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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山战役70年了,日本人刺激我研究滇缅战场
2016-07-30 14:57:54  来源:澎湃新闻 作者:余戈  点击:  复制链接

  亲历松山现场,抗战史变得触手可及

  我父亲是军人,我在军营出生、长大。1985年高中毕业后又考上军校入了伍。喜欢军事是很自然的。我很早就迷上了抗战史,小时候看了很多抗战的电影和书。真正对滇缅战场感兴趣,是2000年前后。

  当时我作为《军营文化天地》杂志的编辑采访了樊建川和沈克尼。樊建川是抗战文物的收藏大家,他担任馆长的建川博物馆很有名气。沈克尼也是个奇人。他最早是宁夏人民出版社的编辑,后来成了宁夏自治区的政府官员,但他一直以平民百姓的身份业余研究国防和军事问题。从初级到高级的解放军军事院校,他都在里面学习过。关于日军对华兵要地志研究这个课题,他也很有建树。他自己还收藏了很多抗战军品。我受他们影响,也开始收藏抗战军品。

  从收藏这个角度进入历史,有一点特别好,就是对细节有非常深的感知,让人觉得历史是具体可感的,这和从教科书上获得的宽泛的结论是不一样的。东西收藏得多了,就特别想就某一段战史具体做点研究。这个时候,正好有个机会,我去了一趟滇西,看滇缅战场。

  现在讲正面战场二十二次大会战,是不包括滇缅战场的。滇缅战场是和盟国合作的一个战场。按照同盟国的划分,咱们这个中国战区包括越南和泰国,但不包括东北——东北划到了苏联作战范围之内。

  这一段历史过去并不是很普及。比较早的一本书,就是邓贤的《大国之魂》,然后就是一些电视纪录片。但纪录片一般都是粗线条的,细节上不太让人满足。通过这些东西,我先对滇缅战场有了一个粗略的认识,去了之后,立刻被吸引住了。那次去的是滇西战场,没办法去缅北,因为我是军人,出国去缅甸不方便。但是怒江以西的几个重要战场全都看了,像松山、龙陵、腾冲、芒市。

  印象最深的是松山,因为松山战场保存得特别好,战后六十年,仍然可以看到当时中日双方在战争中留下来的很多东西。住在松山上的家家户户,墙角可能就堆着从山上挖出来的各种废旧炮弹,还有当时留下来的比如坦克履带、日军用来盖兵舍的铁板,还有日军堡垒埋在地下的一些材料。这和我之前从自己收藏中获得的认知特别能对接上,一下子感觉这段历史触手可及了。

  比如说,当你在书上看到说堡垒用原木和钢板构筑的时候,你其实很难想象那个情景;但是,等你直接看到当时的钢板、原木还有汽油桶,看到插在堡垒外围、夹在汽油桶之间的钢板上密布的弹孔,马上就被带入了情景之中,写作、研究的热情也立刻被唤起来了。从那儿回来以后,我就再也没有改变研究滇缅战场的兴趣,持续到现在已经十年了。

松山战役主战场遗址

  日本人对待历史的态度,对自己刺激太大了

  应该说,此前我读到的大部分书籍,要么是被我拿来用的材料,要么只是给我提供了线索。在我还没有研究滇缅战场之前,最有影响力的作品就是邓贤的《大国之魂》,但《大国之魂》写松山只用了一章,一万多字。

  品野实这本《异国的鬼》当然是对我启发很大的,后来还有一本太田毅的《拉孟——玉碎战场的证言》也很好。两本书有个共同的特点,作者都是跟滇西战场有直接关系的日军老兵,采访了幸存的日军士兵,还参考了日本的公刊战史。这让我觉得,我们是胜利者,我们参与这场战争的人,比他们多好多倍,但我们竟然没有这样的亲历者的证言,而他们却有不止一本这样的书。

  等到我开始研究松山战役的时候,已经没办法像他们那样去写了。他们写那本书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我这儿已经到2000年后了。他们访问的那些老兵当时都五十来岁,记忆力极好,大家在“战友会”活动时凑在一起,对着照片、地图和部队战史,一点点还原历史现场。到我做研究的时候,绝大多数中国远征军老兵都远去了。但我的研究态度,受这两本书影响很大。

  我很推崇美国战地记者科尼利厄斯•瑞恩那本《最长的一天》。他访问的诺曼底登陆的亲历者实在太多了。同时,他作为战地记者,也是那场战争的一个亲历者和观察者,而且他还看了双方留下来的大量的文献档案。

  不论宏观还是微观,他都特别了解,所以他写1944年6月6日在法国诺曼底海滩上发生的这场舞台大剧的时候,就有一个本事:可以在任何一个点上找到一个“摄像头”。哪怕写一个“跑龙套”的,一个特别小的情景,他都能找到两个以上镜头来印证。所以他这本书在细节上是文学化的,但又特别严谨可靠,而且高度凝练,全书只有不到二十万字,非常的棒。

  但是像他这样是很难做到的,环境变了。我从2004年开始,陆续接触了一些老兵,数量非常少;这些人里头又有好多人当时就是处在边缘的,对核心事件不了解,而且大部分人的记忆已经不清晰了。在这种情况下,我就尽量使用多种史料,老老实实把自己获取史料的过程以及对史料的研判都呈现给读者,用这个方法来弥补我的不足。

  日本对待这段历史的社会背景,跟我们实际上有相似之处。日本战败以后,美国对日本进行了改造,日本所发动的那场战争从政治上被否定了。战后的日本在很长的时间里,是不能够从正面去回顾那场战争的;而且因为打败了,日本人回顾时也觉得耻辱,而宁愿选择回避。所以,从官方到民间都处在一个压抑的状态。但他们的了不起在哪儿?他们能够搁置政治环境方面的这些不利因素,老老实实地去还原史实。

  对待这场战争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借它来说事儿,如日本右翼搞的军国主义回潮;还有一种情况,是把历史史实记录下来,从历史专业的角度去做。后一方面日本做得很不错。虽然遭到美国的压制,但是日本重建自卫队以后,防卫厅设置有防卫研究所,下面有战史研究室,负责修日本战史,他们叫“公刊战史”——公开刊行的战史。这属于日本政府支持的官方修史,是一个庞大的工程,出版的书装了整整一个小图书馆,学者和普通老百姓均可阅读。

  咱们有这样的东西吗?抗美援朝战争都过去多少年了,才有了薄薄一本《抗美援朝战史》;历次边境战争,可能有一些内部总结材料,但没有可供公众阅读的官方战史。所以,跟日本相比,咱们在修史、传播历史的制度上是缺失的。官方尚且如此,依靠民间又能做出些什么?

  而且,日本官方修史的条件特别好。他们保留下来的军事档案很充分,各个部队都有自己的战斗详报、阵中日志,战斗文书很齐全。另外,战后日本老兵以部队为单位成立了“战友会”,是一个全国性的网络;“战友会”有一项特别重要的职能,就是修本部队的部队史,如联队史、“乡土部队”史等。部队史在日本是个庞大的民间出版类别。

  有了这些东西以后,战史研究室修史时就可以都调集过来。有了这个基础,日本的作家、战史研究者写了很多战争读物,有的出版社干脆就专营战争题材作品,出版了海量的书。尽管日本在一段时间政治上是否定那场战争的,但仍然可以自由地出版反映战争的作品。作为战后经过改造的国家的国民,日本人可以对那段战争不感兴趣;但是,如果他感兴趣了,随时可以找到了解那段历史所需要的各种材料。

  咱们这儿是官方没有完善的修史制度,很多边境战争历史还是新闻出版禁区,专业学者也很难接触到军方档案。总之,政治左右历史研究的力量太强大了。所以,大部分公众都是八十年代以后才渐渐知道一点四十年代的事情,还仅仅是线索性的知道,远远谈不上弄明白。这几年,又常常是因为中日关系紧张了,然后才对抗战旧事重提,忽冷忽热的。

  政治和学术还是要有区别的。对于历史问题,在政治方面咱们可以不去大肆炒作,但是在学术上一定要弄得很清楚。尤其是战争史,双方的得失成败,战事是怎么进行的,这都是客观存在的学术范畴,也很有借鉴之用啊。而且,话还可以说得“过”一点——你设置了那么多研究和出版禁区,将来国际形势变了,在政治、外交方面需要有些学术成果作为斗争“武器”,你靠临时抱佛脚拿得出来吗?靠一点肤浅的宣传材料能应付局面吗?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像日本学习,把一整套修史制度建立完善起来,对历史普及、传播的工作也应该更加重视。

  老兵大多凋零,朋友帮助很大

  我所接触到的松山战役亲历者如今还在世的确实不多,据说全国也就一万人左右。我给你举个例子,我年初跟央视七套合作在腾冲拍纪录片,战后落籍在腾冲的抗战老兵,我们拍的时候大概还有三十多个。这还算密度很高的,因为战时远征军曾在腾冲本地大量征兵。后来打完仗,收复腾冲以后,他们就脱队回了家乡。但是,这些人大概只有两三个人还能清晰地说些当年的事情,绝大部分人已经说不清楚了。

  戈叔亚算是最早推开滇缅抗战研究这扇大门的先行者。他大学毕业以后和朋友们一起做生意,大概在1983年前后就到滇西了。他在腾冲无意中推开了国殇墓园的门,看到一片破败,他觉得很震撼,由此就开始研究这段历史。

  三十年来他一直都沉浸在其中。他进入那段历史,就再也拔不出来了,好像自己曾经是远征军中的一员,简直像是一种“穿越式”的生存。他不仅看了很多史料,田野调查尤其做得深入扎实,都是拿着史料一个个现场跑下来,光缅甸就去了十几次。我2004年第一次去松山时,就在山上碰到了他。之前我看到他和凤凰卫视、央视合作的纪录片,当时我就觉得他怎么能在镜头前如此松驰自如,就好像是历史的亲历者。他不像有些专家只能在纸上鼓捣,对历史现场毫无感觉。

  方军的道路也很奇特。他在日本做研修生,借送外卖的机会接触到日本侵华老兵,从此大量地采访他们。在方军之前,没有人做这个事情,你别看研究日本、研究中日战争的学者那么多,记者不用说就更多了,但没谁到日本去采访那些日本老兵。所以他一写,我们就看到了新鲜的东西:站在我们对立面的那些“鬼子兵”的记忆里,居然保留了我们所不知道的那么多事情!他们原来是那样想、那样做的。即便我们已经概念化地知道的日军罪行,听对方按自己的思想逻辑讲述出来,也能极大地深化我们对历史真实的理解。其实,接触、沟通、互参,是深度抵达历史的基本途径,方军这个曾经的历史“门外汉”一下子就得道了。

  萨苏比方军又往前走了一点。萨苏是一个超级文史发烧友和著名网络写手,旅居日本后也接触过日本老兵,但因为他出身于北师大图书馆专业,在文献调研方面极有专业素养。如果说方军是用日本老兵的记忆来重新解读那场战争,萨苏则打开了用日方文献史料解读中国抗战的一扇门,他由此带着读者看到了极为隐秘、新鲜、丰富的历史风景。

  去松山祭拜,成了一种时尚

  我曾说过,松山战役可能是在最无名的地方发生的最有名的战争。这个“最有名”和“最无名”,是有特定的时间概念限定的。在1944年的时候它最有名,到了全世界都知道的地步。腾冲城外的一座小小的来凤山,一个二三百米净高度的小山头打下来的时候,美国总统罗斯福都发来了贺电。

  但六十年过去,一提起松山,大家不知道是哪一个了:台湾有个松山机场,明朝的洪承畴曾在锦州附近的松山之战兵败被俘,日本也有一个松山市,北京延庆好像也有一个松山森林公园……抗战时的战场松山,就只在国家图书馆某些民国版图书的那几页里,没有多少人知道了。

  今天不是了。所以我刚才特别强调有时间限定。松山战役结束后六十年到七十年,即2004年至2014年这十年期间,发生了特别大的变化,这段历史之门被强有力地打开了。对此,我也做了一点贡献,就是写了《1944:松山战役笔记》这本书。这个时期,还有其他的书和电视纪录片,又有几部热播电视剧跟进,还有一些人专门从美国弄回来的历史照片,即“国家记忆”影展。现在松山有名到了什么程度?很多人会用松山这么一个点,来指代发生在整个滇西战场的大战役。很多老兵爱把自己的经历往松山战役上面靠。

  尤其是最近几年,简直掀起了一股“松山热”,我甚至觉得有点时尚的色彩了,在微博也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如果一个人说他去过松山,去过腾冲,甚至可以作为一种炫耀的谈资:我知道这个地方曾发生过那么轰轰烈烈的事情。

  现在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条件都很好,经常自驾就奔松山去了。有个广东的年轻人,跟我在微博上联系了一下,就坐飞机直奔滇西,到松山以后,在纪念碑前敬个礼,让人拍个照片,咔,发到微博上,然后@了我一下。这让我特别兴奋,特别感动。那座山郁郁葱葱的,安息着死去的那么多将士的英魂。越来越多的人去那里祭奠,将士们的在天之灵也会欣慰的。

昔日的战场成了农田

  中国军人的学习能力很强

  松山确实是根难啃的硬骨头。当时日军创造性地修筑了松山工事,松山工事的水准几乎能和旅顺要塞媲美。旅顺要塞是钢筋混凝土构筑的,属于传统意义上的要塞。松山是土木结构的,但是它有创造性的东西,比如说它高度利用了就便器材。松山上的松树原木,直径几十公分,钢盔粗细,还有滇湎公路上咱们丢弃的大量的汽油桶、铁板盖。这些东西都被日军利用了。

  日军在松山上深挖,挖得非常深,相当于把一个几层的小楼埋在地下,露出最上面的一层两层,最底下还有一层。被覆也特别厚,木材被覆三层,外头又是三层汽油桶,中间插钢板。这种堡垒抵抗当时武器打击的能力,甚至都超过了钢筋混凝土堡垒。

  日本人打造的这根硬骨头,考验的是当时的军事技术手段。当时的技术手段有哪些呢?空中有B-25轰炸机,最重的炸弹是五百磅,这就是当时的极限了。这样的炮弹得直接落在堡垒顶上,才有可能产生一些破坏;要是稍微炸偏一点,还是无济于事。地上有火炮。滚龙坡攻坚的时候,都是把美式山炮推到距离堡垒三百米,就跟使用步枪一样来狙击。对着一个堡垒打,打破以后,第二发炮弹不能偏,对准前一发破坏的那个地方继续打,才有可能撕开一道口子。

  好在当时有了火焰喷射器能进行突破。日军堡垒总会有射击孔,火焰喷射器把汽油喷进去,即便不直接烧到人,把里头的空气烧空,也能让日军在里面窒息。但这需要靠得很近,日军的火力配系是不太容易让你靠近的。这样就逼得远征军采取对壕作业的办法,就是挖那种“W”型的壕沟逼近堡垒,靠近了以后用机枪压制敌人火力,然后突然用火焰喷射器打一下。在这个过程中,付出的伤亡特别大。

  对于最坚固的子高地,被迫采用了古老的“坑道爆破法”,即便有了美式TNT这种高能量炸药,也得在地下挖个洞把炸药填到日军堡垒下面去,光这个施工,工兵就没黑没白地干了十七天。

  现在来看,松山战役的技术手段好像都挺落后的。但在当时就是水平最高的。因为美国人在太平洋战场上,像硫磺岛、冲绳,遇到的问题跟咱们是一样的,他们的效率也没比我们高到哪儿去,方法基本一样,付出的伤亡也很大。他们实际上是老师,我们是学生,我们这一套攻击坚固堡垒的方法是由美国人培训的。我们在抗战之前,包括抗战早期,没打过这种仗,都是搞一个线性防御体系,等日军来攻。

  松山战役完全是临阵磨枪,美式武器装备刚刚发下来,要在短期内学习掌握。美国人还夸远征军士兵的模仿能力、学习能力特别强。现在有些人离开当时的具体环境和条件,对松山战役的将士提出了一些不靠谱的批评,完全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松山地界碑

  抗战战略反攻史要重写

  要评价松山战役,得先问这样一个问题:抗战真正的战略反攻是从哪儿开始的?你有没有发现,过去一回顾抗战,咱们的印象就是,1945年8月上旬,发生了很多重大的事件,美国投了两颗原子弹,苏联红军出兵东北了,短短一个星期左右,日本就投降了。但我们知道,一场长达八年的大规模战争,反攻不可能就持续了一个星期,对吧?

  实际上,战略反攻应该从1943年年底算起,大规模反攻作战是在1944年,一直持续到1945年8月日军投降。为什么过去大家对这个认识不清楚呢?就像我最开始讲的,是因为把滇缅战场划到二十二次大会战之外去了,把这个合作战场没有算进来。

  其实这场战争中,我们中国人也是主导方,主要战争因素——人力主要是我们的,美国提供的是一些战术技术指导和物质保障。这个合作战场应该纳入中国抗战的视角来看。中国境外的反攻,是1943年底中国驻印军在缅北的反攻;中国境内的就是1944年5月开始的滇西大反攻。而松山,是反攻开始以后我们拔掉的第一根钉子……

  这绝对是一根硬钉子。为了拔掉这根硬钉子,几乎是倾国力而为。我们从美国那儿获得了空中支持和补给,然后又投入了中国最好的部队。在日军防御力量如此强大的这样一个战场上,我们从松山撕开了一道口子,紧接着一个星期以后,又把腾冲攻了下来,然后,又持续作战两个月,到11月初把龙陵攻破,然后日军开始向缅甸败退。

  那么,当时内地的战场,是什么情况呢?是1944年的时候日军还有进攻,发动了“一号作战”,即我们说的豫湘桂战役。我们在西线进攻,他们在东线进攻,但他们不是战略进攻,是总溃败之前的“回光返照”。勉强凑了五十万大军,打通了大陆交通线,但是已经没有用了。我们不一样,我们自从滇西收复以后,就一直在进攻,转换为战略进攻状态了。这是整个抗战的战场形态逆转,而非局部变化。

  滇西战场上,松山是远征军攻坚作战收复的第一个战略要点,腾冲是攻坚作战收复的第一个县城。值得一说的是,就在滇西战场战略反攻的同时,在敌后战场上,八路军也在局部地区开始战略进攻,比如1944年胶东八路军的秋季攻势。胶东是八路军经营得比较好的一块根据地。其实它很长一段时间是日军的大后方,但是因为日军把中国大陆兵力抽走,往太平洋战场上输送,于是八路军胶东军区趁敌之虚发起了进攻,还先于腾冲几天收复了文登和荣成两个县城。特别巧合的是,这都发生在1944年9月,这也说明这个时期整个中国战场敌我力量的逆转。

  抗战战略反攻史应该要重写。现在一些人要么否定松山战役的价值,要么把它抬到一个不太恰当的高度,我觉得这都没有必要。从战争形态来看,在中国境内的战略反攻,那就是1944年5月开始的滇西大反攻,兵力是16个师,是战区规模的作战。持续到年底,进入1945年以后,我们在各个战场上都发动了战略性进攻。

  所以不应该把滇缅战场划到二十二次大会战以外。这是国民党方面的一个失误。蒋介石对滇缅战场评价很低,他和史迪威闹翻以后,认为史迪威在滇缅战场浪费中国的力量,不愿意承认这个战场的成就,因为这个战场的成就和史迪威的个人功绩是联系在一起的。

  也就是最近,台湾国民党才由马英九出面,第一次祭拜中国远征军——这一点可能大陆这边不太了解,其实国民党从上世纪四十年代开始就在贬低滇缅战场的价值和地位。到了台湾时期,因为“孙立人案”及中美建交等形势变化,更成了一段讳莫如深的历史禁区。1990年,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一本纪实文学《缅甸,中日大角逐》,刚刚获得自由不久的孙立人闻讯后,还专门写了感谢信寄给作者陈立人。到了今天,两岸的确应该重新评价滇缅战场,还远征军将士以历史的公正。

  (本文源自余戈先生接受澎湃新闻采访的部分精彩回答)

责任编辑:王笛 最后更新:2022-12-23 10:5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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