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你必须还我天道》之（四）全国范围取证索赔拉开大幕
2016-08-29 10:26:42 来源：作者：关捷 点击： 复制链接
童增等7个人集合在交道口附近的北京会计中专学校的一间教室，他们很激动，那个名为“中国民间对日索赔委员会筹委会”即将在此刻产生。
这个诞生地，是学校的校长钟振声提供的。童增经常到这里讲授经济法课程，时间长了，钟校长得知他所从事的神圣事业，特别感动。春天的时候，正是这位校长出资支持童增到印刷厂印制200份送给人大代表的“万言书”。
在一次教职员大会上，钟校长激动地对大家说：“童增老师是个伟大的爱国者，他像当年武训办学那样请求大家对日索赔，这种精神感天动地呀。我们要向童增学习，做一个有志气有出息的中国人。我现在提议，大家要签名支持童增。”教职员工们热烈鼓掌，会议刚刚结束，大家纷纷涌向童增，在他的签名册上签好了自己的名字。
现在，童增和他的战友们高高举起了手臂。
李定国，国家干部，父亲曾是抗日英雄，白洋淀雁翎队的政委。
徐亦儒，是一位老学者。上小学时，家乡江苏涟水县被日军占领，他被日本鬼子抓去当劳工，后背上曾被日本人刺了三刀。
谭凯，高级工程师。
宋航，林业部的离休干部。
陈雪峰，北京某报社记者。
许志强，中国农业大学正在攻读博士后。
“通过！”大家异口同声地高喊。
“中国民间对日索赔委员会（筹委会）”就这样庄严地成立了。
童增当选了筹委会的主任，这不是官职，这是巨大的责任。他不负众望，在筹备会上发表了一封致海内外炎黄子孙的公开信，他在这封信中这样呼吁： “日本之所以屡次扮演凶恶邻居的角色，原因很多，但重要的一条是因为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谁能保证下个世纪日本不会以更大规模的现代化武力入侵我国？谁又能保证我们的子孙不会遭受到更大规模的杀害和侮辱？所以不索赔，无以慰藉死难军民在天之灵；不索赔，无以惩罚军国主义的残暴本性。”
会场里响起热烈的掌声，校园也响起热烈的掌声，师生们向中国的仁人志士敬礼。窗外的高天上，一行整肃的雁阵向远方行进。
那天，几家国外著名通讯社的记者闻风而来，他们对童增进行了深入细致的采访。美国合众社记者的尼克对此表现了强烈的兴趣，他特地跑到教室外的草坪上，给筹委会的七个人拍照，作为永久的留念，他要为人类正义事业存档。
第二天早上，世界各国的主要媒体做了覆盖性的报道。广播、电视、报纸上的消息和评论铺天盖地。其中法国路透社的消息最为给力，这家通讯社的记者这样写道，“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筹委会召集人童增说，这个团体代表了30万签名的中国人，他们坚持日本必须对1930—1945年期间日军犯下的罪行赔偿。童增一再强调，我们的第一个要求是日皇道歉，他必须道歉，他不这样做，中国人民绝对不接受。第二个要求就是赔偿，他不能耍无赖，他必须赔偿。”
从这一天起，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的杀戮、掠夺与残害的罪证，都将要从沉睡的历史中渐渐醒来，重新走进中国人的记忆，记录在“中国民间对日索赔委员会（筹委会）”全体成员的采访笔记中。
这一天，童增的心情格外的好。他觉得对日索赔的事业又跃上了一个新高峰。
当天晚上，办公室里灯光明亮。
童增给筹委会的同仁们开了个会，他在会上对大家说：“索赔，让我们把历史坐实，让我们看到未来；索赔，也是在捍卫传统的中华文明，为中华的崛起注入力量。索赔，任重道远。太多日本人的罪恶，需要调查、走访和清理。照片、文字和影像资料需要整理，这是一个十分巨大的工作量。资金、时间，都是摆在面前的问题。但不管怎么说，有了‘委员会’的支撑，工作将会有头绪，受害者的投诉，也将会有目标。”李定国说：“我们现在有组织了，那力量就会越来越强大。”“是呀，童总，我们有信心与日本人战斗到底。”他的战友们这样说。
童增的讲话，让更多联合会的会员和志愿者明白民间索赔之路是漫漫的长征路。而且，索赔绝不仅仅是讨债，更重要的是讨回中国人的权利和尊严。
那一夜，童增没有入睡。“千千万万的受害者，他们把希望全都放在我身上，我不能有丝毫退却和动摇。这索赔，总要做下去，总要做出结果来。”他这样自我激励。
在经历了漫长的沉默之后，童增的思考停在了这样的一个焦点上，既是索赔，就一定要拿出索赔的相关证据，要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问题。
然而，接下来的索赔失败，一次又一次，好像在预示这件事不可能成功。
童增没有理会这些失败，他有了战略上的新想法。童增将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路线分为三个阶段，1990—1994年是提出民间索赔理论，民间的索赔意识在这个阶段得到萌发；1995年开始进入索赔诉讼实践阶段。但是，在日起诉的案件都没有胜诉。 诉讼一次次变成徒劳，童增面对那些败诉的受害者几近绝望的眼神，他的表情十分坚毅。他对大家说：“不要紧，我们可以把战场转移到国内，到国内的法院来起诉。”
2005年，童增开始寻求将对日索赔诉讼转移国内。这个新的打法，让中外关心童增的人耳目一新。
有记者问：“童先生，您为什么要把战场转移到国内，您这样做有什么把握吗？”
童增回答说：“日本的犯罪地点是在中国，他们不仅是历史上的犯罪，而且，他们侵华战争留下的隐患还在继续伤害中国人，比如齐齐哈尔‘84毒气案’，日军当年埋下的毒气还在伤害中国人。在日本打官司，他们给我们设立了那么多的阻挠，那条路走不通，我们可以根据中国法律，在中国起诉，日本败诉了就要赔偿，日本政府拒绝的话，中国政府是有权利用日本在华的资产作为赔偿的。”
记者又问：“那么，诉讼转移到国内战场，会对受害者有哪些益处呢？”
童增说：“按说，在公正公平的法律原则基础之上，无论在哪里提起诉讼，其胜诉的概率都差不多。从1995年到2007年，我们的诉讼大多选择在日本法院。然而，由于日本政府的重重设障，诉讼几乎全部遭驳回或败诉。日本政府实际上关闭了司法解决中国民间对日索赔问题的大门。这些举动显示他们正在重蹈历史的覆辙，必将损害日本的国际责任和道义。诉讼在日本开庭，受害人过去非常不方便。这些人主要是普通百姓，他们没有太多费用来打官司，而在日诉讼所需的巨额费用，这是大多数被害人无法承受的。我相信，中国法律‘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会让中国法庭在对待民间对日索赔诉讼上，有可能做出更客观更公正的判决。”
多年以来，童增痛苦地看到，战争受害的幸存者现在都已是七八十岁以上的老人，对日索赔的接连失败，给他们的身心带来巨大的伤害。他多次在媒体上呼吁，请国内更多有识之士伸出援助之手，关爱、帮助这些老人，让他们在心灵上得到慰藉。
到目前为止，越来越多志愿者加入了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童增的队伍日益壮大。
有一个日本记者曾经问童增：“你没钱，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跟着你？”他的回答很简略：“因为正义。”那个日本记者一惊，想了半天才说：“童先生，我们事实上最怕的就是这个。我知道，有很多日本人也在支持你。”童增说：“是的，世界上最强大的就是正义，所以，我必然是胜利者。”
对日索赔联合会的成立，童增走上了正规的道路，从此，再也不是孤军作战，取而代之的是强大的感觉。在2006年的时候，联合会成立不久，童增把一位位将军请来，分别送了他们一张许戈辉采访童增的光盘，他们看完后都特别赞赏。
童增对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的会员和志愿者有严格的规定：一、不上街闹事;二、不到大学演讲、煽动学生；三、绝不和境外反政府组织联系。对于那些年轻的追随者，童增也提出了理性的建议：“要有正常的生活和工作。为国家民族做事，先要解决自己眼前的现实问题。”
多年来，始终处在“对日斗争”前线的童增，一直保持着理性的态度。
1993年7月17日，西安来了一位叫孙玉彬的老人，他是慰安妇的儿子。“日本鬼子不是人哪，他们是该天杀的野兽。当年他们抓走我的父母，我眼睁地看着他们屠杀，他们无缘无故地就杀中国人，对中国人稍有不满就刺死，谁走得慢了就刺死，回下头就刺死……”他这样回忆，那天带着小孙女找到童增，他拿着汽油瓶，说要去日本大使馆前自焚抗议。童增紧紧地拉住老人家，对他说：“千万不要这样，这正是日本想要看到的。多年来，有一点我看得很明白，一旦我们跟日本暴力对抗，那就是中了他们的圈套，而只有跟政府配合，才能让爱国运动形成合力。”童增劝了他两个多小时，老人听了他的话，把汽油倒掉了。
1992年至1994年的两年中，每天，童增都会收到全国各地的受害人及家属的来信。在沉默了近半个世纪后，中国民间第一次提出了对日索赔的要求，这让那些一直默默忍受痛苦的受害者看到了希望，他们纷纷给童增写信，控诉侵略者暴行，并商讨索赔的方法，涉及领域包括细菌战、慰安妇、强征劳工、大屠杀等。这些人中，最大的93岁，最小的50多岁。有的信封上只有5个字——“北京童增收”，邮局工作人员一看童增的名字，就知道该往哪里送。有一些信，是反复退了又寄，寄了又退，最后才送到童增的手上。一封、两封、三封以至一万多封来自民间控诉日本战争罪恶的来信，像雪片似的飞来。每一封来信，都浸满了受害人的血泪。
现在摘录如下：
罪证—“1942年1月至1945年底，我在日本当劳工，是被日本兵用刺刀押送到这里来的，那是地狱的生活。中国劳工每天进山洞干重活，吃的是猪饲料糠团子，也不给吃饱，冬天不发棉衣，夏天不发单衣。很多中国劳工被日本工头活活打死，没有人管，有的人自杀了，有的人逃跑后又跳山自杀了。400多名劳工在1945年日本投降时还剩130多人活着。”
—山西太原李万忠写于1992年8月23日
罪证—“1942年3月，日军进入西烟镇夹掌村后把我和我父亲抓住。晚上11点多，有人把我拉到一个房中，里面有个黑脸的日本军官。我见势不妙，就高喊起来，但是那个军官对我又踢又打，然后把我拉到炕上，把我的衣服全部脱掉，把我强奸，当时我刚满14岁。此后，每天早晨到黑夜，20余次被日本人糟蹋，我的身体已经浮肿得不成样子。70多天后，家人凑了20多只羊，一头驴，小麦500多斤，200多个银圆把我和父亲赎回。”
—山西盂县侯巧莲写于1991年11月
罪证—“我们家在河北唐山地区，也是当年日军‘三光’政策受害最惨的地区。我们村在1941年6月13日那天，被日军抓去63口人，有的做了劳工，有的死在监狱，有两名女教师，在狱中被日军扒光衣服轮奸……我伯父被日本鬼子抓去受尽折磨，1942年死在热河，我堂兄被抓去东北做劳工，受尽摧残，他的母亲哭瞎了眼睛。”
—重庆北碚区吴建绵写于1993年2月7日
罪证— “我家祖居安徽省砀山县唐寨镇，农历戊寅年（1938）四月十八日，日军侵略到我家乡，我伯父带领唐氏家族100多人一起外逃。逃亡途中，行至唐寨北10余里岳李庄与日军相遇，惨无人道的日军用机枪对着人群扫射，杀死40余人，死伤者血流成河……
他们中有高龄老人，也有出生不久的婴儿，一个孩子因为被枪声吓到不停地啼哭，灭绝人寰的日军竟然用刺刀捅入孩子的口中，将其高高挑起在空中，头部血肉模糊……”
—安徽砀山岳李庄惨案幸存者
罪证—几个母亲的肚子被剖开，肠子被日本人拉出来，比比谁的更长；
罪证—活蹦乱跳的人，被切下来一块肉，强迫他自己吃下去；有个人的哥哥被直接剖心挖肝，日本兵当场炒熟了吃，剩下的人肉暴晒后当干粮吃；
罪证—他们割人头如削萝卜一样，他们甚至奸污襁褓中的女婴；
罪证—父子俩被逼着一起当劳工，父亲受伤了被扔到万人坑里等死。15岁的他不敢相救，又不忍相离，在万人坑里支起麻袋为父亲遮阳挡雨，一直到父亲死去。他看到，父亲活着的时候，伤口上就爬着蛆虫……
——新疆石油管理局阜康基地干休所的李瑞文
童增同志：
在《金华日报》上看了李佩钰同志写的“民间索赔潮”一文，内心十分感动，对你表示万分钦佩。
我是浙江省金华市工商银行的退休干部，现年68岁，我童年和少年时值八年全面抗战，日寇炸毁了我家两间约100平方米的楼房，鼠疫夺走了我亲爱的妹妹楼筱芳，年仅7岁。
1950年美帝侵朝时期，我国为反对美帝武装日本，反对细菌战的运动中，我曾在《浙江日报》（大约1950年的上半年）上发表过一篇文章，以“鼠疫”为题材，控诉日本帝国主义的滔天罪行，如果有需要，我可向浙江日报社找来当年报纸，然后把复印件寄给你们。
当年家乡义乌的鼠疫是从浙江衢县蔓延而来的。日本鬼子在衢县投下鼠疫病菌，先在街县蔓延。我家三祖母家住着一位义乌火车站的售票员，到衢县开会回到义乌，染上鼠疫，不几天便一命呜呼。接着便是老鼠死亡，老鼠大逃亡。不几天，我三祖母家的一个女佣相继死去，又几天我家对面的一对夫妻接连死去。接下去便是我妹妹楼筱芳发病，20多个小时便离开人世。后来，义乌疫势蔓延很快，发展到城郊，农村，先后死去200余人。经过大力防治，才渐渐停止发展。听说，浙江省防疫大队大队长也染上鼠疫死亡。
希来信联系，需要帮助协助之处，自当尽力。再见，祝你健康快乐，工作顺利！
楼秋星（人名章）上
1992.7.9
在这些信中，有的受害老人口述遭遇，让别人代笔写满几十页信纸；有的受害劳工不仅详述自己的遭遇，还凭回忆画出当年自己劳作工地的地图；有的慰安妇和大屠杀幸存者在信中附上照片，还有全村受害者按下的红手印……
童增翻阅那些血泪写成的信，常常读着读着就不禁泪流满面，甚至失声痛哭。他无法想象，在人类世界竟会发生那样的野兽行径。
有资料统计显示，在“二战”期间，中国至少有20万以上妇女被迫沦为慰安妇，至少有41758名中国劳工被强掳充当苦力，而细菌战、大屠杀中的死难者，数目之多则已经无法统计。
天津大学93岁的项姓老教授，拄着拐杖，在寒风凛冽的冬天，颤巍巍地来到童增眼前。
9位来自河北的老人，“二战”时曾被掳至日本充当劳工，来到老龄委的院子里，席地而坐，饿了，就从帆布包里拿出干粮来吃，他们对工作人员说：“见不到童增，我们就不走。”
时间一长，人越来越多，老龄委的同志实在没有办法保持自己的耐心，他们只好不耐烦地挡驾了。没有办法，来人也就只能在大院里等童增。
那时候，童增每周一、三、五上班，二、四、六不坐班。无论他在不在单位，寻找他的人都络绎不绝。老龄委的工作人员快崩溃了，他们找不到童增，就打电话到他的家里，抱怨道：
“你上哪儿去啦？又来了，又来了呀！”
有一天，童增全天居然接待了五批人。早上，他在单位见一批，中午骑自行车到和平里医院电车站见一批。结束后，又到市长的家门外见一批。下午，他回到单位，已经有人在大院里等着他呢。晚上，他按照约定，要直接去经贸大学门口会面。
有的人为了见到童增，头天晚上在老龄委附近的餐馆门口蹲着，一直蹲到天亮。
除了少数的知识分子和退休官员，童增接待的，大多是衣衫褴褛、满面风霜的社会底层人物。有些人话很多，不断地诉说，有些人却表现沉默，见了童增一言不发，就是在那里哭。有不少人，历尽艰辛找到他，仅仅是为了见上一面，看看自己心目中的英雄。没有多少要求，把心里的话说完，他们就踏上了回程。童增望着这个黑压压的阵容，心里特别难过。同时，也越发感到肩上担子的沉重。
3年里，童增粗略估计，接待过的人数在八百上下。
唐氏父子是来自无锡的，他们四处打听童增的住址，最后通过国务院的一位老乡辗转联系到《中华老年报》，才知道童增的地方。
他们的亲人在戊寅年（1938）二月十一日的无锡马山大屠杀中被日本人残忍地杀害了。“我还记着，父亲临死前睁大眼睛望着我！父亲握住我手的瞬间，呜呜大哭起来。几十年了，我从没有睡过一宿好觉。”唐老先生接着讲了马山惨案的全过程。
无锡的马山，是太湖西北部的一个有着千年文明史的古岛。
罪证—1938年3月12日上午，日军出动1400多人，几十艘汽艇，在3架飞机的掩护下强行在东半山登陆,对马山人民进行了血腥大屠杀。
东半山琦村分涧南、涧北两个庄子，共有10户人家，50间房子。
日军从燕尾诸冲到涧南庄后，没有看到村民，就放火烧房子。
后来，日军发现涧北村还有部分村民没有逃走，就把隐蔽在村子附近的25名群众赶到屋前场上，逼迫他们男女分开，跪在地上。人们不肯下跪，日军就野蛮地进行逐个搜身。有个叫小四子的长工，身上只穿一件破棉袄，纽扣脱落，腰里束根烂草绳，胸部棉袄突出。日军硬说他身上藏枪，逼他脱下破棉袄。小四子宁死不从。两个日军不由分说，冲上去对准他头部、胸口连戳7刺刀。小四子顿时鲜血四溅。
在场群众目睹日军的暴行，都吼叫了起来，表示强烈抗议。残暴的日军就用机枪扫射，人们纷纷倒下。
日军头目叫翻译对着倒下去的人群喊，没有死的统统地站起来，就没有事了。身未中弹的67岁的杏新娘信以为真，把压在身上的两个死人推开，慢慢地爬了起来。但她两脚还没有站稳，日军头目狞笑一声，一挥手，一个日军就冲上去向她连戳五刀。老人就这样活活地被戳死了。
日军还不放心，对死尸一个个进行检查，只要是还有口气的就再戳上几刀。倒在死人堆里的13岁的堵宪章，眼看日寇就要检查到自己，就一跃而起，向场外田里冲去。他刚冲出40多步路，就被日军枪弹打中。日军就把24具尸体叠起来，将床凳放在尸体上，浇上汽油，放火焚烧。日军撤走后，在堵宪章慢慢苏醒过来的时候，整个村子被火烧殆尽，场上的尸体被烧得乌焦墨黑，无法辨认。一些逃难的人回到村里，难以收尸。钱杏新要收他娘的尸首，但面目难认，后在死人堆里发现一只脚还穿着半焦的鞋，才认定是自己娘的尸体，拾了几根骨头，算收了尸。为永远记住这血海深仇，人们就把这块日军屠杀村民的场所称为“仇恨村”。
日军冲到古竹村的时候，洪根正匆匆从后街逃出，残暴的日军挥刀就砍，洪根的头颈被削断……12岁的周正业在逃跑途中被日军抓住。鬼子看到他脚上穿双破球鞋，就硬说他是中国军人的儿子，把他的衣服剥光，一斩三段。日军在村上抓到两三岁的小孩子，不论男女，衣服都剥光，用刺刀扎进小孩子肚里，挑在枪上，扛着就跑。还把孩子的尸体吊在树上或挂在门上，五脏六腑都拖在外面，惨不忍睹。
日军到了新城村，没有看到老百姓，就上山搜索，在山上的树丛里搜出36个人。日军将他们一个个地用刺刀戳死。
当时只有5岁的殷素英被戳了5刀，但未中要害，日军走后，她慢慢地苏醒过来，哭喊妈妈，妈妈死在她的左边，哭喊姐姐，才结婚8天的姐姐躺在她的右边，3岁的弟弟上半个头被日军削掉，不知去向。
日军在烧杀的同时，还到处强奸妇女，上至六七十岁的老太太，下至十二三岁的小女孩儿。他们奸污后，还用刺刀把肚子挑开。柴前村有个怀孕8个月的妇女，日军奸污后把她的衣服剥光，用刺刀破开她的肚子，把胎儿挑在枪头上，鲜血淋淋。
日军在东半山血洗后，就向西半山烧杀过去。日军冲进西村，把鲁月子、鲁悄子兄弟俩抓住后，吊在村西的水车棚梁上。几个日军将他俩当作活靶子，一刀一刀地戳，用这个方法来取乐，直到把他们戳死，然后，放一把火把水车棚烧了。
嶂青的杭柏年，那时只有5岁，母亲拖着他跟随群众逃到薛家篓。日军乱枪扫射，他母亲当场被打死。一颗子弹从杭柏年的右耳朵进去，左脸部出来，他倒在地上。村里人收尸时，发现他胸口还有点热气，就把他抬回家，灌点粥汤、药汤，经过8个月的护理，救活了。杭柏年左脸部从此瘪了下去。
内闾附近村庄的群众都跑到板残山上，这座山光滑、陡峭。日军一看见人，马上就用机枪扫射。18岁的青年钮海荣，中弹后，肠子从腹中流出来。他自己把肠子托进肚里，用身上的围裙扎住伤口，但已不能动弹。日军追到身旁，又用刺刀把他戳死。
部分群众跑到最西边的延伸在太湖里的小山渚—龙头渚上。日军面对这些手无寸铁的群众，空中用飞机轰炸，陆上、湖上用机枪扫射。在小小的龙头渚上，一下就枪杀了200多个无辜群众。
日军在马山仅烧杀两天，共有1500多人死在日军的屠刀下，烧毁房屋3600多间，还有40多条渔船付之一炬。
大屠杀后的马山，尸横遍野，血流山岗，一片凄凉。一些侥幸活着的人，老的老，小的小，女的多，男的少，造成了“田地无人种，孤儿寡妇忍饥饿”的局面。这就是日军惨绝人寰的“马山大屠杀”。
还有两位来自天津农村的受害者，他们是一对上了年纪的夫妻，住在大山里面，他们的父母都是被日本人杀死的。
听说童增在组织索赔签名，他们就一路相互搀扶，跋山涉水，他们先是步行，然后是搭乘拖拉机，自费来到北京。一见到童增，他们就跪下了，他们的仇恨，他们的苦难，已经隐忍了几十年，他们没有地方申诉，也没有人听他们的申诉。 “你是我们的大恩人啊！”一句话没说完，他们就跪在了地上，泣不成声。童增赶紧扶起了他们。
两位老人，一边哭，一边用颤抖的手在索赔书上郑重签了自己的名字。“我们早就盼望着有这么一天！”他们说。
1992年,炮兵副师长段家成在《读者文摘》看到童增的事迹，他就主动找上来了。
进了门，段家成看到了童增那张热情的笑脸。
段家成开门见山地说：“童老师，我非常赞成您的观点。对日索赔是正义的事。我一直对日本很痛恨的，您说得对，我们是放弃了政府的赔偿，但是，民间却从来没有放弃。”童增说：“谢谢您的支持。”段家成说：“不要说谢，我也是当事人哪，我亲眼看见我的父亲被日本人砍下了头……”
接着，段家成讲出他当年悲惨的一幕。
罪证—我是北京东边蓟县的人。1942年，我父亲被杀害，我是国恨家仇系一身的，永远不会忘记的。
我父亲是读书人，日本人来了后，他就和八路军接触，并且买了枪，他一直主张坚决抗日。
1940年5月24日这天，鬼子来了。我父亲就和他们周旋，那个队长问村里谁是村长，谁是八路？我父亲就说我们村里都是良民，没有八路。当时，从芦庄子到上苍的路上有两个电线杆子被砍了，他问我父亲知道谁干的吗？我父亲就说不知道。这个日本人说，你们村里再有砍一个电线杆的就拿一个人的人头，问我父亲敢保证吗？我父亲就保证了。
第二天的天还没亮，叔叔家的大哥来敲我家的大门，说日本人又来了。过了会儿，日本人果然来了，他们让我父亲出去。在宅子西头的地方集合，青壮年很少，基本是老年人和小孩。两个日本人和汉奸端着枪看着我们。那个日本队长又问我父亲，村里谁是村长，谁是八路？我父亲还是那句话，就说我们村里都是良民，没有八路。
当时有几个青壮年，我父亲对他们说，你去给皇军烧水，你去给皇军做饭，这是暗示他们逃呢。村里的崔永宽被抓了，审问他。又打又骂的，用警犬咬他。他就问我父亲怎么办，我父亲说“不知道就不要瞎说”。这样，日本人就把我父亲推到北边远点的地方，我父亲被日本队长审问，殴打他，我父亲站不稳，摔倒了几次，浑身都是土。过了会儿，又把我父亲弄回到原来的位置。
当时八路军的伤病员就分散在村子养病，在我们村里养病的是米忠。他伤好了本来应该归队，可是他还赖着不走，还向百姓要好面吃。好面，百姓也是只有过年才吃的，大家老催他走，他索性就投日本了。
第二天，鬼子又来审问我父亲，问“你认识米忠吗？”父亲说不认识。这时候，米忠出来了，说：“你认识，你说吧，不说这关过不去。”父亲说：“我说什么啊，我什么都不知道。”
鬼子就把我父亲拉到一边，那个队长问我父亲：“你的今年多大了？”父亲说：“虚岁五十五了。”日本队长说：“死了的也可以了。”这时候，就上来两个日本兵把我父亲拉到河边下坡的地方，强制他跪在那里，日本队长就拿出长刀，一刀砍过去，父亲的头就从坡上滚到水里了。我们被几个日本汉奸拿枪挡着。我眼睁睁地看着父亲被他们砍。我父亲牺牲后，日本人就撤了，我回到家，20多个家人集中在奶奶家，他们看到我惊慌失措的样子，问我怎么了。我当时说不出话，后来我说了，我奶奶已经80多了，当场就晕了。我就躺在奶奶的炕上哭啊。我哥哥和母亲他们都跑去收尸，看到我父亲没有头的尸体，我母亲就晕过去了。父亲的头和身子分开了，我母亲不敢上手，我大姐就和面把头粘在一起。我们一家人围着棺材哭……我后来就当了兵，走上了抗日杀鬼子的道路。
高雄飞，浙江教育学院教授，日本人打到他家乡的时候，他被日军炸掉一只胳膊。
他千里迢迢从杭州来到北京，对童增讲了下面的日军罪行。
罪证—在1943年11月4日，在福建省永安市。我和母亲遭受日军18架飞机的大轰炸，都失去了右手臂。
轰炸的时候，我父亲出差在外地，当时是下午2点钟，我当时是4岁，另外一个3岁的妹妹，一个1岁的妹妹。我母亲听到紧急警报的时候，就让我们躲桌下，母亲嘱咐我用手拽着被子的一角，她说炸弹爆炸的时候有冲击波，很厉害，会把被子掀掉，我的两个小妹妹就躲在桌子下，我们和母亲就拉着被角。突然，一颗炸弹下来，丢在我们院子里面，我手里的被子就被掀掉了，我和母亲的手就被炸掉了。我当时胳膊也很细的，断手就找不到了。邻居来了赶紧用绳子把断臂扎起来，当时叫来另外一个人把我们抬到一个急救站，当时在我们前面排队的人就有20多个。
到了下午3点左右，给我们看病的医生一看我母亲的断臂还在边上放着，就对抬着的人说，你们赶紧抬到住院部，动手术。医生给我们打了强心针，邻居抬着我们去住院部。马路两边的房子都起火了过不去，他们就走小路，5点才到，3里路走了两个小时。到了医院门口，我们被放到菜地里。
过了一会儿，医生把我带到急救室，把我袖子剪掉，打了止痛针，当时没有输血，把弹片取出来，把胳膊的皮往上翻，再把有的血管缝起来，有的血管扎起来，还要把骨头锯掉，再把外皮翻下来，再缝起来，手术大概一个半小时。接着，又给我母亲做，这样到了8点半。第二天早上我就苏醒了，有个护士看到了，就问你这伤口还疼吗，我就说，疼，但还熬得住。
被炸第二天，5日下午4点多，福建政府就组织了慰问团到医院，省主席刘建绪给每位住院的伤员送 5斤面条，2斤鸡蛋。因为我是第一个动手术的，最早苏醒的，所以医院就介绍了我。医院说：“你看这个是最小的，多惨，他这以后可怎么过？”刘主席就把我抱起来，看了看我的伤势。他很是痛心。
慰问团里有个是福建改进出版社的人，他懂国际法，他说：“这次大轰炸是违反《日内瓦公约》，因为被炸的是平民区，将来要对日本算这个账。”我记住了这句话，直到今天。
住院大概15天后离开了医院，我们到了南平我父亲的朋友那里。永安被炸严重，有一万多间房屋被烧掉了，大轰炸当天被炸死的人160多人，后来抢救无效慢慢死去的也有很多，有500多人……
童增含着眼泪听完了这个控诉。
高雄飞后来成为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的骨干力量，他一直追随童增对日本政府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他无数次坚定地说：“我这辈子只做对日索赔这一件事。”
有的人找到童增，控诉完了日本人的罪行，直接就做了对日索赔的志愿者，跳到战壕里做童增的部下和战友。
68岁的东北人张廷琦就是这样的例子。张先生数十年来一直怀着要向日本鬼子讨还血债的心愿，但却壮志未酬。1993年春天，他在报纸上看到童增的事迹。他立即通过关系，来北京找到了童增。
“童老师啊，我……”张廷琦一见到童增就这样感慨，然后他说出自己家的悲剧。
罪证一
九一八事变的时候，我父亲任洮索铁路工程局局长，当时他正在修建洮索铁路。日军占领了铁路局，迫使父亲交出铁路权。同时，他们提出如果父亲肯为他们卖命做他们的走狗，可以把四条铁路权交给父亲。我父亲坚决不答应，日本鬼子就杀害了他。
母亲是一个大字不识的人，领着我们5个孩子，最大的只有13岁，最小的才8个月，为躲避灾难流落到北平。真是无家可归、衣食无着。母亲每天只是哭哭啼啼。父亲一位同事也是好友叫王中实，看到父亲是为国捐躯,很受感动，毅然决然地把我们一家收留下来。但是好景不长，1937年日本又侵占了北平，我们随着王家离开了北平,开始了8年的逃难生活。承受着无家可归、饥寒交迫的煎熬，直到1945年总算盼来了抗战的胜利。我从5岁开始到现在已经长大成人，心中怀着一颗要向小日本讨还血债、报仇雪恨的心愿 , 但是日复一日，已经到了70岁的暮年，还看不到一点希望，我感到无比的憋屈，我，我，我想参加你的队伍，要向日本索要赔偿……
童增说：“好哇，张先生，我欢迎你，我愿意和你一起进行对日索赔。这样吧，你明天去参加一个会议。”
第二天，童增派张廷琦去参加一个由受害者参加的控诉会。他带着沉重的心情去了，会上，除了几位主持会议的同志外，其余都是受害者或受害者家属,有南京大屠杀的、 有“七三一”细菌战的、有被日本人抓去当劳工的……大家都尽情地诉说被害经过,都感觉到尽管受了那么多的灾难,造成家破人亡，但至今没有得到日本人的谢罪和赔偿。张廷琦在会上表了态，他说：“我也是受害人的儿子，我父亲被日本人杀了，我从今后就是童增的兵，协助你们和受难者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发出我们的吼声。”人们给他热烈鼓掌。
不久，童增通知张廷琦去接见一位叫西森茂夫的日本人。这个人是日本高知市平和资料馆的馆长，他每年都组织一些当地的老百姓自费来华，调查当时日本人杀害中国老百姓的罪恶。这次来华，他组建的团队中大部分是老人和儿童。
第一站来北京，童增就把张廷琦和一位叫尹正美的老人介绍给他。尹正美在南京大屠杀中遭遇很惨，她家中的奶奶、伯父、母亲和哥哥都被日本兵杀害。她自己当时才7岁，日本兵凶狠地用刺刀在她后背刺了三 刀。后来，她被人救起，幸免一死，至今背后仍留有三个伤疤。
在接见会上，张廷琦向来访者控诉日本侵略者残害他的罪行，尹正美也讲了自己的悲惨往事。那些上年纪的老人们听了，和他们一起流泪, 那些孩子听了，都睁大了眼睛惊异地看着他们……会后，他们都拥着他们问长问短，有的向他们行礼表示道歉。一个小孩送给尹正美一只亲手折的纸鹤，表达和平的美意。一位叫广田瑞惠的老太太对张廷琦特别友好，她能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还会写一手好的中国字。她拉着张廷琦的手，替日本军人向他赔罪。多少年，张廷琦头一次舒坦了一些。
广田瑞惠回国后曾给张廷琦写过一封信，说当地有一块叫“红帘石”的石碑。碑是红色的，高有3米、横长1.9米。建于1992年9月18日，上面有“日中不再战 ”的白色碑文。她说，她回国后特别为张廷琦来到这块碑前长久伫立，默默地为张廷琦祝福，为张廷琦的父亲祷告。
在会谈中，西森茂夫馆长得知张廷琦的父亲当年曾在日本北海道大学留学，是他的老校友。所以，对张廷琦表现得格外友好。回国后，经常把一些他在中国采访的图片在资料馆进行宣传展览时受到欢迎的情况告诉张廷琦。他在信中说，日本人民对中国友好的愿望在他那里是非常强烈的。还曾寄给张廷琦日本一种最有名的海鱼。总之，他经常向张廷琦表示日本人民是对中国友好的，日本人民对那场战争是痛恨的。他们资料馆按期出版的刊物 ( 英文版 ) 一直按时寄给张廷琦，从没有间断……
信件继续如雪片般，从天南地北飞来，童增在那些信里面发现了更多的受害者，还有好多闻所未闻的惨案。这时，正好又有媒体来找童增，他索性就把受害者的情况全部公开了，为的是让世人了解真相。
日军在华令人发指的罪行，让全世界人民震惊。中外记者纷纷上门，他们想听听童增的声音，童增，这个中国最雄性的男人这样回答他们的提问—
“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以德报怨的民族，哪怕你做错了事情，我都可以原谅，然而事实看来，我们越是友好、忍让，越是助长了日本右翼势力的嚣张气焰。今天我们要通过民间索赔，帮助日本恢复记忆，阻止它开历史倒车，从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国际秩序。只有索赔，我们才能让日本警醒！
1945年，中国以3600万人的牺牲为代价，夺取了抗战胜利。但是刻骨的创伤，在中国人心中却永远难以抚平，那些死去的千万生命，在高天之上从来没有停止过怒吼……
日本人在中国横行霸道十数载，烧杀奸淫，屠村屠城，企图亡我国家灭我种族。然而，就那样宣布投降战败，成千上万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日军撤退就一走了事了吗？
同为‘二战’的战败国，德国应该是日本的学习榜样。1952年，虽然法国政府宣布放弃对德国的战争赔偿要求，但当时的联邦德国政府仍然对‘二战’期间受纳粹迫害的犹太人进行了长达数十年的赔偿。
然而，日本却选择了刻意的遗忘，他们甚至还美化侵略，粉饰罪恶，蒙蔽国民。
过去，我们自以为放弃赔偿可以使日本政府感恩戴德。 然而，这恰恰为日本人所不齿。你放弃赔偿，他们认为你软弱，你无能，越发在你面前趾高气扬。如今，它干脆撕破脸皮，篡改侵华历史，不承认侵略了中国，还公然侵占中国钓鱼岛。日本好多的首相30年来多次参拜供奉被绞死的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否定‘南京大屠杀’‘慰安妇’等日军暴行，不就是很好的说明吗？”
童增黄钟大吕的声音，振聋发聩。
许多受害者或者写信，或者不远千里到北京找童增。他们不知道索赔下一步该怎样走，要通过何种手段与日本人打官司?他们有的拉着童增的手，向他哭诉。有的人甚至跪倒在童增面前，久久不愿起来。
这一切，让童增内心特别焦急，当事人几乎每天都有死去的，而他们的第二代，也大都是满头白发的老人了。如果任凭这样下去，正义何时才会来到？
童增决定加快步伐，必须用最快的速度把索赔推向成功。
1993年，童增真成了世界名人。美国出版的《世界名人录》，将童增收入条目。他入选的理由，世界名人录的总裁致信给他时说：“是您把战争赔偿理论发展为政府间的战争赔偿和民间的受害赔偿理论，并极大地推动了民间索赔运动，为维护世界和平和预防战争犯罪做出了贡献。”
童增接到这封信，自然是十分高兴，他对李定国说：“你看到了吧？我们有了更多的知音。反法西斯是全人类的共同话题，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以，必然要在全世界引起共鸣。”李定国说：“当然了，我坚信，我们一定要走向成功。”
大规模的诉讼开始了。
1995年6月至8月，东京地方法院分别收到了“花岗劳工诉讼”“山西慰安妇诉讼”和“哈尔滨七三一人体实验”“南京大屠杀事件”“浙江永安无差别轰炸”的起诉书。这一年被看作是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诉讼的起始年份。
有的被害人对到日本打官司，心里没有底，“能赢吗？”他们总是这样问，童增就对他们说：“当然能赢，同样是‘二战’受害者状告日本，韩国人在韩国就取得了胜利。韩国人能赢，我们就能赢。”
然而，我们那些的诉讼，却真的没有赢。
2006年12月，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在北京成立，童增任会长，大批老将军、老部长及一些开国元勋的子女担任顾问。从年龄上讲，最大的90多岁，最小的20多岁。从职业上讲，有工人、农民、学者、律师、艺术家等，社会各个阶层几乎都有代表。
这个联合会的主要功能是整合全国的对日索赔力量，从而推动国内诉讼。加强同国内外日本侵华战争受害者及其法定承继者和相关民间组织的联络和交流；收集、整理、编纂国内外战争受害者的受害资料，评估其受害损失；为日本侵华战争受害者及其承继者对日索取赔偿提供法律和经济援助；接受受害者、受害团体及其承继者的委托，依法向日本政府、相关企业和人员，提起索赔诉讼；组织国内外法学界、司法界、史学界专家就对日民间索赔的相关课题开展研究；参加或举办与对日索赔有关的国内外研讨、培训和交流活动；编制简报和录音、录像资料，出版相关研究成果。
在日本提起诉讼索赔屡屡受挫，联合会成立以后将推动受害者在国内提起诉讼。
正如童增所料，联合会刚一亮相，立即强烈地吸引了人们的目光。短短几天，在北京，已经有五家律师事务所和联合会签订了协议，成为对日索赔国内诉讼的法律援助单位。
索赔联合会成立之后，山东、河北、重庆、浙江等地的“二战”受害者，纷纷将诉讼材料递交当地的法院。
什么是“慰安妇”呢？
“慰安妇”是在“二战”时期，日军首脑为了提高军人的战斗力而搞的一个野兽般的军队制度。日本军人白天烧毁了很多的中国房屋，杀了很多的中国人，他们心理上有恐惧感，也不排除负罪感。为解决这些问题，日本军部想出了一个罪恶的办法，那就是在夜晚让他们的士兵在女人身上发泄自己的情绪。于是，日本人就搞出了一个臭不可闻的“随军妓女”制度，这就是慰安妇制度。“慰安妇”，作为日本本土来说，他们的“慰安妇”是自愿的。但是，中国和韩国的“慰安妇”，特别是中国的“慰安妇”，全部都属于强迫性的。她们被抓到日军兵营，被囚禁起来，频频遭到日本军人的性暴力。
我们国家是20世纪90年代才提出来“慰安妇”的概念。在1994年的时候，童增和两位美籍华人到华盛顿，访问了东京审判的检察官。这位检察官对童增说，东京审判时有两个罪行没有提出来，一个是细菌武器，就是化学武器、生化武器没有提出来，还有一个是“慰安妇”没有提出来。这样，就没有把日本暴行列到东京审判里面，他感到非常遗憾。后来到了战后，美国为了利用日本对付中国和苏联，很少提日本的战争罪行，反而日本觉得他们是受害人。到1991—1992年的时候，韩国才发现正式公开了“慰安妇”的事情。
1992年，童增通过自己团队战友的调查，中国开始有“慰安妇”浮出水面。1992年，在山西站出来七个人，后来在湖北站出来一个，海南一些地方的“慰安妇”也站出来。国内外媒体争相报道，中国从此有了“慰安妇”的概念。童增把这些受害者通过日本华侨、美国华侨送到日本去控诉日本，送到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控诉日本，送到香港，送到加拿大，送到其他国家控诉日本。这样，全世界才知道日本军人在中国犯下的这一罪行。
班忠义，辽宁抚顺人，1978年考入黑龙江大学外语系日语专业，1987年到日本留学 ，先在上智大学攻读新闻硕士，后到东京大学主修宗教。
1992年，万爱花经童增的鼓励到东京举行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举办的战争受害女性国际听证会。班忠义很惊奇，怎么还会有“慰安妇”这样一种不幸的女人？万爱花她和一般的妓女不一样，遍体鳞伤，班忠义特别不理解。那天，他就决定要寻找“慰安妇”，并且想办法救助她们。
可是，他当时找不到那些“慰安妇”，他为这个事深深苦恼。
正在这时，班忠义在报上看到了童增的事迹，从报道里，他才知道原来童增正在做对日索赔的事，他手里有好多“慰安妇”的信息。于是，他就想办法找童增，他认为童增是自己的知己，并且可以一同做事业。
不久，班忠义就回到国内，到处寻找童增。到了中国老龄委，人们不告诉他童增的电话，他就回去了。第二次来，人家还是不告诉他，他就和传达室的一个人闲聊，终于，他在墙上看到了童增的宅电。他悄悄记下了，然后，跑到外面与童增通了电话，童增邀请他去家里做客。两人见面了，班忠义为童增的故事感动。他当场表示，要把“慰安妇”的事做到底。童增就先把万爱花的电话给了他。于是，回到日本后，他辞去了收入丰厚的工作，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救助“慰安妇”的道路。
班忠义的长征也开始了。从1992年开始，班忠义走遍大半个中国，寻访战后残留在中国的日本妇女、当年被日军强迫沦为“慰安妇”的中国和韩国妇女，救助她们，并用他的所见所闻把这些不幸老人的凄凉晚景在日本通过各种媒体广为传播，号召民众捐资。那些年，他过着漂泊的生活，总是在中国、日本之间飞来飞去， 把“慰安妇”们的故事拍成纪录片，去控诉日军当年的罪恶，去为她们的索赔呼吁。
班忠义用这些善款和自己的收入，救助了战后残留中国的日本妇女10多人、中国和韩国“慰安妇”近60人，并使其中10余位外籍“慰安妇”回到祖国定居，或者回去探亲。
班忠义在一篇文章里写道：“我被童增的精神感动，只做了一个正常人应该做的事情。这些老人已经被战争这架畸形机器铸造成悲惨的人生，如果没有人去管她们，她们最终也会和其他人一样死去，这个世界也没有什么不 同。但多一个关心她们的人，她们本来已经冷却的内心就会多一丝温暖，那一颗颗饱经创伤的心灵就会多得到几许爱抚。并非我这人天生对久远的、阴森的主题感兴趣，写中国‘慰安妇’，因为她们中的部分人还活着，活得很痛苦，在她们有生之年能为她们‘鸣冤叫屈’也算得上做件好事。有的‘老鬼子’说‘慰安妇’是中国人自愿的，为了使那些不幸的中国妇女50年后不再受日本人的污蔑，我决定回国去，历尽千难万险也一定要找到她们本人，录下她们的证言，摄下她们的伤痕，作为对日本人的控诉材料，恢复历史的真实与公正……”
到1996年的时候，他已成功救助了10名“慰安妇”。这年9月，他收到一位名叫龚向阳的摄影记者的来信，信中说，有位郑顺意老人是韩国忠清南道伦山市江景邑黄山里人，1942年17岁那年被骗至中国武汉，在日军慰安所被迫充当“慰安妇”，度过了3年非人的不堪回首的年月。1945年8月日军投降后，郑顺意流落到汉口，被汉口警察署邱某收留。经邱介绍，郑与比自己大10岁的驻汉口国民党空军某部文书王利超结婚。1948年，王利超退休携妻女回原籍湖南湘乡（现属双峰）乡下。丈夫对她很好，给她取了个中国的名字叫郑顺意。
1992年，郑顺意看到了童增的事迹后，立马公开了自己的身份，并委托县律师事务所律师吴祥云向日本政府提出民事诉讼，要求赔偿。但日本政府没有理她。后来她又委托律师给韩国有关部门写信，建议韩国政府代“慰安妇”向日索赔。韩国驻华使馆转来了韩国内务部长的回信，其内容是：“我听说您在异国坚强地活着和记住祖国，对此，我们不胜感激，因此谨向您表示衷心的祝贺。对于您向我国内务部所提出的建议（就是您向日本政府提起的赔偿损失）我国政府虽然还没研讨，但是一个民间团体（叫“慰安妇”对策讨论会）会向日本政府提出赔偿损失，我希望，您跟这个民间团体取得联络。”
然而，她却没能与这个民间团体联系上，索赔成了泡影。归国省亲，成了郑大娘晚年唯一的希望。但是，没有进过一天校门的她，却无法写出家乡的地址。几位来华的韩国人，根据她说的家乡地址的韩语发音，找了好多次，也没有办法找到她的故乡。
丈夫去世后，老人得了癌症，她很想回国看看，了却思乡之情，希望班忠义能帮一把。
班忠义看完了信，立即着手做准备。这年的10月23日，班忠义专程从日本回国。
飞机在长沙降落，他从长沙乘车四五个小时，23日晚上，他到了双峰县黄家湾。人们把他领到了老人的家里，郑顺意勉强坐了起来，呆呆地看着他，眼睛里有些许的光，但是说话，班忠义听不大清楚。班忠义说：“先看看病吧，明天我们去省肿瘤医院。”第二天，班忠义和老人的家属带着老人去了医院。一做CT，班忠义傻眼了。肺部的肿瘤直径已达9.2厘米。班忠义想，切了，也许会多活些时候。于是，他建议做手术。手术医生来了，又查出了她有严重的心脏病，要先到心脏病科开始治疗。班忠义为老人家办好住院手续，预付了所需医疗及生活费用后返回日本，又从日本飞往韩国。临行时，关于线索，老人只讲她家乡的名字叫“汉宫村”。
班忠义看到这种情况，就更加着急，他想让老人家活着的时候，与自己的祖国和亲人联系上。到了韩国，他与韩国电视台联系，人家说找不到“汉宫村”这个地方，没有这个地方。说老人讲的不是朝鲜话，听不懂。没有办法，班忠义就开始学习朝鲜语，他专门来到韩国，到延世大学学习。在学习过程中，班忠义将“汉宫村”说出来给教授听，教授说：“你到伦山市江经义那个地方看看吧，好像那里有个汉宫村。”班忠义听了，大喜过望，立即买了车票，当天就奔向那里。
班忠义特意乘的是新干线上的车，是2点钟开车的，大概4点钟的时候，他到了。
江经义还真有个汉宫村，在村里，按照郑顺意老人的说法，她童年有个女友叫舒三丽，班忠义找到那个老太太，人家看了看照片，表情冷漠地说：“不认识。”班忠义知道，韩国人普遍歧视当过“慰安妇”的人。
班忠义在山上，跪在地上祈求上苍帮他，他说：“可怜可怜郑老妈妈吧，她快死了，她就这么一个心愿，她苦了一生，不能带着遗憾走哇。”求完了上天，班忠义就拿着照片，在村中一家一家地问。苍天不负他，终于有个老太太看了照片后，激动地喊起来：“郑……我认识她，在山上，那个地方被开路了，影子都没有了。”班忠义说：“可我在山上查了，没有姓郑的呀？”老太太说：“她家太穷，连户口都没有签上。山上都是贫民窟，朝鲜战争时候，也是激战区。她家搬走了，不知在哪里，那个舒三丽是她的好朋友哇。”
班忠义向韩国新闻界公布了郑顺意的悲惨经历和想回国看望的要求。韩国一个从事寻找、救助、安置原韩国“慰安妇”的民间团体的负责人金长老，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与班忠义联系。1997年3月5日，两人专程从韩国来到湖南。在医院找到了郑，向她索要相关材料，以便办理有关归国事宜。在医院里，她的肺癌得到了有效的治疗，为她归国赢得了宝贵时间。
1997年3月7日，班忠义和金长老等人专程来接郑顺意回国。在百余名乡亲隆重的送别仪式上，老人失声痛哭。
郑顺意终于回到了祖国。韩国政府很用心，把她安排在一个公寓里，韩国医院还给她检查身体。她的好朋友舒三丽也来了，郑顺意一眼就认出来，说：“你是舒三丽……”舒三丽摸摸她的脸，却说出了一句让她大失所望的话，“我怎么记不起来了呢？”
尽管韩国政府对郑顺意有比较积极的态度，可是，民间对她不欢迎，人们认为她给国家丢了脸。老人家临终时，听说了两个妹妹的下落，她想见见，结果两个妹妹异口同声地说：“我们有各自的生活，以后不要与我们联系。”1997年10月22日，老太太孤零零地死在医院。生前留下一句话，“我死后，要埋在中国。”两年后，她魂归中国，双峰的乡亲排长队迎她回家。
班忠义为郑顺意拍了长长的胶片，为了记下历史，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那段惨痛的历史，1999年，班忠义自费拍了纪录片《王母郑氏》，影片轰动亚洲，至今在网上仍有极高的收视率。一个女学生看了电影后，为班忠义感动，主动来做他事业的助手，后来，成为他的妻子。
1992年夏天，武汉的陈忠义老人千里迢迢进京找童增，他去了民政部、北京大学，连续5天，都没有找到。他住不起旅馆，晚上就睡在北京站的候车室里。
第六天，他终于找到了童增。他握住童增的手久久不愿松开，半天，才说出一句话：“你要帮我找到我妹妹，她被日本人抓走了。”童增说：“老人家，您别着急，我们一起努力，我相信都能查出来。”
老人看见童增家徒四壁，仍在顽强地为国家为百姓做事，凝视了他许久，突然热泪盈眶：“童老师，我代表全体中国人感激你。”童增说：“老人家，不要这样讲，作为中国人，我必须这样做。和我一起做吧，我们正在调查‘慰安妇’，遇上了好多困难，可是再难，我们也要查到底，这是日本人的罪证。”陈忠义握住童增的手不放，许久之后，他说出了一句话，“放心，我一定！”
回到武汉后，陈忠义就开始在全城寻找当年的“慰安妇”。在那些炎热的日子里，这位年过六旬的老人家一个街道一个巷子地寻访，他深深的脚印踩在高温下变软的沥青路面，汗水滴滴答答地掉下来。
终于，在到了秋天的时候，他找到了20多位韩国的“慰安妇”。战争结束后，这些可怜的人一直留在中国武汉。陈忠义打电话请示童增，最后，带着3位身体状况好些的来到北京，她们是何君子、洪江林、洪爱珍。
3位老人出现在童增的客厅里，童增给她们倒茶，给她们烧饭，问她们路上的辛苦，就像亲儿子那样的态度。
第二天，童增带领她们去了韩国大使馆。大使馆的官员出面接见了她们，50多年了，她们第一次与祖国的人见了面。官员像童增那样热情地倾听她们的诉说，并且记下了她向日本索赔的愿望。3位老人呆呆地看着童增，这太出乎她们的意料了，50多年来，从来没有人这样尊敬她们，她们从来没有享受过这样平等的待遇。
泪水涌上了她们呆滞的脸，她们泣不成声。
在回来的路上，3位老人纷纷拿出自己身上仅有的毛票，非要请童增到一家朝鲜餐馆吃饭。
童增害怕谢绝会伤了老人的心，就随着她们走进那家餐馆。老妈妈们特别高兴，她们一声声地叫童增为恩人，叫着叫着，她们放下碗筷，走到餐厅的中央，特地为童增跳起了朝鲜舞。这让童增大为吃惊。一曲跳完了，何君子老人拉住童增的手说：“50多年了，我们一直不能像人那样活着，没有人把我们当人哪，我们是受害的，我们却成了人人贱视的。童老师，我们见到了您，我们才解放了啊！”
临别的时候，童增掏出钱，偷偷塞给陈忠义，对他说：“给她们买回程车票吧，别说是我给的。”3位老人满意地走了，这是她们今生享受到的唯一的温暖。
这件事经过境外媒体报道后，很快引起了韩国人的注意。不久，韩国“慰安妇”研究会与童增联系上了。他们相约一起做“慰安妇”索赔的事情。
1992年6月，童增收到了一位名叫张双兵的教师来信。来信这样说道：“尊敬的童老师，我看到了关于对日索赔的理论文章，我们原来是同道啊。我利用业余时间，长期从事‘慰安妇’调查，我受到了好多的阻力，但我还是要坚持下去。”童增马上回信，他说：“张老师，好样的，你说得对，我们是同道，我大力支持你，我们一起干吧。你是好样的中国人，你没有错，我们都没有错，我们做的是正义的事业。”
张双兵收到回信后，心情十分激动，他更加坚定了自己为“慰安妇”讨公道的决心。
那些“慰安妇”老人最信任的人，就是张双兵。包括万爱花在内的16位老人，曾多次拖着多病虚弱的身体，在他的带领下远赴日本出庭。
张双兵今年62岁，是山西省盂县西潘乡羊泉村的退休教师。
1992年初，他在电视新闻里看到，时任中国驻日大使杨振亚指出：“逼使妇女充当‘慰安妇’是当年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亚洲犯下的可耻罪行之一，有报道说，在中国妇女中也有受害者。我希望进一步查明事实真相，我们在注视这个问题。”
这年7月，日本驻华大使馆向中国政府通报了有关“慰安妇”问题的初步调查结果，他们承认，调查结果表明日本政府参与了“慰安妇”的征召和管理。中国外交部立即表明了立场，“无论今后日本采取什么措施，希望日本把中国与韩国同样对待。”
看到了这些消息，张双兵立即想到了索赔。于是，他找到了熟悉的5位受害女性，她们是侯冬娥、刘面换、冯壮香、刘二荷、陈林桃。大家研究决定，写申诉书状告日本侵略者。作为中国第一批申诉者，1992年7月，她们委托童增到日本驻华使馆，向日本政府正式提出申诉，要求日方公开道歉，同时支付每人最高至12万美元的赔偿。然而，傲慢的日本人对此毫不理会。无休止的跨国诉讼开始了。
想当年，侯冬娥老人是最难开口的一位。
早在1982年，张双兵就找到了老人家。那时，他在盂县的高庄村学校教书。听人家讲，有位绰号为“盖山西”的老人，曾被迫做过“慰安妇”。所谓“盖山西”，就是形容她当年的美貌。她的真名其实是侯冬娥。
张双兵走进侯冬娥的家，她住在石窑洞里，炕上铺着一张破烂的席片，两个很小的铺盖卷，地上有个破木头墩子，还有一个木头柜子，这就是她的全部财产。那年老人67岁，但看上去却特别地苍老。
张双兵看了看老人，迟疑了一会儿，终于开口了。他说：“大娘，我是来调查日本鬼子那种罪行的，看看您能讲一点吗？”听了这话，侯冬娥愣了一会儿，继而，她摇摇头，说：“不……”
一个星期过后，张双兵又来了，侯冬娥还是摇头。张双兵只好继续等待。这一等就是10年。
责任编辑：王笛 最后更新：2016-08-29 10:5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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