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淑娟、王希亮 ：东北抗战初期主要战绩新探
2024-02-08 15:11:53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公众号  点击：  复制链接

  内容提要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爱国军民自发掀起反对割裂中国版图、抵制日本侵略的抗日反伪满斗争。他们不畏牺牲、前仆后继，以热血和生命为代价，先后在长春宽城子及南岭、齐齐哈尔嫩江桥、哈尔滨、双城、宁安镜泊湖、内蒙古海拉尔、满洲里，以及辽沈地区重挫日本侵略军，向中外宣示中华民族不屈强敌的爱国主义精神。但是，由于档案资料的阙如和搜集日文资料的局限，一些反映东北抗战初期主要战绩的著述大多依凭口述史资料，20世纪30年代以来媒体、出版机构和社会团体编纂的抗战文集，以及日伪统治期间遗留下来的敌伪资料进行研究，其中不可避免有失真之处。随着抗战史料的广泛公开，通过中日史料的对比互证，可以究明东北抗战初期主要战斗的实况，使之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关键词

  九一八事变    东北抗战    东北军    关东军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悍然发动侵吞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在大敌面前，国民政府及东北执政当局实行不抵抗政策，致使兵力并不占优势的关东军轻而易举侵占东北，随即炮制出伪满洲国，中国东北从此沦于日本殖民统治的暴政之下。然而，东北广大爱国军民并没有屈从日本的侵略和压迫，一场以抗日复土、反对割裂中国为目标，以留在东北境内的部分东北军为主体，包括警察、地方保安部队、爱国士绅、知识分子、工农民众及部分绿林义士参与的抗日反满武装斗争迅速在东北大地揭竿而起，有力遏制了日本的侵略锋芒，也以实际行动唤起东北及关内民众的响应和支持。从20世纪30年代起，国内媒体、出版界及自由撰稿人纷纷把关注的目光集中到东北抗战，推出一批反映东北抗战的报道、人物专访和著作等。这些著述不仅弘扬了东北军民前仆后继、不畏牺牲的抗战精神，也比较客观地反映出东北抗战初期的中日格局、各抗日武装概况和主要战绩。然而，由于战时交通不便等因素，上述著述的资料大多来自各抗日武装或地方媒体报道，极少有作者亲临现场获取第一手资料，故其中难免有失真之处。

  20世纪80年代初，在中央党史研究机关、中共东北三省省委的直接领导下，东北三省学界联合开展东北抗日联军史的编写，到90年代初推出一大批反映东北抗战的著作。上述成果的主要资料，一是来自20世纪30年代媒体、出版机构、社会团体和自由撰稿人等撰写的相关著述；二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东北各地党史征集委员会组织人员收集、记录、整理的口述史料；三是日伪统治时期遗留下来的“匪警情报”，以及日伪军政当局、满铁编写的宣传品、内部资料及部分图书资料；四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东北各地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收集整理并出版发行的文史资料；五是田野调查资料，包括对幸存老战士、亲历亲闻者，以及部分义勇军、抗联官兵后代的口述访谈；六是人文社会科学机构编辑发行的有关抗战史的资料丛书。尽管史料来源比较宽泛，但碍于当时中日档案管理办法、解密规定、跨国查询等因素制约，学者们难以收集和利用日本档案资料，尤其东北抗战主要战绩方面，大多依据中文史料落笔，难免有舛误、失当或夸大之处。

  本文主要依据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公开的战史战记、调查报告、作战日志，20世纪30年代以来日本军方编纂的部分图书，以及部分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结合相应的中文史料，进行比对互证，对东北抗战初期几则重大战例进行详细考证，使之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一、 北大营及宽城子、南岭战斗

  九一八事变当时，关东军在中国东北的驻军除第二师团（下辖两个旅团）外，还有驻扎在满铁沿线的6支独立守备大队（每个大队相当于营的编制），再加上旅顺重炮兵大队、关东军飞行队、宪兵队、卫生通讯等其他附属部队，关东军在中国东北的驻军约有1.5万人。

  1931年9月18日夜10时20分左右，一个小队的日军遵照关东军指令，在南满铁路柳条湖附近埋设并引爆炸药，嫁祸东北军破坏南满铁路。随着柳条湖爆炸声响，埋伏在东北军第七旅驻地北大营附近的日军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立即发起攻势。是时，北大营内唯有第七旅参谋长赵镇藩在岗执勤，旅长王以哲及两名团长不在营中，第六二〇团团长王铁汉闻讯后急忙打马赶回营房，却不得要领。当日军独立守备第二大队分别从北大营的东南角和西北角袭来之时，在营中执勤的赵镇藩参谋长不敢怠慢，紧急报告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请示应对之策。荣臻传达张学良指示：“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赵镇藩只得照本宣科，命令官兵不许抵抗。

  如此一来，日军如入无人之境。据日文资料记载：“第三中队业已以主力开始向北大营西北角攻击，逐步排除坚守兵营之敌，占领附近兵营一部……大队主力首先把东部兵营及兵营东侧的东北无线电总台之敌赶走。另一部把北部兵营之敌赶走。”上述资料两次使用“赶走”字样，可以想象当时的“战斗”多么异常，简直匪夷所思。

  另据第六二〇团团长王铁汉回忆，我团“正在准备撤退的时候，敌人步兵400余，已向我团第二营开始攻击，我即下令还击，毙伤敌人40余名，就在敌人攻击顿挫之际，忍痛撤出北大营，正为19日上午5时”。尽管北大营并非像有些著述所说的那样“一枪未放”，但从王铁汉自述可以看出，即便“抵抗”也是在“准备撤退”时的突围还击。不能不遗憾地说，拥有7000精锐的东北军第七旅面对日军区区一个大队，却不得不弃营出走，三四百名官兵屈辱丧生。恰如石岛纪之评论的那样，“仅有10400人的关东军，在短时间能够迅速占领东北南部的主要地区，正是不抵抗主义的结果”。

  9月19日，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命令驻扎长春附近的日军第三旅团向长春进击。第三旅团旅团长长谷部照俉立即抽调第四联队第二大队和公主岭独立守备大队总计1000余人向长春进犯。是时，驻扎长春南岭的吉林军计有一个步兵团（第六七二团）和一个独立炮兵团（第十团），另在二道沟宽城子驻有中东铁路护路军第六六三团第二营，长春城内驻有一个营，总兵力大约六七千人。

  九一八事变爆发当时，吉林省军政最高长官张作相因父殁前往锦州奔丧，军政大权由军署参谋长熙洽暂为代理。熙洽出身爱新觉罗氏，曾就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素怀复清野心。当天夜里，辽宁省省长臧式毅（后附逆）电话告知熙洽日军武装入侵沈阳城消息后，熙洽即抱定不抵抗邪念，下令驻吉林省城的冯占海卫队团撤往城外，还严令驻吉林各地的吉林军不得与日军发生武装冲突。

  正因为熙洽事先的不抵抗部署，当日军第四联队两个中队扑向二道沟宽城子吉林军二营驻地时，二营营长傅冠军并未抗击，而是挺身营前意欲同日军交涉。岂料日军不由分说枪炮齐发，傅冠军当即血沃营前殉难。官兵们这才凭借壁垒战壕奋力开火，予来犯之敌以痛击。据日本陆军省调查班的报告，日军在宽城子战死24人（其中军官1人），负伤33人，伤亡总计57人。但是，就在两军僵持不下、吉林军略占上风之际，熙洽竟命令宽城子守军撤出战斗，二营官兵不得已撤离战场，宽城子沦入敌手。

  对比宽城子驻军，驻扎南岭的吉林军拥有一个步兵团及一个炮兵团，又有战壕壁垒做屏障，具备抗拒敌军的实力。但熙洽以及炮兵团团长穆纯昌接连把不抵抗命令传达到南岭，指示所部官兵不得与日军冲突，南岭驻军因此未做任何心理准备和抵抗部署。狂妄的日军以为眼前的吉林军也必定不堪一击，所以有恃无恐、肆无忌惮地发起进攻。吉林军毫无防备，刚一交手就牺牲不少官兵。在性命攸关时刻，步兵第六七二团奋起还击，炮兵第十团也开炮轰击。日军未料对方竟然还击且火力凶猛，结果伤亡惨重。据日本陆军省调查班的报告，南岭战斗中，日军被击毙43人，其中包括中队长1人，负伤者55人，伤亡总计98人。包括宽城子战斗，两场战斗日军总计阵亡67人（其中军官3人），负伤88人，伤亡总数155人。1967年，日本陆战史研究普及会编写的《第二师团攻略齐齐哈尔》一书中，记载日军在宽城子战斗中死伤47人，在南岭战斗中死伤98人，总计死伤145人，与日本陆军省调查班的统计数字接近。

  宽城子、南岭战斗是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后遭受的第一次重挫。但由于各方面原因，以往国内学界并不了解真相。一是由于当时执政的熙洽等人奉行投降主义，在宽城子和南岭战斗正炽、日军并未占据上风之时，三番两次下达不抵抗命令，驻防两地的吉林军不得不弃营出走，营房、36门大炮及大批军用器械落于敌手。随后，熙洽开门揖盗，将日军第二师团师团长多门二郎所部迎进吉林省城，穆纯昌、长春市公安局局长修长余、驻长春的第六六三团团长马锡麟等人也追随附逆。参战部队除第六七二团团长任玉山率领的一部分人投身抗战行列外，其他队伍大多跟随主官编入伪吉林军序列，有关宽城子、南岭战斗的真相也因此一直被掩盖下来。二是日本陆军省调查班的调查资料长期未被公开，20世纪30年代以来中方的媒体、出版机构无从得知这场战斗的实况，因此没有关于该战斗的报道。直到1988年，中央档案馆等机构编译了满铁新京图书馆编《关于南岭和宽城子战斗》，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也公开了有关宽城子、南岭战斗的档案资料，国内学界才得以了解真相。

  二、 江桥抗战

  1931年11月初，黑龙江省代主席兼军事总指挥马占山率领爱国军民打响九一八事变以来具有真正守土抗战意义的江桥抗战。这场战斗前后历时16天，一时将关东军的侵略步伐阻遏在黑龙江省城齐齐哈尔之外，在付出重大牺牲的同时，也歼灭了日军一批有生力量。因此，江桥抗战在当时就享誉国内外。直到今天，举凡研究中国抗日战争史的论著，均绕不开江桥抗战。但是，有关这场战斗毙伤日军的人数，国内著述表述不一，从1000人至5000人不等。马占山当年的一份报告记录：“敌军死伤约在四千名左右，冻伤约数百名，其校官死伤者亦不少。”协助马占山发动江桥抗战的黑龙江省军署参谋长谢珂在回忆文章中称：“闻有滨本联队几乎完全歼灭，高波骑兵队亦死伤殆尽。”另据《申报》报道，黑龙江省军（以下简称“江省军”）“乃苦战十余日，张海鹏伪军死者数千，而日军前后出兵至一万余人，兵器之利，十倍于我，死者亦在一千以上”。由于战事紧张等其他因素，中国方面有关江桥抗战的档案文献史料比较欠缺，关于参战部队番号、兵力武器状况、战斗经历、伤亡名录等极少有文字资料留存下来，而关于日军伤亡人数，也多依据参战者的口述资料和时人的一些文字资料，所以难免有估算、推测之成分。

  相对而言，日本方面比较注重战史的调查、整理及归档，尤其是以陆军省调查班名义搜集整理的战史资料，有一定的可信度，尽管其中不乏渲染日军官兵“英勇善战”的成分，但在日军伤亡人数方面，因涉及家属抚恤、入祀靖国神社等硬性规定，造假或虚报成分相对较少。

  据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公开的档案资料记载，日方将江桥战斗划分为嫩江附近战斗和昂昂溪附近战斗两个阶段。嫩江附近战斗发生于11月2—6日，日军以步兵第十六联队为基干组成嫩江支队，由联队长滨本喜三郎率领步兵一个大队（含3个中队）、炮兵一个大队（含2个中队）向嫩江桥发起猛攻，但遭到江省军的顽强阻击，嫩江支队伤亡惨重。关东军随即派出长谷部照俉为总指挥的增援部队，包括3个步兵大队和5个炮兵大队，才将嫩江支队残部救出战场。此阶段日军战死36人，负伤144人，伤亡总计180人，另损失飞机两架。

  第二阶段昂昂溪附近战斗发生于11月17—19日。11月17日，关东军出动第二师团主力及朝鲜驻屯军第三十九混成旅团一部，总计5900余人，大炮20余门，在飞机重炮的掩护下，向江省军防线发起总攻，双方在江桥、三间房、大兴等地摆开战场。最后，日军突破江省军各防线，马占山率部撤出战场及黑龙江省城，齐齐哈尔落于敌手。此阶段日军战死31人，负伤104人，下落不明13人，另有冻伤约300人。综上，依据陆军省调查班的统计数字，日军在江桥战斗中战死67人，负伤248人，下落不明13人，总计328人（冻伤者未计其内）。

  另据日本学者江口圭一考证，1931年11月4日，日军组成以滨本联队为基干的嫩江支队，兵力约800余人，进抵嫩江桥，猛攻江省军防线，结果陷入江省军的重重包围，“面临全军覆灭的危机，滨本支队长急得要剖腹自杀，被部下劝阻”；“同日，日军派出增援部队，支队好不容易脱出险境……（嫩江支队）战死46人，伤151人，合计197人，损伤率达25%”。第二阶段的战斗中，日军“战死56人、负伤126人，合计182人，另有995人冻伤，损伤率20%”。另有其他日方资料记载，第二阶段中日军战死58人（其中军官5人）、负伤127人（其中军官7人），总计185人，另有冻伤996人，损失率20%。与江口的考证略有出入。

  江口认为，日军在江桥战斗中总计战死102人、负伤277人，伤亡总数379人，另有995人冻伤，合计损伤战斗人员1374人。其中伤亡379人这一数字略高于陆军省调查班统计的328人。

  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公开的一份《关于输送第二师团补充人员之件》的档案，可以作为辅助资料旁证日军第二师团的损失情况。1931年12月9日，日本陆军部发布《军调第44号令》，指定日本国内的第十四师团、第三师团各抽调280人奔赴中国东北，补充第二师团。另命令第四、五、十、十二、十六师团合计抽调280人，在指定日期出发，前往中国东北加入第二师团序列。上述补充第二师团的兵力总计840人，基本接近第二师团战斗减员数量（战死、重伤以及短期内失去战斗能力者，轻微冻伤者除外）。综上所述，基本可以认定，日军在江桥战斗中因伤亡（含严重冻伤）失去战斗能力者至少在840人以上。

  三、 哈尔滨保卫战

  1932年1月3日，日军轻取锦州，控制辽西走廊，进逼山海关要塞。1月底，日军占据辽宁和吉林省大部领土，随后掉头向北，进犯哈尔滨。

  当时，哈尔滨及周边驻扎有吉林军三个旅，分别是步兵第二十二旅、二十六旅及二十八旅。第二十二旅驻双城，旅长苏德臣在事变后去职，由该旅团长赵毅接任旅长。第二十六旅驻哈尔滨，旅长邢占清。第二十八旅旅长丁超兼哈绥镇守使及长（春）绥（芬河）护路军司令，所部驻扎长春至哈尔滨沿线。另外，还有从吉林省城撤出后驻扎在榆树县的第二十五旅，旅长张作舟，以及驻扎在依兰的第二十四旅，旅长李杜兼依兰镇守使。

  关东军占领黑龙江省城齐齐哈尔后，碍于哈尔滨是中苏共管的中东铁路大本营，担心贸然出兵会引起苏联方面干涉，于是施展驱使伪军打头阵的一贯伎俩，委任东北军下野失意军官于琛澂为伪吉林军“剿匪总司令”，拼凑伪吉林军五旅之众兵犯哈尔滨。

  1月27日，于琛澂部伪吉林军在关东军飞行队四架飞机的助阵下向哈尔滨外围进攻，遭到爱国将领李杜、冯占海等部的顽强阻击。双方交战一天一夜，伪吉林军不支，仓皇退去。战后，李杜、冯占海整顿兵马进驻哈尔滨，并联络在哈将领丁超、邢占清、赵毅等人，计议成立吉林自卫军，联合起来共同抵抗日本侵略。

  1月28日，关东军司令官命令第二师团师团长“以师团主力向哈尔滨前进，担负保护当地日侨之责”。当日，长谷部照俉奉命征集3组列车，以两个大队兵力为基干在长春集结，准备适时北犯。其间，由于日方不断施压，“中东铁路当局应允了关东军的运兵要求”。与此同时，吉林军第二十二旅为防范日军北侵，破坏了沿途一些桥梁和部分路段，致使关东军第三旅团一路受阻，进展迟缓，直到1月30日傍晚，才抵达双城车站。

  1月31日凌晨，吉林军第二十二旅旅长赵毅率5个营兵力突袭盘踞双城十里铺的伪军刘宝麟旅，伪军慌乱之中被包围缴械。解除伪军武装后，赵毅率部迅速到达双城车站外围，突袭刚刚进入双城车站的关东军第三旅团先头部队。日军猝不及防，颇有死伤。据直接指挥这场战斗的赵毅回忆：“据当时估计，打死打伤的日寇约数百名。”关东军第二师团《战斗要报》记载，日军“战死下士官以下16人，负伤官兵48人（其中军官2人）”。

  但是，由于赵毅部未能及时撤出战场，双城车站外围又是一片空旷地带，日本援军在飞机掩护下利用铁路迅即扑到战场，赵毅部遭受重挫。日方资料称，赵毅部“弃尸500余”。赵毅回忆称：“壮烈牺牲的计有，661团团长吴永和、662团营长苏成翙和连长金永生、张金成、李振海、张宝库、排长刘金胜、何万厚等校尉官20余人、士兵伤亡约六七百人。”双城随即失守。

  双城沦陷，哈尔滨西南门户洞开，加之日军已经全面掌控哈（尔滨）长（春）铁路，关东军第二师团主力迅即逼临哈埠，于琛澂伪军也重整兵马配合日军行动。2月3日，哈尔滨保卫战终于打响。

  2月3日至5日，吉林自卫军各部官兵凭借简陋武器和临时阵地顽强阻敌，在各个战场上浴血奋战，付出重大牺牲，终因日军火力强大而吉林自卫军后援不济，哈尔滨于2月5日夜沦陷。

  哈尔滨保卫战虽然失败，却重挫日军的嚣张气焰，激发了北满地区民众抗日复土的斗志。关于此次战斗毙伤日军的人数，中文史料一直语焉不详。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公开的档案资料披露，日军入侵哈尔滨的部队主要为第二师团主力。据内部资料《新闻发表》记载，其中步兵第四联队和第二十九联队总计“战死者31人，负伤65人，其中包括佐藤少佐、阿部大尉、藤井中尉、西山特务下士官等6名军官（但独立步兵第五联队负伤者不明）”。另据日军第二师团《战斗要报》记载，步兵第四联队战死3人、负伤6人，步兵第二十九联队战死19人、负伤48人（包括军官6人），步兵第十六联队负伤1人，步兵第三十联队战死4人、负伤1人，骑兵第二联队战死1人、负伤1人，独立守备混成大队战死1人、负伤10人。以上合计伤亡95人，其中战死28人、负伤67人。两份资料记载数据略有出入，但相差无几，也均未包含第五联队的伤亡数字。如果均以第二师团《战斗要报》的数据为基准，包括双城战斗，日军在进犯哈尔滨的战斗中总计阵亡44人、负伤115人，伤亡总数159人（不包括第五联队的伤亡数字）。

  四、 海满抗战

  关东军侵占哈尔滨后，李杜、丁超、冯占海等将领率领吉林自卫军撤往哈东中东路沿线，收整兵马、筹集粮草弹药，准备伺机反攻哈尔滨。是时，在吉东地区的敦化、绥宁一带崛起一支抗日武装，领导人为原东北军营长王德林。这支名为中国国民救国军的抗日武装得到吉东一带士绅、工农民众及部分绿林武装的响应和支持，队伍很快发展壮大到3000余人，引起日本侵略者的不安。1932年3月初，日军出动上田支队和第十五旅团部分兵力，一路从敦化北侵，另一路利用中东路向宁安进击，企图两路夹击，将刚刚兴起的中国国民救国军扼杀在摇篮之中。战斗打响后，上田支队在镜泊湖山区几度遭到中国国民救国军的袭击，颇有伤亡。据镜泊湖战斗指挥者之一李延禄回忆，此次战斗“敌寇伤亡4000，最少也在3600人以上”，日军天野旅团长被击毙，“天野部队号称‘万人大军’……沿路为我们所伏击，又加零打碎敲……终于击毙了敌酋，消灭几尽”。关于此次战斗的战绩问题，曾引起学术界及舆论界的关注，甚至引发一场涉及名誉权的诉讼。

  1932年9月，在今内蒙古海拉尔、满洲里一带兴起一支东北民众救国军，领导人为苏炳文，时任东北军第十五旅旅长兼中东铁路哈满护路军司令及呼伦贝尔警备司令。9月末，东北民众救国军揭起海满抗战大旗，至1933年初，先后在富拉尔基、腰库勒、朱家坎、碾子山、兴安等地与日军展开激战。关于东北民众救国军的战绩，由于档案史料阙如，大多采用口述资料。如苏炳文在回忆录中记述，在嫩江北岸的初次交战中，“（敌）遗下尸体12具”。日军增兵再次来袭时，我军“以逸待劳，对于前进敌军予以迎头痛击，敌军伤亡五六十人”。《东北抗日义勇军史》也基本引用苏炳文回忆录，记载在富拉尔基沿江一带，“步兵六团一营兵力阻击，敌被击毙12人”，“敌人又增兵500余人”，我军“两营兵力，占据有利地形，以逸待劳给进犯之敌迎头痛击，致敌伤亡五六十人”。协助苏炳文组织海满抗战的谢珂回忆，在争夺富拉尔基的战斗中，双方军队“血战四昼夜，我军官兵伤亡颇重……是役，日寇伤亡亦多，敌骑兵中队长斋藤、步兵大队长原少佐均负重伤”。另一部《东北抗日义勇军史》根据谢珂的采访记录，比较详细地叙述了富拉尔基战斗，“日军（守城）总指挥原加寿雄右腋中弹，受伤甚重，由斋藤实代理总指挥，斋藤实又腹部中弹，当场毙命，又由中岛花代替总指挥，也战死。最后，日军军官全部死伤，士兵死伤惨重”。以上仅列举了嫩江北岸及富拉尔基的战斗，依据上述苏炳文、谢珂的口述资料，此两次战斗中日军伤亡百人左右。对于其他战场的战斗，几乎找不到中文资料。

  日方关于海满抗战的史料，多侧重第十四师团主力往攻海拉尔、满洲里的作战兵力、作战部署以及作战经过等。如日本参谋本部编写的《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比较详细地记载了第十四师团各旅团、支队及飞行队的行动路线、投入兵力、作战经过等，但对此次作战的伤亡状况却没有提及。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公开的档案中，有数份关东军参谋部编纂的题为《满洲事变情报缀》的史料，其中第424—471号情报涉及海满作战内容，但也未见对日军战斗伤亡状况的记载。

  1933年8月，日本“爱国会满洲上海事变尽忠录编纂部”编写了《满洲上海事变尽忠录》及《续编》，内中收录了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过程中的阵亡者名录、照片、简历、所属部队、阵亡地点等信息。该资料内附比较翔实的阵亡者照片等，另有日军各部队在海满地区作战中的阵亡者名单，详见表1。

  从表1可见，包括序号第175中记载的另外7名阵亡者，日军各部队在海满作战中阵亡183人，负伤者不详。应该说，这一数字基本可信。

  五、 “军旗事件”及“野战航空厂飞机库被焚事件”

  1932年1月10日，在辽宁省锦西城外发生一起痛歼日军第二十七骑兵联队先头部队的重要战斗，联队长古贺传太郎等近百名日军被锦西地方民团一举歼灭。另据日本陆军调查班报告，此次战斗中“古贺中佐以下4名军官、15名下士官战死，负伤20人”，另有“松尾少尉以下30人在锦西东部被兵匪袭击……以至全灭”。中日双方关于日军伤亡人数的记载虽然略有出入，但基本证实日军在进犯锦州过程中的确遭受严重打击。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古贺传太郎为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第一个丧命的日军联队长（相当于团长，死后晋升大佐），自然引起学界的关注。

  国内学界不得其详的是事后的“军旗事件”。日本自明治维新创建新式军队以来，规定联队级军旗由天皇亲授，所以联队军旗被视为“联队之魂”，倘若被敌方掠获，当为最大耻辱。古贺等人战死后联队军旗究竟落于何处，成为日本陆军省新闻班的调查重点之一。因为军旗丢失非同小可，不可妄言。于是，陆军省新闻班做出“古贺联队军旗没有异常”的含糊结论，并将该结论分别呈报陆军省，以及日军驻台湾、朝鲜、桦太（库页岛）等地部队的参谋长。事实上，军旗并非“没有异常”。据江口圭一考证，古贺率领一个中队出城时把军旗留在城中，由一个小队守城护卫。战斗打响后，数千民团将古贺所率队伍层层围困，另有一支民团趁机往袭锦西县城。守城小队难以抗拒民团攻势，无奈之下只得把军旗焚毁。数年后，日方为激励军心，竟然编造谎言，称日军旗手在危机时刻把军旗缠在身上，“准备与军旗同殉”，幸亏援兵赶到，军旗才得以保全云云。

  东北抗战初期，日军占据的沈阳野战航空厂飞机库曾发生一起人为纵火、焚毁军用飞机及其他军用器材的事件。为此，关东军参谋长不得不据实报告陆军省。报告称，纵火事件发生于1932年10月26日深夜11时10分，野战航空厂飞机库突然起火，经过机库人员紧急灭火，火情于次日零时30分扑灭。大火焚毁一栋飞机库、一辆补给车、两架八八式轻型轰炸机、两架八八式侦察机，以及九一八事变当时缴获的东北军10架飞机，“总价值17万（日）元”。报告分析，火灾系人为纵火，经调查“发现航空厂东北角墙壁外部有攀登痕迹，留有泥土和鞋印，推测至少有3人以上由此攀入……航空厂西北角墙壁也发现足迹，应为逃走路线”。由于事态严峻，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也以《关副乙第755号》电文向陆军大臣荒木贞夫报告了此次飞机库被焚事件。

  此次中方焚毁日军飞机库、补给车及14架飞机，造成17万日元损失的战绩，令日本军方分外震惊，可谓九一八事变以来东北抗日队伍非同小可的壮举。可是直到今天，日方一直未公布相关史料，国内学界及地方文史机构也没有任何文字记载此次事件。九一八事变以来，赵亚洲、赵殿良、耿继周、于德霖等部抗日义勇军曾多次袭击沈阳城及周边的日军，但他们攻击沈阳城的时间、地点、战绩等与上述焚烧日军飞机库事件并不契合。期待各界进一步挖掘可信史料，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

  结语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执政当局奉行不抵抗主义，命令东北军主力撤离东北入关，一部分留在东北的爱国官兵、地方警察、士绅、知识分子、工农民众及绿林义士不甘放任日本侵略者横行，自发举起抗日复土大旗，与侵略者展开殊死搏斗，揭开了中国局部抗战的序幕。但是，由于东北抗战初期战事频仍，各参战部队大多没有配置随军记录机构或专业人员，也就没有留存下真实记录部队活动状况的文字资料。日本入侵中国东北后，各地方政权基本瘫痪，还有一些官员投靠日本侵略者，留存下来反映东北抗战初期的地方档案资料也几乎为零。因此，20世纪80年代以来东北学界的抗战史研究，大多缺失档案资料，特别是缺乏中日史料的比对互证。

  日伪统治时期，关东军、日伪政府以及满铁等部门站在侵略者的立场上，编纂出版了若干宣扬侵略者“功绩”的出版物，目的是吹捧侵略者，贬低抗日力量，其在记载日军伤亡人数方面大打折扣。如1939年日本三省堂出版的《满洲战绩巡礼》，描述日军在长春宽城子战斗中，战死官兵18人，负伤16人。而日本陆军省调查班的内部报告则记载，日军在宽城子战死24人（其中军官1人），负伤33人，伤亡总计57人。两下相差23人。总之，不少日本公开出版物中，都存在大量美化侵略者、少报日军伤亡人数的问题。

  20世纪90年代，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公布了一批档案资料，包括日本国立公文书馆、防卫厅（省）防卫研究所、外务省外交史料馆等机构收藏的历史文件、往来电文、规章法典、内部情报等。其中有部分属于各种保密级别的文件、电文，记录了部队编制、作战部署、军事调度，以及对主要战斗中日军伤亡人数的调查统计，有一定的可信度。当然，对日本公开的档案资料也不宜完全采信，还是应该结合中文或其他文献史料，经过反复对比研究，方有可能接近历史真实。

  抗日战绩是中国抗日武装以热血和生命为代价获取的战斗成果，是激励民族奋进、赓续抗战精神的重要原动力。东北军主力撤离东北后，东北抗日武装失去政府的支持和援助，面对以亚洲强国为后援的关东军，只能孤军奋战，以血肉之躯抗拒强敌。即便如此，东北抗日武装仍不屈不挠、前仆后继，谱写了可歌可泣的英雄诗篇，理应在中国抗日战争史册上留下浓重的一笔。从这一意义上说，唯有下大气力收集史料、对比互证、实事求是、客观评价，才有可能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这对启迪全民族正确认识抗日战争的残酷性，认识中华民族为赢得抗战胜利付出重大牺牲的惨烈性，继承和弘扬抗战精神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作者：李淑娟，哈尔滨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王希亮，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23年第4期，注释从略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4-02-08 15:2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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