弃对日战争赔偿的要求，但是中国民间的那些战争受害者从没有表示过要放弃，他们是有权利要求日本政府和有关企业、组织对他们赔偿和谢罪的。我正在做这件事，我一定要做到底。”
李定国听了童增这番话，热血像被点燃了一样，他认为这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他当即表态说：“童增，我支持你。”童增两眼闪着激动的泪花，他说：“好哇，太好啦，我需要你！”
两人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他们开始讨论对日索赔的大政方针和行动路线。
那一夜，童增的房间里灯光始终亮着，两个爱国者在热烈地商谈国家大事。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和肝胆在相互映照。
经过彻夜长谈，最终他们决定，首先要通过各种新闻媒体宣传，让老百姓都知道这件事。然后，是通过人大代表的议案引起国家的重视和支持，最后，通过整理和处理已经收到的受害者的大量信件，与写信人建立联系，从中找出一些态度坚决、事实清楚、案情突出、具有典型性的受害者进行见面谈话，书面记录并接受委托。他们找到直接的受害人，就是想当面听到他们提出对日本政府及相关企业、组织进行道歉、赔偿的要求，同时收集日军当年侵华的罪行。
现在随翡翠电视台赴某市采访，童增认为是个绝好的机会。于是，他对李定国说：“你先到苛市拍摄那些从韩国来的 ‘慰安妇’，然后再去山西盂县采访中国的‘慰安妇’。你看这样行吗？只是太辛苦你了。”李定国说：“好，我这就去。你放心吧，我保证办利索。”
在某市，惊心动魄的一幕出现了。
几位身材瘦小枯干的“慰安妇”迈着蹒跚的步子，出现在摄制组面前。突然，年逾古稀的老人梁英子、何君子跪在他们面前，老泪纵横，“咚咚”给他们磕头。
李定国认识这几位老人家，就在这一年夏天，她们去了北京见了童增。当时，童增接待了她们，并且带她们到韩国大使馆。
李定国和香港记者赶忙将两位老人扶了起来。请她们和记者面对面坐在一起。
老人们哭诉自己的悲惨经历，她们纷纷撩开衣襟，让记者们看那些日本人抓住她们做切除卵巢后，留下的深深的疤痕。
悲愤、震撼，让李定国产生了更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他给每位老人拿出300元钱，算是一点心意。拍摄开始了。
第二天早上，天刚刚亮，窗外突然传来嘈杂声。李定国掀开窗帘一看。好家伙，宾馆所在的十字街口已经布满警车，还有几十名警察，他们在李定国一行所住的胜利宾馆的四周拉起了警戒线。过了一会儿，有人上楼来用力敲打李定国的房门。
原来，某位“慰安妇”的中国养子，向某某公安局告发了他们。
“你们是哪儿的，找谁？”李定国开了门，从容地问道。
“我们是某某公安局的！”对方态度十分强硬。
“你们有什么事吗？”李定国继续问道。
“你们到我们这里干什么来啦？”对方愈加强硬。
“我们来采访当年被日本人抢到中国来当‘慰安妇’的韩国老人！”李定国回答。
对方没有理会他的回答，反倒不由分说地把他们带到某某公安局。李定国他们一共是5个人，被分开进行审问。
李定国抬头一看，把他们分别带入的是“审讯室”。他顿时火了，质问道：“你们凭什么审问我？”审问李定国的是位科长。他指着李定国的鼻子吼道：“你的态度很不老实，信不信我给你‘上措施’，拷你的手铐？”
“你敢,你碰我一下试试!”憋了一肚子怒气的李定国，毫不示弱。
“我们不是犯罪嫌疑人，你们把我们带到这里审问合适吗？”
听了这话，这个科长翻了翻眼睛，站起身来，给他们调换了一个询问的房间，这时，换了省外办的两位处长重新对李定国进行“审问”。
“你带领香港记者来我们这里采访，谁批准你的？我们必须要管！”
“那么请你告诉我，要谁去批准？如果你有权批准，我现在就申请。来吧，长官请你批准。”
“你要是再狡赖，我们立刻可以把你抓起来！”
“你们知道什么是北京吗？我是北京来的。你要是敢抓我，限制我的自由，就是帮助日本压制中国民间对日索赔，就是当代汉奸！你要是敢抓我，北京很快就会知道。如果你们不服，咱们‘内参’上见！你们今天的做法，其实是很愚蠢的，动用省厅的，市局的，派出所的，外办的，就差派部队来了，对付我们几个索赔抗日的老百姓，你们至于吗？”一听到李定国说“内参”，对方的态度软了下来。
“审问”拖到晚上10点。“上面”突然来了指示：“到此为止，不再追究”。
李定国等人回到宾馆，已经是半夜12点了。李定国赶紧给等候消息的童增打电话。听到电话响，已经睡下的童增起身跑过去接电。屋子没有开灯，他一头撞到了墙上。鼻子、嘴和头都撞破了。童增顾不得去擦满脸的血迹，听完了李定国的汇报，说道：“该拍下来的基本都拍了，就是完成任务了。你们快回来吧，当地有关部门不了解情况，方式可能有些粗暴，但我们尽量与他们不要发生冲撞。”李定国说：“好，我明天早上就飞回北京。”
这样，李定国就回到了北京。他不知道单位已经摆好阵势要收拾他，奇葩的事情发生了。
他第一天上班，就遭到领导的质问。
“李定国，你去某地干吗去了！”
“采访啊！”李定国还没有弄明白发生了什么，他有点蒙。
“谁让你去的，无组织，无纪律！你就等着处分吧！”局长接着吼。
“我利用假期去做调查采访，是为了帮助那些被日本鬼子伤害的‘慰安妇’，向日本政府讨公道，我错在哪儿了，有什么不对？对日索赔的事，全中国人民都支持，你们还是不是中国人啊？是不是想当汉奸？处分我，是不是给鬼子出气啊？我是共产党员，国家干部，我是听党的话才搞对日索赔的。对日索赔，我就是要搞，要搞到底！看你们谁敢再拦着！”李定国慷慨激昂地结束了自己的演说。看见这个状况，同志们纷纷过来劝解，那个领导一边指点着他，一边向自己的办公室退去。
最后，这件事情不了了之。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认为，只要日军侵占的地方都有慰安所，日军往往按照1∶29至1∶37的比例配备性奴隶，因此中国至少有数十万名妇女被强征去当“慰安妇”。
诉讼即将开始。
童增和李定国做的就是帮助这些“受害者”顺利地出庭做证。
老大娘们每次与日本律师团见面，都要费好多的周折。先是律师们要带来日本法院的开庭计划，然后，童增根据这些计划要确定具体名单，组织有关人员。
这个组织工作，难度太大了，童增早就想到了这一点，正因为这样 , 他才派自己的得力干将李定国去山西与她们联系，说服她们到北京来。
直到今天回忆起来，李定国都不知道自己当初是凭借了什么样的本事，克服了那些困难。他与“慰安妇”之间有着重重的障碍，家属们不让他们去找，地方大小官员们也从中间挡着。他不得不像地下工作者一样，深入穿插，巧妙周旋，往往要担着很大风险才能找到她们。
本来李定国已和她们见过多次,这些人因为世俗观念较重, 社会压力较大，一般都不肯出头露面当众承认自己是“慰安妇”,那些受侮辱的细节就更加不能开口。这对向日本打官司非常不利。李定国需要对她们做思想教育工作，讲清道理。为此，李定国吃尽了苦头，他的战友陈宗舜也费尽了心思。老大娘们终于明白了，她们叫他们恩人，并且集体表态说：“就听恩人的。”可是，办出国手续时，又遇到了重重麻烦。
那个时候，办理护照比较困难，何况要出国的都是普通的农民。
在山西“慰安妇”案开庭时，李定国拿着邀请信、律师函、出庭证明和有关材料到地方的外事办填表盖章。老大娘们的手续要经过村、乡、县三级机构同意，再去地区外事办申请，最后到省公安厅外事处办理。
在办理手续的过程中，李定国受尽了刁难。有一次，一个工作人员竟然对他说：“我们干了这么多年都没有出去过，山沟里的老太太想出国，去干吗呀，就是去给国家丢人。”李定国这个血性男人，听了这话，几次想大骂，但还是忍了。对方在刁难够了之后，这才想来工作还是要做，于是，冷冷地丢下一句：“回去等着吧。”结果，李定国等了好多天，最后，离开庭还剩3天的时候，才批了下来。到日本出庭做证，童增和李定国都要一个细节一个细节地去想去设计去实施。带她们去大使馆办签证，为她们安排住处，还要给她们讲外事纪律。同时，为了给中国人争脸面，童增还要帮她们买衣服和小包，要打扮得整齐一些。康健律师对童增说：“你们给她们准备得真好，很提气。就应该这样。”童增说：“必须要这样。我们以后就形成个规矩，每次都要这样。”
1995年8月，山西省孟县的刘面焕、侯巧莲、陈林桃、李秀梅4名受害人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正式起诉，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并给予每人2000万日元的赔偿，由此拉开中国“慰安妇”对日索赔的序幕。案件审理近6年，2001年，东京地方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为4名原告没有请求赔偿权，驳回起诉。
同样审理了6年，黄有良、陈亚扁、林亚金、陈金玉、邓玉民、谭亚栋、黄玉凤、谭玉莲8名来自海南的“慰安妇”向日本政府索赔案，在2010年3月3日，东京地方法院一审裁决，承认日军对女性实施了监禁和暴行，但认定索赔已不具备法律“时效”。后日本最高法院终审裁决，维持一、二审判决，原告败诉。
两天后，时任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秦刚就中国“慰安妇”败诉一事强调：强征慰安妇是日本军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被侵略国家人民犯下的严重罪行，也是人类历史上严重的人道主义罪行，至今仍对受害者身心造成难以忍受的伤害。日方应拿出应有的道义感和责任感，尽快妥善处理这一问题，还受害者一个公道。
从1996年到2007年，几乎每年张双兵都会在童增的大力支持下，组织受害老人去日本开庭、开控诉会。
童增充满希望地静观事态的发展，每天他都守在电话机旁边等待日本方面传来的回信。
然而，尽管铁证如山，经过3次判决，3批老人还是全部败诉了。2007年3月18日，张双兵和老人们等来了日本方面“最后的判决”。日本法院最终的判决虽然承认历史罪行，但拒绝赔偿。
2012年8月14日，坐在轮椅上的原告郭喜翠手捧另一名原告侯巧莲的遗像，失望地离开了东京高等法院的法庭。忽而，她想到了那个微笑的坚强的童增，她的目光再度坚定起来。
截至目前，中国内地已有14批“慰安妇”提出诉讼,至今无一案胜。
在北京机场，童增看望了郭喜翠，对老人家说：“不要灰心，我们继续诉讼。”
万爱花老人家，是中国第一个站出来为中国“慰安妇”做证的人。她是童增最坚定的支持者。
万爱花（1930年1月1日—2013年9月4日），她是中国控诉侵华日军性侵第一人。很少有受害妇女敢公开站出来，但是她敢。
罪证—
万爱花4岁的时候，因为极度贫困，被父母从内蒙古和林格尔县韭菜沟村卖到山西省盂县羊泉村的李五学家里做童养媳。
1943年6月7日，日军对羊泉村进行扫荡。万爱花在劫难逃，敌人把她从一个暗沟里拎出来，带到进圭村东侧的日军据点。和她一起被抓的，还有同村的4个姐妹，她们是陈林桃、刘面换、冯北香、刘二荷。日本兵轮番闯入那个屋子，不分昼夜地进行强奸。21天后，万爱花找到了一个机会，她逃走了。
两个月后，1943年8月18日，正在河边洗衣服的万爱花再次被日军抓获。
万爱花和那些被抓的妇女，一边要遭受凌辱，一边还要遭受毒打，日军逼迫她们说出八路军支持者的名字，不说，或者说不出来，就要严刑拷打。平时只吃一点残汤剩饭，甚至有时干脆不给。一个月后，万爱花趁鬼子外出扫荡，再度跑回了家里。3个月后，日军再一次将她抓获。鬼子出于报复，在据点里对万爱花进行疯狂轮奸。直到正月二十八那天，他们看到万爱花奄奄一息，这才把她扔到一条小河里。在刺骨的冰河里，万爱花几乎死了过去。幸好，村里有位老人家发现了，把她救了出来。当时，她下体严重溃烂，耳垂被鬼子拽掉，手臂脱臼，胯骨、肋骨多处骨折，腰身陷进骨盆、颈部缩进胸腔，身高萎缩至147厘米。生活能力全部丧失，甚至大小便都不能自理。万爱花成了一个残疾人。
万爱花不敢在羊泉村住，她逃到了外村，在床上整整躺了三年，只有相依为命的养女李拉弟照顾她。3年后，身体好些了，她带着养女沿街乞讨为生。后来，她又做保姆，供养女读书，一直熬到解放。
责任编辑：王笛 最后更新：2016-08-30 15:0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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