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英俊 ：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对李济深的统战工作
2024-02-08 14:19:15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公众号 点击： 复制链接
内容提要
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对李济深的统战工作，在不同阶段目标各有侧重。全面抗战爆发后,对于反蒋甚力、拥护国共合作且对桂系颇具影响力的李济深，中共通过多重管道与其联络，争取李的同时亦有增进与桂系关系的双重意图。1944年日军发动“一号作战”后，中共一面加快在粤桂湘边发展的步伐，一面动员李济深开展敌后抗战。抗战胜利之际，中共主张李济深坚持自治自卫，发展武装力量，与中共一道制止内战爆发。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对李济深的联络与争取，为其在解放战争中的最终选择埋下伏笔，并由此影响了民主革命的胜利进程。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李济深 统一战线 广东党组织 国民党民主派
统一战线在中共革命中的重要性毋庸赘言。全面抗战爆发伊始，中共中央就明确要求各地党部迅速、切实地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扩大救亡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统战对象中，孙中山革命事业的忠实继承者国民党民主派，在抗战时期坚决要求联合中共共同抗日，反对妥协投降与分裂，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支持者。李济深是国民党民主派的代表性人物，也是北伐前举足轻重的地方实力派，在国民党内有很高的地位和声望。1927年4月，李济深支持和追随蒋介石“清党反共”，镇压广东革命运动。1933年福建事变中，他积极联共反蒋，开始向中国共产党靠拢。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相继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实现了从“反共”到中共亲密政治盟友的转变，凸显出中共统战政策的伟大成就。
学界围绕李济深早年的政治活动及与蒋介石关系等议题已有诸多精深研究，但是对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和李济深关系的演变过程，彼此之间的考量与抉择，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有学者在对1944—1945年西南地方军人筹组西南联防政府的过程及各方因应进行考察时，论及中共与李济深的合作，但受议题所限未作更为全面的阐释；也有研究从地方视角梳理抗战后期广东党组织对李济深的统战工作，但未从李济深的视角反观其最终向中共靠拢的内在动因。本文拟利用国共两方面的档案，探讨在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对国民党民主派开展统战工作的历史背景下，中共中央南方局及其领导下的广东党组织对李济深展开的统战工作，兼论李济深与蒋介石关系的变化及其因由。
一、 从敌视到密切合作：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与李济深的关系
北伐成功后，随着国民党集权统一进程加快，围绕编遣裁兵、财政统一等问题，李济深与蒋介石矛盾迅速激化。1929年3月，李济深被蒋介石以“通桂谋叛”为名扣押，双方决裂。1931年，李济深重获自由后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发生变化，并显现于福建事变中。1933年，他授意十九路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密派陈公培与红军签订抗日反蒋军事协定，并于11月发动福建事变。然因对军事形势发展预判不足，中共和十九路军在联合作战问题上始终未达成协议，事变骤起旋灭。事后李济深并未苛责中共，称：“我们和中共方面虽有联络，因变化太快，行动配合不上。而发动民众和土改工作，也未作好，所以很快就失败了。”中共也在事变失败后派遣潘汉年等到香港帮助李济深重整旗鼓。1935年7月，李济深在香港成立中华民族革命同盟（以下简称“大同盟”），继续从事反蒋活动。1936年“两广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派红军政治部组织科科长云广英南下联络桂系并秘晤李济深，寻求合作。李高度肯定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表示愿与中共展开紧密合作。8月底，李宗仁、李济深派人前往延安，要求与中共订立抗日救国协定，中共甚表赞同。此时受共产国际影响，中共从“反蒋抗日”转向“逼蒋抗日”。9月22日，毛泽东致电李济深、李宗仁和白崇禧，向他们阐述中共“逼蒋抗日”的方针。对此，李济深欣然接受。1937年春，为了与中共中央建立直接联系，李济深委托杨德华将亲笔信呈交毛泽东，提出愿赴延安与中共共商国是。收信后，毛泽东认为时机并不成熟，希望李济深暂缓来延安，仍在国统区开展抗日救国活动。由此可见，全面抗战爆发前，李济深对中共的态度已由国民党“清党”时期的敌视转为靠拢。
全面抗战爆发后，李济深以民族大义为重，拥护国民政府抗战，并坦言如蒋介石切实从事抗战，他愿以军人身份服从其驱策。1937年10月，他宣布解散大同盟，向蒋释放善意。孰料蒋对李心存戒备，只给其安排有名无实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常委，令其极感失望。
南京沦陷后，李济深积极呼吁国共两党共同抗日，毫不避讳地批评国民政府实行片面抗战路线及重用汪精卫等人的做法，明确表示：必须坚持抗战和实行民主，由毛泽东、周恩来、白崇禧等人共组最高国防委员会。
1938年春，周恩来在武汉专程登门看望李济深，向他阐明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李听后“深受感动”。同年底，李济深赴渝，邀周恩来、叶剑英等人举行茶话会，双方就抗战达成共识。1939年3月，蒋介石任命李济深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地党政委员会副主任（蒋兼任主任，由李实际负责）。中共中央南方局对此乐观其成，动员李济深尽快赴任。李就职后有意将此机构打造成各派力量团结抗日的阵地，于是，南方局先后派党员张友渔等人加入，经常向李济深讲解国内外形势，开展对他的统战工作。同年8月，周恩来派与李济深素有交情的朱蕴山到其身边工作。通过这一系列的人事布局，不难看出南方局对李济深统战工作的重视和期许。
李济深在战地党政委员会处处受蒋介石掣肘，其总部秘书长和各组负责人皆为蒋的亲信。1940年5月，李济深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主任，但是该厅对下辖战区并无军事指挥权。不仅如此，考虑到李在广西政坛的特殊地位和声望，蒋另派嫡系林蔚任桂林办公厅副主任，意图监视李。这一系列举动加剧了蒋李之间的矛盾。据与李济深私谊甚笃的梁漱溟披露，李来桂林后就欲组织一新党派，以便集结国民党内要求进步的民主人士共同反蒋。
与此同时，李济深与中共的合作日益密切。1940年3月，毛泽东在党内强调“争取中间势力是我们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的极严重的任务”，要“用极大力量去团结国民党中的中间派和进步派”。周恩来指示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以下简称“桂林八办”）主任李克农，要把“拥护进步力量，联络民主力量”作为今后的主要任务。南方局通过在李济深身边工作的秘密党员胡希明、张威及与中共关系密切的林伦彦、刘昌群等人共同开展对李济深的统战工作。
在李济深的暗中支持和保护下，桂林中共地下党组织、民主人士、无党派人士三方联合，在桂林开展颇具声势的抗日文化宣传活动。与此同时，李济深从多方面对桂林八办的工作予以支持。1940年11月，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汇给李克农30万元，被国民党特务获悉后欲扣留，后因李济深强烈反对才解决。大约同时，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蔓延至广西，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的白崇禧训令广西国民党当局：“中央反共势在必行，当对共产党活动严加注意。” 11月12日，国民政府军政部桂林办事处限令桂林八办于月底前撤销。在此情势下，12月4日，周恩来指示李克农加强对李济深的统战工作，称：“李任潮还是中间派之进步者和较有担当者，应直接找他谈，力避中间政客挑拨。”为贯彻周恩来指示，李克农除与李济深代表彭泽湘晤谈外，还多次拜访李济深，请其向桂系多做解释工作。李济深冒着违抗国民党军政命令的风险，反复疏通，但军政部最终只同意再延长一个月。桂林八办此时处境极为艰难，不断遭到军统特务盯梢。危急关头，周恩来密电李济深给予方便，李随即派人协助桂林八办搬迁，使之得以安全撤离。皖南事变发生后，桂林政治形势进一步恶化。周恩来、董必武指示白崇禧秘书、秘密党员谢和赓设法协助可能遭迫害的同志撤离桂林，请李济深向李宗仁、白崇禧进言：“广西协助反蒋分子安全离开桂林，对广西有利无弊”，获得答允。李济深也将张友渔、夏衍及民主人士邹韬奋、梁漱溟等秘密送往香港。
概而言之，全面抗战爆发后，李济深与中共的关系已从抗战爆发前在反蒋运动中的目标一致和人员联络，发展到在统一战线旗帜下的切实合作，这为此后双方更加深入的合作奠定了基础。
二、 蒋李冲突加剧与中共动员李济深敌后抗战
总体而言，李济深与中共的合作在1944年以后更为密切，这与时局的发展及他与蒋介石矛盾日益激化不无关联。
李济深在桂林与中共此呼彼应的情况，使蒋深感戒惧。1943年11月2日，蒋介石电告李济深，将于月底撤销桂林办公厅，请其返渝为中央服务，并于12月31日任命他为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院长。不过，李济深已决定与蒋介石决裂。他事后称：“我已经逃出虎口了，不再入笼。”
就在李济深拒绝蒋任命不久，战局发生急剧转变。1944年4月，日军为打通南北交通线，发动“一号作战”，不及一月，占领河南大半。6月，长沙陷落后，日军逼近衡阳。军事上的溃败，使国民政府陷入前所未有的政治危机。地方实力派的离心倾向潜滋暗长，对于决心反蒋的李济深来说，无疑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他联络余汉谋、薛岳等对蒋介石不满的地方军人，试图筹划西南联防政府，以瓦解南京国民政府，并取而代之。
李济深从事反对国民党中央的活动，引起蒋介石的高度警觉。1944年7月16日，蒋催其速到重庆，但李却于7月21日电复蒋表示，因协助绅耆发动捐输慰劳，故暂时留桂。据其副官肖韬章忆述，李告其绝不赴渝，若桂林告急，行李可运回苍梧。值得注意的是，李做出此决定与中共的统战工作密不可分。桂林形势趋紧后，南方局对李济深之处境和动向高度关注。1944年7月4日，周恩来得知蒋介石已布置特务拟将李诱骗至重庆的消息后，急电中共广东省临时委员会书记林平：“望速告李绝不要来渝，并防备暗杀。梧州沦陷后，周恩来指示胡希明尽快动员李济深回苍梧组织武装，配合中共游击队共同抗日。胡希明与李济深促膝长谈，他特别引用周恩来的话称，八路军、第四军在北伐有过光荣历史，中共现在正领导八路军、新四军坚持抗日，“希望你不要忘记这段光荣的历史”。李听后颇为激动，决定接受中共提议。大约同时，李还命彭泽湘携带他写给毛泽东的密函前往延安，希望在游击战方面获得中共的帮助。孰料彭抵渝后，却接令折返梧州接李济深赴渝，延安之行只能作罢。
需要指出的是，在李济深准备回乡前后，中共已明晰其意图联合西南地方军人对抗蒋介石的内情。1944年6月，林伯渠收到消息称西南反蒋势力“在双十节将有一个大发动”，于是力劝他们“要在法令中抓住有利于实行地方自治的东西，放手去做”。7月8日，董必武致电周恩来表明同样态度，希望“他们（李济深）开始不要做得太突出，仍以抗战口号斗争，不要正面攻击蒋”。中共在支持李济深敌后抗战的同时，不希望他做得“过火”，自有其现实考量。1944年5月，日军打通平汉路后，集结重兵南下，国民党军队丧师失地，湖南、广东、广西等省部分地区相继沦陷。中共中央审时度势，确定了巩固华北华中、发展华南的战略决策，并派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主力南下，在湘粤边建立抗日根据地。在此背景下，联合李济深发展华南的民主力量，成为中共的主要目标。不过，鉴于国民政府的实力仍远大于反蒋势力，军事反蒋时机并不成熟，故中共主张李济深应坚持自治自卫，以待时机。
1944年9月，日军沿西江西进，国民党军仓惶撤至粤桂边境。10月26日，中共中央研判“如桂柳不守，粤桂湘边国民党亦难屯大兵。如此种估计不变，我广东游击战争应以向西发展为目前主要方向”，指示林平如有可靠社会关系，可经李章达、彭泽民去联络李济深、蔡廷锴等人。为贯彻中央指示，争取与李济深在粤桂边的抗日活动建立联系，1944年11月，广东省临委和东江军政委员会决定将中区纵队挺进粤中的部队改称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计划以四邑（指开平、恩平、台山、新会）为基地，逐步向西江、南路推进，但也强调“暂时分散发展，多建据点，不急求打通”。可见此时中共广东党组织对向西江、南路发展持审慎态度。11月14日，中共中央复电林平，再次强调“你们今后主要发展方向是广西与南路”。中共中央的上述指示，使华南游击战争有了更为明确的发展方向，同时也表明中共中央开始把在粤桂湘边建立根据地的设想与广东党组织的军事斗争方向作通盘考虑。在此背景下，联合李济深发展西南抗日民主力量，成为广东党组织的一项重要任务。
三、 抗战末期中共对李济深敌后抗战的支持及转变
1944年底至抗战胜利结束，是中共与李济深合作最为亲密的阶段。1944年11月桂林失守后，李济深返回大坡山，谋划以此作为敌后抗战的大本营。在中共中央指示下，广东党组织、东江纵队频频联络李济深。11月4日，周恩来电告林平，李济深意图在西南搞独立运动，我党应支持并同其联系。11月9日，林平复电表示，已派专人联络李济深，并计划在西南敌后建立以李为首的半独立性的抗日政权，然此次东江纵队并未与李取得联系。12月，中央再次指示东江纵队派人联络李济深，促其提高警惕，防止被蒋介石暗杀，李嘉人受命前往。广东党组织之所以选择李嘉人，正是看重其在桂东丰富的斗争经验。1940年因台山县委遭到国民党破坏，时任台山中心支部书记的李嘉人被迫撤至桂林，在桂林、贺州等地从事抗日活动。值得注意的是，李嘉人此行还肩负着与李济深商谈军事合作的使命。1944年12月13日，周恩来向林平作出指示，若李济深有诚意，“可按其需要派干部帮助发展游击战争，但必须遵守统战原则，促其进步，否则不必强求”。可见中共虽对与李济深合作抱有期待，但亦相当审慎，强调统战工作应坚持以我为主。
为支持李济深，1945年初，中共南路特委在吴川策动原十九路军将领、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中将参议的张炎起义；中共西江临时工委发动广宁、四会起义。抗战爆发后，张炎相继担任第十一区游击司令、第七区行政督察专员，其间他与中共南路党组织展开紧密合作。1940年5月，他因释放两名被捕的中共党员，在广东省政府主席李汉魂施压下，被迫去职赴港。1944年8月，衡阳沦陷后，李济深与张发奎密约以两广为基地实行反蒋抗日，嘱咐张炎返回南路组织抗日武装。中共南路特委获悉后，派党员黄景文、陈信材等人与张联系，支持其扩大武装力量，使其部由20多人扩充至400多人。与此同时，8月上旬，盘踞雷州半岛的日军独立混成第二十三旅团大举向廉江、吴川进攻，为贯彻南方局大力发展武装力量的指示，南路特委决定发动各地武装起义。1945年1月14日，张炎率部在吴川起义，遭到国民党军第一五八师及地方保安团的镇压，因寡不敌众而失败。2月，鉴于日军已打通粤汉路，广东省临委决定派珠江纵队一部挺进西江之北与北江以西地区。为迎接珠江纵队西进，2月16日，中共西江临时工委决定组织发动广宁、四会武装起义，成立西江人民抗日义勇队。
3月，在中共郁南县党组织的帮助下，李嘉人在罗定与李济深会晤。李嘉人向李济深传达了中共在粤桂湘边建立根据地的计划。李济深直言，与中共合作是其一贯主张，“但因过去各方面的人，对中共不甚了解，故须作进一步商酌，订立若干规约，以供双方遵守”，希望中共部队不要进占他在三罗的地盘。李济深既希望借助中共力量，又对中共不无担心的微妙心理，于此显露无疑。这一方面由于李济深对张炎之死“且为抱屈”，向李嘉人抱怨“中共方面的人过于冲动，促张炎迅速发作”；另一方面也表明，其人际网络、社会资源、内部结构均难以摆脱国民党的印记，如谭启秀“完全保持旧军队作风”，还一度“出兵新兴区攻我队”。衡诸史实，李济深所言多有不确，其真意或希望中共能迅速整理南路部队，配合其在新会、鹤山等地的游击队，消灭国民党军第一五八师，还要求东江纵队支援若干团。不过，在敌顽环伺之下，要中共抽调若干团来桂并不现实，因此经双方磋商后，李嘉人同意由东江纵队代为训练军事干部，同时调东江纵队若干团级干部到李济深处，兵源则通过动员地方群众解决。可见，经此会谈双方合作已进展到军事层面。
在广东党组织开展对李济深统战工作的同时，南方局也在通过其他渠道与李接洽。1945年1月，主持南方局工作的董必武密派在李济深身边工作的中共党员狄超白由渝返回大坡山，称“李如能自成一局面，我们可以支持他，李不能成局面就要他等待”。3月，根据南方局指示，原桂林文化界抗敌工作队队长陈残云率黄宁婴、朱治平等10余人从贵州辗转到大坡山。在狄的建议下，他们成立政工队，由陈残云任队长，开展对李济深所部的政治工作。其时，李济深虽对外宣称有两三千人的部队，但由其直接掌控的仅有警卫队的两三百人。该警卫队由原阳江县国民党税警团一个营改编而来，官兵思想复杂，纪律松弛，改造不易。政工队不但以向士兵作报告、写标语及出壁报等形式开展政治宣传工作，还通过各种途径解决警卫队补给困难的问题。
广东党组织在开展对李济深的统战工作过程中，也要求地方党组织给予其有力支持。李嘉人在与李济深晤谈后专程到郁南传达广东省临委指示，强调李济深是坚持抗战的一股重要力量，三罗党组织要积极支持其抗日活动。就三罗党组织而言，此时已具备支持和策应李济深的基础。1944年9月，日军进犯西江地区后，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成立三罗民众武力指挥部，下设郁南县民众武力指挥部（以下简称“南武”），由李振业任指挥官。11月，考虑到统战对象李振业等倾向革命，中共西江临时工委相继派李镇靖、周钊担任南武参谋长、政训主任及金库主任，使南武成为一支完全由中共直接领导和指挥的抗日武装。此后南武全力支持李济深的抗日活动。因李济深的警卫队经常遭到广平地主民团的袭击，南武将一支部队放在苍梧与郁南两县之间，从侧翼保护其安全，减轻其压力。对于李济深及警卫队遇到的经济困难，南武亦慨然相助。
1945年5月，李济深主动派狄超白联络由董必武直接指挥的桂东盐务处处长何世庸，7月又派陈残云前往东江纵队，商讨敌后抗战配合问题。鉴于李济深的积极态度，广东党组织认为应继续与其合作。6月，广东省临委派杨基会晤李济深，向他传达中共七大精神及《论联合政府》内容，双方还商定电台联络密码。7月31日，广东区党委书记林平致电周恩来，表示准备派李嘉人担任驻李济深处代表，资助100万元，并提议在李济深处召开华南各民主党派会议。可见广东区党委希望通过与李济深的配合，以响应中共中央提出的筹建联合政府的号召。然而，进入7月，日本败局已定，国共两党围绕建立联合政府问题展开的谈判破裂，内战不可避免。8月4日，中共中央指示李先念等：“你们必须在日本失败前准备一切，对付必然要来的内战局面。” 8月5日，周恩来致电狄超白，指出日军抽兵北调后地方势力尚有较短时间可谋发展，如不扩大武装，实行自治自卫，“根据地亦无从建立，又如何能抵抗蒋美合作压迫？”他让狄转告李济深、蔡廷锴等人：“有地方武装即有地方政权，只要抗日民主实力自大，自会有人承认。”中共中央也向广东区党委做出指示称，“我党在两广开展上层统战工作，主要依靠于我们自己武装力量和群众工作的发展及根据地的巩固与扩大，这才能吸引地方上反蒋的上层分子愿意接近我们”；“目前宜于分头合作，发动群众，建立基础，不宜做过早无基础的联合，徒惹敌、蒋双方注意，既会增加扫荡和压迫，又会使这些上层分子一压即垮”。
这是中共因应情势变化做出的调整，可见统一战线具有明显的战略性以及随局势而动的灵活性。8月20日，广东区党委电复中央，决定不派代表往李济深处，将我党意见交陈残云带返。陈晚年追忆，他从李嘉人处得知周恩来给他发来一封电报，称中央有意成立由李济深任司令的华南民主联军，以东江纵队与珠江纵队为他的主力部队进攻广州。不过，抗战胜利后，鉴于在粤桂湘边建立根据地的条件已经丧失，中共中央做出放弃华南，向北发展的决策。李济深得知中共部队到达粤北又北撤的消息后，虽然有些失望并病了一场，但也对中共的战略决策予以理解。1945年10月，在得知国民党军回师西江的消息后，为保存中共的武装力量，他建议南武分散隐蔽，并表示要组织新的政治团体继续从事民主运动，以逼迫蒋介石转到谈判桌上。可见，抗战时期中共对李济深锲而不舍的联络与争取，带给他很大触动。抗战胜利前，李济深亦直言不要对国民党抱有幻想，赞誉中共武装做到了真正抗日，足见他对中共的高度认可。对广东党组织而言，中共中央将广东军事斗争方向与发展华南的战略决策及对李济深的统战工作通盘考虑，使得中共在广东的军事力量到抗战末期由东江一隅扩展至粤北、西江、南路，打开了中共广东发展的新局面。亲历这一过程的罗范群就指出，“如果不是日本投降这么快，我们是完全有可能连通南路，进而与桂东南人民抗日武装起义斗争，和李济深先生领导的民主势力联接起来”，在粤桂边实现创建根据地的计划。
结语
1927—1945年，李济深对中共的态度经历了“防共→联共→亲共”的转变过程。这个转变过程既是李济深的自我选择，亦是南方局及广东党组织在中共中央指示下开展统战工作的成效，可以此管窥抗战时期中共对民主党派开展统战工作的若干经验。
第一，通过多条线对统战对象及其身边的人施加影响。一方面，周恩来、叶剑英等中共中央高层先后亲自出面与李济深晤谈做其工作。另一方面，中共中央还指示各级党组织要动员和说服有统战能力的党员和知识分子，“使他们有计划有步骤地去影响和接近国民党嫡系非嫡系以及非国民党的各个重要党政军领导人”。南方局先后派遣秘密党员或有历史渊源的民主人士到李济深身边工作，通过他们对李施加影响。
第二，团结与斗争两手并举。吸取大革命的失败教训，中共在抗战之初就强调统一战线要坚持以我为主，不能一味妥协顺从统战对象的要求。中共一方面为李济深设身处地着想，关心其安危，在危难时，中共从军事、经济等方面给予他实实在在的支持，以巩固双方关系；另一方面注重掌控统战工作的自主权，从而使统一战线沿着中共既定的目标行进。
第三，中共中央和地方党组织齐心协力，默契配合。日军发动“一号作战”后，中共中央对形势的分析和研判十分精准，指示广东党组织应将军事斗争方向和对李济深的统战工作结合起来。此后，双方保持了密切的电报往来。至抗战胜利之际广东党组织欲扩大华南民主力量的声势时，中共中央的指示明确而及时，强调“尤其我华南根据地尚未大块巩固以前，党派会议或其他形式的联合会议均无召开条件”。这样的安排，体现了中共中央的审慎和战略眼光。可见广东党组织与中共中央之间密切、积极的互动关系，对于统战工作顺利开展至为重要。
抗战胜利后，对于蒋介石坚持独裁内战政策，李济深抨击其乃中国祸根，直言唯有和平民主才是国家正途。在此背景下，李济深与中共之间的沟通渠道更加多元，政治立场也渐趋接近。重庆谈判期间，周恩来就曾多次与李济深密谈如何利用统一战线策动国民党将领起义问题。1947年2月李济深秘密赴港后，周恩来指示杨德华负责与李济深的联络工作。1948年1月，李济深在香港筹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其成立宣言痛斥蒋介石反对民主、破坏和平、出卖国家，宣布要联合各民主党派推翻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中共“五一口号”发布后，李济深积极响应，中共中央香港分局遵照中共中央指示通过“双周座谈会”的方式，加紧与民革在组织与人事方面的联系，围绕新政协召开等事宜展开磋商。1949年1月，随着三大战役的胜利结束，中国人民解放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横扫国民党军残余势力。1月22日，已奔赴解放区的李济深联合沈钧儒等55人共同签署联合宣言《我们对时局的意见》，声明：“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至此，李济深彻底完成“革命化”过程，追随新民主主义革命之路，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作者：王英俊，南方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23年第4期，注释从略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4-02-08 14:2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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